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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会说，可以引进外资，进口替代然后出口替代。

这当然很好。

但是，外资从来都是有代价的，任何外资在资本稀缺程度为零的发展中国家都会在引进的转瞬之间变成外债负担；

如果像中国这样资源短缺，或者初级产品不足，就几乎不可能形成所谓“替代”。

因此，在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上的债务国主要是希望进入工业化而引进外资的发展中国家，即以负债的方式进入工业化。

　　其中有些后发国家进入工业化了，现象上看是用自己的工业品出口就形成了贸易盈余，由此就可以还债。

成功地进入了工业化的国家不多，比如“金砖四国”中的中国、印度、巴西。

人们提到“金砖四国”的时候，其实主要还是说中国、印度、巴西这三个正在进入工业化的国家，虽然四国还得包括俄罗斯。

不过俄罗斯早在帝俄时期就已经工业化了，只是后来经历了两次灾难而已。

这些后发国家基本上还能够有效地应对外债的还本付息，因此被叫做Goodstudent（好学生）。

在西方看来，这些国家可被纳入国际主流。

　　但是现在世界上的国家总数190多个，大部分是第二次大战之后新独立的，大都没有能够进入工业化，为了工业化而引进的外资所形成的债务就转化成沉重的债务负担，并且不断地引发债务危机，使这些国家进入了债务陷阱，不能自拔。

这也是一种发展陷阱。

很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要靠出售原材料或者租让本国资源的方式来维持基本生存。

　　所以，第一个需要注意的历史性重大变化就是，中国在这一百年中主要遭遇的问题是资本极度稀缺，但在完成工业化后进入世纪之交的时候，中国已经告别了短缺，进入了过剩。

　　这不是我的一家之言，大家在网上可以搜到，1998年马洪和陆百甫这两位老一辈的政策领域中有影响的经济学家（马当时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在1998年的研究中就已经指出，中国的生产过剩已经出现了。

另外一位，中青年中的海归林毅夫，他在1999年提出的一个观点，更为直白一些地指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并由此而针对性地建议希望中国开展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的最早提出，就是1999年在中国经济论坛的一次内部座谈会上，由林毅夫教授提出来的。

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他的建议直到2001年12月才有机会面陈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之后新农村建设就随“三农”问题成为重中之重而逐渐引起重视，终于在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上，被这一代新的领导集体确定为“十一五”八项重大战略之首。

所以林毅夫对于国家新农村建设实现统筹协调、平衡发展是有贡献的。

　　因为我不是主流经济学家，所以我的表达更为直白。

中国现在面临的主要是三大过剩--因产业过剩而必致金融过剩，因产业和金融过剩而必致商业过剩。

由此，可以归纳为三大资本过剩。

产业、金融和资本过剩的逻辑关系是，当产业过剩的时候，银行家不会向过剩的产业投资，政府却不断地制造货币，货币总量在不断地增加，但又不能再将货币直接投向过剩的产业领域，只能由中央人民银行给各个商业银行，于是出现金融资本的流动性过剩。

两年前银行的资产总规模已不止七十万亿，现在应该已经在90万亿左右，甚至更多，因为近年来大量外资流入，需要中国人民银行增发货币来进行对冲，估计现在应该约有百万亿的金融资产。

但因为产业过剩，很大部分金融资产无法使用出去，于是导致严重的银行存差现象，即存款大于贷款。

比如你向银行存一百元，银行只能用出去五十元，剩下五十元还得向你支付利息，所以现在不是钱少，是钱多了，淤积在银行了，即喜剧演员戏称的“不差钱”。

世界上任何国家只要金融过剩，资金通常都会和房地产结合。

金融资本跟地产资本之间的结合机会几乎是天衣无缝的，互相依赖。

大量的过剩金融资本有意无意地推高地产价格，这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并非本国独创。

