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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后”字究竟后了多长时间呢?
让我们先找一找旁证,据欧阳健先生考证:
第一、《何必西厢》一书,又名《梅花梦弹词》,题“春谷先生校定”,系据明人黄周星《补张灵崔莺合传》本事以弹词体敷衍而成。
该书第36回云:
“叙家常琐事,及禺禺儿女语,更得近情入妙,比演义传奇,更难着笔,若非有十分本领的才子,莫想道得只字。
世间传阅,能有几部?
所以在下极力模仿一段,岂敢妄比韩杜诸大家诗文,无体不备,不过觉得这难着笔的,还做得来。
到底可真个象《金瓶梅》、《红楼梦》,在下自己不知,要请教列位的”。
此书有雍正甲寅(1734)桐峰外史序。
红学界多判定此序出于伪托,根据是《红楼梦》是乾隆年间作品,雍正年间作序的书,不可能提及《红楼梦》。
问题是如此判断本身就有因果倒置之嫌,如果《红楼梦》成书于雍正之前的年代,你又如何断定该序是伪托呢?
如无可靠证据证明该序作伪,足可证明《红楼梦》在雍正年间就已经流传,成书时间当更早一些。
第二、《儿女英雄传》一书,提及《红楼梦》之处甚多。
该书有雍正甲寅(1734)观鉴我斋的序,红学界亦断定该序系伪托之作,其理由除根据《红楼梦》成书于乾隆年间的“定论”逆推以外,还有作者文康系道光年间之人的“反证”。
文康是道光年间人不错,但《儿女英雄传》的成书过程比较复杂,雍正甲寅观鉴我斋作序时,书名尚为《正法眼藏五十三参》,文康之前,该书已经多次修改增补,应是不争的事实。
用文康所处的时代否定观鉴我斋序的真实性是不可靠的。
如果观鉴我斋序不假,《红楼梦》成书于雍正之前亦应言之成理。
很有意思的是,这两篇被红学界断定伪托的序,作序时间都是雍正十二年,如果有意伪托,为什么不伪托得更古一些,偏偏伪托在本朝且不是很早的雍正年代呢?
假如说是为了考证《红楼梦》作者而伪托,不论道光还是嘉庆年间,胡适先生还没有出生,谁会专门为证明曹雪芹而伪托序言的写作时间呢?
第三、《歧路灯》一书,作者为李绿园应无歧义。
该书纯是从《红楼梦》脱胎而出,而立意却是相反的,这一点为学术界所公认。
李绿园的生平史料是确凿的,他生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卒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歧路灯》一书写作始于乾隆十三年(1748),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方告竣。
李绿园出生比曹雪芹早十几年,《歧路灯》的创作起始时间与红学界通常推测的《红楼梦》创作起始时间几乎是同时,《歧路灯》如何从《红楼梦》脱胎呢?
可能的解释只有一个:
《红楼梦》的成书年代,比红学界通常估计的要早得多!
