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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历史学硕士,法学博士。
1994年赴日本同志社大学任客座研究员,2005年至2006年任日本创价大学客座研究员。
张星久教授多年致力于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比较研究方面的教学与研究,被称为武汉大学“四大名嘴”之一。
这一次日本的这个大地震,对于您这个曾经有过在日本担任客座教授的经历的人来说,肯定和我们很多没去过日本的,或者没有在日本工作过的人,可能有点不一样。
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就是他那种自律,面对灾难那种克制,那样一种没有手忙脚乱的那样一种镇静的精神,这是给我印象很深的。
印象很深。
那么我们从镜头画面上看到,这一次日本的大地震,其实对建筑物造成的破坏不严重,倒是次生灾害海啸过来以后,大水一冲,然后那些木质的房屋,纷纷都变成了一个一个的木头结构,但是真正的大的建筑,似乎也没有受到很大的损害,是吧?
对对,政府指定的建好的避难所,这些学校、公共场所、体育馆都是完好的。
那么我第一次在日本经历过阪神大地震。
1995年。
当天17号那天晚上,我们刚刚从机场回来,阪神大地震,也差不多的感受,但是震过以后没有什么,房子没有什么反应,就是晃得很厉害了。
日本人的这样一种苛刻的质量意识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当然就是说起来很复杂,那么也有后来的制度的规训,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制度的规训,我们后面要讨论,它还是要在一个民族的这种心理习惯,民族的这种生活方式、价值观,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
对。
对事情的敬业精神,对社会、对生活的这种职分的精神,天职的观念,对一些规则的敬畏感,像这些等等,我觉得都是和后来的现代制度都很好地结合起来了。
那么我们现在就欢迎张教授给我们演讲,今天他要演讲的主题就是《文化精神与日本人的质量意识》,大家欢迎。
那么世界上有两个以质量闻名的民族,一个是德意志民族,一个是日本民族。
因为从情理上看,一个社会成员提供优质的服务、优质的产品,那就是说自然我们会联想到,这样一个成员、这样一个民族,那它一定是尊重规则,我们所说的守规则,对标准意识比较恪守。
另外对于整体的利益、对于整体的荣誉感应该是比较强。
还有它的勤奋、敬业的精神,吃苦奉献的精神,还有那种追求完美境界的一丝不苟的精神等等,所以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成员,已拥有了这样的观念,就可能做出很好的产品。
那么这样一种看法,既是一种合乎常情常理的推断,同时也得到现在很多这个,我们说学术界的一些学理上的支撑,比如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新制度主义经济学那里,就是强调这种制度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一个民族形成的制度,它如果要想有生命力的话,最重要的还是取决于它背后的价值观、它的道德规范等等,这个叫做内在的规则和非正式的制度,另外比如说,在文化人类学里面,有一派,非常重视这种文化传统、文化模式对它的民族精神和行为的这种制约影响。
一、日本的文化传统和自然环境
(一)日本的政治社会制度
我们首先梳理一下日本的文化传统和自然环境。
那么提到日本的这个历史文化传统,首先不能不说它的政治社会制度,如果和传统的中国相比的话,那么它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它是以天皇为核心的君主制,其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日本的天皇它是作为神本身的化身,在格位上,日本的天皇是和神相通的,它本身就是神。
但是在中国的观念里面,君主本身不是神,他是天的代理人,所谓代天理民,那么因此在这样一个制度下面,那么没有办法或者说不大容易产生像中国的这种王朝革命的思想,所以它会形成一种万世一系的这样一个天皇制度。
