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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里面挂的也是“光明正大”,为什么皇帝也要这么写?
因为他也知道这个才见得了光。
所以,按照一套公开制定的准则来治理社会,总比由着“某个公民”的个人意志来治理国家要好很多。
统治者的个人意志,特别是不公开说出来的那些意志,常常离谱,或者干脆没谱,单由这些意志来治理,那整个国家就要乱套。
所以,法治首先就是要依照按公开程序制定的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不但公开写下来,而且要求执行。
就是说,“法律才是国王”,绝不能反过来“国王就是法律”。
法律至上,就是国王也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中国历史经过无数的曲折,终于决定要走依法治国的道路,这点来得可不容易。
法治的内容很多,比较基础的就是除非明确违背了依照常规立法程序公开制定的法律,否则任何人都不应受惩罚,或遭受人身或财产的损失。
没有这一条,怎么鼓励创新?
怎么鼓励创业?
出个成果,随随便便就可以被拿跑,随随便便就被某些人以任何一个理由侵犯,那谁还会努力工作?
谁还愿意创业、创新?
所以法治对创业、创新,至关紧要。
政府的其他激励政策,各种行政措施、补贴、奖励等,都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法治,要用一套公开制定、修订的东西,作为社会管理的最高准则,在这套准则面前,人人平等,概莫能外。
下面根据我自己做过的研究,提供几个案例,来说明为什么法治对于鼓励创业、创新至关重要。
第一个故事:
陈氏兄弟与IP电话
我们知道传统的电话技术两头接通讲话时,这条线就被占用了。
但是因特网兴起后,语音信息可以通过数字化处理变成数据包,在网上一个包一个包地传输,每条线上可以同时运行很多数据包。
这个技术大概从1995年开始应用,但开始时,网络回音很大,听不清楚。
后来据说一家以色列的公司解决了这个问题,IP电话就可以走向市场了。
中国的企业家很灵敏。
1997年年底,福州马尾区一家陈氏兄弟经营的民企开始用IP电话技术做生意,由于IP电话比当时传统的电信便宜很多,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福州居民多有海外侨民亲戚,需要通电话,但当时电信的国际长途话费很贵,大约每分钟28元至32元,而陈氏兄弟引入的IP电话,每分钟才元。
新商业模式非常成功,人们在陈氏兄弟的店门口排起了长队。
可这样一来,当地电信局就急了,说陈氏兄弟侵犯了国家的电信专营,要公安局以涉嫌“非法经营罪”扣押陈氏兄弟的设备,还起诉了他们。
马尾区区法院判电信局胜诉,陈氏兄弟上诉到福州中级法院,中院院长请来各方证人,弄清楚了IP电话不是传统电信技术,因此原来的电信专营范围并不能自动覆盖新的IP电话,于是裁定区法院的判据不当,发回重审。
这个故事说明了法治的重要。
首先有没有公布过的法律,其次是原定的限制范围是不是就自动覆盖新的技术领域,还有,就是有没有权威的第三方的公正审理。
这个案件事实上推进了IP电话在中国的运用。
我记得就是故事发生的当年,信产部推出IP电话,最早定价就是陈氏兄弟定下的每分钟元!
不过陈氏兄弟的生意还是因此案受到拖累。
我后来常常想,要是法治环境更完善,像他们这样的“快鱼”,作为“先出手者”,是不是早就可以发达起来了。
这个例子说明,与其喊口号鼓励创业、创新,不如有一个真正保护创业和创新的法治环境。
对于企业家来说,你不关心别的事情也许可以,但一定要关心法治建设,一定要有依法保护自己的意识和知识。
第二个故事:
怎样发展快递?
快递是新兴市场。
背景是商业活动频繁,特别是人们的时间开始变贵,就产生了新的需求,比如商业文书、样品的同城快递,甚至全国范围的快递。
那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起来的新市场。
民间出现了“小红帽”,另外还有包括联邦快递等五大国际物流公司也进入中国。
但是快递业务一起步,就面临一个新问题:
非邮政机构有权经营快递吗?
