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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共产党人、理论家卢卡奇1923年发表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在共产国际内部掀起了一场风波;
德国共产党人、理论家科尔施,在1923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公开向第二国际的代表人物伯恩斯坦等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
与此同时,意大利共产党的主要领袖葛兰西,结合意大利的政治斗争实际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新的说明。
卢卡奇的代表作《历史和阶级意识》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人们把由卢卡奇等人开创的理论视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头,而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也就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出现是对20世纪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历史事件进行的理论总结。
以卢卡奇为代表的理论家力图寻求西欧工人阶级为什么没有取得革命成功,而落后的俄国却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原因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最直接原因之一。
十月革命在俄国取得成功以后,西欧不少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爆发了以工人和士兵为主的城市无产阶级起义,但是很快地便无一例外地被当时的反动势力镇压下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西方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和左派思想家们都开始思考这样一些问题:
在资产阶级实力强大的西欧,俄国革命的道路是否具有普遍意义?
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否存在另一条实践的道路?
鉴于这种思考,一些早期的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者开始探寻新的理论问题。
在他们看来,西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无产阶级缺乏足够的主观精神准备,从而产生了阶级意识的危机,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由于第二国际右翼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庸俗的机械决定论的片面理解,也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商品经济产生的物化意识影响。
为了重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及其社会主义变革的理论,他们的理论批判的锋芒指向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并提出了“回到马克思”的要求。
在哲学理论上他们注重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强调主客体相互作用的总体辩证法,强调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分析与批判。
他们明确提出有两种“马克思主义”:
一种是由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和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又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
一种是以卢卡奇、科尔施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他们从挖掘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来源”、突出“总体性”范畴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揭示“阶级意识”及意识形态斗争的决定性作用、回到马克思的异化学说及其人本主义哲学、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实践原则等方面,将自己的观点放入到“重建”的马克思主义框架中去,并且宣称自己的学说是真正强调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革命性和人的主观意识在历史进程中的能动作用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卢卡奇等人的思想无论是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相比,还是同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列宁主义相比,确实有着很大的不同。
正是这些被称为“异端学说”的理论观点,在当时的东西方理论阵营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演变
自从匈牙利的卢卡奇、意大利的葛兰西和德国的科尔施开创西方马克思主义先河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个在发展趋势上从高潮逐步走向低潮、在理论形态上由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到“补充”和“完善”的演变过程。
1.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时期
20世纪30年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时期。
当时西方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之中,法西斯的暴力,尤其是希特勒纳粹在德国的掌权,开始了西方社会的一个灾难时期,整个西方国家陷入了战争灾难的深渊。
在社会大动荡、大灾难的历史背景下,德国、奥地利、英国出现了一批信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他们急于要弄清法西斯主义的起因,力图使西方国家从独裁主义的暴政下解脱出来。
因此他们不像卢卡奇那样仅仅是“回到马克思”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而是要突破原有理论的框架来“补充”和“完善”马克思主义。
由于他们大多数都受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因此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就成了他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
以“社会批判理论”而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正是这种“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
他们明确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批判的唯物主义”,反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机械论观点,倡导研究“整个人类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尤其注重分析社会经济变化和社会心理变化之间的关系。
在他们的著作中,马克思主义被赋予了更浓烈的哲学色彩和心理学色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他们的手上变成了文化批判或者意识形态批判。
在对法西斯主义进行的心理学分析中,他们用“独裁主义性格”来说明法西斯主义一时得逞的原因,从大众心理结构方面揭示社会运动的深层动力。
这些观点为以后的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所采纳,这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某种西方哲学学说结合起来的理论尝试也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盛行的一种理论思路。
2.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
20世纪50~60年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各种流派和观点竞相出现,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人格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流派都宣称自己的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相继出现了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使得西欧一大批左派人士走向消极,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谷。
此时在国际共产主义内部相当一部分进步人士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人本主义在所谓批判“斯大林主义”的风潮里一度大浮大起。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异化和人道主义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从人本主义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视角。
针对西方国家战后的持续发展和相对稳定,法兰克福学派站在批判的人道主义立场上,对西方社会的种种异化现象进行了剖析。
他们中有的人用“文化工业论”来指责操纵的意识形态;