这个分界使得人们,对天皇的这种秩序应该说是毫无保留地接受或认同的,不会像在中国的观念下面天人合一,而且在这个君主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天道。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一个君主如果代表人民的意志,为人民谋福祉,也就意味着代表了天道,意味着得到天的肯定和眷顾,那么我当然可以服从他,可是当一个君主如果说他残忍害民,不能履行上天赋予他为民谋福利的这种职责的时候,那么这个君主就不合格,就可能遭到上天的抛弃,所以在中国这个观念下面,天命这只是一层,天命之下还有就是如果君主不符合这个天命,人民就可以叫做替天行道、举行革命。
在中国的民间俗语里面,帝王本无种,明年到我家,这样一种思想,在日本它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抛开这些其他的复杂因素和评价的话,那么这个天皇制度至少对后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遗产或者好处,对日本走向现代社会以后,和现代的法治精神衔接的时候,有一个什么就是它有助于日本人民形成对某种至上权威的敬畏感,这种终极的敬畏感和秩序感,那么用有的学者的话来讲,容易形成一种绝对的精神。
另外一个就是日本在这种天皇体制下,它的这种贵族等级制度,那么也对于日本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那么形成它的一些服从意识、它的规则意识、忠诚意识,也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我们知道日本在天皇制度下面,是由幕府实际掌握权力,在幕府下面有各个藩、各种贵族,最低等的比如说武士,那么形成一个严格的贵族等级秩序,那么在贵族之下存在着士农工商四民,在日本的传统社会里面,也还有很多类似的更低的等级,比如贱民,因为贵族制度它是一种硬化了的制度,它可以形成这种对抗专制国家权力扩张的一种,有效的屏障和机制,所以造成这种权力的多元化,对于后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它是形成了一种空隙的。
那么在中国的话,一方面当然是高高在上的皇帝,那么在皇帝之下,好像人人都可以平等,尤其在秦汉以后,秦汉最初是策论,通过考试,后来到尤其唐代以后,科举考试兴起,朝为牧牛郎,暮登天子堂,只要考试成功,就可以入仕做官,甚至出现很多布衣卿相。
一个贫民百姓当了皇帝、当了宰相,它打破了这种阶层阶级的严格的封闭、僵化,为这个社会的流动开放创造了条件。
这个非常好,从这一点上固然很好。
又比如说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只要有了钱,在唐宋以后就可以买地,买地就可以成为地主,买地以后供应自己的孩子读书,求取功名,就可以进入官僚集团,成为统治阶级,那么这个社会从这一点上是开放的。
日本的贵族这种等级制度下面,它就不会存在这个。
它不会因为你的王权好恶,因为你的专制国家的是否膨胀改变他的身份。
这是一个,我们说的容易形成这种多元化的政治格局,来对抗这种专制国家的成长,发展出来比较强大的社会自治的力量,在这点上它是有作用的。
另外一个当然贵族制度,贵族最讲究等级,讲究下级、低级对上级的绝对的服从意识,讲究契约关系。
因为我们一旦形成这样一种领主和臣民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要信守契约,信守我们的承诺,就要履行义务,所以发展出来一些这种契约精神、服从精神。
我们讨论日本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时候,还要看到乡村社会制度,它的乡村社会也很像欧洲社会,日本人有很多人就认为,他们虽然在地缘上是一个东亚社会,但是他们在精神上,在他的社会生活上更像一个欧洲社会,因为它在社会制度各方面和欧洲非常相近,所以日本的这种乡村社会,它也很早地就发展出来比中国远为明显的这种共同体的特征。
中国的乡村社会,虽然也是聚族而居,但是它还是一种基本上是习惯性的、心理性的,它没有像日本那么强的共同体内的规则意识和封闭的排外意识。
【导视】政治制度与历史传统造就的自治精神,在现代社会如何呈现与变化,环境之困、武士道传统、菊花崇拜,文化传统又如何造就质量意识……
但是这个也是,它在日本的现代的民主宪政制度的框架确定之后,这些自治制度又很好地跟现代的民主宪政精神结合起来,所以我们看在现代的日本,有这么强大的自治精神,有这么强大的社会自治力量,所以在日本至少我经历的神户大地震这个时期,一个多星期里面没有政府,全日本的人都在往神户涌入,自发地有的骑自行车,自行车骑不到就步行,到那里去自救。