邮政部门认为不可以。
因为上世纪80年代的《邮政法》规定了送信业务由国家专营,但原来的法规到底是不是覆盖新的快递业务?
当时一位邮政系统的领导在电视台里说,牛跑快了还不是牛,还不应该仍然归牛倌——也就是邮政——管?
反对的意见认为,为保护公民的通信自由,一般信件由邮政专营,但现在快递的商业包裹并不在原先的信件范畴之内。
这也涉及原先定下的法律要不要审视新的情况修订,以及怎样修订的问题。
还要权威的第三方审理,不能由发生利害冲突的一方当事人自己解释法律,自己还组织执法。
这件事后来是逐步解决的,细节这里不讲了。
但是,如果回避当时的那场涉法冲突,今天如火如荼的网商根本就搞不起来。
要是全部包裹只准邮政局送,现在的电商还怎么促销?
!
当然改革也帮了邮政系统的忙,因为竞争大大促进了邮政系统服务的改善。
第三个故事:
铁本的钢铁梦
铁本是江苏常州市的一家民企,创业老总叫戴国芳,起家的时候靠回收废旧钢铁,后来承包炼钢厂,有了积累才搞起自己的钢铁公司。
XX年,钢铁产业开始又一波火热,铁本公司的门口,每天都有卡车排成长龙等候提货。
按当时估算,中国这股钢铁热起码还可延续五六年。
于是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戴国芳在长江边占地6000亩地,建了高炉和码头,扩大产能。
不料赶上XX年宏观调控,铁本因违规用地、上项目被点名,戴国芳等创办人悉数被抓。
那时我们正好在江苏做调查,特地去常州,去看守所访问戴国芳。
记得问到为什么大肆扩张产能,他的回答是:
人家带现金来要钢材,供不应求啊!
我公开写过文章评论此案。
铁本炼的是钢,又没种大烟,也没卖毒药,并没有在市场上损害他人。
至于宏观过热,那是货币环境使然,不可以在微观上叫一家民企去负责。
至于违规用地、上项目等等,有错改错,无须动铁腕办人。
何况当时舆论说的铁本偷漏税款多少亿,根本查实不下来。
最后关了人家5年,判刑也是5年,宣判完当场就放人。
戴国芳的钢铁梦当然破了,他那江边6000亩地的“新厂”,我也去看过,几座建了一半的高炉矗在那里好几年,完全荒废,连银行的几十亿贷款,也一并埋在里面了。
不管怎么说,总不是执行法治的一个标杆。
这些故事说明法治还真不仅仅是政治家的事情,也不仅仅是司法体系的事情,或者是只有舆论和学界才应该关心的事情,法治也是产业、实业和企业家的事情。
转型越深入,创新越频繁,受法治建设水平的影响就越深刻。
最近如腾讯的微信要不要被收费,阿里巴巴的金融服务究竟有多大的空间,不单单有技术问题、市场问题,还有法律问题、司法程序问题,其中最根本的,是我们的各类企业是不是在同一套公开制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因此,企业和企业家一定要关心法治,积极参与法治建设。
我的论点倒不是中国的法治只靠企业和企业家。
但企业和企业家确实在法治建设方面可以有所作为,也应该有所作为。
不论环境多么复杂,企业行为要守底线,要给自己划一道绝不触及的底线。
我自己很佩服王石的一点,就是他公开宣布不行贿,宁愿做不成那个生意,也绝不行贿。
当然,在现实中,王石定下的这条底线可能蛮高的。
完全不送点东西、搞点人情,做生意确实很难,但总要一步步让经商环境变得健康、干净起来。
一些朋友以为柳传志讲的在商言商,就是企业家只讲生意,只讲赚钱,别的一概不问。
我以为这样的理解太偏了。
“在商言商”,并不简单,因为健康的商业和企业行为,离不开法治。
企业也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家怎么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与权力机构和官员的关系,怎么处理与股东、员工和客户的关系,涉及很根本的行为准则。
特别是公司治理,如何发挥制度的作用,而不是仅靠老板个人的意志,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不可能设想,我们每个家庭、公司、机构都靠家长专制、老板专制在维持,而整个国家却成为一个“法治社会”!