产业只要过剩，金融往产业投就意味着砸钱收不回来，金融就不投，不投又不断增发货币于是产生金融过剩，当然会接着出现商业过剩。

世界商业巨头沃尔玛，年平均利润率也只有1%，甚至不到。

大量的商业领域的竞争，都不是因为投资环境恶化，而是由于商业布局过剩，商店太多，因此实力弱的只好靠假冒伪劣，才能有点薄利。

如果规规矩矩经商，老老少少纳税，一般情况下都意味着亏损。

　　所以，产业、金融、商业这三大资本过剩，试图在完全过剩条件下构建信用社会，形成稳定信用关系的努力，不是不值得肯定，而是环境不好。

因此，这种主观愿望很好的努力往往带来较高的制度成本和因这种努力不奏效而带来的较高的治理成本。

　　总体来看，资本过剩条件下，无论主观如何，制度成本过高是必然的规律。

　　也就是说，当学校的老师们还在讲着如何构建制度、如何形成信用，如何建立契约关系，如何自由契约万岁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已经是阿娇在唱着昨天的歌谣。

如果老是听这些歌谣，就会让我脸上淌着泪，刺伤了我的心。

不能再听过去的歌谣，因为我们已经过了那个时代。

今天当出现严重过剩的时候，再用过去的歌谣说不清楚今天是什么日子。

当然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最后回到保守去了，我们可以理解教科书是没法改的，但是如果想和当代的问题结合起来讨论，就至少应该知道时代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即我们已经在世纪之交告别了短缺，当代这十年，称为迎来了过剩的十年。

　　接着，派生出来的问题是，在短缺时代，无论何种体制，何种意识形态，何种政府，谁当领袖，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当资本极度稀缺时，政府第一任务肯定是资本积累，因此就必然是亲资本（pro-capital）的政策体系。

国内思想界简单地搬用某个欧洲国家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偶发性地形成的左派和右派的这种观点，不太明智。

有人一言以蔽之地认为过去都是极左的错误，更是有点荒唐愚昧。

在资本极度短缺的年代，客观上不会有形成所谓左的错误的条件，即使有错误，也只可能是极右的错误。

因为，这时无论以任何名义建立的政府，其政策体系都一定是亲资本导向的。

只有当资本不再短缺，当资本进入过剩，这时候的政策体系也必然是不论何党何派，何种政治体制，何种意识形态，谁为政府领袖，都会相应地调整到或多或少的民生导向，或者说，亲贫困（pro-poor）政策基本上具备执行条件了。

　　请考虑我提出的这个客观规律：

亲贫困和亲资本这两大本质对立的政策体系，都是在客观外部环境发生根本性条件改变的时候才有可能内生性地发生改变。

亦即，条件不具备的时候，政治家说与做就不可能是一回事。

　　总之，后发国家带有共性的问题是处在资本极度稀缺的条件下，为了解决资本极度稀缺所带来的压力，某些做法或相应的政策一定会是比较激进的。

于是乎，似乎不好用左右翼这种两分法，也不好用源于西方的那些约定俗成的概念。

　　因此，我只好用了一个听起来似是而非的概念，叫“告别激进”。

可为什么说“告别百年激进”呢？

　　其实清末无论是中兴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还是后来被当成保守派的慈禧太后，都想搞工业化。

如果说，曾、左、李这些中兴重臣只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即今天所说的对国外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等，那么包括老佛爷在内的统治者在那个年代则是已经开展“师夷长制以制夷”，也就是制度引进。

所以，在戊戌维新之后，中国已经在教育、邮政乃至政府体制上开始试图一步步地采行西制。

大量派留学生出国，也是1890年以后的现象。

　　只不过，那个变革时代仍然有很多问题属于内生性的传统矛盾。

比如，四川的保路运动今天被意识形态化以后变成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正确的话语，很少有人敢于怀疑。