有的高举“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的旗帜,把发达国家视为不健全的病态社会进行批判;
有的用“单向度”一说,强调西方社会具有集权主义的性质,即用技术统治代替暴力统治,使得现代人沉溺于物欲而不再有否定精神;
有的提出“晚期资本主义论”,宣称国家干预的增加和科技的决定作用使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原有结构彻底地改变了。
总之,他们所有新观点的宗旨就是要消除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人性扭曲,真正实现人的主体性地位。
法国的一些存在主义者更是要求用人道主义来彻底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原有精神,其中萨特所作的尝试尤为引人注意。
同当时西方国家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萨特出于对斯大林主义的厌恶和对现代社会个人地位的关注,试图把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以建立一个更加全面的人学理论体系。
有人称这种使马克思主义完全人道主义化的思潮为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
可以说从20世纪20~60年代,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人道主义的观点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并在60年代达到了它的巅峰,从而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推向了一个鼎盛时期。
就在盛行这种人道主义的主流思潮的同时,法国出现了一个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流派。
受西方科学主义的影响,他们既批判马克思主义阵营中长期存在的以政治实用主义来对待马克思主义,贬损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做法,又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做法,坚持要求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上面,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以保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严密性和独立自主性。
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尤其是一种经验科学,因而不能用人本学的观点来歪曲马克思主义。
3.西方马克思主义由极盛逐步进入低谷时期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由极盛逐步进入低谷时期。
60、70年代后,特别是以新的科技革命为先导,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进入所谓“新的产业革命阶段”(后工业社会)后,西方马克思主义随即发生了从人本主义哲学思辨深化为一种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全面社会批判的重要转向。
60年代末西方的新左派运动中,特别是在法国的“五月风暴”中,这一思潮一度被激进的青年学生和工人奉为思想武器,从而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显示自身的重要力量和作用。
可是随着学生运动的失败,西方马克思主义从狂热的巅峰上跌落下来,坠入一种新的理论幻灭,开始走向衰落。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派别和代表人物似已“隐逸”,但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则开始了更加深沉的思考。
他们面对现实社会的种种疑难问题,更加潜心地研究诸如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原因,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命运,研究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包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等,并且已经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
有的研究者还把注视科学和社会的目光投向了全球化趋势中的某些理论问题,如“生态危机”、“后工业社会”、“女权社会”、“现代家庭”等等;
还有人运用总体性思想,进一步把本国、本民族的现实生活问题与人类全球性问题、人类未来的问题联系起来加以探究,形成了“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新的派别。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注重阶级与革命的研究逐步转移到注重生态与全球问题的研究,反映了他们对时代主体转化的一种适应,也表现出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正在向新型的社会主义观念转变。
可以说世纪之交整个世界的变化,使得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正在走出低谷并以一种新的理论表现形态重新兴起,它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和探索将会在新的文化、历史背景下继续展开。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征
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和统一的理论体系。
在“皈依”马克思主义以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往往有过这种或那种的理论主张,信仰过这样或那样的主义。
当他们出于现实的需要来解释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们总是倚重于某一种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把马克思主义描绘成他们心目中的“批判理论”。
由于他们各有信仰和各取所需,其理论观点往往是各执一端,因而很难用某一种观点来概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
但是作为一种社会批判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共同的理论倾向和特征,那就是揭露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批评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的严重缺陷,追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考察当代社会生活中重大的历史现象和现实问题,并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某种派别或成分相结合,试图重新诠释和探索马克思主义,试图寻找西方国家人们实现解放的道路。
我们可以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理论课题中来把握其总体特征。
1.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建
“重建马克思主义”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是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口号和目标。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在许多方面是由“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尝试体现出来的。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卢卡奇等人就要求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解释,以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
进入50年代以后,由于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繁荣稳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危机,法兰克福学派提出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和“补充”,以开创“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因此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某种非正统观念的解释、修正和补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之一。
(1)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
自从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等人开创了“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来,每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显示自己的正统性和创见性,毫无例外地要依照自己的理论倾向“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从而得出各式各样的甚至大相径庭的思想主张。
卢卡奇在晚年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就表示过,他在《历史和阶级意识》这本书中的观点,是他当时循着费希特、黑格尔、韦伯等人的思想原则“审视”出来的。
比如,他按照费希特关于“自我创造非我”的主观主义原则,力图从马克思的哲学观点中找出有关意识能动性的内容,赋予人一个历史主体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黑格尔的三段论式的辩证法被卢卡奇加以发挥,将其“总体性”范畴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和核心。