古人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尊重他人权利、契约精神、法治准则,在一套公开的规则面前人人平等,这些都是法治国家的微观基础,要在实践中经常演练才能成为真正的行为准则。
推进法治建设要有分工。
抗战时,学生到南京向蒋委员长请愿呼吁抗日,十九路军在前线打死仗,当时的企业和企业家则多炼钢、多造枪炮——他们都参与了抗日,只是分工有所侧重。
企业家也是公民,身为公民也有权利和义务对社会各种事务发表意见,也可以用言论和意见来推进法治建设。
我的观点是,推进法治国家的建设,有许多事情可以做,也有多种方式可以让我们的企业家参与其中。
重要的是不要让这多种多样的努力互相抵消,而要互相鼓舞、互相支撑,汇集成共同推动法治建设的伟大力量。
教育公司创业与成长
面对资本、面对互联网转型、面对绩效改进,教育公司该“去哪儿”?
尤其是对创业型的教育机构,在创业与成长的过程中又该如何“去啊”?
和君咨询董事长王明夫在新东方举办的“互联网教育国际高峰论坛”上从资本市场的视角告诉互联网教育的从业者在教育大航海时代的创业该“去哪”?
如何“去啊”?
一、教育“产融互动”的发展与投资逻辑—Fla模型
创业者a/A:
在此过程中,作为教育机构的创业者或企业家,你不仅要知道你自己的产品和商业模式,但仅仅读懂你的产品、读懂你的产品、读懂你的用户是不够的,你一定要读懂基金是什么诉求,他们什么脾气,他会怎么样来忽悠你,他会怎么跟你博弈,所以你要读懂基金。
同时你也要读懂那些上市公司,你读懂它,因为你创业的时候能够从资本的视角更好的理解你所做的产品,模式,及理解目标用户,也许你现在做的一切在若干年以后就是为了卖给上市公司的。
所以你要根据他的战略选择,结合你的产品,你的目标客户、及模式,最后恰恰成为上市公司求之不得的东西,这时你可以高价卖给他,这样你的创业成功概率会高很多,所以这个模型告诉我们,创业公司,你不单要读懂你的产品、你的商业模式、你的行业、你的目标用户,同时你还要读懂基金,读懂上市公司。
这是在资本视角下的创业,这是这条线上的维度。
上市公司:
这张图告诉上市公司干嘛呢?
比如新东方,我年年见到老俞,我都建议他,新东方如果仅仅停留在产品经营型的内生性增长的平台,这样是不行的,一定要转型做生态化、平台化,按投资控股的模式,在教育行业完成整合,这就比如腾讯、XX在互联网领域的整合一样。
所以,在这里有很多上市公司老板,未来你的成长空间到今天这个年份,内涵式增长的空间,靠地面部队进攻的空间已经不大了,或者增长乏力了,所以你的下一轮增长方式一定是投资、并购、孵化,然后就是整合而大,这个过程中你一定要结合一支基金,与他结伴成长。
基金:
为什么要这样成立一支教育基金呢?
因为有很多的小a教育公司,它们的成活概率是不高的,比如今天在座的有上千位教育行业的创业者或企业家,但是,可能有99%的机构都是要死的,所以创业的成功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因此,上市公司要找到风险基金去做早期孵化,另外作为一个上市公司,投资一个项目有信息披露的义务,有各种监管要求,方方面面你都会受到制约,这个时候你联手你的战略伙伴基金,然后用风险基金去孵化一系列公司,从a长到大A的时候,公司再进入这个目标领域将会是里程碑式的事件。
所以建议已经上市的上市公司,走到今天这个年份,教育如果在互联网背景下已经出现“新教育”的话,那么现在就处在“新教育”的早期,在这个早期阶段,这意味着今天做教育,特征是做互联网教育的,面对的是一个黄金时代。
如果今天你进入互联网教育的话,你知道相当于你在干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吗?
