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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花缘》是清代道光年间一部难得的作品,是清代小说家李汝珍的代表作品,李汝珍花了10年心血才完成的。
《镜花缘》一书征引浩博,学问涉及面较为广泛,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琴棋书画应有尽有。
同时还包含了新颖的思想和新奇的想象,在我国小说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作者在书中大量的笔墨对女性的问题进行了描述,同时又和男性的问题进行相互的对比,男权女权相互的影响。
下面我就从几个方面来进行阐述。
一、《镜花缘》的女性观
(一)女子有才无所为
(1)“女诫”的寓意
作者在作品的第一回开篇就引用了“女诫”作为其理论依据:
昔曹大家《女诫》云:
“女有四行:
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节,而不可无者也。
今开卷为何从班昭《女诫》作引?
盖此书所载,虽闺阁琐事,儿女闲情,然如大家所谓四行者,历历有人,不为金玉其质,亦且冰雪为心。
非素日恪遵《女诫》,敬守良箴,何能至此。
”⑴看到这我们可以看出李汝珍是以《女诫》为尺度来对女性进行衡量的,提到《女诫》我们常常会想到“三从四德”、“三纲五常”,通常我们是这样理解的“三从四德”是为了适应父权制家庭稳定,,利益需要。
根据“内外有别”、“男尊女卑”的原则,由儒家礼教对妇女对妇女的一生在道德、行为、修养等方面进行的一系列的规范和要求。
而“四德”一词见于《周礼、天关、内宰》,内宰是教导后宫妇女“阴礼”、“妇职”,其中较高职位的:
“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本来是宫廷妇女教育门类,后来与“三从”连称,成为对妇女道德、行为、能力和修养的标准即“三从四德”。
“四德”要求女子在德、容、言、功,也就是能紧要品德,能正身立本,然后是相貌,言语和治家之道。
由此看出,这些都是对女子的一条条规定,也许许多人会认为《女诫》是对妇女控制规范和压迫的工作,是纯粹体现男性利益的女性言行指南,但是作者李汝珍却把它作为妇女观的核心,肯定是有他的用意所在的,他也曾在书中多次的提到《女诫》,作品第七十二回,作者提到“这边林书香因闺臣提起当日曾见红红、亭亭所写的《女诫》、《璇玑图》甚好。
”⑵在第九十三回中众才女喝酒猜拳,并以《女诫》行酒令,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所欣赏的女性,是内在精神都遵守《女诫》,并且要受到《女诫》规范和影响的淑女的形象。
笔者认为《女诫》并不绝对压制了女性,作者李汝珍也并不是特别的要求一定得要遵从《女诫》,《女诫》的规定是有其道理的,女子就算在当今的社会中也是要遵守“四德”的,这对现在的社会和家庭都是有利的。
妇德,是对女子的道德提出的要求,只有有了道德这样的女子才能和父母长辈和睦的相处,这样有道德的女子才能被人们所接受和称赞。
妇言,一个女子如果太刻薄说话牙尖嘴利,到处的说人是非嚼舌根,到处的得罪人,这样的女子又怎么能好呢?