但它称之为事件的背后，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和今天的有些社会矛盾差不多，就是官绅勾结或官商勾结，把国家用来筑路投资的路款先都用来内部“跑冒滴漏”了。

政府无奈，就提出将修路工程转包给洋人。

这至少是很少被关注的负面背景之一。

正面的背景也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等因素，但出于构建革命意识形态的需要而把负面的掩盖掉了。

　　明年就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了。

大家常说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摧毁了反动的、封建的、腐朽的封建王朝。

可很少有人问问：

清王朝难道是西方经典理论意义的封建制吗？

稍微研究点世界史就应该知道，中国算是世界诸国之中最早告别封建制的国家。

如果说中国自秦完成统一就进入权利相对集中的政治国家历史，不再是典型的西方那种诸侯名义上认同国王的封建制度，那么中国告别封建制已两千五百年有余。

所以，武昌起义的历史属性，还有很多相关的故事，至今还没有被写入正式的教科书，但在网上早有流传。

　　当我们不再一定要用这些年苦心建立的意识形态来思考历史的时候，会有很多供我们重新讨论的角度帮助人们开拓思路。

　　这绝对不是说构建革命的意识形态的历史是错的，这个工作非常非常重要，也曾经是高度有效的。

它的有效性就在于，国家在资本为零的条件下，想要动员劳动力，成规模的、而不是个体的，投入于大型基本建设来替代资本的时候。

经典理论讲的是K和L的关系，K是资本，L是劳动。

那我们那个年代所做的无外乎就是成功地以L替代了K，在资本稀缺为零的条件下，用劳动力的成规模投入来替代资本，就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进入了工业化，这就是中国发展的所谓秘密。

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动员劳动力，不可能告诉大众说我是资本你是劳动力，你的剩余被我占有，你给我干活去……因而，恰恰是革命意识形态，有效地动员了普通大众，成规模地近乎无偿地投入劳动，替代稀缺资本。

　　请注意，这里可以提出的一个比较：

历史上，能够以成规模的劳动来替代包括资本在内的其他要素，而形成国家层次的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只有两种时期：

一是西方历史上两次发生过的大规模奴隶制时代，二就是中国人以集体化组织作为制度基础的革命时代。

二者性质不同，在于西方奴隶制时代人们投入劳动是被强迫的，而中国的革命时代劳动者的奉献基本上是自觉的。

因为二者性质不同，中国才有像雷锋、王进喜等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这就是革命时代的意识形态的作用。

事实上，在这个体系影响之下，形成了以不计代价的劳动投入来完成国家建设的广大劳动者。

他们确实不是奴隶，而是英雄。

　　诚然，在国家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这个革命意识形态体系用于劳动群众动员非常有效，我们当工农兵的时候，也是被革命意识形态所彻底动员的，促使我们把全部劳动剩余贡献给了国家。

后人对此应该给予足够尊重，不仅因为它曾经有效地动员了两代人，而且这是中国能够短期并且低成本地形成了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的内在原因之一。

　　因此，继续把那个年代作为中国人的英雄时代，总比依据西方说法回归为奴隶时代要好得多！

中国人至少还得承认那时候人们的劳动是有巨大价值的，人们的贡献对于被侵略者欺侮百年的民族国家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而如果过于激进和极端地将这些奉献解读为奴隶劳动，绝不是对中国历史的客观表述。

　　中国发展的实践过程本身是个客观经验过程，可以被多种方式加以表达，特别是社会科学，其本身就是构建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至于怎么去表达，取决于各种学者群体的政治目的或者各种政治家们从属的利益集团内生的价值观。

　　对此不再多说，也许会引起很多的批评，现在的主流似乎不是我这种说法。

希望大家理解，我们之所以要充分肯定革命意识形态的国民动员作用，尤其是它在资本极度稀缺时代完成原始积累的作用；

主要因为，这对于当代任何尚有理性思考能力并且认同民族国家竞争力的不同利益集团，都有正外部性。

　　从清末被西方列强侵略开始，中国就从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和白银储备第一大国，很快地演变为白银外流、资本极度稀缺国家，因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连续的战败和赔款，使得中国上层建筑连同军队都“被鸦片化”，国家不再有维持财政基本开支的能力，更遑论追加投资去进入工业化。