第四、红学界往往爱引用裕瑞的《枣窗闲笔》,来证明《红楼梦》的作者为曹雪芹。
《枣窗闲笔》一书的真伪这里且不论,仅就裕瑞的记载亦不应采取断章取义的作法。
其实裕瑞记载的全部内容是,曹雪芹是根据前人留下的《风月宝鉴》书稿改写的《红楼梦》。
红学界对裕瑞记载的其他内容照单全收,偏偏对这一点视而不见,这不是做学问的科学态度。
不仅裕瑞是这样记载,其实好多文献都有类似的记载,《犬窝谈红》中就明确说《红楼梦》产生于康熙朝。
就连曹雪芹自己也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书的作者,而只是“披阅增删”者。
如果不抱成见去看这些记载,是不应把作者的身份强加给曹雪芹的。
胡适先生考据《红楼梦》所依据的主要资料,并不是什么稀见的资料,清代那些国学大师不是没机会见到,却没有其他人得出相同的结论,不能不发人深思。
第五、《红楼梦》作者虽隐去了该书所述事件发生的年代,甚至连汉唐都不肯假借,只说是朝代年纪、地域邦国“失落无考”,但书中还是自觉不自觉地透露出一些创作年代的蛛丝马迹:
《红楼梦》第五回中,“宁荣二公”说:
“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已历百年”。
红学界皆从顺治元年(1644)清王朝建都北京算起,以为到乾隆甲戌(1754)《红楼梦》成书的前十年,即曹雪芹开始着手创作《红楼梦》之时,恰是百年之数。
清朝的人却不是这样算时间帐的。
曹雪芹的爷爷曹寅所撰杂剧《虎口余生》中说:
“国朝定鼎以来,海宇奠安,迄有百年”。
《虎口余生》成书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若从顺治元年算起,仅得半百之数,若以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算起,有八十多年时间,勉强称得上“百年”约略之数。
但距乾隆甲戌年,则有近一百四十年时间,这就说不通了。
《红楼梦》书中叙述焦大的功劳时说:
“因他自小跟着太爷出过三四回兵,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得了命。
自己挨着饿,却偷了东西给主子吃;
两日没水,得了半碗水,给主子吃,他自己喝马溺”。
所叙情节决非清军入关后的事情,而是草莱开辟时的景象。
草莱开辟时期当是万历四十四年即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登基称汗时的前后,下推至洪升逝世的康熙四十三年(1704),近九十年时间,也可约称“百年”。
《红楼梦》大体应是此时成书的。
第六、《红楼梦》第五回中,写元妃的“判词”有“虎兔相逢大梦归”一句。
对这句判词的解释红学界言人人殊,但均不足以言之成理。
其实这句“判词”隐含着一个十分重要的时间,即康熙二十六年(1687),这一年是“兔年”,康熙皇帝极为热爱崇拜的祖母孝庄太后去世,康熙二十八年,康熙皇帝十分钟爱的佟皇后方被册封为皇后,旋即死去。
康熙是“虎年”“登基”,佟皇后是“兔年”“册封”,“登基”或“册封”之前,他们不具有皇帝皇后的身份,佟皇后“册封”之年,不恰恰是“虎兔相逢”之时么?
“虎兔相逢”之后佟皇后就一命呜呼了,不正是人生“大梦归”的时候么?
《红楼梦》书中描写的“家养戏班子”也透露了著书的年代:
康熙朝,江南世族家养戏班子成风,这种戏班子一般规模都不大,“戏子”的来源多是买自苏州的小女孩子,家养的戏班子一般只演折子戏。
这些都与《红楼梦》中的记载相同。
至雍正朝,朝廷明文禁止士大夫家庭家养戏班子,对女伶和乐籍实行双禁,此风渐寝。
至乾隆朝,此风亦未见重新抬头,游走江湖演出连台戏的戏班子开始兴盛,其后便是“徽班进京”、京剧创始的时候,开始了京剧逐步取代昆曲的进程。
有人用乾隆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恰逢“芒种”这一点,试图证明《红楼梦》产生于乾隆朝。
其实,康熙二十六年、四十五年、雍正三年都是四月二十六日交“芒种”。
雍正三年曹雪芹刚刚出生;
乾隆元年,曹雪芹也只是孩提,什么都证明不了。
反倒可以证明《红楼梦》应产生在康熙年间。
还有一微末小事应该注意:
《红楼梦》第七十二回,写凤姐变卖了一个自鸣钟,售价为五百六十两银子。
这在当时是一个天价!