就相当于类就似于15年前做门户新浪,或搜索领域的XX,或者社交领域的QQ,或者类似于10年前做淘宝、做京东、做支付宝。
换句话说15年后的互联网教育会像今天像阿里、XX、腾讯、京东一样的企业,这些企业很可能就会出自今天在座的互联网教育的年轻人当中,所以这是一个黄金年代,教育行业创业的黄金时代。
二、教育公司创业、成长与投资建议
1.互联网教育和大数据将彻底改写和颠覆传统教育,所以,凡是不基于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教育产品、模式和企业,都没有长远前途。
这是判断一个教育项目是否具备创业的价值、投资的价值或并购的价值的一条基本标准。
2.资本市场选择:
优选A股市场,不得已才去纽约和香港市场。
新三板挂牌,非常值得考虑。
如果你未来可以成为京东、XX这样的企业,或者教育行业第二个新东方、学大、学而思的话,那么你将面临上市的问题,在此,给大家提醒:
一定要优选A股市场。
当年新东方的IPO是我筹划的,新东方应该上市的时候必须去美国。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没有办法!
只能去纽约。
如果到现在,创业者还筹划你的资本结构还采取外资模式,准备纽约市场,就已经很out了。
从市值的角度看,你们想一下腾讯这家公司在香港上市,目前的市值是8000亿,相当于什么概念?
相当于宝钢+万科+中国联通市值的综合还不如腾讯,无疑这是一家巨无霸的公司,但是如果腾讯在A股上市,可能2万亿市值都打不住的,而两万亿市值意味着什么吗?
整个中国创业板目前也就2万亿左右的市值。
回到教育,如果新东方会A股市场,想想看会是什么市值?
怎么可能是在纽交所这个市值呢?
市值可不仅仅是股价问题,它关乎新东方未来产业的产业竞争,关乎新东方在经营和产品上能否取得制空式的影响。
所以现在的教育行业的创业者,建议你的基本结构和投资一定要优选A股市场,等你从小a长到大A的时候,A股市场的时机就来了。
当年新东方去美国上市之所以没有办法,是因为境内资本市场还没有开放,另外这些老板都不懂。
但是现在为何可以考虑选A股呢?
一个重要的理由,证监会现在在反复问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把腾讯,把阿里放到海外上市了?
当证监会自己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你们去A股的机遇成熟了。
此外,肯定还有很多小a公司上不了市,建议去新三板挂牌也是不错的选择。
在资本市场选择、资本结构怎么安排上,想听更详细的内容的话,那么你就来找和君咨询来做咨询,因为大部分的教育类上市公司是和君的客户。
3.教育机构早期需要一个“保姆”,后期需要一个伙伴
早期的小a机构,需要一个保姆,因为这个阶段很脆弱,后期需要一个战略合作伙伴。
这个“保姆”或战略合作伙伴能起什么作用呢?
首先辅导你怎么选择创业方向,怎么优化产品和模式、怎么读懂基金和上市公司,怎样引进天使和VC,怎样管理团队,怎样安排股权结构,安排股权激励,怎样实现你的营销突破,怎样建设你的品牌和企业文化,怎样筹划IPO,怎样实现被并购……
所有的问题都是常识,也是经营过程中最头痛的事情,但是在大部分的互联网教育机构目前确实不是很成熟,所以要么有个“保姆”,要么有个“合作伙伴”。
随着企业从小a到大A之后,再到IPO或者最后被并购。
那么这个“保姆”或者合作伙伴谁最合适呢?