那么所有的超市、银行都倒在地下,你看连接地下冒出来的水管子破裂冒出来的水都是要排队,它具有高度的组织性。
所以你会在日本会生活长了,在它的社区你会看到,日本的(社区)真是做到了守望相助,就是你搬家搬到这个地方去以后,你到了地方跟周围的邻居打个招呼,将来回国了,你房子就有人照顾。
你刚进一个地方,周围自然就会一帮乡邻过来跟你问候一下,然后会给你一些辅导,牛奶怎么订、垃圾怎么放,所以在它这个村舍的共同体基础上,发展出来现在的自治,所以这些方面的话,有了这样一个它的传统生活,这样一个社会组织力量的运作,使得日本人的团体意识,自治的意识也是非常强的。
(二)日本的自然环境
其次我们看日本,就是它的自然环境,这个大家都很熟悉,日本的国土狭小,资源相对来说比较匮乏,这就造成日本人,他们一方面这种危机意识、忧患意识非常强,使得他们在时时刻刻地反省自己的不足,具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反思精神,另外因为面对着种种的这样一个压力,这样一个多变无常的环境,日本人也练就了一种忍耐的精神,抗击打能力特别强,所以在狭小的国土里面,只有这么大的地方,那么他们还是要力求在内涵发展上下功夫,茶壶里面硬是要翻波浪,追求一种小而精的模式。
所以日本的一休,可以说是日本的精神(代表),日本的很多动画片里面宣传一种,从规模上、体型上非常小,但是能量非常大的这种形象,非常值得注意,耐人寻味。
(三)日本的文化传统
另外讲到日本的文化传统,我们还要讲到它的武士道精神,用一些学者的话来说,武士道精神是最能反映日本人对死亡的觉悟,对生命的必死的这种觉悟,武士道精神,我们一提到武士道精神,就会想到日本的这个自杀,剖腹自杀,日本人要用一种。
正如戴季陶先生在研究日本人这个书里讲得很有意思,日本人在死亡的时候都要选择一种最残忍的(方式),他说和中国人不同,中国人这个死亡,我们中国人自杀也好,死亡也好,都要选择一种最不痛苦的方式,比如上吊、投河、吃安眠药后来发明,而且很有讽刺意味的是,戴季陶揶揄中国人,比如上吊、吃安眠药,他还是没有必死的决心,说日本人不是的,日本人死亡的时候,这种剖腹自杀要用最残酷的方式,表示对死的面对,所以我们知道横切一刀、切了以后再转弯,而且日本人还要有一种死亡,一种庄严的仪式,要介错,要找最好的朋友、最信赖的人进刀。
我们的文化里面,是畏惧死亡的,没有一种非常彻底的、清澈的死亡文化,那么生的文化无所依托,所以日本人为什么要自杀?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怨力、这么大的忍耐精神面对死亡呢?
这里面就是跟我们前面说的这种等级制度下的,这种下级武士、下级贵族对上级的服从献身有关系。
所以在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下面,它延续到现在的是一种不惜牺牲的奉献精神、义务感,还有就是他的绝对的忠诚感。
这个忠诚感,我们学术界里做了大量的比较,中日两国对忠诚感的理解,这个也是一个关系重大的事情,对中日两国的未来的发展。
日本这个忠诚我们前面讲,最高的忠诚对象是天皇,再往上没有了,那么在它的等级制度下面,绝对忠诚服从上级。
但是在中国文化里面,就儒家文化的本体,就正宗的儒家文化来看,忠于君主绝不是无条件的,君主如果能够替天行道,能够忠实地履行了上天赋予他的责任,能够为人民谋福利,那么我才可以忠,否则反抗他、驱逐他,不算不忠,反而算是最大的忠。
这样一来的话,在中国文化里,它的忠,包括跟这个忠相对应的公私观念就发生了重要的分歧,存在了两极的意义,一个是我们要忠于什么呢?
忠于君主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代表的公道,我们还是忠于儒家所设定的,或者儒家所理解的那个代表天理天道,实际上又是以民心、仁心为归向的这种忠,这种对象,存在了两种忠诚。
这样的话,中国人认为忠从儒家的标准来看是忠于,最后是落实到我的良知,我的良知良能所审视出来的、所判断出来的最高的天理。
因此我们会看到在历史上,有的人就走了一种叫妾妇之道,比如秦桧、和珅,他老老实实地为这个皇帝谋福利、一切以这个皇帝的意志和利益为转移。
另外一种忠,像比如说历史上的像文天祥、像岳飞、于谦这样的人,他们为了忠于他们心中的儒家的所设定的忠的目标,掉了脑袋,所以我们的文化里面,这样两种忠的摩擦,使得中国文化充满了悲剧美。
但是很麻烦,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的学者们,从来就没有,这当然也反映出中国文化非常笼统、含糊、不细致、不求甚解,这两种忠的观念到底是什么关系?
