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口减少及老龄化对综合国力的影响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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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于人口规模的变动具有再生产惯性，即使大幅度提高出生率，到2055年为止，也很难改变人口减少趋势。

在总人口减少的同时，劳动力人口也明显减少。

2008年，劳动力人口为6650万人，但到2050年，将减少到4228万人（预测数据），相当于2008年的三分之二。

②图2显示了日本总和生育率变化情况。

总和生育率在2.1～2.2左右称为人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表明人口数量会维持现状。

1950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为3.65，而到了1960年下降到2.0，总和生育率处于更替水平以下。

1989年总和生育率为1.57，由于创历史最低（低于1966年的1.58），称作“1.57冲击”。

日本政府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

然而，低生育率一直持续，2005年再次创造历史最低水平，降到1.26。

此后，2007年虽增加到1.34，但仍然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

从出生人数（参见图2）来看，第一次婴儿潮时期（1947-1949年）最高年份的1949年出生人数为270万人，而第二次婴儿潮时期（1971-1974年）最高年份的1973年为210万人，但到了1975年减少到190万人。

此后，出生人数持续减少，1985年为143万人，2005年为106万人。

2006年，虽有所增加（109.2674万人），但到2007年（108.9818万人），又减少了2856人。

③日本已进入人口减少的循环当中。

　　图1日本人口结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

内閣府『平成22年版少子化社会白書』、2010年、46頁。

　　图2出生人数与总和生育率的变化

　　注：

此资料不包括1947-1952年冲绳县。

内閣府『平成22年版少子化社会白書』、2010年、34頁。

（二）日本人口年龄结构现状及趋势

　　1965年，在总人口中0～14岁少儿人口所占比例为25.6%，15～64岁生产年龄人口所占比例为68.1%，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为6.3%。

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与15～64岁生产年龄人口比例为1∶11.2，人口年龄结构属于成年型。

而到了2005年，在总人口中0～14岁所占的比例下降到13.8%，15～64岁所占的比例为66.1%，65岁以上所占的比例增加到20.5%。

由于老年人口增加，65岁以上人口与15～64岁生产年龄人口比例下降到1∶3.3。

④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为老年型。

　　人口老龄化率（总人口中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是衡量老龄化程度的重要指标，该指标值越大，表明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深。

日本于1970年老龄化率达到7.1%，进入老龄化社会；

1994年达到14%，进入老龄社会；

2005年达到20.5%，进入超老龄社会。

⑤日本人口老龄化率从7%增加到14%，仅用了24年，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

日本总务省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8月1日，日本总人口约1亿2743万人。

在总人口中，0～14岁的少儿人口占13.3%，创历史新低，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23%，创历史新高。

⑥在总人口减少的同时，老年人口持续增加。

据日本《2009年版老龄社会白皮书》预测，到2055年，老龄化率将达到40.5%，每2.5人中就有1位老人（参见图1）。

⑦从厚生劳动省公布的平均寿命来看，1955年，男性平均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7.7岁，而到了2008年，男性平均寿命达到79.6岁、女性达到86.05岁，日本成为世界上人口长寿国之一。

　　二日本人口减少及老龄化对其综合国力的影响

　　人口变化是影响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日本人口减少及老龄化是一场国家危机，将严重削弱其综合国力。

为了便于考察日本人口结构变化对其综合国力的影响，笔者主要从有关研究机构的综合国力指标中选取了几个影响因素。

（一）人口与综合国力的关系

　　1.综合国力概念及指标体系

　　衡量一国实力最常用的指标是综合国力。

综合国力是指一个主权国家所拥有的力量，主要包括经济、军事、科技、政治、文化、外交、自然条件和人口等。

经济、军事、科技、自然条件、人口等是物质形态的，可称为硬国力；

政治、文化、外交等是精神形态的，可称为软国力。

硬国力是综合国力的基础。

⑧汉斯•摩根索认为：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充足的人口来创造和供应综合国力的物质工具，它显然不能成为一流国家。