乾隆朝士大夫家庭自鸣钟已经基本普及,不值这么多钱;
康熙朝时自鸣钟还相当珍贵,方能有此天价。
这也应是《红楼梦》著自康熙年间的一个明证。
二.只有康熙朝才能产生《红楼梦》
《红楼梦》虽然主要写的是“荣宁二府”和“大观园”中发生的事情,但作为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全绕开作品中人和事所处的社会背景,《红楼梦》当然也不例外,不论作者怎么掩饰,总会自觉不自觉地透露出一些特定时代的底色来。
由这些“底色”反推成书的年代,也是文学研究的常用方法。
第一、只有顺治、康熙两朝的人,才会把兴亡感叹写得真切、沉痛,当朝人写当代事,方无隔靴瘙痒之尴尬。
林四娘一事,在顺康年间流传甚广,版本也不尽相同。
与洪升同时代的大文人王士祯和蒲松龄的传世名作《池北偶谈》和《聊斋志异》中,都有记载。
王士祯是洪升的老师,他在《池北偶谈》中记载:
林四娘“蛮髻朱衣,绣朱碧,凤嘴靴,腰佩双剑”。
洪升写林四娘的故事,很可能是从王士祯那里听来的。
《红楼梦》中贾政说,林四娘的故事是一个“新题目”,要求宝玉、贾环、贾兰等人为这个“新题目”赋诗,宝玉便作了一首长篇“古风”《姽婳词》。
所谓“新题目”,当然是刚发生不久的事情,而不会是清朝入关百年以后乾隆朝的事情。
据笔者考证,衡王被杀,是顺治二年发生在山东青州的真人真事。
清军入关后,衡王本已降清,但第二年发生了“流寇走山东”,李自成的一支残部从北京溃退后占据了青州,南明势力、闯王残部和清军在青州发生了一场长时间的混战。
混战过程中,南明残部欲拥立衡王“登基”,结果衡王被顺治皇帝下旨诛杀。
乾隆朝没有什么衡王,也没有什么“流寇走山东”的事情。
《红楼梦》书中“真真国女孩子”所作之诗,有“岛云蒸大海,峦气接丛林”之句,红学界一般认为指的是台湾,而那个象“西洋画”一样的金法碧眼的女孩子,多认为应是荷兰人。
台湾是康熙朝收复的,收复之后,宝琴方有可能随同父亲游历台湾,并亲见“真真国女孩子”其人其诗,那么宝琴就应该是康熙时人。
到了乾隆朝,清朝统治台湾已久,在台湾不太可能再见到荷兰人。
康熙朝处于明清朝代更替不久的年代,文人以自己的经历去写兴亡感叹的作品,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情了,遂有《长生殿》、《桃花扇》等一大批辉煌千古的力作问世,文人的诗词中感叹兴亡的作品更是汗牛充栋。
加之康熙本人对探讨兴亡得失的作品持鼓励或默许的态度,亲自观演《长生殿》和《桃花扇》,文人写此类作品在当时并无大的顾忌。
《红楼梦》中的《好了歌解》,红学界往往解释为悲叹家族败落之作,或是逐句附会为影射书中人物的命运或下场,都让人感到牵强。
如果把《好了歌解》理解为感叹易朝换代、社会沧桑的作品,则要贴切得多。
你看:
昨日王公已灰飞烟灭,“蛛丝儿结满雕梁”,今日新贵已粉墨登场,“绿纱今又糊在篷窗上”;
昨日“金满箱银满箱”的朱门富户,今日已成了“人皆谤”的乞丐;
昨日还嫌“破袄寒”的穷酸,今日已飞黄腾达,居然做到了“紫蟒长”的高官;
昨日选择的东床贵婿“膏粱”子弟,今日居然落草为寇,做了“强梁”;
昨日朱门富户的千金小姐,谁承想今日“流落在烟花巷”倚门卖笑;
刚刚入关的清王朝,“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做故乡”;
这一切看似“甚荒唐”的社会大变动,说明万事万物都靠不住,“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等等。
这些以一组一组强烈对比的骤然兴衰的社会现象,不正是易朝换代的绝妙写照么!
《〈红楼梦〉曲子》中的那首压卷之作“食尽鸟投林”,说的也应该是社会大变动时期“算总帐”的场景: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债的债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一个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
远的不说,我们亲自经历的日本侵略者投降、伪“满州国”垮台和国民党政权崩溃时的景象,不正是这个样子么!
