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对农村消费市场知识溢出效应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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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对农村消费市场知识溢出效应研究

“互联网+”对农村消费市场知识溢出效应研究

　　引言

　　新时代下，挖掘农村消费市场潜力，有必要借助于互联网，利用线上和线下两种模式，促进农产品进城，促进农资和消费品下乡，进而形成城乡互促的良好局面。

据测算，农村居民增加1元的消费将会拉动国民经济2.08元。

但目前农村消费市场与城市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且差距呈现拉大趋势（肖立，2012）。

当前，我国农村消费现状是水平低而潜力大，资源环境约束趋紧是农村消费面临的障碍（杨艳等，2011）；同时，内需不足导致的结构性失衡也已经成为影响经济结构优化及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王保花等，2016）。

为此，需要转变农村消费模式，释放扩大农村消费潜力，继续扩大农村消费，这是实现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措施（方松海等，2011）。

当下是互联网的时代，激活农村消费市场的潜力离不开互联网。

我国13.6亿总人口中农民占据46.3%，多达6.3亿人，因而与城市相比，互联网市场需求重点在农村。

由于互联网的“兼容”、“集聚”、“互吸”效应，可以充分借助“互联网+”的独特优势，将分散的农村居民的供需整合起来，通过B2B、B2C、P2P、O2O及第三方电商平台等服务于“三农”（万宝瑞，2015），进而可以为进一步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提供平台支撑。

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消费需求、结构、范围、行为、选择等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且面临个性化消费需求迸发等机遇，要充分整合“互联网+”与消费模式的“嫁接效应”，从而促进其转型升级（杨继瑞等，2015）。

所以，在当前，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农村消费”的模式，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优势，结合农村消费的特点，进一步扩大内需尤其是农村消费市场已经迫在眉睫。

　　就目前而言，国内关于农村消费的研究颇多，扩大消费尤其是农村消费市场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与此同时，关于“互联网+”及知识溢出效应的研究也是热门话题，之前均是学者对于电子商务的研究，而对于农村消费市场吸收“互联网+知识溢出”效应的研究很少。

所以，为进一步揭示其中的本质含义，本文从农村消费市场出发，实证分析了黑龙江省重点地区“互联网+”与农村消费市场的知识溢出问题，阐明了农村消费市场是如何获得“互联网+”的知识溢出，以及这种溢出被农村消费市场吸收的路径。

在此基础上，得出了相关结论，并提出了建议。

　　概念界定

（一）农村消费市场

　　农村作为地域概念，是相对城市而言，指的是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聚集地；消费包含生产型消费和生活型消费；农村消费市场是指农村居民在农村地域内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消费关系的总和。

由于当前农村消费市场主要受功能性需求影响，因而呈现两大特点，一是重实用而轻享受，表现为往往注重产品显性价值，比如价廉、实用、简便、牢固等，而忽略其隐性价值，比如附加值、精神享受等。

二是出现明显的层次性，比如城乡之间消费时间和水平的差异性、东中西部地区消费梯度性、消费结构次序性（刘茂盛等，2009）。

此外，根据对黑龙江省的实地调研发现，建筑材料、农机农资、耐用消费品、方便食品是农村消费的主要产品，也是农村消费市场的重要供应品。

（二）“互联网+”

　　“互联网+”是创新2.0下发展的一种新形态，是指“互联网+各个行业”，它不是两者之间“1+1=2”的效果式简单的叠加，而是通过互联网和通信技术使两者深度性融合和创造性发展，实现“1+1>2”的革命化复合式增长，进而借助互联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便创造更大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在2015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制定“互联网+”计划进而有效推进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有机结合。

由此，“互联网+”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李国英，2015）。

　　（三）互联网+农村消费市场

　　近年来，国内很多学者对“互联网+”与农村消费问题进行了研究。

一些学者认为，在相当程度上社会多元性尤其是其中一些新常态下互联网的变化会对消费模式产生重要影响（Andreas，2005）。

另一些学者研究表明，“互联网+”的创新发展极大开拓了“社会流通”的空间，极大变革着商品供产销等市场变化，促成新常态下的新消费模式，同时，又面临互联网技术创新发展、中间民众的数量扩大、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个性化消费风气盛行四大历史机遇，必将促进消费模式转型升级（杨继瑞等，2015）。