”丰富的人口资源是提高综合国力的最具活力的因素。

雷•克莱因（RayCline，1975）曾提出如下国力方程：

　　P=（C+E+M）×

（S+W）

　　式中C为土地和人口，E为经济实力，M为军事能力，S为国家战略系数，W为国家意愿。

综合国力是前三者相加与后二者相加的乘积。

　　从国力方程中可以看出，人口显著减少意味着综合国力的下降。

而且人口减少，经济实力也会随之下降。

1987年，日本经济企划厅综合计划局委托日本综合研究所进行了综合国力基础调查。

在其出版的《日本的综合国力》一书中，提出了由国际贡献力、生存能力和强制能力三个层次立体构建的综合国力评估体系。

⑨2004年，日本内阁府报告指出：

“人口减少及老龄化直接影响综合国力及社会活力。

”同年7月，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发表了《关于人口减少与综合国力的最终报告概要》，其中提出了NIRA型综合国力指标体系。

该指标体系由市民生活能力、经济价值创造力、国际社会应对力等三个部分组成。

⑩从中可以看出，日本人口结构变化直接影响日本综合国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0年《国际形势黄皮书》，对11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进行了评估，评估的评价体系包括领土与自然资源、人口、经济、军事、科技五个直接构成要素以及社会发展、可持续性、安全与国内政治、国际贡献四个影响要素。

（11）国情决定其综合国力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中国面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其综合国力研究更加关注社会发展、可持续性，而日本由于人口结构变化是其最大的国情，因此其综合国力研究考虑人口因素较多。

　　2.人口与综合国力的关系

　　人口与综合国力密切相关。

人口作为硬国力，是综合国力的基础。

考察人口问题，不仅要考虑人口数量，还要考虑人口质量、人口结构等因素。

人口并非越多越好，但需要保持适度的人口规模。

在人口数量有限的情况下，人口质量尤为重要。

人口结构中，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越大，就能为经济发展和国防提供更为雄厚的人力基础。

相反，如果未成年人、老年人所占的比例过大，就可能会出现社会生产劳动力不足甚至兵源缺乏的情况，从而对经济建设和战争进程产生不利影响。

（12）任何国家，只要人口减少，人力资本总量也会减少。

一旦人口减少，从宏观上看综合国力会缩小。

科技的进步只能部分替代人口再生产。

人口状况最终决定国家的竞争力。

因此，在人口减少及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的双重压力下，日本面临综合国力日趋衰弱的局面。

1950年，日本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为3.3%，排在第五位。

而到了2005年，所占比重缩小到2%，排名也下降到第十位，预计到2050年所占比重将下降到1.0%（第18位）。

（13）日本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的减少，意味着消费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源和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力削弱。

中国与日本比较，1950年，中国人口为日本的6.6倍，1995年为9.7倍，2050年将增加到15.1倍。

（14）从长远看，人口再生产能力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变化。

（二）人口减少及老龄化与综合国力

　　根据上述有关研究机构的综合国力指标体系，从人口角度，笔者选取了其中六个对日本综合国力影响较大的因素进行分析。

　　1.经济价值方面

　　短期经济预测关注的是需求层面的变化，而长期经济预测需要关注供给主体。

一般预测长期经济活动需要以20～50年或更长时间为对象，因此劳动力和资本作为供给主体受到关注。

人口减少及老龄化，使劳动力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

劳动力人口减少，竞争力削弱，抑制经济发展。

缺乏充足的劳动力及优良的人力资本，科技创新能力及创造经济价值能力受很大影响。

虽然可以利用老年劳动力，但劳动生产率随着年龄增加而降低，因此直接影响产业升级及技术创新。

而且，老年人的流动偏好低，直接影响劳动力在产业间的流动，阻碍经济发展。

日本劳动力人口正以世界最快的速度减少。

根据推算，到2015年，日本劳动力人口比2005年将减少400万，GDP增长率被拉低0.4个百分点。

（15）有预测说，到2030年，日本实际国民收入将比2000年缩小15%。

GDP减少，内需也随之缩小，内需规模缩小，导致各种产业基础削弱，储蓄率下降，影响投资所需资金。

财政状况恶化，政府的长期投资减少。

而企业投资又主要依赖国内储蓄，因此假如中长期国民储蓄率下降，企业将很难维持较高的投资率。

劳动力供给不足或劳动力质量下降，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增长及产业竞争力下降，从而影响其创造经济价值能力，进而削弱综合国力。