第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个朝代有一个朝代的文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品,譬如今天的作家,决然写不出文革期间或五十年代的作品,那么乾隆朝的文人也决然写不出康熙朝的文章。
这是常识性的规律,但却是颠仆不灭的真理。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康熙朝文学作品的规律性特点,或者说是有别于以后雍乾时代的文学特色。
康熙朝的文学作品,接续晚明文化气脉,大的特点有三:
一是“言情”,二是“写幻”,三是“以俗为雅”。
“言情”、“写幻”的特点,既是社会大变动时期逃避现实的需要,也是明代后期遗留下的文风。
所谓“言情”,表现为“十部传奇九相思”,且不说《长生殿》、《桃花扇》等言情达到登峰造极程度的力作,遍观庸俗文人李渔,李玉和一大批苏州派文人,以及“西泠十子”等,都是言情高手,作品各有千秋。
当时的大剧作家万树就曾在《空青石》中写道:
“算古今情人,多被情伤。
离恨天高未补,五色石空炼娲皇。
争如向芙蓉粉底,炼笔补天荒”。
从中不难看出该剧以及明末清初大量言情剧作对《红楼梦》创作的影响。
所谓“写幻”,就是把现实生活,通过虚无缥缈的文学手法,表现得光怪陆离,其中以蒲松龄的鬼狐故事为最。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写幻”作品,其塑造的幻境往往不同于传统的玉皇仙境、佛祖圣境,而是往往类似于《红楼梦》中“太虚幻境”那样一种凭空杜撰的文学环境。
“认误为真,认真作误”,虚虚实实,也是当时“写幻”手法的一个通常表现。
当时的大剧作家李渔,在创作中就往往真话假说,反话正言,既不是全然认真,又不是道地作假,真真假假全凭会心人的体悟。
所谓“以俗为雅”,就是用老百姓听得懂的民间语言去写作,所写出的传奇杂剧或小说,目的就是给老百姓去看的。
“他人以说话为说话,笠翁以填词为说话,故有此等妙境也”,“本色填词不用文”,文章“贵浅不贵深”,这在当时是文坛时尚。
特别是文学作品中对人物性格的描写,力求语言肖似,性格如见,正如李渔所说:
“务使心曲隐微,随口唾出,说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
由此不难看出,《红楼梦》不仅完全具有康熙朝文风的三大特点,亦堪称体现一代文风的登峰造极之作。
至于雍乾以降,文坛复古主义开始抬头,文风变得冷峻、典雅,在这种文坛风气熏陶下,是不会产生类似《红楼梦》这样风格的作品的。
第三、红学界一般都认为,由于乾隆朝文网甚密,文字狱大兴,曹雪芹为避文网,所以隐去了书中的“地域邦国”、年代时间以及作者姓名。
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实则经不起推敲。
象《红楼梦》这类被目为“淫秽”小说的作品,即使真的“毫不干涉时事”,在雍正、乾隆以后的大清王朝所有年代,都是必然遭禁的!
尤其是乾隆一朝,几乎年年都有文字狱发生,广大士子噤若寒蝉,象曹雪芹这样被治罪抄家的家庭出身的“黑五类”,是否有漫漫十年中潜心写作《红楼梦》的可能,是否有敢于拿出自己的草稿给朋友乃至皇族之人去看的胆量,大可怀疑。
有清一代,《红楼梦》能够产生的年代,只有康熙一朝。
康熙皇帝本人政治上是比较开明的。
康熙早期和康熙末期,虽也发生过“《明史》案”和“《南山集》案”,但均事出有因。
综观康熙61年,大部分时间还是放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特别是康熙八年至康熙五十年,这四十多年时间出现了连续的宽松、开明、激发的政治环境,因而产生了《长生殿》、《桃花扇》等一大批不朽的传世名作,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产生巨人”的时代,《红楼梦》产生于这个年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只有康熙朝而不是雍正、乾隆朝出现这种类似欧洲“文艺复兴”的繁荣局面,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统治需求的。
康熙一朝,大清王朝刚刚建立不久,政权尚不巩固,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江南士子”,对清王朝尚不肯认同,多数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与清王朝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为了巩固清朝统治,康熙皇帝采取了召考“博学鸿词”等一系列开明措施,为鼓励修《明史》而明确宣布要忠于史实,即使出了一些犯忌的话也不予追究的政策。