本文认为“互联网+农村消费市场”即通过运用互联网思维，借助其平台优势，成功对接农村消费市场，构建消费新“版图”，释放农村消费潜力。

由此，“互联网+”与农村消费市场不但存在着经济上的联系，而且存在着知识上的联系。

“互联网+”的知识溢出不仅成为知识转移的重要方式，更进一步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消费能力、消费结构的变革，促进了农村消费市场的开拓。

　　“互联网+知识溢出”对农村消费市场发展的作用机制及假?

O

（一）知识溢出理论

　　知识溢出是指知识的扩散与传播，通常是个人或组织通过知识媒介而影响其他个人或组织（Suetal.，2014）。

知识就像空气一样在我们周围（Gertler，2001），其溢出过程具有连锁、交流、竞争、带动、激励效应。

作为知识溢出方往往是发展良好且具有优质知识的主体，作为知识接受方则是除知识溢出方之外的所有组织，在知识溢出的过程中，不仅促进了知识接受方的快速发展（Braunerhjelm等，2010），而且刺激了知识的创造，提高了生产效率，拉动了经济的发展（Romer，1990）。

然而，并非所有个体或组织都能轻易获得知识溢出方的知识，要想实现这种溢出的良好效果，需要具备一定条件，在具体条件上的研究上却出现了两种派别：

即组织邻近性和知识邻近性。

　　一方面，坚持组织邻近性观点的学者认为，组织邻近性反映了组织间的联系程度和相似程度，它既包含属性逻辑（比如资源邻近、结构邻近等，即组织邻近性），也包含认知逻辑（比如关系邻近、认知邻近等，即知识邻近性），是组织交互作用中知识传递的主要机制（高启杰等，2015），员工的流动及其非正式沟通成为知识溢出的重要途径（Malmberg等，2002）。

另一方面，坚持知识邻近性观点的学者认为，个体或组织的知识积累并非一蹴而就，这阻碍其他个体或组织吸收溢出的知识（Dahl等，2003）；同时，知识溢出效应随着个体或组织间知识基础接近程度的升高而效果变好，反之，知识溢出效应效果变差（Yangetal.，2010）。

　　另外，很多学者对于知识溢出理论中的组织邻近性和知识邻近性进行了研究，而农业经济方面的学者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是“互联网+农业”，很少针对于“互联网+农村消费”方面的研究，很少对于知识溢出效应细分下去做进一步的研究，更很少把它们综合起来分析对农村消费市场的影响情况，因此，本文将从“互联网+”的知识溢出理论着手，进而研究组织性邻近与知识性邻近对农村消费市场利用知识溢出而实现自身发展的机制。

（二）“互联网+知识溢出”及农村消费市场取得的机制

　　从“互联网+知识溢出”到农村消费市场知识吸收，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具体如下：

　　第一时期：

即组织邻近性的知识溢出时期，知识从“互联网+”溢出的时期。

“互联网+”由于具有强大的平台基础和独特的吸收能力，比较容易从外部获得知识，获得后会进行消化吸收，进而会通过多种方式溢出到农村消费市场。

在这一时期，知识从“互联网+”得以成功地向农村消费市场扩散，这需要借助“互联网+”与农村消费市场之间的组织邻近性的协调作用，而在这两者之间的知识溢出需要一定条件，只有在“互联网+”与农村消费市场之间在组织资源、组织关系、组织结构、组织距离等方面有很强的关联性，才可以培育出知识溢出的良好环境。