他甚至把黑格尔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来源,作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立足点。
韦伯等人的“文化批判理论”促使卢卡奇挖掘出马克思的“物化思想”,并将其变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之所在。
与卢卡奇同时,科尔斯和葛兰希也是在黑格尔哲学的视野下,将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一种“社会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哲学”。
他们同样认为,马克思正是借助黑格尔的“总体性”辩证法,才能得出非还原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是辩证法家,然后才是唯物主义者”,卢卡奇和科尔斯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解释,后来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一面理论旗帜。
只是法兰克福学派还增加了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思想内容,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看到了过去不曾有人注意的东西。
法国的阿尔都塞从结构主义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多元决定论”的结构主义。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些“重新解释”中,由于哲学出发点不同,因而出现了各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
(2)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
用某个理论观点来,“补充”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和“某某”结合起来,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种理论公式。
在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本来就存在着不完善之处。
马克思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理论“空白”或“漏洞”,需要人们去“填补”和“完善”。
这样,实现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某个主义的理论联姻,成了他们“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任务。
最早采取这种“补充”的是一批精神分析学者,如赖希和弗洛姆等人。
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方法上如同弗洛伊德主义一样既有优势也有劣势。
赖希指出,他的“性格结构理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同时也是对弗洛伊德主义的“改造”。
在“补充”方面,性格结构理论填补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空白”,即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作用的“中介”问题。
因为通过揭示个人的性格结构形成机制,就可以更准确地把握住物质经济过程是如何变成人的意识观念,以及意识观念的相对独立性问题。
弗洛姆建立的“分析的社会心理学”,就是用弗洛伊德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尝试。
他认为,作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填补”,分析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了在社会与自然之间起作用的人的本能驱力,因而找到了一个在经济过程和观念活动之间起着转化作用的重要因素。
我们只要依照人的各种本能驱力的机制,就可以对社会生活条件及其历史运动作出更有力的回答。
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互补”,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成了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心课题。
法国的存在主义者萨特提出,尽管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但马克思主义仍然患有“贫血症”,因为“人学的空场”而停滞和僵化了。
从“主观性”入手,从个人的具体生存状况入手,可以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状态。
萨特所谓的“主观性”是指人的意识自主性或自由意志。
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只看到了认识由社会环境造就的一面,因而还要补充人最终要由自己的意识行为来造就的另一方面。
因此历史的辩证法终究缘于个人的实践活动。
法国哲学家列菲伏尔将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加以综合,提出了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
另外,还有人提出用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主观主义“人学”来充实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用人格主义的“主观创造性”理论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学说。
(3)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
西方马克思主义依据现实发展的社会实际提出要修正马克思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马尔库塞曾经提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改造”有两种不同的意思:
一是“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那些被人们误解和忽视的东西;
二是根据现实的变化,完全改变马克思主义原有的理论观点。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在第二种意义上来“改造”马克思主义的。
马尔库塞提出的“爱欲解放论”和“革命新理论”,实际上是用弗洛伊德的性本能学说对马克思的异化学说进行的“改造”。
对于这种完全修正了的“改造”,马尔库塞作了这样的解释:
“如果人们不是根据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衡量马克思的概念,和不能从中为政治实践引出相应的结论,那么他就把马克思的理论僵化为机械地反复使用的‘基本词汇’,僵化为一种僵死的和现实没有关系的言论。
”(马尔库塞等著:
《工业社会与新左派》,1982年版,第106页)
继马尔库塞后,哈贝马斯也明确提出了四个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理由”:
第一,由于国家干预职能的增强,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不再起决定作用;
第二,由于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已经过时而被否定;
第三,由于阶级同化的出现而导致阶级冲突的消失,阶级斗争理论不再适用;
第四,由于生产力不再是解放的潜力,按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已经不能说明“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
鉴于马克思主义的“过时”,必须“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找到一种更符合现代社会变化的理论体系。
为此,哈贝马斯力图使历史唯物主义从历史哲学的重负下解脱出来,用“交往行为理论”取代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
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到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和修正,西方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方案。
正是这些理论方案构成了一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形象,从而为我们在现时代背景下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和研究思路。
2.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课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社会发展变化的产物。
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和任务、当代西方社会的新情况以及实现人类解放的可能性等重大理论课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众多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理论观点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当代西方社会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也可以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理论课题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理论特征。
(1)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辩证法?
