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新话普通话与1950年代的群众运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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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新话普通话与1950年代的群众运动

新人新话：

普通话与1950年代的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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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国语到普通话

　　“普通话”并非如人们惯常所想，到1949年之后才出现。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国语运动”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普通话”已然出现，并率先为师范教育采用为教学语言。

1920年《江苏省立第三师范附属小学月刊》（3-5期）记载，当年全校职员会议形成一个新的决议——要使用“普通话”：

“春夏开学后全校职员根据第二百八十次职员会议决案发言一律用普通话但授课时间遇不得已仍略用土语虽不能十分正确而在儿童方面并无困难发生”。

江苏省立第三师范，校址在无锡，办于1911年，官办性质，1913年设立附小。

全校职员决议要求授课一律“普通话”，只是在”不得已”时，方可“略用”方言，可谓领风气之先。

　　使用“普通话”，是为了排除方言难懂的障碍，并不涉及书面表达。

钱穆晚年曾回忆自1923年，他在第三师范学校任”国文科”老师的经历。

他说‘余应聘时，四年级国文教师为钱基博子泉子泉提倡古文辞，负盛名。

……三年级国文教师为吴江沈昌直颍若尤爱东坡。

为人谦和，以诗人兼儒家风。

”国文老师们均是古文名家，“普通话”只是对口音的要求,且并不强制。

如今所谓“普通话”，乃是一种依赖国家强力推广的统一语，且既指统一的口语，也指统一的书面语，其政策源头来自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教育部长张奚若发表（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的报告，这一报告成为教育部下发推广普通话指示的理论依据。

报告这样描述“普通话”的来源：

　　方言以外，汉族人民有没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呢?

有的。

这种语言早已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它的形成过程已经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时期。

宋元以来的白话使白话取得了书面语言的地位。

元代的《中原音韵过戏曲推广了北京语音。

明、清两代，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官话”随着政治的力量和白话文学的力量传播到各地，几百年来这种“官话”在人民中立下根基，逐渐形成现代全国人民所公认的“普通话”。

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学作家抛弃了传统的文言，一致采用“白话”写作，学校教科书和报纸也开始采用白话，这样就大大地发展了历史上原有的北方“官话”。

　　报告指明，”普通话”源自历史上已有的”官话”，它通过政治力量的推动，经口语与书面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互动，最终成为统一语言，包括口语和书面语两个部分。

　　这次会议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正式于1955年11月17日下发了《关于在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推广普通话的全国性群众运动随之展开。

　　1949年后发生的推广普通话运动，与民国时期推广国语运动有许多高度近似的地方。

这首先是因为”普通话”在发音与语法方面，与”国语”并没有本质差别，并且这两次推广统一语运动有共同的历史根源和现实需要。

不管是民国时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语言学家和政治人物都认识到，统一语可以提升国家内部经济和文化的统一，统一语也有助于提升国民对政治统一性的认同，并形成一种新文化。

这种新文化的特征之一是明确和强烈的未来感，而这种未来感几乎是现代主义所特有的。

周有光在《正确地认识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中指出：

　　原来我们虽然在周代就有“雅言”，在元、明、清时代就通行“官话”，可是民族共同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在长期封建统治下，培养起强烈的地方主义和乡土观念，在乡土观念的维护下，“方言至上”的思想就得以散布。

……这种“方言至上”的思想是保守的，落后的;在旧时代，它跟资本主义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和全国性市场的要求早就不能相容;在祖国政治、经济、文化高度统一的今天，更和社会主义的工业生产、经济交流、国防现代化、政治文化的发展完全不调和。

会说普通话，是一种现代文化生活的本领。

在公共场合用普通话说话，应当受到尊重。

②

　　周有光此处从经济（工业生产、统一市场和商业贸易）、政治（国防现代化和政治上的高度统一评卩文化（与地方主义和乡土主义相反的统一文化）三个方面论证推广普通话的必要性。

这种观点中包含的强烈的现代主义取向，正如英国学者盖尔纳在论述工业社会的主要特点时所说：

　　识字的普及，计算、技术和各种奇技经巧所达到的高水平，是它发挥功能的必要条件之一。

它的成员是而且必须使流动的，时刻准备从一项活动转到另一项活动，必须接受使他们能够遵循新的活动或者职业说明书和指令书的一般性教育，在工作中，他们必须不断地与许许多多以前大都没有接触过的人进行交流，因此和这些人的交流必须直截了当，而不是依赖某种语境。

他们还必须能够通过使用不带个人感情的、不依赖于语境的、就事论事的书面语信息进行交流。

因此这些交流必须使用共通的、标准的语言媒介和书写体。

③

　　把国语运动和推广普通话运动放置在全球现代化的背景下看，它们与西方在工业化时期推广统一语的动力是高度一致的。

　　现代主义者主导了推广统一语运动的进程之后，重新书写了语言的历史（从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到上引周有光文章），统一语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作用变得空前重要,最终正如周有光论述的那样，统一语成了现代国家的支柱之一。

　　但国语运动与推广普通话运动之间明显的历史继承关系，却不能掩盖两者的不同。

儒家传统认为，名实相符是政治的首要问题®，这种观点对中国政治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正如“国语”取”官话”而代之，包含着一种崭新的政治意识®（参见本人的博士论文北京官话”与书面语的近代变迁》第八章），到了1949年之后，政府选择以”普通话’’取代“国语”，显然也另有深意在其中。

　　王力说：

　　普通话是以北方话为基拙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在封建社会里，做官的人的确是说这种话，用这种话去吓唬人民。

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说这种话是属于官的。

我们应该说:

任何地方的话都是属于人民的;做官的老爷们绝对没有能力创造出一种”官话”来。

现在事实证明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的政权下，官老爷早已消灭了，而被称为“官话”的北京话仍旧存在。