正是由于采取了这些开明政策,才出现了“一队夷齐下首阳”、知识分子逐渐归心的社会局面,历经“平三藩”“平噶尔丹”等社会大动荡而政权日渐巩固。
政策的开明和知识分子的归心,必然带来文学的繁荣。
从另一个角度看,明末清初文化教育的管理机制日益衰竭,造成了社会思想不统一、百家泛滥的局面,各种民主思想大行其道。
康熙有鉴于此,把“理学”钦定为大清王朝的统治哲学,在哲学界虽然赶跑了自由思想,但自由思想又悄悄地藏身于文学艺术的王国里继续泛滥。
只有这样的年代里,《红楼梦》这样虽然伟大但十分微妙的文学作品,方有问世的可能。
康熙晚期到雍乾两朝,清政权已经巩固,不怕知识分子不合作,当然更不怕“秀才造反”,清王朝遂改变了以往的宽容政策,转而罗织起一道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严密而又残酷的文网,这个时候难以“产生巨人”,当然也难以产生《红楼梦》这样伟大的作品。
第四、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任何一种思想潮流,都有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都有其产生的本源和前后相继关系,都有其发生、发展的必然性。
《红楼梦》所表达的那种深刻博大的人文思想,绝不会是作者头脑里固有的或灵机一动凭空产生的。
除以上所述的文学环境的影响以外,明末清初士大夫阶层的一些新思潮、新观念都对《红楼梦》的产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换句话说,《红楼梦》所表达的清新的思想正是明末清初思想界清新空气催化的结果。
对《红楼梦》影响较大的思想家主要有三个:
一是李贽及其“童心说”,《红楼梦》书中主人公贾宝玉的一些异端邪说,正是李贽思想的翻版,“禄蠹”、“国贼”的说法,原始发明者便是李贽。
二是冯梦龙及其《情史》,冯梦龙是明末清初言情文学狂潮的集大成者,《红楼梦》中“情种”、“情痴”、“情悔”等说法,都是直接来源于冯梦龙的《情史》一书。
三是李渔及其《闲情偶记》,《闲情偶记》一书,对文学戏曲、消闲娱乐、园林建筑等方面都有独到精辟的见解。
《红楼梦》对人物描写重神似而不重形似,对五花八门的家庭消闲娱乐活动的描写,对“大观园”的美学构思以及文学语言上对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创作手法的运用,等等,都明显有着李渔影响的印记。
康熙一朝,对文化领域这些新颖甚或异端的东西近乎放纵,所以能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并流行开来;
及至雍乾时代,统治者对思想的禁锢越来越严,乾隆修《四库全书》的过程,就是对思想学术界的一次严厉整肃,可谓一场“文化大革命”,一场文化浩劫!
此时明末清初的那种百家争鸣局面为万马其喑的封建正统思想所取代,明末清初的那些书籍在此时统统遭到禁止或“抽毁”。
洪升完全有条件接触到明末清初的各种异端邪说,而曹雪芹完全没有可能读到这些书籍,更不要说在作品中尝试实践这些思想了。
所以说,《红楼梦》只能产生于康熙朝而决不能产生于乾隆朝。
是康熙朝的思想沃土滋生了这部伟大的作品。
第五、研究一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创作年代,文字避讳问题不可不察。
红学界在避讳研究方面有点走火入魔,多数红学家都从“脂评本”入手,见仁见智,争论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实际上是一场瞎子和聋子之间的对话。
“脂评本”均为手抄过录本,程高本的底本亦应是一个抄本,是否是原著稿本,大可怀疑。
既然是手抄过录本,文字是否避讳,体现的是抄手的意图,而不一定是作者的意图。
比如,乾隆朝的抄手抄写康熙朝的文章,也会自觉不自觉地避讳乾隆朝的讳字,而这些讳字见诸于书面则完全不可能是作者的原意。
那么,我们就需另辟蹊径,从作者用字而不是从抄手写字的角度,去研究作者究竟避讳哪些文字。
脂批中说:
书中用自鸣钟敲了几下来代替“寅时”,是为了避讳寅字,红学家据此推断《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因为曹雪芹的爷爷名曹寅,故此避讳。
这是毫无道理的臆断。
《红楼梦》并不避讳寅字,书中薛蟠把唐寅念成“庚黄”,总不能归罪于抄手笔误,而确确实实是作者的原意吧。
我们断定《红楼梦》的成书年代,有几个关键字是否避讳,应特殊注意:
乾隆三年,皇太子永琏薨逝。
永琏为乾隆所钟爱,《清史稿》明文记载,当时有旨命避“琏”字讳。
如果《红楼梦》是乾隆年间的作品,借给作者天大的胆,也不敢把书中的重要的、不地道的人物“二爷”取名为贾琏。
还有一事与此有关:
鸳鸯拒婚,恨恨地发誓说,就是“宝天王”、“宝皇帝”我也不嫁!