　　第二时期：

即知识邻近性的知识溢出时期，知识被农村消费市场吸收促其发展时期。

在这一时期，农村消费市场的吸收能力将是重点，农村消费市场会以自身知识为基础，把吸收获得的知识划分为非适用知识和适用知识，同时将适用的知识进行升级转化。

在这一时期，农村消费市场吸收获得了溢出的知识转化为自己知识并加以创新时，这需要“互联网+”与农村消费市场之间的知识邻近性的协调作用，农村消费市场对知识溢出吸收能力也不是无条件的，只有在农村消费市场和“互联网+”之间的工作者在组织认知、教育经历、知识基础等方面有很大相似度时，才可以促进对溢出知识的吸收。

因此，“互联网+”的知识溢出转化为农村消费市场内在发展动力不是自动自发而是需要条件的，即使这种知识溢出效应对创新发展有作用，但是，能否持续推动农村消费市场蓬勃发展，仍需要实际检验。

“互联网+”对农村消费市场的知识溢出路径如图1所示。

　　（三）“互联网+知识溢出”效应对农村消费市场的作用及假设

　　根据知识溢出理论，外界有很多可以供体或组织吸收的知识，当个体消化吸收后，往往能转化为自身内部知识，增加自身知识积累，进而为我所用，实现自身发展。

对于农村消费市场而言，如果要取得“互联网+”溢出的知识，关键取决于农村消费市场与“互联网+”的组织邻近性和知识邻近性，前者主要是为知识溢出提供路径基础，后者主要为两者之间知识的溢出增添润滑剂。

　　组织邻近性观点认为，组织资源和关系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主要表现为人员流动和交往活动，而交往活动既包括正式沟通又包括非正式沟通。

例如，农村消费市场上增添了许多能熟练掌握“互联网+”相关知识的人才，加之，这些人的消费习惯、消费观念等影响他们周围的人，必将可以用其头脑中的知识为农村消费市场添动力、增活力。

此外，还可以利用正式或非正式的沟通交往活动形成一种隐性信息流通渠道，拓展双方之间的交流空间。

因此，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农村消费市场与“互联网+”可以通过人员流动与交往活动，提高前者接触到后者知识溢出的概率，进而有助于自身知识增加和自身发展。

　　在以上分析的情况下，可以提出第一假设：

　　H1：

农村消费市场与“互联网+”之间组织邻近性有利于农村消费市场的发展。

　　H11：

“互联网+”核心人员流动有利于农村消费市场的发展。

　　H12：

“互联网+”非核心人员流动有利于农村消费市场的发展。

　　H13：

农村消费市场与“互联网+”之间的交往活动有利于农村消费市场的发展。

　　H14：

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农村消费市场的发展。

　　当农村消费市场和“互联网+”两者之间在组织认知、教育背景、基础知识等方面相似度很高时，便可以很轻松的消化吸收这些知识促进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反之，当上述相似度较低时，溢出的知识便不能被很好的消化吸收进而不能为自身发展助力。

因此，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农村消费市场与“互联网+”之间相似的知识邻近性更可能促进前者对于后者的知识溢出的理解吸收，对自身发展非常有帮助。

　　在以上分析的情况下，也可以提出第二假设：

　　H2：

农村消费市场与“互联网+”的知识邻近性有利于农村消费市场的发展。

　　如果第一假设和第二假设都成立，则要提高农村消费市场对溢出知识的理解消化吸收，必须在农村消费市场和“互联网+”组织邻近性与知识邻近性的基础上，分析组织邻近性与知识邻近性的占比作用的大小，即实现知识邻近性和组织邻近性的最佳协同作用。

　　在上述分析的情况下，还可以提出第三假设：

　　H3：

农村消费市场与“互联网+”之间的组织邻近性和知识邻近性的协同作用有利于农村消费市场的发展。

　　H31：

知识邻近性与“互联网+”核心人员流动的协同作用有利于农村消费市场的发展。

　　H32：

知识邻近性与“互联网+”非核心人员流动的协同作用有利于农村消费市场的发展。

　　H33：

与“互联网+”之间的交往活动与知识邻近性的协同作用有利于农村消费市场的发展。

　　H34：

互联网有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知识邻近性的协同作用有利于农村消费市场的发展。

　　“互联网+知识溢出”对农村消费市场发展的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2015年对黑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