妇容,女子的穿衣打扮要有一个规范的样子,什么样的场合穿什么样的衣服,不能太过于夸张,失去了本来的气质和特色,失去了自我。
妇功,那意思就是当然要有一技之长,这项在那个朝代就更为重要了,它可以提高女性自身的生存意识和生存的价值。
这些规范不能片面的去理解去下定论,同时对作者李汝珍对《女诫》的诠释和他们所想要表达的意思也并不能全盘的否决,《女诫》有利也有弊。
在文中武则天开设女科选拔人才,颁布的诏令这样写的:
“天地英华,愿不择人而异;
帝王辅翼,何妨破格而求。
”⑶能有这样的机会实属不易,虽然在选出的人才中,规定殿试前三名:
“准其半其俸禄;
其有情愿内廷供奉者,俟侍奉一年,量才擢用。
”⑷而其余的女子均“封为才女,奖励财物,彰其父母。
”⑸可见武则天是很重视女子的才华的,但是在才女中,涉及朝政的确基本上没有,那些拔尖的仅限于内廷供奉,侍候皇帝,没有更多的参与地方活着中央的政事,大多都是陪着皇帝游玩赏乐的。
在众多的才女中有一位是相当的出众的,并且是被世人传诵的一个重要的女性——上官婉儿。
她是皇帝身边最宠爱的女臣,她的文学才华很是了得,由其是在诗歌方面经常独领风骚。
在文中作者也写出了她的过人之处,在第六回写到:
“上官婉儿配武则天赏雪,武帝命与群臣赛诗,群臣文武无人能出其右。
说明女子的能力是不容忽视的,虽然她们没有做官,没有想到要同男人们一样的平等,但是至少她们展现了她们自己,至少证明了她们的能力,能够让女子的各个方面的学识慢慢地浮现出来。
这场具有时代意义的科举考试的进行,并不能说没有给妇女地位带来丝毫的改变,即使妇女没有真正的“成为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⑹但是从幕后到幕前的一个大的转变或多或少的让男人们开始渐渐的关注女性的存在价值和其自身的能力,这不仅仅是武则天口中所说的“徒添一段佳话”。
也学在这样的环境中女子并不可能像男人一样广泛的参与社会生活,还要继续辅佐以男性为中心社会服务的,但是女性还是向前走了一小步,并且是在正规的教条下稳定的前进,这样一步步的前进,一步步的来,是作者李汝珍想要暗示的,只是以很隐晦的语言和方式来阐述。
女子是在不断的进步的,思想也是在前进的。
(2)形而上的女子教育
“女子无才便是德”是纵贯中国封建社会千载的女子立身之本。
从古至今,女子都被是认为各个方面羸弱,并且是不可造就的一群人。
可是,李汝珍却没有拘束与传统的理念,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女性观——“天地英华,原不择人而异,”男性与女性在智慧上是平等的。
李汝珍通过描写黑齿国的观风盛典和武则天大开女科,描绘了女子教育的美好的宏图。
形象生动的塑造了一批又一批的才华横溢的女子们。
例如:
唐闺臣、林宛如领悟性都非常的好且智慧很高,读了许多的史书对事物都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黎红薇、卢紫萱文采过人,见识甚广,在谈文的过程中更是让多九公和唐敖汗颜羞愧;
史幽探、哀翠芳将苏雅兰回文凯旋图可以演绎出数百种的诗句,深得武帝和众人的佩服和嘉奖。
这些都体现了李汝珍对女子才华的肯定和褒扬。
既然女子的聪明才智都不在男子之下,那她们同样应该有施展才华的机会。
可惜,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自诞生之日,就将女子拒之门外。
只是男尊女卑社会现实的必然的结果,有才华的女子被社会遗弃,她们建功立业的豪强壮志根本无法实现,只有人岁月消磨年华老去,李汝珍真是对这样的制度不满,于是他在作品中提出了女子科考的设想。
李汝珍不仅描绘了黑齿国一个很重视女子教育的国家,其中是这样描述的:
“每到十余年,国母即有观风盛典凡有能文才女俱准赴试,”⑺“因此,凡生女之家到了四五岁莫不送塾读书。
”由此可以看出对女子的教育是多么的重视和关注。
李汝珍也更是大量的篇幅写了武则天开女科的缘由和经过。
众才女得知此事都非常的欢喜。
其中连外邦的黎红薇、卢紫萱、阴若花、枝兰音,最值得提起的就是年纪尚高的卢紫萱的母亲缁氏都赶来考试。
在《镜花缘》中写到掌浦珠曾言“此番女试乃自古未有旷典”,最值得一说的是写了武则天因为开女科这一善举,使得上天又将周国的命脉延长几年。
这些都表明了李汝珍队开设女科是很期望的,同时也希望能够给女子一个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