如果是乾隆年间作品,这样写法就更匪夷所思了。
弘历登基前被封“宝亲王”,登基后自然是“宝皇帝”了。
只有乾隆朝以前的人方可能这么写,乾隆朝及其以后的人,是绝对不敢这么写的!
这不会是抄手的错误,的的确确是作者的原意,说明作者最起码应是在乾隆登基之前写完的《红楼梦》,这个作者当然不会是曹雪芹。
康熙帝名玄烨,“玄”字是常用字,清代避讳“玄”字的办法,或是缺最后一笔,或是用“元”字代替。
中药“玄参”改称“元参”沿用至今;
《千字文》首句“天地玄黄”改为“天地元黄”,也流传至今。
当时的著名戏剧家李玉,字本为“玄玉”,为避讳遂改称“元玉”。
《红楼梦》过录本中,注意了避“玄”字,但不够严格,那可能是抄手的错,但把“太虚玄境”写成“太虚幻境”,却应是作者有意避讳而不是抄手所为。
笔者怀疑,“元妃”的命名,是否作者有意利用“玄”改“元”的避讳法,暗示“元妃”即“玄妃”,亦即死于康熙二十八年的佟皇后。
如果作者是洪升,他完全有理由这么做,也与书中“虎兔相逢大梦归”的判词用意吻合。
凡此种种,都把考证作者的矛头指向康熙时代,而否定作者是乾隆时代人。
有些具体考证,下文还要详述,此不赘述。
三.为《红楼梦》的作者画一张肖像
《红楼梦》作者应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他的出身、志向、性格、爱好、家庭、婚姻、人生经历是什么?
红学家们不论是考证派还是索隐派,都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苦苦搜寻,却大都不得要领。
这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作者真是难为死了今天的红学家们!
其实,《红楼梦》的作者虽然隐去了自己的姓名,但在“开卷第一回”中,就比较详实地为自己作了一篇“自画像”,并在其后的章节中,自觉不自觉地透露了大量的关于作者自身的信息。
由于胡适先生的误导,红学家们往往丢开作品原文,而到乱七八糟的“脂批”中或者到浩如烟海的书外典籍中,去探询作者的身影,这实际上是走上了一条舍本逐末的歧途。
下面,让我们以《红楼梦》第一回为主,辅之以其他章节的信息,去为作者描绘一张比较真实可信的画像吧。
1.《红楼梦》不是一部《三国演义》、《水浒转》之类的历史题材的世代累积型小说,而是一部以作者亲历亲闻的现实生活为题材,大体遵循真人真事创作的小说。
作者一开始就申明:
“此系身前身后事”,创作此书的目的,是为了把自己“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记,以普告天下人”。
创作之时,虽然按照“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幻笔”手法,“将真事隐去”,但由于写的是真人真事,所以“追踪摄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
该书的创作意图“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
看,这多么象今天的电视记实片!
虽经过了编辑剪接,甚至采用“打马赛克”手法故意把面孔弄得模糊难辨,但却是真实可信的。
因此,应该认定:
《红楼梦》写的是作者自己的事或作者亲历亲闻的事,写的是真事,不过作者在创作中按“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方法加以技术处理罢了。
2.《红楼梦》的作者应出生在一个“钟鸣鼎食”的富贵家庭,上有“天恩”可“赖”,下有“祖德”可“承”,应该是一个官宦之家。
这个家庭居住在“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
按照清初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可称“花柳繁华”的地方,可出“诗礼簪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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