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精神研究文献综述解读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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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怎样,在经济思想史上,还是有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在努力理解企业家及其精神,并对企业家的定义、企业家精神内涵等做了重要的论述。
(一)企业家内涵研究简要回顾
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企业家主要是一个风险承担者(risk-bearer)。
坎蒂隆(1755)是目前公认的最早提出“企业家”(entrepreneur)这个专业术语的经济学家,他赋予了企业家最初的经济学含义,主要指那些通过承担风险进行生产和交易的群体,但关于企业家为什么愿意去主动承担风险,坎蒂隆并没有给出任何的分析与解释。
对此,斯密(1776)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做了深入分析,认为企业家承担风险的行为动力关键在于利润动机。
奈特(1921)在区分了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基础上,把企业家看作是不确定性的承担者(uncertainty-bearer),企业家的主要任务就是需要“决定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
企业家承担着决策的不确定性,并保证“犹豫不决者或怯弱者能得到一笔既定的收入”。
因此,在奈特看来,企业实际上是一种应对不确定性的特殊装置,而企业家则是一个不确定性承担者;
利润不是对承担风险的回报,而是对承担不确定性的回报。
之后,马歇尔(1920)认为在工业集中式生产格局下,企业家应具备双重的角色,首先是作为商人和生产组织者的角色,他们必须透彻了解自己所处的商业环境,能够预测生产和消费的广泛变动并做出相应的决策调整,同时必须能谨慎地做出判断,大胆地承担风险;
其次作为雇主角色,必须是个优秀的领导者,具备出众的组织能力,调动雇员的积极性、进取心和创造力,并对企业的一切事务能够进行总的控制。
桑巴特(1936)为企业家构造了一个更宽泛的组织功能。
他认为企业家必须具有评判他人服务能力的才能,并具有使他人为他工作的才能,所以他必须是一个组织者;
其次,企业家还要具有商人的谈判能力,他必须用自己的意志说服其他人的意志;
最后,企业家还应精于经济计算和资本节约,因为资本主义企业的最高目的——利润,只有通过这个途径才能达到。
熊彼特(1934)塑造了英雄式的企业家形象,这是一种类似于中世纪骑士的英雄,从而突出了企业家是一种特殊的类型。
他认为,“一般是生产者发动经济的变化,而消费者只是在必要时受到生产者的启发;
消费者好像是被教导去需要新的东西,或者在某些方面不同于,或甚至完全不是他所习惯使用的东西”。
显然,与之前从承担风险、组织等方面来界定企业家的经济学家不同的是,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主要特征是通过创新提供新产品以引导人们的需求,并挑起循环流转的经济连续发展的事端,从而打破平静的经济发展世界。
因此,熊彼特提出了“创造性破坏”的功能,也就是实现新的组合,从产品、生产方法、市场、供应来源和组织5个方面将“执行新的组合”具体化。
为了将熊彼特式的企业家精神进一步融入到经济学的分析之中,Baumol(1990)对创造性破坏活动的情况进行了扩展,将非生产性企业家精神(如寻租方式上的创新行为)纳入到企业家的创造性活动之中,并通过各个地区的历史发展经验得出决定企业家报酬结构的游戏规则影响了企业家精神在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中的配置,而这对经济中的创新能力以及技术发明的扩散程度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企业家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经济制度为他们提供的回报,所以制度和规则的变化决定了企业家资源的配置,从而最终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Kirzner(2009)将人们对企业家的认识从投机、警觉到创造性的演变更容易让人们理解企业家的内涵,认为学术界将他的企业家内涵与熊彼特的企业家看作对立的观点是一种严重的误解。
他认为创造性和警觉并不冲突,反而是一个互补的关系,企业家的警觉性能够提升熊彼特式的创造性,创造性破坏又构成了企业家警觉的环境来源,两者促使经济不断地从均衡走向不均衡,再发展到均衡,不断反复。
因此,从科兹纳的这一观点来看,关于企业家的内涵探讨正逐步走向融合。
(二)企业家个人特质的研究