　　2.国际影响力方面

　　国际影响力与人口及GDP规模密切相关。

日本人均GDP从1991年的第9位，下降到2009年的第24位。

（16）20年来，日本在亚洲的影响力明显下降。

1990年，日本在东亚拥有7.9%的人口和72%的GDP以及67%的制造业GDP，而到2001年，日本在东亚所占比重下降为人口6.7%、GDP52.6%、制造业GDP55.3%。

（17）日本GDP缩小，政府开发援助规模随之减少，很难维持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成为西方第二经济大国，70～8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以后，ODA的规模大幅度扩大。

但进入90年代，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经济长期低迷，财政困难，日本政府不仅改变了ODA的政策方针，也修改了援助条件。

曾位居全球榜首的援助规模近年降至第五位。

2010年4月12日，日本外务省向国际合作局及其他四个与对外援助有关的部门发出通知，要求冻结日本对外经济援助项目。

外务副大臣福山哲郎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由于政府公共债务负担沉重，今后日本可能不再增加ODA贷款规模。

（18）ODA规模的缩小再次印证了日本综合国力削弱，也说明日本国际影响力正在下降。

　　3.可持续发展方面

　　人口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人口变化影响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主权国家，维持适度的人口规模，不仅是民族及文化得以延续的需要，也是保持综合国力的基本条件。

人口的过度老龄化及急剧减少将削弱综合国力。

2005年，日本国情调查显示，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32个道县人口都在减少，市町村中有三分之二人口减少。

（19）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调查显示，全国62271个人口过疏村落中有2643个村落正面临消失的危险。

（20）由于税收减少，公共汽车、电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很难运行，基础设施投资受阻。

由于耕地荒废，交通通讯落后，过疏地区的农地和森林很难维护，粮食生产、防止灾害等问题颇多。

市町村负责的护理保险、国民健康保险等难以维持。

而上述地区的风俗文化、自然遗产也面临无法传承的局面。

　　4.国家安全与国内政局稳定方面

　　日本人口结构变化使其国家安全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

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必然在心理上总体趋向保守和防御，公众对于良好社会保障的诉求会使国家不可能将更多财富用于国防建设。

（21）民主党联合政权的上台，表明了“民生优先”的执政理念。

社会保障及社会福利是刚性需求，因此日益增加的福利财政侵蚀防务支出。

如果没有足够的财政能力支撑军事开支，这不仅影响军事安全，也影响其战争能力。

在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中位年龄投票人也趋于老龄化。

1970-1990年，投票人的中位年龄为40～49岁年龄层，而到2000年后，推到50～59岁年龄层，到2040年后，将增加60～69岁年龄层。

（22）由于老年人的发言权增加，日本政治将更加趋于保守，政策焦点也将集中在与民生有关的问题上。

此外，从民族结构的变化上看，虽然目前日本民族仍占主体地位，但移民占总人口的比重持续增加。

上世纪80年代为止，移民不过60万～70万人，但到90年代，超过100万人，到2005年超过200万人。

1990-2005年的15年间，增加了1倍。

移民在日本总人口中所占比重1985年为0.6%，到2005年，增加到1.2%。

（23）日本政府担心这将会影响到日本人作为主体民族的地位。

但为了维持现有的经济规模，又不得不增加移民，这使政府在移民政策上陷入两难境地。

政府既希望用引进外来劳动力来解决日本国内劳动力短缺问题，又担心移民增加引发其他社会问题，从而影响国家稳定。

　　5.国民生活水平方面

　　随着人口减少及老龄化的加剧，社会保障费用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

儿童补贴及老年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对提高整体国民生活水平带来极大影响。

尽管民主党突出民生主义，强调收入再分配，但在经济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的情况下，增加对抚养人口的分配，意味着对劳动力人口的分配减少。

尤其是抚养人口分配升高，不仅加重劳动力人口的负担，对财政也带来巨大挑战。

如果养老金及医疗费用的负担进一步加重，国民对社会保障的负担有可能超过其负担能力。

2008年，日本的国民负担率为40.6%，潜在的国民负担率为47.5%。

（24）这说明国民负担率已超出其承受范围，严重影响国民生活水平。

另外，2008年，国民养老金保险实际缴纳率低于50%，而国民健康保险未缴纳率超过10%。

（25）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国民可支配收入减少，影响其缴纳各种保险费用的能力。