没人论证清楚,如果碰到亚里士多德、如果碰到苏格拉底,他一定要写好多书,讨论这两种忠到底怎么处理。
但是在中国人就放这不管了,所以由你们自己揣摩吧。
所以,有的人就成了烈士,留名青史的忠臣、大忠臣,有的人一不小心拐到另外一条路上,就成了奸臣,所以这就是中国历史,我们用最高的敬意说它是悲壮美,非常悲壮。
但是它在现代社会,它的走向极端就有一个麻烦,忠的对象,忠和不忠,不是取决于外在标准,而是最后落实到取决于我内心的判断,把道义的最高的裁判权放到了个人,放到每个个人,但是我们每个个人的这种良心、良知能可靠吗?
所以在理解上、在实践上就五花八门,最后就流于了一种机会主义的做法,我认为这就是忠,他认为那就是忠,这样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个武士道的精神以及贵族制度形成的这种忠诚、服从,它在现代社会里面,对于这个现代的企业管理就非常好了,我后面还要说的,它成了企业管理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服从。
另外日本文化,我们看另外一个象征菊花。
日本人确实是酷爱整洁、追求纯美的一种生活追求、一种生活态度。
所以日本人在日常生活里面,他们每天早晨会把自己的店铺,会把自己前面的街道、店铺旁边的马路都扫得干干净净,然后摆上菊花,所以非常美。
当然我们知道,日本追求美,这种唯美主义还反映在它的建筑方面,它的这种古典建筑、这种寺庙建筑,你确实看到这种非常空灵、非常灵巧那样一种精神在里面。
日本的饮食,在最物质的方面,但是它也,当然我们前面说了甚至死都是搞得很艺术,一个武士死的时候香汤沐浴,搞得非常整洁、干干净净,鲜红的血流到白绸缎上,这种唯美,一个民族我们可以设想,它对周遭的一切,都是非常地追求纯美,所以他们用来工作的时候会是什么状态,当然也会表现为追求完美,追求精致的质量意识。
所以武士道精神和菊花所代表的精神,用在生产和服务中间,就非常容易形成规则的意识、标准的意识,一丝不苟的精神。
如果讲日本的文化,当然我们还要讨论它的宗教。
【导视】日本多元宗教面貌如何呈现,又怎样引导日本人的心理与生活,中日民众的不同生活状态又如何对比观察……
在日本,传统的佛教、儒教、神道教,这些都是来自于中国,但是日本人把中国文化的精髓加以创造性地吸收和转化,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那么佛教从唐宋到明清时期,经历过一个很大的演变,由最开始的时候高高在上,否定尘世,逐渐地走向对日常生活的肯定和关注,有了更多的对世俗生活的肯定的内容,这一点在日本也是这样的,而且也有进一步独特的表述和方法。
日本在战国的末期,有一位僧人叫铃木正三,他也是强调任何职业都是学佛,都是佛行,所以按照他的这样一个佛学思想,在日本形成一种非常浓重的这种职业神圣的观念,职分的观念,这就类似于马克斯•韦伯对西方的新教伦理的分析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所以铃木正三这位和尚他也认为,我们只要专心于日常生活的职业,就是佛法的实践,所以一个商人在他看来,不违反起码的商业规范,好好地做他的生意,他的经济活动就是合理的;
一个农人,用他的锄镰尽心于勤勉地耕作、耕种,这就是修行,这就是学佛和行佛之道,所以这种精神它对日本的后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后来的这种它的现代精神的延续和发扬,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日常生活里边,能够感受到生活的意义,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神圣和庄严,形成对职业的敬重感。
所以我们经常在日本,中国人喜欢开玩笑,说日本人没小事,日本人确实没小事,做任何事情都是非常认真,都是很战战兢兢的,很有庄敬的精神,我们的文化气派很大,大开大阖的气势,这种大平原,这种大国的这种心态,有它的这方面可爱之处,但是我们的文化跟日本相比的话,它的精致,它的做事的一丝不苟,对事情,尤其是对自己的职业的庄重感,就不及日本。