可见这种话决不是“官话”，而是人民的话。

⑥

　　换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推广统一语不但有促进交流和维持国家统一认同的一般使命，还有一种新任务，也即帮助统一语的学习者和使用者确认政治身份，促进其政治认同。

如此一来，赋予统一语新的价值体系和名称标识就很有必要。

语言学家重要的工作就是阐明这个新价值—用当时流行的政治标准来看，王力不仅是为推广”普通话”找到了历史依据，也为推广普通话找到了其阶级根源。

　　“一个严肃的政治任务”

　　语言问题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问题，与列宁有很大关系。

《怎么办》里提到革命者进行宣传鼓动时，应该注重口语，并使用听众熟悉的语言。

俄国革命爆发时，俄国是个农业国，文盲率超过90%,尽管经历了1905年的土地改革，庄园经济仍然占有很大比重,广袤的国土也限制了流动性。

苏联成立后，扫盲运动卓有成效，到二战爆发前，经过20余年的努力，文盲率已经降至30%以下（PeterKenez:

TheBirthofthePropagandaState,第145-166页）。

这个成绩十分惊人。

扫盲运动的主要目标是让不识字的人能读报，可以参加政治活动，最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自觉的建设者。

这意味着通过推广新的语言，就可以创造新的人民。

　　中共与世界语运动、大众语运动、拉丁化运动均有密切联系。

中共早期历史上，扫盲班往往是开展农运、工运和妇女运动的途径。

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中共执政之后。

　　正如苏联的例子所昭示的，扫盲绝不仅仅是文化教育。

1943年，中共在山东省莒南县金沟官庄建立了一个识字班，1946年12月24日，这里成立了山东第—个团支部。

通过扫盲学习，学员认识到“现在的所以能翻身，全靠了共产党。

她们对将来的曰子,抱着很大的希望。

无论那个妇女，都要求彻底的解放，要求经济独立，家庭民主，婚姻自主了”。

识字班里一个叫纪维臻的学员经过识字培训后认识到：

“就是捞不到千部做，到工厂里做名女工，都比在家受用。

”“识字班的本身是带有妇女解放的政治性质的，上识字班不但识字，还是妇女摆脱家庭束缚的第一步。

”

　　1949年之后，中共很快明确，语言改革要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1951年，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发表在6月6曰的《人民日报》上。

这篇社论的标题极其醒目，不但把语言与祖国紧密联系起来，还对语言的形态做了拟人化的描述，并使用了”斗争”这一带有强烈军事色彩的词语，暗示‘正确”、“纯洁”和“健康”的语言与错误、不洁和不健康的语言,恰如战场上的敌我关系。

对新语言政策而言，也有必要像战争中那样动员群众，发动一切力量去推行。

　　语言领域的战争武器是语言学家提供的。

这篇社论刊出后，《人民日报讲始连载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

但至关重要的仍然是把人们组织起来，赋予其目标，促使他们认同语言政策的价值。

　　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会议决定大力推广普通话。

1956年2月6日，国家颁布《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指出，”语言是交际的工具，也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

目前，汉语正在为我国人民所进行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学好汉语，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各地纷纷按照”指示”在各自领域内完成推广普通话任务。

从1956年秋季开始，除了少数民族地区，全国中小学语文课一律开始以普通话教学。

　　由于中国各地方言繁衍复杂，自成传统，树立以北京音为基础的普通话发音标准就非常重要。

前文已述，这是教育部长张奚若在第一次文字改革工作会议上报告的内容之一。

统一语的标准如此重要,正如美国社会语言学家菲什曼（JoshuaA.Fishman）对国家标准语的定义所说：

”一个语言里的标准型往往代表了整个国家，也就代表了政府、教育及文化的最高机构。

这种语型往往是‘民族’使命、荣耀、历史、独特性之所在，而且是用来联合原本与这象征性语区没有关系的个人的。

”®张奚若明确指出，推广普通话是一项政治任务。

他解释说：

　　我们现在要大力推广普通话，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任务。

有的同志不了解:

说话这件事跟政治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认为：

不只有关系，而且有很大的关系。

这里因为语言不仅是人们交际的工具，而且是社会斗争和社会发展的工具。

一个民族有了民族共同语，就容易促进经济的发展，加强人民的团结，而且还有助于提高人民的文化。

推广普通话就是要解决方言分歧的问题，它是有利于建设的，是直接服务于政治的。

因此它是一件大事,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

　　政策推广力度达到了空前地步。

一篇以相声方式介绍普通话政策的手册中说：

　　自从政府发出推行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普通话的号召后，报纸杂志大力宣传，各级领导都很重视,人人学说普通话，形成了一个学习的热潮：

学校里教课说普通话，接洽工作说普通话，作报告说普通话，电台广播说普通话，话剧团演戏说普通话，就连你我说相声也得说普通话。

⑭

　　推广普通话运动包含了语言政策的一般目标:

提升国家内部经济和文化的统一，促进国民对政治统一性的认同，普及现代主义价值观，并将政治意识暗藏其中。

以1950年出版的《（机关职工业余学校）国语课本》为例，科技知识（第三册第六课”水”第七课“蒸汽的力量大”第八课”人利用蒸汽”等）、卫生常识（第三册第三棵“疥疮”第三十二课“霍乱和痢疾”第三十三课”肺病”等）和意识形态教育（第三册第四十四课“拥护人民政府”第四十五课”万岁啊!

毛泽东”第四十六课“中华,你是我们的家”傳等，均被包括在课文之中。

　　新语言读本同时也是政治宣传材料。

1957年，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汉语拼音课本>（首印5万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