学者们很早就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关注的企业家精神在企业家个人身上体天出来的普遍性特征,这些特征有从企业家某个方面的特征展开的研究如Hornaday和Abound(1971)从个人利益、理想、成就的追求方面,Schumpeter(1921),Drucker(1985)从企业家对现有资源的创新性整合方面,FrankKnight(1921),EvanJ.Douglas等(1999)从企业家承受并应付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能力方面,AnaMaraPeredo(2006)从企业家积极行动或寻求机遇的行为的角度,Schumpeter(1921),VipinGupta等(2004)从企业家的领导和组织的能力角度对企业家个人特征进行了研究。
随着对企业家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企业家精神不仅仅是企业家某一方面个人特质的表现,企业家及其表现出来的企业家精神往往是多种精神特质的综合表现。
SarahDrakopoulouDodd(2002)用七种隐喻来解释了企业家的普遍性的特征:
旅游(Journey),即从容不迫地应付一切的能力;
赛跑(Race),即要有赶超对手的气魄;
战争(War),即要有敢于接受挑战和竞争的能力;
破除迷信(Iconoclasm),即要有创新精神,不相信权威的意识;
激情(Passion),即要有活力和朝气;
父母一样的监护人(Parenting),要以事业之心呵护自己的企业;
建设(Building),即不断攀登和向上的进取精神。
AnaMaraPeredo等(2014)认为企业家精神实施的前提来自于企业家个人特制的五个方面即专门或以凸现的方式来创造某种社会价值的能力、识别机遇并利用机遇来创造该价值的能力、利用创新的能力、容忍风险的能力和拒绝接受可获得资源限制的倾向等。
二、个体层面的企业家精神的研究
一些学者根据个体企业家精神产生的背景和表现形式对其进行了归纳和分类,他们的分类方法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出发进行的:
一类是从企业家的创业动机出发进行归类。
如Thurik(2001)从企业家创业的动机出发将其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机会拉动型企业家精神(opportunity-pullentrepreneurship),即企业家创业行为的动机是出于在商业机会可能带来巨大超额利润和个人抓住现有机会的强烈愿望,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承担一定的风险,表现出超常的进取心,创业活动对这类企业家而言,是一种实现某种目标(如实现自我价值,追求理想等)的手段和个体偏好;
另一种是贫穷推动型企业家精神(necessity-pushentrepreneurship),即企业家创业行为的动机是出于别无其他更好的选择,即不得不参与创业活动来解决其所面临的生活困难,这种企业家精神是一种被动的行为,而不是个人的自愿行为。
另一种分类方法则是按照企业家具有的不同特质出发进行分类。
如Owen(1999)将企业家精神区分为创业型和经理型两种类型,认为前者比后者要承担更大的风险,要具有更高的组织、管理和沟通协调能力,因此,后者可以通过接受教育来培养,而前者不仅要通过教育来培养,还要通过工作经历来积累。
Glancey和Mcquaid(2000)等人则从个人因为风险的不确定性而表现出来的异质性出发,将企业家精神区分为开拓型的企业家精神和保守型企业家精神两种形式,发现两
种不同的企业家精神会采用不同技术创新方式。
随着对个体企业家精神理论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开始从对特定个人特殊品质的关注精确到从企业家的一般特质中抽取只与企业家精神有关的若干特殊点的关注,并对其进行量化的处理。
Sexton和Bowman(1984)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具有的“精力充沛”、“有雄心”、“勇敢面对挫折”的心理特征。
JonathanC.Huefner等(1996)对在此以前的各种企业家精神量表进行了总结,在与社会统计资料的进行详细对比和分析各种测量工具的优点和缺点的基础上,选取T以创业商量表(entrepreneurialquotient,EQ,一种测试某个人是否适合创业的由系列有关企业家精神问答题构成的调查问卷)、创业态度倾向度量表(entrepreneurialattitudeorientation,EAO,Myers-Briggs类型指示器量表(Myers-BriggstypeindicatorMBTI)和Herrmann脑力优势工具量表(Herrmannbraindominanceinstrument,HBDD来对463名已创业和尚未创业者进行比较研究,他们发现对于个体而言,EQ对创业者和非创业者的区别力最强,EAO次之;
但对于组织而言,EQ/EAO/MBTI的组合使用能最佳地预测组织成员的创业倾向。
三、公司层面企业家精神理论研究
微观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对内生技术进步的研究为企业家精神引入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可能性,因为企业的技术进步是企业家创新活动的结果,因此就可以将企业家引入企业的生产函数,从而将企业家精神引入总量生产函数的框架中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仅从企业家个人特质分析的片面性的缺陷,从而将企业家精神研究的取向从个体特质转移到了公司(企业组织)特质。