和君咨询最合适,因为和君是管理咨询+资本运作+上市筹划+并购+投资,所以你要钱你来找和君,但是和君投你的可不仅仅是钱,而是上面所讲的整套思维逻辑。
国王、上帝和法治之间的权力游戏
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法治理念的产生与演变,说来也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在这一篇专栏文章中,我们将主要讨论在西方社会历史上法治理念的产生与演变。
限于篇幅,我们先在概念上追溯一下“法治”即“theRuleofLaw”从古希腊到英国光荣革命时期在西方社会中的产生与演变。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法治”作为现代政治制度的一种基本架构,是近代的事。
从西方社会历史上来看,尽管在古希腊城邦制中就有了今天我们所理解“宪政国家”和“法治国家”政治制度,但是,从1215年的《大宪章》开始萌生,到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确立,法治作为一种现代政治制度的一种基本构建才开始确立下来。
但是,从概念上来说,从英国宪法学家戴雪开始,作为“theRuleofLaw”的“法治”的理念才开始在全世界普遍开来的。
戴雪在《英宪精义》里边曾指出,“theRuleofLaw”这个词汇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英格兰,更早把它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甚至柏拉图那里。
“法治”作为一个概念,其发展形成可以追溯到许多古代文明,包括古希腊、古代中国。
当然,中国古代典籍中也有“法治”这个词,但是还不是西方的那作为“theRuleofLaw”的法治的概念。
但是,这些古代文明社会中的“法治”,都还不是后来西方社会中作为“theRuleofLaw”的法治的概念。
从人类文明史来看,在古希腊人那里,就产生了类似于法治和民主的国家制度,也自然产生了法治的基本理念。
在古希腊社会中,法律是被视为神圣的、应该绝对遵守的至上秩序。
譬如,雅典城邦在梭伦立法之后,就“进入‘法律’的统治,亦即希腊语所称谓的优鲁米亚时代。
……希腊城邦制度中的法治传统,遂于此奠定”。
古希腊人的法治观和希腊城邦国的宪政民主政治制度,在古希腊的一些伟大哲学家的著作中反映并记载下来。
[柏拉图是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雅典人,他的著作大多以对话录形式纪录,并创办了著名的学院。
]
这里,我们先从柏拉图讲起。
大家知道,柏拉图一生撰写了许多著作,王晓朝翻译的《柏拉图全集》就有4大卷。
柏拉图的政治理想和法律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理想国》、《国家篇》、《政治家篇》和《法律篇》中。
柏拉图在其一生中,早期和晚期的政治与法律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早期的《理想国》中,柏拉图主张贤人政治,主张依靠哲学家的智慧而不是靠法律来治理国家。
但是到了《政治家篇》和《法律篇》中,柏拉图则主张“法治”。
在他的《法律篇》里面,柏拉图希望成立一个法治国,在这个法治国中,有一个奉法律至上的政府,统治者和臣民都要服从法律,从而整个国家都受到法律的统治,而不是强权的统治。
柏拉图还特别指出:
“我认为,在法律服从其他权威、且缺乏自身的权威的地方,政府很快就会崩溃;
但是,如果法律成为政府的主人,政府成为法律的仆人,然后政府就会履行自己的承诺,人类才会享受到诸神给国家的全部祝福。
”
柏拉图在后来他写的一个信札里面还有这么一句话:
“绝对的权利对行使这种权利和服从整个权利的人,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后裔都是不好的,这种企图无论是在任何方式下,都会充满灾难。
”所以,到晚年,柏拉图主张每一个城邦都不应该服从君主、僭主,都应该服从法律制度。
柏拉图晚年的这一思想转变,在西方政治与法律思想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比柏拉图更进一步,亚里士多德断然拒绝将最高统治者置于超出法律之上和捍卫法律服务的位置。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进行统治,要比任何单独的公民进行统治更加合适。
在《政治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了“法治”概念,并给出了其经典的定义:
“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