但同时这样的教育也有他的局限性所在,李汝珍积极的主张女子要读书,国家也应该通过科举考试选拔闺阁人才。
可是,考试过后的结果却并不像是女子们所期待得那样,所获得的殊荣也就是:
“武后将一等的授为‘女学士’之职,二等授‘女博士’之职,三等授‘女儒士’之职·
·
各赐金花一对。
”⑻由此我们可以了解,这些卖命苦读的女才女们经历了层层的选拔之后,最后也仅仅是被赐予“才女”的头衔,其实也就是一个虚名仅此而已。
还没有想男子一样真正的进入仕途,位列卿相,成为治理国家的栋梁之才。
这些才女们的才华也只能够放在娱乐的范畴之内了,例如谈论文章,写诗作赋,算卦猜谜,交流音韵之学或是喝酒行酒令等等的活动,但是在社会中的活动却是少之又少的。
小说中借助卢紫萱的话语表明了这一观点:
“将来我们或居天朝,或回本国,无非庸庸碌碌虚度一生。
”那样在朝当政愿望也只能在女儿国中看到了,也只有在那里才能够真正的把自己的才能和抱负全部都施展出来。
但是不是所有的女性都能在女儿国的,她们大多数还是要回到家中,她们还是要遵从父母的心愿媒妁之言出嫁成婚,遵守着所谓的纲常伦理,做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
例外如唐闺臣、颜子俏,她们也是离开了尘世,隐逸成仙。
在这样的社会里他们同样的不能够找到张扬自己的一片天空。
所以,李汝珍的女子教育陷入的是形而上的结局。
(3)经济政治上女子所为
《镜花缘》中的这一百多个女性形象为解决妇女问题提出了一个方法,就是通过接受教育,参加科举考试而进入政权机构,与男子一样分享权力,这样的思想在男权社会中无疑是一个让人惊叹不已的事实。
李汝珍认为,女性应该像男性一样,同样可以顶天立地,经国济世。
李汝珍希望能够改变女性在政治上的无权地位,向统治中国几十年的封建传统的观念提出挑战。
小说中写到武则天“以妇人而登大宝。
”她特别的关心女性问题,“特降恩旨十二条”“旌表孝悌,掩埋枯骨,释放宫娥,恩养嫠妇,设立药局,起造贞祠,以及养媪院,育女堂”;
她开设女科,“欲令天下才女俱赴廷试,以名之高下,定以第等,赐予才女匾额”;
武则天还能够人用贤能之人,能够慧眼识英雄提拔良才名将平定边疆的动乱·
俨然是一个有道德明智之君。
这些都显现出李汝珍对女性执政能力的肯定,同时也表现了只有一位开明的君主,懂得关注女性的君主,女性才会在政治上崭露头角,也许女性的张扬和释放只能是一点点的很微不足道的,但是至少这样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和颠覆性的。
这方面体现最彻底的就要数李汝珍所遐想和虚构的一个与现实生活性别角色背道而驰的女儿国了。
在这个国家中,所实行的是“女主外男主内”的这样一个颠倒的社会关系。
女人才与社会的生产与政治事务,男人则缝衣服带孩子,打点家中的一切内务。
无论国中,家中,女性的地位都是高高在上的,她们始终都是主事者,其权威地位昭然可见。
百花仙子化身的唐闺臣认为:
“朝中该有女秀才,女臣相,以作女君辅弼”,体现了要求女子也应该参政,这样是希望能够改变让女子不在政治上依附男人,而是要开始靠女人自己。
只有这样才能像武则天一样为天下的妇人谋得相对的权利,向世人说明妇女心中的愿望,进而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地位。
但细细的推敲,李汝珍对武则天的看法也是有矛盾之处所在的,同时从侧面表明了对女性的参政意识也是有所顾虑的。
首先,是对女性成君主的否定。
李汝珍对那些反抗武则天的人称呼其为忠臣义士,他们对武则天摄理的朝政相当的不满。
例如在徐承志的口中骂武则天为“恶妇”,对她的开设女科这一创举冶金行了大肆的污蔑:
“这恶妇并不迎主还朝,还闹出这些新鲜题目,也忒高兴了。
”连那些靠女科而成为的众才女们也将周朝称为“伪周”,更在科举考试的时候向武则天示以“忠于前朝”的伟大志愿。
就像在女儿国中的储君阴若花在谈到唐敖让唐小山改名“唐闺臣”时说道:
“大约姑父因太后久已改唐为周,其意以为将来阿妹赴试,虽在伪周中了才女,其实乃唐朝闺阁之臣,以名并不忘本之意。
”
再就是对武则天形象进行贬低和丑化的描写,特别是在武则天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是这样的介绍她的:
“原来这位帝王并非须眉男子,系由太后而登大宝。
乃唐中宗之母,姓武,名曌,自号则天。
按天星心月狐临凡。
当日太祖,大宗本是隋朝臣子,后来篡了炀帝江山。
虽是天命,但杀戮过重,且涉于淫私,伤残手足,所以炀帝并个路烟尘趁他这个亏处,都在阴曹控告唐家父子种种暴戾荼毒之苦。
冥官具奏。
幸亏众神条陈:
与其令杨氏出世报仇,又借来生不料之案,莫若令一天魔下界,扰乱唐室,任其自兴自灭,以彰报施,适有心月狐思凡获遣,即清敕令投胎为唐家天子,错乱阴阳,消此罪案。
”⑼这些描写对于武则天成为君主以及她在社会中的形象给以否定,那么我们对李汝珍的女性参政观也就值得深思了,矛盾性一目了然。
当然在经济上例如真同样有着自己的看法,同样存在着相对立的因素。
按照社会的传统的理念和最初的教导,人们一直是认为男人应该在外面独挡一面,儿女人则应该在家中,也就是男人主要承担着经济的责任,而女性应该老老实实的呆在家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尽心尽力的操持家务。
但我们再看看在《镜花缘》中的部分女性,她们能够通过自己原有的智慧和才能,把家中的经济重担挑了起来。
例如在巫咸国流离失所的姚芷馨和薛蘅香,她们用当地的桑树开展了养蚕织布的行业,来维持家中的生活。
还有在玄股国漂泊的尹红萸,因为她很善于针线活,于是她找到了打渔的人们帮他们织渔网来养家户口。
在以前他们都是名门之后,是大家闺秀,可是,当家中遭遇不幸且家道中落时,生活不再是以前的模样,她们没有被打垮,而是自立自强了起来,绝处逢生,实在让人敬佩不已。
同样的那些通过科举考试最后成为才女的女子们也是靠着自己自身的才干和智慧帮助家族赢得荣誉和财富的。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李汝珍塑造了一批身处逆境却依然能够奋发图强的,能够成为家庭中顶梁柱的女性形象。
这些女性之所以如此,正是由于家庭中的具有劳动能力的男性角色都缺失了。
像姚芷馨和薛蘅香是因为父亲们打了败仗而逃到了外邦的国家不能够回来,于是与母亲们相依为命,家中又没有了其他的男人,所以迫使她们自己出来开创事业养活自己和家人。
又如尹红萸是因为父亲的岁数太大弟弟年龄又太小,他们都不能够为是家中的经济来源,所以她不得不出来赚钱以充家用。
如果家庭中拥有具备劳动能力的男性,李汝珍还是认为应该让男的出来维持家中的经济来源,女的则老老实实的呆在家中,这样的传统理念还是在他心中占有较高的位置的。
在李汝珍看来:
“女子一生衣食莫不倚于其夫”,让女子来挣钱养家“抛头露面,究系不妥”。
在以上的这些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李汝珍这个受到封建礼教氛围笼罩的封建文人,能够不受拘束和传统桎梏以一种与众不同的眼光看待女性,并且能够赞同女性在经济上,在人格上所获得的独立,主张女性接受教育,参与社会活动和政治事务,的确是有他的超前性的。
这些标新立异的看法,说明她所给出的女性观有进步的方面。
但同时作者对女性成为君主的方面是有所否定的,作者的思想深处还是矛盾的,对女性的真正的定位和价值还是有所保留和质疑的。
(二)女尊男卑,男尊女卑
(1)女权男权的关系
向来封建社会是以男权地位为中心的,长久以来所遵守的是“男尊女卑”的教条,女子在男子的面前是没有任何的权利可言的,同时她们要严守着三纲五常,女诫七出这些压抑人性,不合理的礼制规范。
李汝珍却背离了当时社会的传统,大灭男子的威风,助长妇女的志气,不仅正面的歌颂了女性的才识,还以嘲弄的笔墨显现那些多女子不公的事态,将种种对女子而设立得不合理的教条约定的荒唐本质暴露无遗。
女儿国则是李汝珍对那些女子不平待遇所进行的反击。
在女儿国里,女子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回击男性权利为中心的社会,男女的位置完全的颠倒了过来,这是女子扬眉吐气的一个社会。
《镜花缘》的女儿国改变了男尊女卑的社会地位,男权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变成了男子只不过是女子的附庸而已。
同样的男子也尝到了做女人的滋味,在文中是这样的描述的:
“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