公司层面的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企业组织结构的研究。
组织结构有时候定义为在组织内部工作流、沟通和权威关系的安排。
成功的产品创新是通过众多的组织属性(从资源和能力的角度来说)而得以推广的(Maidique,1984)。
随着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强烈,环境的波动、恶劣和复杂都使得优秀的企业往往需要形成完善的计划、组织、领导、监督、控制的管理体系,企业家精神不仅表现为个体的行为特征,更表现为组织的特质(Lynskey,2012),因此,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开始关注企业家的组织管理风格、组织及其环境的开放性互动(Morris,2014)。
当有适当的组织结构来进行管理时,企业家精神与公司表现之间的关系最为活跃。
“适当的”结构形式,其属性常常包括决策权的去中心化,最少化的阶层或结构层次,自由流通的沟通渠道,和研发、生产和市场营销部门的紧密合作等等(Slevin&
Covin,1990)。
组织结构对公司层面的企业行动效力的调节作用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清楚的证明(Khandwalla,1987)。
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不仅制约了企业的发展,也限制了促进发展的企业活动,公司为获取资源就会提高企业的执行能力,提高产品性能,竞争优势和财务回报,因此,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则体现在企业为此而具有的在公司组织结构方面的创新性(Innovation)、开拓性(Proactiveness)和冒险性(Risktaking)等能力。
目前,组织层次的企业家精神研究的视野开始关注不同性质的企业,如新企业、大企业、特许经营企业和家族企业,并且深入到组织文化、组织战略、组织结构、组织领导、创新激励机制与管理等方面。
IrelandandHitt(1997)证明高的企业家精神是通过低成本、高质量和时间策略组合来实现的,对美国俄亥俄州东北部370家中小企业进行的研究,将企业组织结构方面的研究归纳为企业的竞争态度、战略取向(包括计划和组织结构)、信息交流网络和技术四个方面的内容。
(2)企业家及企业目标定位、技术创新的研究。
企业的目标定位代表了公司关于市场份额的增长与短期利益之间可能存在的交换的整体策略哲学或定位。
“建立”策略旨在增加市场份额,并可能以短期利益为代价。
“持有”策略旨在增强公司保有市场份额的能力,并实现投资的适度或合理回报。
“收获”策略的使用前提是公司愿意牺牲市场份额来换取短期盈利和最大化的现金流。
最后,“剥夺”策略的使用前提是公司计划售出或清算其运作的一部分或全部(Gupta&
Govindarajan,1984)。
企业家精神与特定时期的企业定位相关。
Gupta和Govindarajan(1982)认为冒险的,大胆的并具有创新性的高层管理方式在“投资/增长”阶段比较适合;
而温和的保守型的管理方式在“赚钱/保护”阶段比较合适;
而规避风险的极为保守的管理方式在“剥夺/收获”阶段比较适合。
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为了应付日趋激烈的竞争,企业往往需要在自己所处的行业挑选先驱的姿态(PioneeringPosture,即行业第一家公司的企业或进行新产品的生产等),即企业大都倾向于确立自身在某一领域或某一区域的领导地位。
(三)企业层面的企业家精神度量指标的研究。
与强调企业家个人特质的传统企业创新模式和理论相比,采用公司行为的企业创新模型有很多优势。
这首先表现在分析层面上,由于企业效率可以用公司表现来度量,因此公司层面的企业创新模式是可行的,组织行为能说明测量公司表现所体现出的企业效率的关键标准,由于企业家的行为不是特质,从而使得企业层面的企业家精神具有一定的可度量性。
公司层面的企业家精神的度量模型(Ireland&
Hitt,1997)等,虽然这些模型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但主要还是侧重于从企业表现的角度来对企业家精神进行度量。
其中Covin和Slevin(1991)是比较成功的一个度量模型。
上述公司层面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将抽象化的企业家精神具体起来,并由此建立了一系列的切实可行的度量企业家精神的指标体系,从而促进了企业家精神的研究。
但是,这些研究仍然将企业家精神建立在单个企业的分析基础上,企业家精神仍然是“全能而孤独的狼”(Gartner,1989),也没有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进行分析。