何况，民间经济已经竭泽而渔了。

于是，中国早期进入工业化的时候虽然也是想“坚船利炮，富国强兵”，但早期的工业化毫无疑问是组装形式的军事工业--不具有设备制造的能力，只能进口部件来组装……

　　一百多年前早期的洋务运动是中国进入工业化的第一步，那既不是民办，也不是一般的商品生产，恰恰就是军事工业；

这对于后世统治集团，它还带来了极为严重的路劲依赖的作用。

此后历代，无论是清、民国，共产党领导人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一再强调要有军重工业。

邓小平1980年接掌政权之后说过：

如果我有8000万吨钢，就什么都不怕了。

现在我们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数亿吨的钢产量了，忧患依然。

　　我们教科书把晚清的工业化说成是从官办到民办，其实自从帝国主义开始瓜分中国以来，即1840年以后，中国就不再有完整意义的中央政府。

到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李鸿章在东南坐镇，那次叫“通电八省，拒不勤王”，表明中央早就已经与地方分裂了。

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当时已经把中国瓜分了，那时候，包括大家所熟知的北洋水师，淮军湘军，都属于以中央政权为名的地方军事势力。

而湘淮两大派系互相斗争，演化为后来淮系的李鸿章的海防论和湘系左宗棠的陆防论之争。

据此洋务运动的实际内容，也是各地督府在搞本地的军事工业，以壮大本地的军事实力。

　　自太平天国战争爆发以后，清军的八旗主力作为国军已经完全没法作战，相当于国军的八旗已经完了，相当于地方部队的绿营也完了。

代之而崛起的是乡村民兵、地方团练，湘军本是湘团民兵，后来打下了江浙，占领了富庶的地方，进一步发展则是本属派生之淮系北上，扩展到山东和河北；

同期，则是湘系西进，整个中国当时已经四分五裂了。

那个时候，在各个重要城市发展工业的，主要是各种地方势力。

　　后来的故事就多了，比如说慈禧老佛爷把海军军费造园了，最后海军就剩下颐和园里那条石头船……这些线索，文学家可以大量编故事。

真正研究历史事件之间的规律，可不敢这样说。

提出一个问题：

当时淮系要军费去加强的其军队，但那是风雨飘摇的满族贵胄能够依赖的中央军吗？

很多事件，今天我们重新来看，都不是今天社会上流传的故事。

　　深入研究可知，其实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工业，客观上恰是压垮满清这个病入膏肓的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直接表现就是1900年，尽管各地都有军事工业，都有军队，但是拒不勤王；

中央政府只好借助没有任何军事装备的义和团……

　　从那时候起，清王朝就已经名存实亡了。

　　后来，1911年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有的材料说是武昌新军要清除会党势力，这本身无可厚非，因为当时各种各样的会党在军中多有活动。

　　早期只有九龙一个口岸通商的时候，中国大量的失地农民为主体组成了所谓的帮会，漕帮、盐帮等等。

今天中国有两亿多过剩劳动力流动打工，当时大约两千万，失地农民背井离乡在外面当脚夫和苦力，这些人离开传统社区制度保护，就只能加入帮会，当时的帮会势力很大。

到1840-1870年西方列强通过多次战争迫使中国开放30多个口岸都通商时，轮船直接沿江上溯至重庆，各地就不需要有那么多人专门当脚夫了，于是这帮无地农民中很多人失业了，就演变成帮会势力扩大和会党“作乱”。