我们用牟宗三先生的话说,中国文化浪漫气质、英雄气概太多,做事的精神太少。
谈到日本的文化,还要谈到日本的樱花了,单个的樱花它是很素淡的,它并不是像我们中国人崇拜的这种国花,比如牡丹,那样一种富丽堂皇,那样一种铺张,那样一种气势,不是的,从樱花里面我们可以折射出,他的对生命的意识。
这个樱花在它最盛的时期它的开放,一般只有一周多的时间,它突然地绽放、突然地消失,让人感觉到生命是如此辉煌,既然生命是这么短暂,又这么美好,所以我们能做的是什么,不要太关注肉体的东西,我们要更重视精神的东西,在有限的生命里面绽放出我们的光彩和内涵,所以这是我们看的,讲的日本文化这样一些精神呢,我们从日本的社会政治制度,日本的环境,日本的文化传统来谈日本的精神。
二、日本的质量意识
那么第二个大问题,我们讲了这些以后,我们自然就可以讨论文化精神同日本人的质量意识问题。
那么在日本文化里边,我觉得这个忠诚、服从对于现代日本的企业精神,对于现代日本的质量意识,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有了这种忠诚,那么用到现代的科层制度里边,就很容易产生一种守规矩、重然诺、讲诚信、不走样,那么这个在管理里面,它的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降低了一个组织的运营成本,不扯皮、不商量。
我们中国人在这一方面有比较严重的问题。
你经常看到在大学里面,一个图书管理员把那个书噼里啪啦地一甩一扔,他在讨论国家大事,他自己的事情做不好,所以说这是个问题,人人都是自行其是,自我作主,干着平凡的活想的都是伟大的事情。
我们的文化里面宏大的东西很多,每个人都活在异乡,每个人都在讨厌自己的工作,一个医生讨厌病人,一个老师、一个大学老师讨厌学生,这是在我们中国常有的事情。
我们说在它的这个文化里面,当然也会有问题,也还有,但是就相对来说比较少,跟这个相关的就是他的整体意识、团体意识,讲究对团体、对企业、对社会的奉献。
我们知道从质量的角度看,质量的意识实际上是代表一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一个比较强固的质量意识,一定是靠他的奉献意识和那些对整体的这种价值的重视是有关系的。
日本我们前面说在宏观层面上,生活在一个领主的制度下面,在微观层面下面,从小在这个自治的乡村的共同体里面,所以他的这个整体感,这种对团体的意识非常强,我们中国可能太大了,一眼望不到边,最后这个边界太大以后,反而没有了边界,所以它(日本)这个边界很清楚,所以容易培养这种团体意识,所以一生下来就属于某些人,我们就要注意到某些方面的影响。
有时候甚至为了限制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企业、为组织去奉献,很容易产生这种工作的狂热,工蜂的精神。
以我在日本的经历,这个大地震一下子垮下之后,这些员工第一反应,早晨,从地震的废墟里面爬出来,不是说看自己家怎么样,马上第一反应是到公司去。
另外,跟这个重视整体价值观相关的,我还想讲一个问题就是,日本非常不大注意,或者不大注重鼓励、宣传各类个人英雄,日本人认为,在一个整体里面过分地宣传个人,是对其他人的不尊重,演员拍片子多辛苦,好像不得了,一个农民种地就不重要吗?
一个扫大街的人就不重要吗?
哪个人做好了都不容易,这就是日本我们前面所说的,日本的铃木那位和尚所讲的,我们的每一个职业里面都有道。
所以用它来移植到现代的管理,移植到现代的公民社会,遵守公共秩序,重视公共的价值,追求一个社会的整体的规范的要求,这必然自然会产生优质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
比如我在日本看到,就是你比如说日本人那种,很有趣。
比如日本学生里面有饺子会,我有一年到日本要资助当时的留学生参加一些义务劳动,作为老师,然后学生就故意炒作,来自武汉大学学饮食文化的教授包饺子,结果生意很好,卖得很火,结果日本有的同学组织饺子会听说了,要找来给我切磋饺子的技艺。
还有日本人旅游,比如他要到敦煌、到西安来旅游,好,我们这一次报名旅行社会通知,我们一块旅游的人,到哪一天哪一天开会,大家先见个面聚会,聚会完了干什么呢?