　　6.国家发展方向选择方面

　　日本国家发展正处在历史性转折时期。

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的140年里，日本经历了四次国家发展方向的选择：

第一次是军国主义武力扩张（1868-1945年），第二次是依靠美国优先发展经济（1945-1983年），第三次是靠美谋求政治大国（1983-2009年）。

（26）

　　在第三次国家发展方向选择上，日本全然不顾人口结构变化及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大环境，选择了走政治大国道路。

事实上，人口增长为前提的高速经济增长模式已被人口减少的低速甚至负经济增长模式代替。

因此，综合国力逐渐衰弱的局面已形成，不适合走政治大国道路。

第四次日本国家发展方向转型从2009年民主党执政开始。

民主党政权已提出“民生优先”的发展模式下的“新增长战略”。

“新增长战略”需要以人力资源为依托，因此在人口减少及老龄化背景下，提高人力资源的素质是国家发展模式成功转型的有力保障。

保持综合国力，并非只有政治大国一条路，只要符合国情，民生优先，将人口制约条件转变为发展杠杆，仍然可以保持综合国力。

通过采用适合于少子老龄社会的制度、技术、服务，照样可以为世界提供新的国家发展模式。

　　三阻止综合国力衰退的三种人口政策及效果

　　对于已进入人口减少及超老龄社会的日本来说，如何保持综合国力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为了消除人口问题对综合国力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不得不同时推进三种不同政策，即：

“防止人口减少政策”、“适应老龄社会政策”，以及“适应人口减少社会政策”。

（一）防止人口减少的政策

　　1.提高出生率的政策措施

　　实施“防止人口减少政策”的目的在于提高出生率，改革社会经济体系。

为了防止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1991年日本政府制定了《育儿休假法》，1996年规定育儿期间可以得到25%收入补偿以及免缴社会保险费。

1994年，由文部省、厚生省、劳动省、建设省等四个部门共同制定了“天使计划”。

1997年，人口问题审议会发表了《少子化报告书》，开始认真考虑少子化问题。

1999年，设立了“少子化对策促进阁僚会议”，制定了《少子化对策促进基本方针》，并根据此方针制定了新的“天使计划”（2000-2004年）。

此后，为了进一步促进少子化政策，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以及《培养下一代支援对策促进法》。

2004年根据《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

　　2.减轻养育孩子的负担

　　2009年，民主党上台后，非常重视养育及教育问题，制定了多项措施。

具体政策为：

（1）增加各项补助。

增加生育一次性补贴（55万日元）；

到中学毕业为止，每年给每个儿童补贴31.2万日元（平均每月2.6万日元）。

为减轻家庭的教育费负担，实施高中生学费减免制度，在大学设立奖学金。

（2）放宽对幼儿园、保育园的各种限制，鼓励民间企业投资幼儿托保设施，实行弹性产假，营造良好的生育和育儿环境。

（3）扩大教育需求，发展教育产业，广泛接受外国留学生，推动民营教育的健康发展。

通过发展高等教育及职业培训、加强理工科教育来提高人力资源质量。

　　日本政府2003年制定《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以来，虽然针对出生率下降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出生率依然很低。

民主党上台后，把政策重点放在支援家庭育儿上，动用巨额财政资金，实施了儿童补贴政策。

但由于财政状况恶化，儿童补贴的可持续性遇到挑战。

增加儿童补贴，只能适当减轻家庭养育子女负担，不可能根本上解决家庭收入减少的问题。

养育成本上涨、家庭收入减少是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原因。

在经济不景气、男性无法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为提高家庭收入，女性参加工作是必然趋势。

因此，为了提高出生率，需要把政策重点转移到为女性创造工作家庭兼顾的社会环境上。

但日本现有的社会经济体系无法适应这种变化。

因此，改革现有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经济体系是有效实施“防止人口减少策略”的体制保障。

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日本人口结构（人口减少及老龄化加剧、劳动人口减少）、产业结构（服务业的扩大及雇佣的不稳定）及家庭结构（女性就业、家庭不稳定）的变化，福利供给的三极结构（国家、家庭、市场）发生了动摇，国家的福利供给功能下降，家庭负担增加。