这个问题自始至终伴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卢卡奇率先把辩证法问题作为“复兴”马克思主义的要害所在。
为了驳斥“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他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置于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的基础之上。
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异化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无不贯穿着黑格尔辩证法的精华。
离开了黑格尔的总体性范畴及其主客体同一性的思想,是不会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
同卢卡奇一样,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也把辩证法看成是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进而把辩证法当作社会历史的方法。
对于他们来说,自然辩证法是不存在的。
因为自然界中不存在辩证法的最本质要素,即主客体的相互作用。
对此萨特说得更清楚:
辩证法只存在于人类的个体实践和社会实践领域。
无论是存在的辩证法还是方法的辩证法,都是以人的主体能动性为前提的。
因此萨特提出要用他的人学辩证法取代唯物辩证法。
这样,辩证法问题最终变成了主体能动性问题。
而阿尔都塞是站在结构主义立场上,用一种客体化的结构辩证法对抗卢卡奇等人的主体化的“主体——客体辩证法”。
他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发现”了隐含的“多元决定论”和“结构因果观”,因而提出多元决定的辩证法,以反对马克思的一元辩证法,甚至用多元决定论来区分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的辩证法。
总之,在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认识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观点是:
把辩证法局限在社会历史领域,反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哲学渊源性,认为辩证法的核心是主客体的关系。
(2)对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认识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重视异化问题,他们把异化概念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重要范畴,把异化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论题。
卢卡奇是最早把异化理论放在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位置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他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用了占全书一半的篇幅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物化理论”。
他认为,马克思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都是从分析“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开始的。
异化理论始终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核心所在。
当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之后,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这是对马克思的“重新发现”。
他们以此为证据,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就是其异化理论及其人本主义精神。
弗洛姆所写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一书,是他专门论述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著作。
在他看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主要的批评不在于资本主义财富分配的不公正,而在于资本主义使劳动堕落为被迫的、异化的、无意义的劳动,因而使人变成‘残废的怪物’”(《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第55页)。
马克思的哲学同存在主义一样,也是代表一种抗议,即抗议人的异化,抗议人变成了物。
经过弗洛姆等人的一番解释,异化理论完全代表了马克思主义。
在《手稿》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华。
以至于有人提出,只有青年马克思的《手稿》才能真正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而老年马克思则转向科学主义,失去了批判的锋芒。
于是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孰是孰非成为许多西方学者讨论的一个理论热点。
有人把这一动向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复兴”。
阿尔都塞在当时确有着一种力挽狂澜的气势,他既反对经济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观点,同时也反对卢卡奇等人的人本主义主张。
按照结构主义的重新阅读,他发现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在1845年有一个断裂:
1845年以前是以理性加民主的自由主义为核心的人本学时期;
1845年以后是以多元决定论和结构因果观为前提的历史科学时期。
应该说,异化理论代表了不成熟的青年马克思的观点,它最后被马克思所抛弃而代之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
(3)对意识的主观能动性的认识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共识,那就是马克思很重视意识形态因素在历史变革中的能动作用,而后来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则丢掉了这个重要的思想。
因此,从卢卡奇开始,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着力于探讨意识形态问题。
卢卡奇认为,20世纪20年代西欧国家的工人运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还不成熟,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观点起了阻碍作用。
科尔施强调,阶级意识是一种有形的社会力量。
社会经济条件与阶级意识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不仅仅是物质决定意识,意识也有其能动性的作用,这是不能忽视的。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更是把意识形态问题当作“重建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任务。
他们从主观心理方面剖析了法西斯主义的灾难,剖析了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症结所在。
他们同样还是从主观心理方面设计了社会变革的方案,诸如“本能革命”、“心理革命”、“文化革命”等。
就此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深入分析主观意识的能动性方面是作出了贡献的,但是,他们过于强调主观因素对社会过程的决定性,致使其在反对机械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的过程中,最后还是走向了意识决定论。
(4)对科学技术历史作用的认识
科学技术在20世纪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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