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子,以治外事。
”⑽林之洋就是最好的例子,他被女儿国的国王看中选为“贵妃”,他的角色一下子从男子变成了女子,当然作为女子就要有女子的模样,所以就要穿耳洞,还有就是缠脚。
“被众宫人今日也缠,明日也缠,并用药水熏洗,未及半月,已将脚面弯曲折做两段,十指俱已腐烂,日日鲜血淋漓。
”⑾这样惨不忍睹的缠足方法看起来简直就是一种残酷的刑罚。
但是,它的确是在封建社会中每个妇女所必须经历的共同的命运。
这样畸形的社会制度导致了人们对审美的趣味有了变态的做法。
李汝珍构想出来的这个女权的国度就是让男子看到这样被他们压制的广大的女性在男权鼎立的社会中生存的状态,同样的这也是对男权主义的一种挑战。
李汝珍对那些“男尊女卑”所保护下的不平等的现象进行了抨击。
在当时那样的社会中女子必须要善始善终,从一而终,一心的只能够想着自己的丈夫;
但是,男子却可以沾花惹草妻妾成群。
对这样的两个大的极端行为李汝珍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
在两面国中强盗的妻子对想要纳妾的丈夫理直气壮的说道:
“假如我要讨个男妾,日日把你冷淡,你可欢喜?
”“这真是强盗的行为,已该碎尸万段,你还只想置妾,那里有个忠恕之道!
”这正是女子对纳妾男人的教训,打在大盗身上的二十大板既是对男女贞操两面标准的警醒和直接的鞭笞,想要说明的是一种男女平等的要求。
但是纳妾对于当时来说是一种司空见惯的事情,是普遍存在的一个事实,李汝珍对它尽管有着激烈的评判,却不像缠足那样的态度明确。
我们从深层的去发掘去看,在女儿国中的整个的国家机构的设置、政策法令与在男权社会中的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掌管者的性别而已。
这里的各项风俗习惯同在男权社会中也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例如:
缠足,依然是一个最高位者给予最低位者的一种享乐的需要。
虽然生理上的女性可以对生理上的男性实施奴役,但是这种奴役是应该在男性的名义下对女性所施加的。
同样的女性的这一代名词是不能够在治理国家的统治者中出现的,这样就更加明显的表现出真正的掌握政权的依旧是男性组建的政治体系。
“女性”这一词仍就是摆脱不掉加在她身上的负累,在她的背后依然是由男性所掌管的男权的社会,这样的男尊女卑的思想是不可能会真正地说消除的。
不得不让我们认为这是一种隐藏的性别歧视,同时也是男尊女卑的实质和根源所在。
在《镜花缘》这样女权和男权相对的关系赤裸裸的展现了作者李汝珍心中所存在的矛盾的根源。
同时作者的内心对宣扬真正的女权主义还是有所保留的,还是受到当时社会的环境和各个因素的影响,对男权主义的精神依旧是抱有一种肯定的但却不张扬的态度。
我们还可以看出李汝珍想要呐喊得女权主义也并非坚定,像是有所保留的。
但是他能够大胆的提了出来,并用大胆的想象创造出一个特别的国度来进行诠释,这是作者李汝珍的独到之处,也是他的经典之笔是我们无可厚非的。
(2)女性在当时社会中存在的意义
女性在封建社会时期是毫无地位可谈的。
女性的一切都被男性所掌控和支配着的,包括女性的各个方面:
才识、婚姻、工作、权力等等都是受到约束和限制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有过女性辉煌的政史,多多少少的让她们翻了翻身,如西汉的吕后,东汉的邓太后、梁太后最有创举和功绩的要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登上帝位的女性——武则天,在女性反礼教,反男权,争取男女平等的上武则天可谓是一大成者。
他开设女科,下恩诏,为女性争取权益,这在男权社会中是石破天惊的作为。
无疑是为当时的女性开了一扇天堂之窗,为部分的女性谋得了难得的权利和机会。
但是还是有部分的女性由于在较差的家庭环境中以及受到男权的压迫中,而被打入另册,她们不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只能封闭在家庭的狭小的圈子当中,还是要按照男性的社会通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去做人做事,她们只能在幻想中建功立业。