在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已不适应新的环境。

因此，需要改革现有的就业、养老、医疗、福利、企业经营体系，适应女性平等参加工作的社会。

同时，还需要增加多元化的保育服务设施，实现保育服务社会化，让更多的民间企业及非营利团体参与这项事业。

只有这样，女性才能兼顾工作及家庭，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出生率低的问题。

（二）适应老龄社会的政策

　　1.制定实施《老龄社会对策基本法》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日本政府制定实施《老龄社会对策基本法》（1995年法律第129号），并根据该法第9条至第13条，就“就业与收入”、“健康与福利”、“学习和社会参与”、“生活环境”、“调查研究”等五个方面制定了具体方针。

内阁府、总务省、法务省、厚生劳动省具体负责制定相关政策。

内阁府下设老龄社会对策会议，协调各省厅的具体计划，从宏观上综合促进老龄社会政策。

总务省下设老年人对策室和老龄化综合研究中心。

老年人对策室主管老龄问题，主要调查全国各地人口老龄化的动态，并综合各方面专家的意见，提出老龄问题的对策建议。

老龄化综合研究中心主要研究人口问题。

通过制定和实施护理保险制度，实现了向契约制度的转变，消费者可以根据“契约”自己选择服务方式。

　　2.加快发展老年人福利事业

　　日本实施以全体老年人为对象的普惠型社会福利模式。

厚生劳动省作为社会福利的责任主体，组织实施老年人福利发展规划。

1986年制定了《长寿社会对策大纲》，1989年制定了《老年人保健福利推进十年计划》（黄金计划），1994年制定了《新黄金计划》等。

为发展老年人福利，积极增加各项资金投入。

在各都道府县及市町村成立了社会福利协会、非营利性组织中心等，利用多方面力量为老年人提供福利服务。

在福利供给上，扩大民间企业的参与，促进非营利部门的多样化。

民主党政权确定的“新增长战略”中提到发展医疗护理和健康相关产业。

主要措施有积极鼓励民营资本参与，扶持新药品和医疗护理技术研发，开发和建设无障碍住宅，开展新型居家服务，填补护理保险制度的空缺等。

　　日本政府于1995年制定《老龄社会对策基本法》以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及加强老年人福利服务体系，使老年人的收入、医疗、护理等社会保障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尤其是护理保险制度实施十年来，实现了“行政措施”向“契约制度”的转变，基本满足了老年人的多样化护理需求，在适应人口老龄社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老年人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依赖于巨额财政支出。

2007年，日本社会保障支付总额为91.4305万亿日元，占GDP（374万亿日元）的24.4%。

而GDP增长率仅为0.3%。

社会保障支付额中与老年人有关的支付为63.5654万亿日元，占总费用的69.5%。

按具体领域来看，养老金支付为48.2735万亿日元（占总费用的52.8%）、医疗支付为28.9462万亿日元（31.7%）。

（27）日本财政已不堪重负。

因此，财政重建及增加GDP是有效实施“适应人口老龄社会策略”的资金保障。

在人口老龄化以及经济长期停滞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必须高度重视财政赤字及公共债务的增加。

为了阻止债务的持续增加，必须增加分母即GDP。

通过经济增长，增加税收，缩小财政赤字，实现财政重建。

除了做大分母之外，还需要缩小分子，但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很难缩小财政赤字规模。

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推测，假如落实民主党的竞选公约，国债总额将从2009年的165%增加到2020年的243%。

（28）因此，如果不缩减社会保障支出，则很难缩小财政赤字规模。

财政重建的关键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但在少子老龄化背景下，实现财政重建的途径并不是缩小社会保障支出规模，而是提高消费税。

但是，为了得到国民的理解，政府需要把新增消费税的名称改为社会保障目的税。

此外，并非所有老年人都是社会弱者，不应把全体老年人当做社会弱者，用巨额的社会保障财政供起来，过度保护老年人。

应为老年人营造创业及再就业的环境，使其发挥潜力，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三）适应人口减少社会的政策

　　1.制定男女就业平等政策，促进女性就业

　　1985年，日本政府制定《男女就业机会平等法》，第一次把女性看成与男性平等的劳动力，禁止就业上的歧视，此法成为女性劳动力政策的历史性转折点。

很多女性倾向于育儿任务完成后再就业。

为此，日本政府制定了《女性再就业制度》和《劳动省关于确保男女雇佣机会和待遇平等的法律》。

具体内容为包括确保在就业方面男女机会和待遇平等、支援女性兼顾职业生活和家庭生活、制定时间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