分配任务,张三你去研究长安历史,李四你去研究敦煌历史,好,下一周我们再来开会,一块就开始大家自助餐见见面,来报告发表一下你的研究情况,所以他是这样来旅游的,那么把这个旅游搞得非常认真,这就是茶壶里边能翻波浪,所以对任何事情都要做到尽善尽美。
在中国提高我们的质量意识,我们的服务意识的话,一个当然要做一个引进的、借鉴的工作,当然还要发扬自己的,有些传统、有些文化本来就是中国的,可惜丢失了,另外当然我们还要建立制度。
人,一方面有利他之心,当然也有利己主义的、投机取巧的心理,所以需要制度的规训。
我们还要相信人有学习能力,所以通过宣传、通过弘扬文化,通过借鉴外来的文化的精华,以及配置这种好的制度设计,我们中国一定也会成为令世人尊重的,一个讲究质量、追求尽善尽美的这样一个文明的,一个具有现代文明的国家和国度,谢谢大家。
三、访谈
忠诚意识、耻感文化,能够移植培养国人观念?
性文化繁荣、产品质量危机,日本社会新变化如何观察?
灾难过后,日本政局又将有何变化……
好,非常感谢张教授很精彩的演讲,从各个方面为我们剖析了日本国民性和日本民族精神,对于它现在的日本货的质量的影响,有些的联系其实是非常曲折,对不对?
但是可能是倒到根上了。
就是在这一点上,怎么样培养我们中国人的那样一种忠诚?
这个比较难,我们因为什么,日本它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比较自然的过程,它虽然是经过战败,然后移植的是它的上层、顶层的设计,这个宪政的框架移植过来了,但是它又跟它的传统没有直接的(冲突),就是说对它的传统没有直接地破坏。
中国这个文化里面,要说忠诚,比如说我们的文化里面,尤其是很多中外学者非常看好中国的上古,所以那个时候的忠义精神还是很多的,还是很浓厚的,那么后来主要是就是说,我们的社会的变动频率太大了,造成这个传统的断裂,那么再加上没有后续的制度跟上去培养,这样就造成很多这种本来是我们的,本来是我们文化的宝贵财富,慢慢地稀薄了、流失了,恐怕只有首先从这种硬件的设计去出发,再辅之于这种宣传、教育、弘扬,慢慢地一点点去做,恐怕只有这样,才慢慢地培养出这种忠诚的精神,当然我们现在的忠诚,是忠诚一个国家的,一个社会的公共利益、法则这一方面。
对,刚才您在谈到日本的质量意识的形成的时候,除了忠诚以外,还谈到了日本人的一个精神,就是由武士道所极端地表现出来的那种耻感文化。
这种耻感文化其实按我们今天的说法来说,就是一个人对他的行为负无限责任。
这个事情的结果的后果的责任我全部承担,如果我承担不了,我就以命相报。
自杀、蒸发。
那么这种耻感文化之下,我想任何一个人不会对他的工作掉以轻心。
不要说是工作的产品,日本生活里边一点小事,给别人添了麻烦,都是千恩万谢,那是蛮大的事情了,所以他就不可能有冲突,所以我觉得耻感的这种强烈,还是因为自尊,这个其实也是中国文化,上古我们的士精神里面也是有的。
也是有的。
你看《左传》、看《吴越春秋》,你发现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有点像日本人?
有点像日本人。
但是你从《史记》汉以后看,这就是中国人。
我的比较客气地说法叫机会主义的,什么事情都相机行事,没有固定的准则。
像这些东西的话,其实像机会主义的盛行,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人人遵守的法治的社会或者规则意识,其实是建立不起来的。
建立不起来,因为我们的心灵就是个流沙状态,没有能建构的基础。
而且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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