虽然女性有了初步的解放意识,但是她们的人生还是受到了封建守旧思想的包围,还要遵守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训,遵循着“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常,这样的贞洁观念在《镜花缘》中是这样叙述的:
“骆龙遇唐敖时将其女骆红蕖托付给唐敖并说:
“俟他年长,代为择配,完其终生。
”⑿第十三回:
“唐敖遇见廉锦枫,念其孝,欲聘为儿媳。
”⒀第二十八回:
“唐见蘅香品貌甚佳,忽想起魏家兄妹,意欲替他们作伐,即将此意并麟凤山相会说了,宣氏甚喜,欲恳唐敖赐一书信,以顺路到彼上去望望,唐敖应允。
”⒁就是这样轻易的解决了女性一生的幸福,女性自己毫无选择的余地,也没有什么后路可以退,一味的听从一切的安排,等待着将来未知的结果。
这便是这时的女性最后的人生路程,她们被所谓的家训贞操观念强制着,男性可以随意的休妻,女性则任由其摆弄,并且受着贞操观念的压迫和束缚,女性的一切都是被掌控着。
她们就像是一件物品被丢来丢去,有时甚至被当作是殉葬物品任凭处置,终身都没有独立权和姓名权。
同时,在当时的社会女性更是沦为了生育的工具。
班固曾言:
“为什么嫁人·
为了生产子嗣延续血脉。
”丈夫可以对那些不能生出儿子的女性进行随意的处置,这名女子不行可以继续纳妾直到生出儿子为止。
想想看这样的结果会是什么呢?
是丈夫和妻子之间毫无感情可言,就如同是两个陌生人一样!
那么若果女性生出的是儿子,当然会应了那句“母以子贵”,所以女性的家庭地位与其生育状况息息相关,女性如果生的是女孩,,那她将面临的是无限的冷淡和众人的歧视。
女性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生存,完全的没有自由,也不能够把握自己的人生,在这个社会中女性是完全被忽略的,是被隔离出去的人。
她们只能任人操纵,她们所存在的意义早已被人设定好,她们的命运就像是棋子一样没有定数的被人随意的摆放,这是这个时期的女性可悲之处,这就是她们存在的最真实和最残酷的意义。
二、《镜花缘》女性地位的影响因素
(一)社会原因
在当时的封建社会女性的地位是不被重视的,几乎可以说是根本没有她们的立足之地,这是因为在古代农业社会的发展是由于其落后的农耕作业,所以在这时的女性根本无法参与,这时就更依赖于男性的体力,这是男性发挥了他的最大的作用,这是最为重要的社会基础,这样就成就了男人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的实力。
其次家庭生活工作和社会活动永远都是相互矛盾的,家庭的生活需要有人来进行照顾;
而社会的活动要有人来进行参与。
社会活动、家庭生活的难和易,正好于男女能力上的高和地相互对应。
所以,社会活动成为男性主要的发展领域,而女性则忙于家中的大小事务,最终由男子来主导外部的生活,女子对应的进入家庭成为必然。
渐渐的女性被这样的关系所束缚,使女性成为了男子的附庸。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到了明代中期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资本主义开始进入了萌芽的阶段,商品经济也逐渐的发展了起来,沿海城市都开始繁荣起来。
这样的形式慢慢的促进了人们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的转变;
并且,李汝珍长期生活在海州,这里是贸易的港口,这里时常都会有外来的传教士和商人以及游客,他们所带来的是西方先进的思想和风俗文化。
但是,李汝珍并没有彻底的接受和继承,他还是无法彻底的摆脱那个时代所给他的东西,他的一些观点还是有局限性的同时不由自主的打上阶级的烙印。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的分工及传统观念的强化,对女性的整个社会的地位是影响颇深的,让女性停留在原点,滞留不前。
所以社会原因很大一部分造成了女性地位低下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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