另一方面,实际上经济活动中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以及其成长的外界环境是相辅相成、难以分离的,企业的形成和企业联合在区域经济增长和环境的变化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公司层面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却忽视了这一点。
因此,“从总体上来说,在经济学的思想史上,企业家精神……没有去回答社会的和经济的制度对企业家的成长方式的影响。
所以,我们在大量的文献中看到的其实还只是一个‘厂商理论’,而不是企业家的理论。
”(张军,2001)并且,在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中,企业家仅仅是填补了厂商理论中被称为“固定要素”的那个缺口,企业家精神只是类似的,这反映了该理论强调的是完全的信息和完全的市场,这种市场会进行一切必要的协调,管理和决策变得无足轻重,也就毋需企业家的干预。
四、社会层面企业家精神理论研究
在对企业家的研究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虽然公司个体在特定的企业家精神的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培育和传播方面的技术革新所牵涉到的一系列公司、组织和机构之间的复杂交互网络关系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Fischer等,2001)因此,企业家精神与环境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互动关系(RobertE.Bernier,2001),环境是企业家精神孵化、强化的一个重要条件,对企业家活动产生巨大的影响,是决定企业家精神特点的重要因素,同时,企业家并非只被动地适应环境,它也可以通过特定的活动来影响和选择环境,企业家的区域集中和企业联合对经济增长也有着重要作用,这种集中产生的原因主要是自然条件,同时也有技术、政策以及规模报酬等方面的原因。
因此,企业活动是企业与社会互动和体制综合的结果,企业家精神不能仅仅从“个性特征”或贫乏的经济角度来理解(AnaMaraPeredoandMurdithMcLean,2014),而应该从社会层面进行研究,要关注企业过程或企业事件(即新公司的创立)等“关系经理人”(Nijkamp,2013),关注企业家与背景的互动(Feldman,2001)。
虽然,有研究表明,企业型公司通常都存在于动态的不良环境中,因为它们好冒险的经理人们更喜欢快速增长的环境,那些环境中充满机遇,有高回报也有高风险。
这些公司甚至可能因为提出具有挑战性的产品创新而使得环境更为动荡。
因为创新会促使产品创新,公司越创新,它们的环境就会变得越动荡越充满竞争。
因此,企业家精神和环境表现之间的关系在不恶性或“良性”的环境中可能是正的关系,或者说甚至是负面关系,不确定的环境和“屈服性的”环境对于制定企业策略来说是特别适合的(Mintzberg,1973),在高度竞争的、无情的、“恶性的”环境中,企业家精神更能够促进高水平的公司表现。
但是,更多的研究则表明,环境和调节环境对企业活动的推广和成功有着重大正面的影响,在极度受限制的恶劣环境中要产生成功的企业,企业过程很重要,企业家需要控制更多的干扰性变量(PeterRosa,2002),虽然企业家能够从不确定的环境中得到较高的“安全”(相对的)和效率,并给他们带来更高的收益,他们还是倾向于选择法制健全和障碍较小的环境(姚伟峰,2007),因此,外界环境(包括资本和有经验劳动力可获得性、资本家、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是企业家成功的首要因素。
这些关于环境与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关系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金融及资源可获得性与企业家精神的研究
由于缺乏获取资源的途径可能是阻碍公司活动(如公司的成长和存活)的最重要的因素,因此,获得“最大注意力的因素”(Zahra,1993)就是资源的可获得性问题。
但是,最初的研究是从公司或企业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研究的(CovinandSlevin,1988),他们着重于企业对自身独特资源进行创造、获取、组织和利用而获得竞争优势这一现象的研究。
然而,资源的可获得性问题不得不最终延伸到企业外部资源的可获得性的研究。
因此,企业获取资源的途径也很重要(KouriloffandMichail,2000),这取决于企业的关键性资源多大程度上存在于环境当中以及企业通过环境调动资源的能力(BrownandKirchhoff,1997)。
而在这些资源当中,金融资源的不足往往会严重制约公司的潜在发展,因此,关于企业创新精神的文献大都放在获取资源尤其是金融资本方面(KouriloffandMichail,2000)将企业的可获得资源分为可见资源、不可见资源和生态资源三种形式,可见资源包括工厂、设备、技术等,不可见资源包括企业家的经验和洞察力等,而生态理论则包括资本、有经验的劳动力的可获得性和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等方面的内容,他发现企业可获得资源的外界环境是企业家成功的首要因素,因此,企业针对环境可获得性资源的策略行为和决策将非常关键。