虽然，这在后来已经被解释成中国革命的一部分了；

但总之，这个过程很复杂。

　　伴随相当多筹组新军的地方势力演变为地方军阀，大量招兵买马容纳了因多口通商而失业的各种会党势力参军，会党成员进入新军之后大量发展会党，使得建立了新式军队却难以控制，于是军队领导人下令要清除会党。

这可麻烦了，正好在武汉新军中的一支会党力量，其头领据说是个排长吧，因为有人告密了，第二天恐怕就要抓起来了，所以这帮人说反正也是死，1911年10月10日那天晚上就反了。

造反的时候，确实还没有谁在领导起义。

但是，因为当时的革命宣传非常广泛，会党一反，大家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风传是革命党起事，于是所有官员都跑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看，满城没有官了。

造反士兵大家说怎么办，咱几个能领导吗？

不行就得抓个当官的来当头，于是到处搜，就搜出了相当于旅长的步兵协统黎元洪，再后来，他就成了中华民国代总统。

　　故事是故事，听听就完了，即使写入教科书也需要专业人士认真考证才知道是否真的。

百年间很多故事就这样不断延续下来，其中很多事情值得我们再深入思考。

　　那个年代，各种各样的地方势力崛起，使得客观上已经解体的清王朝最终出现了分崩离析局面。

接着，各个地方军阀拥兵自重，即所谓风云四起，军阀割据成为大趋势，乃至到毛泽东发动革命上井冈山的时候，自己也叫“红色割据”。

　　事实上，地方割据成了大一统王朝之后必然重复性发生的历史现象，难道以前的历朝历代当中央王权衰落的时候不是帮会四起、割据盛行吗？

　　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也是比较混乱的，叫什么国，什么主义，什么制度，用什么新词，其实就是北京城沙滩的红楼里那些穿长衫的先生们试图给出解释而照搬来的概念。

今天，我们都理解，他们做了伟大的思想建设工作。

我们也都应该充分尊重和全面继承前人的所创造的精神财富；

但，也得认识到他们有相当的局限性。

因为中国人实在是被迫着才发出最后的吼声，那个军阀混战局面之下，无论什么手段，谁能有效地形成再度大一统，对历史都是有贡献的。

这就是先蒋后毛，两位对中华民族重新构建大一统的政治国家作了历史贡献的人物，先是蒋介石，没成功，后是毛泽东，成功了；

他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领袖。

这跟历朝历代的开国之君有很大的相似性。

当然，如果根据主流意识形态，则性质不同。

这另外再说，在我这课上，只有告别百年激进，才能梳理真实的历史经验。

　　接着得讨论蒋为什么失败。

　　大家都以为他倒行逆施，反动派等等，当然这是“话语正确”。

包括我自己从小就是在这套话语灌输下长大的。

但是，还有其他的话，古话叫“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所以暂且听我一家之言，说错了各位怎么批判都行。

　　自20年代，蒋就基本上完成了名义上的国家大一统，当然也是以孙中山的名义，以国民革命的名义。

因此，蒋介石在1947年以前一直是党总裁而非国家元首，他很小心，总理这个名义已经是孙中山了，他不能叫；

总统还没经过选举当然也不能叫，只能叫总裁。

他是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裁，也是先有军，后有党，再有国，或者说先有军权，后有党权，再有政权。

这都属于清末以后政治进程中的一个路径依赖的制度演变过程。

由于他的军事力量是全国最大的，各地地方军阀为了避免正面冲突，降低与中央的交易成本，而认同属于国民革命军序列了，但各征自己的税，发自己的饷，各穿自己的军装，备自己的军械。

所以就有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双枪兵，一手步枪，一手大烟枪等等。

主要是靠各个不同的地方军阀自己实行地方治理，这是当时的一个普遍现象。

虽然矛盾重重，但总之这个国家在趋向于完成大一统之后的国家正常化进程。

　　20年代到30年代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叫民国黄金经建十年，大局甫定，重归一统，民间经济自然恢复，于是出现了当时中国构建工业经济基础的十年。