已制定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制定得很好的法律。
在这本著作中,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了有权力制衡的国家政治权力分配的理想模式,即把国家政治权力划分为议事权力、行政权力和审判权力。
这种国家权力分配体制,被认为是近代法治学说和三权分立学说的历史基础。
亚里士多德还对法律与自由的关系进行了论证:
“法律不应该被看作是[与自由相对的]奴役,而应该被看作是拯救。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有了后来才在洛克、伏尔泰、康德、哈耶克那里所表述的法治与自由的思想,即法律不是要强制约束人,而是法律之下人民才有自由。
法律不是奴役,而是拯救,这是亚里士多德在西方社会历史上影响后世两千年的重要政治与法律思想之一。
在古罗马,西塞罗是一个伟大的法学家,也是一个演说家。
他支持古罗马的宪政制度,亦曾被称为“三权分立”政治学说的古代先驱之一。
我们都知道,“三权分立”说在近代是由孟德斯鸠首先提出的,实际上在西塞罗那里他就有了这个思想。
如上所说,再往前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
从法律思想史上来看,谈自然法,我们会想到阿奎那、格老秀斯,再往前推,也可以推到西塞罗。
西塞罗被视为一个自然法法学思想的一个源头,先于圣奥古斯斯丁。
早在罗马帝国初期法学家兴起以前,西塞罗就系统地论证了自然法和实在法之间的关系,认为自然法代表理性、正义和神的意志,是普遍适用、永恒不变的,它在国家产生以前早已存在;
实在法必须符合自然法,否则根本不配称为法律。
西塞罗实际上从自然理性和自然法推出了人人平等的概念。
在人人平等和自然法的观念的基础上,西塞罗得出了他的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
“既然法律统治官员,官员统治人民,因而官员是能言的法律,法律是沉默的官员。
”由此,西塞罗认为政府权力受制于法律,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即法律是高于一切权威的权威,人人都是法律的仆人,他说“我们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们可以获得自由”。
从这里我们已经知道,古希腊、罗马的这些哲学家和法学家那里,已经包含有了法治与自由关系的基本思想和理念。
现代法治和民主政治的思想,在古希腊哲学家那里、在罗马法学那里,基本上已经形成了。
之后,罗马帝国前期的另一位伟大法学家盖尤斯。
盖尤斯认为,国家在本质上是一个法律的联合体,是一种法律的建制。
在这种法律联合体中,“一切权力都是从人民来的。
皇帝的命令何以有法律的效力呢?
因为皇帝的地位是由人民给他的。
官员为什么有权力呢?
因为官员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
“皇帝的意旨具有法律效力,因为人民通过《国王法》中的一段话把他们自己全部权力授予了他。
”这就是说,国王有权力,是人民把权力给了国王。
这就包含了现代宪政民主制度和现代宪政制度的一些基本的思想和理念。
以上是古希腊和罗马时期的思想家论“法治”的思想。
我们必须看到,法治的理念,从来不是这些古代思想家本人的杜撰和臆想,而实际上是与古希腊城邦国、罗马时期的法律与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在很大程度是现实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在哲学家和法学家思想中的反映。
在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和李锡尼共同颁布了《米兰赦令》,宣布基督教信仰合法。
之后,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一世把基督教定为国家宗教,随后成为了欧洲中世纪最大的宗教。
西方社会进入了中古时期后,基督教在整个欧洲各国占据了思想统治地位。
在中古欧洲,“王权神授”是基督教神权政治的核心观念,其思想渊源可追溯到基督教的《圣经》。
在《旧约·
申命记》第十七章,就记载了摩西告诫以色列人,要让耶和华为其选立国王。
在《新约·
罗马书》第十三章,记载了耶稣对信徒的告诫:
任何世俗的权柄皆系神所命定,基督徒要对世俗权威要恭顺服从,要“纳粮缴税”,否则就是抗拒神命而要受到惩罚。
到了公元4~5世纪,基督教会中的“王权神授”的思想萌芽逐渐形成了一种较为完整的政治思想观念。
到了近代,在西方社会中法治的理念在“王权神授”的观念下也逐渐蕴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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