Kouriloff和Michail(2000)发现创业动机往往决定了企业家规避金融风险的态度:
机会拉动型企业家获取资金的方式是其实现目标的手段,其进行融资决策的关键是“为抓住现有机会而产生的资金需求与企业家个人所能提供资金之间的缺口”之间的关系,若前者大于后者,机会拉动型企业家就会选择合伙形式以克服资金障碍;
反之,则选择独资形式。
而贫穷推动型企业家更倾向于采取独资方式进行创业。
ChristianKeuschnigg和SorenBoNielsen(2004)提出了具有双重道德风险的融资模型,发现企业家有想法和技术竞争力,但是缺乏自我资源和商业经验,而风险投资者则可以提供启动资金和管理支持,这两种代理商的类型将共同促使公司的成功,因此,风险资本对于企业家精神的启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IsabelGrilo和Jesus-MariaIrigoyen(2006)采用T来自15个欧盟成员国和美国的调查数据,探讨企业家精神的两个方面:
潜在和实际的企业家精神及其对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增长的影响,发现经济体中的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增长的关键性决定因素,其中企业家对行政联合体的看法、对可用金融支持的认识和对风险的容忍度对实际的企业家精神有显著影响。
Jarunee(2007)描述和分析了泰国中小企业发展银行((SMEBank)的风险资本管理的案例,发现风险资本对企业的革新特别是在对高潜力和高风险商业贸易初期作投资方面非常重要。
RobertB.Anderson等(2006)则发现土地的所有权和对这些土地上资源利用的权力是企业家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政府政策对企业家精神影响的研究
民族或国家会对本地企业的竞争力以及企业家精神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如建设创业基础设施(如创业园区、创业基金等)、税收和培训教育机构等手段,鼓励、开发和保护企业家资源,规范和引进创业资本等方式,创建具有企业家精神特征的良好环境以促进经济的增长,因此,政府是创建创业型社会重要载体,其重要职责就是要建设具有企业家精神特征的创业型国家从而实现国家或区域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Porter1997;
StevenRKreftandRussellS.Sobel,2004)。
MarkA.Dutz等(2000)则发现,政策在两个方面对促进企业家精神和经济发展非常重要:
一是减少企业将资源应用于无生产力的活动(如贿赂、寻租等),使企业将重点更多地放在维持由生产和创新带来的回报上的政策,这包括通过保护商业自由、财产权和合同等方面的相关规定;
二是降低垄断和闭塞的影响,为平民企业创新精神开发机遇的政策,包括通过更积极的供应商方面的竞争政策、强调获取基本商务服务和其他所需的本地输入的方式和获取很多其他商业基础设施的因素的渠道等。
在政府关于风险资本与企业家精神关系问题上,ChristianKeuschnigg和SorenBoNielsen(2004)的研究发现,政府的资本收益税对于风险资本与企业家精神的结合是非常有害的。
“一个小税的引入会抵消取得的成果并导致失去第一秩序福利”,但是,政府如果仅仅尝试通过注入风险资本或运用公众创业投资基金推进科技的企业精神,这只会导致低质量的企业精神,因为风险资本还与思想、角色定位、特殊地域的机会、安全网络、市场和行政领导力等有关(ChristianKeuschnigg等,2004)。
因此,政府的作用在于解决风险资本的缺位问题(MikkoJaaskelainen等2007)。
Pao-LongChang和Hsin-YuShih(2004)比较大陆和台湾两个不同的改革体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发现二个政府在政策的规划,业绩的研发,融资,推进人力资源的发展,技术衔接,促进科技创业方面具有相似性,从而推动了企业创新。
(三)知识文化和技术对企业家精神影响的研究
研究者们普遍认识到社会文化对人们的性格和普遍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社会趋向于出现自主性强、敢冒险、有创新精神、竞争力强而且积极主动的企业家及公司,但这种趋势要依靠文化基础,经济、政治、法律、社会因素扮演着文化和企业创新定位之间关系的调节剂的角色,因此,只有那些带有具体文化倾向的国家才会产生很强的企业创新精神(SangM.Lee,和SuzanneJ.Peterson,2000)价值和信仰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区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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