国家军事上一统，接着经济上出现高速增长，似乎对民国的建设有百利而无一害。

无论1921年共产党组建之后怎么发动革命和暴动，恰恰是在这个年代逐渐式微，剩下的是星星之火。

民国经济发展了，客观上造成了革命的条件弱化了。

　　那，为什么三十年的中后期反而又起来了呢？

因为一个众所周知的重大国际性事件--1929-1933年西方资本主义大危机席卷欧美。

　　危机期间带来的一个现象是通货膨胀，伴生贵金属价格上涨。

这与今天滥发美元造成的通货膨胀，黄金价格飞涨一样。

贵金属价格上涨当然包括白银价格上涨，那么白银价格上涨为什么对我们有影响呢？

因为中国一直到那个年代还是白银本位的币制，街面上流行的是袁大头，孙大头，就是银元，官府和富商还都是用白银作为主要的财富储藏方式。

一个银本位的国家突然遭遇世界范围内的银价大幅度上涨，而原来美国作为中国的主要宗主国之一，曾经跟民国政府签有白银协议。

因为中国不产白银，要大量地从美洲向中国输入白银，中国才能不断使用白银作为货币。

但是，因银价上涨，美国单方面取消了白银协定，并且从1934年开始大量提高美国的白银收购价格，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发生了白银危机，即资本短缺危机。

同时，因为那时已经发生了1931年和1935年两大日本侵华事件，日本帝国主义政府为了控制中国，就要摧毁民国的经济基础，也从中国大量收购白银。

于是，美国和日本抬高价格在中国大量采购白银，就导致中国出现了短期爆发的白银危机，迫使在1936年民国政府宣布取消银本位制，改为发行纸币。

一发行纸币立刻就贬值，因为金银储备不够，大量外流，没有发行纸币的基础，因此这个国家从此进入了以通货膨胀为主的长期经济危机。

　　接着就是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日本借着中国发生经济危机的机会大规模侵略中国。

于是，中国的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本是星星之火的革命得以迅速扩展。

这就是民国没有能够稳住这个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战之后，民国更是没有硬通货和贵金属储备，只有靠战后美国援助维持，但也只维持到1948年。

美援停止之际，立刻满街就都是滥发的纸币，有的地方滥发到以亿为票面单位的程度。

此时，民国的国家财政金融体系彻底崩溃了。

　　所以我说，民国先亡于财政金融、亡于经济崩溃，后亡于军事失败。

　　那是个战争年代，民国政府70%以上的财政都用于军事开支的，当他集中在城市里的财政金融和经济体系一崩溃，就没有支付军费的可能了，无论有多少军队都不能维持财政崩溃的政权，于是，就被虽然没有财政、但靠农村老百姓支持的解放军摧枯拉朽地扫荡了。

　　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我只是认为这些因素值得纳入考虑，利于开拓思路。

也许，政权更替的主要因素还是革命战争的迅猛推进，打下了新中国。

但即使这个判断成立也得知道农民革命战争中对最大社会群体农民的政治动员就是宣布耕者有其田。

　　有意思的是，这个中国革命战争从民国时期起就叫做土地革命战争。

孙中山发动了一次，被蒋介石搞歪了，共产党搞了两次，这三次都叫做土地革命战争。

土地战争的核心动员机制就叫做耕者有其田，但是耕者有其田却不是近代才有的说法。

　　大家可以去查证，中国人当代很多话语都是当代才有的，比如政治，群众，阶级，政党，所有这些耳熟能详拿来就能用的话语，中国古代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不是我们从中国人的经验中产生的词，当然是外来的；

但耕者有其田却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具有“政治正确”的理念。

对农民来说，它并非是现代意义的革命口号，而是一个几千年的传统动员口号。

农民要求的不外乎是安身立命的小有产者的地位。

　　于是，中国人通过三次土地革命战争，用了半个世纪的努力所构建的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