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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义上讲，延安大生产运动始于1938年留守兵团开始农幅业生产、部分解决生活用品起，到1947年春中共中央安排好春耕撤离延安至。

前后长达九年。

经济形势

　　1937年至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形势是：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力争外援，休养民力，医治创伤，积蓄力量，支持长期抗战”的经济政策，使陕甘宁边区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另一方面，国民党顽固派在制造反共摩擦、对边区进行军事封锁的同时，还对其进行经济封锁。

至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停发了八路军的全部军饷，使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

财政依赖外援

　　在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主要是依靠外援。

　　陕甘宁边区财政，除取之于敌（即在战争中夺取敌人的辎重、粮秣和资财，没收汉奸卖国贼的财产以充实抗战经费）外，主要是依靠国民政府拨款以及外援与捐献。

　　外援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国民政府给八路军的军饷，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和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

外援占边区财政收入约50％到85％。

　　1937年国共合作实现后，国民政府每月发给八路军60万元（法币）左右的军饷，当时法币的价值较高，1元可兑银元1元。

另有海外华侨及各方进步人士捐款给八路军，这两项就占边区1937年至1940年财政收入的70％左右。

　　国民党政府对八路军的发饷数目，是根据协议对八路军三个师按4.5万人计算。

每月发给军饷，其中生活费30万元，战务费20万元，补助5万元，医疗补助费1万元，米津贴补助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等，至完全停发之前，每年略有小小增减。

军饷的领取，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向军需局领取。

　　国民党对八路军发饷，一般情况下尚能遵守协议发放军饷。

但是，比如1939年冬至1940年春，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国民党就对八路军停发军饷。

事件平息后，经中共方面据理力争，八路军在1940年4月份又领到拖欠了半年的军饷。

大生产运动

　　从1937年7月到1940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收到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计16405340元（法币），（张扬：

《陕甘宁边区是怎样“休养民力”的》，载财政部科学研究所编：

《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

）平均每年在400万元法币左右。

　　陕甘宁边区，1938年11—12月，香港汇款50万元法币，孙夫人宋庆龄汇款6万元法币，重庆转来汇款8万元法币，西安1939年1—2月汇款59.0948万元法币，其他汇款7万元法币，5个月之间，捐款达到130万元法币。

（贾康、赵云旗《论抗日战争初期的财政政策与方针》，载《预算管理与会计》2005年第8期。

）从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共收到国内外进步人士的捐款法币8120234.39元。

　　1937年至1940年外援金额及占当年边区财政收入比率为（法币）：

1937年，4563.9万元，占年财政收入77.20％；

1938年，46.8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51.69％；

1939年，566.4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85.79％；

1940年，755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70％。

　　除外援外，其余的财政收入来源是少量的税收和行政性收费（包括没收款、罚款、土地登记手续费等）。

这几项收入缺1937年、1938年的资料。

1939年税收65.8万余元；

没收款9.5万余元；

罚款近1.9万元，土地登记手续费0.37万元，杂项2万余元，总计占年财政收入的9.17％。

1940年税收196.4万余元，企业盈余42.7万余元；

公产收入0.5万元，寒衣代金42.7万余元，罚款28.5万余元；

杂项29.2万余元，总计占年财政收入24.87％。

　　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财政虽然困难，但精打细算，尚可维持，甚至有所结余，如1938年余10.3万元，1939年余8.4万元。

但1941年，边区财政出现了严峻的形势，这年财政亏空567.2万余元（注：

西北财经办事处：

《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下称《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页。

）。

毛泽东回顾当时困难状况时曾说：

“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

1941年前后发生财政经济困难的原因

　　⑴1938年武汉失守前，国民党对边区封锁较松懈，边区内外商人基本可以自由出入。

武汉失守后，伴随军事摩擦、军事蚕食和封锁，经济封锁也加紧了，边区与国统区货物流通几乎完全停止，除了消耗品，任何必需品如布匹、棉花、西药、铁等都禁运边区，边区的土产如皮毛、甘草、毛织品都以各种办法阻止运出，比如阻挠扣留边区商人，提高税率，不许边区土产向外推销等。

　　1940年9月，国民党又曾一度停发八路军的军饷。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军饷彻底停发，同时海外华侨及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也因封锁而停止汇兑了。

　　⑵1937年“七·

七”事变前后，陕甘宁边区，1937年脱产人员仅有14，000余人，1938年为16，000余人，1939年增加到49，686人，1940年增加为61，144余人，到1941年则高达73，117人，占到边区总人口的5.37%。

随之而来的是，老百姓公粮负担也年年加重。

1937年是13，895石，人均负担1升；

1938年为15，972石人均1升2合；

1939年是52，250石人均4升多；

1940年为97，354石人均7升多；

1941年是200，000石，人均负担1斗5升。

（《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中下篇），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1页。

）这样，人民群众自然会有不满情绪，1941年6月发生的“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轶闻的发生便是个证明。

　　非生产人员的增加，加重了边区的财政困难。

就粮食一项来说，除征收救国公粮，缺额部分由财政拨款购粮。

1938年购粮款6.8万元，占年财政收入8.3％，1939年购粮款52.4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8％。

1940年购粮款大幅度增长，款183.5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18.86％。

（注：

）分别比1938年增长了26倍和10个百分点，比1939年增长了3倍多和10个百分点。

　　⑶全面抗战初期，国民党积极抗战的确鼓舞人心，但当国际形势变化，多次组织会战失利，各党派、阶层自发抗日力量日益壮大之时，国民党必然会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给予限制，乃至扼杀。

　　尽管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已经预见到经济外援并不可靠，但是当时党内的一部分人，包括高级领导人在内，重军事而轻经济，都有依赖外援的思想，没有切实做好发展经济、增加财源的长远打算。

　　毛泽东早在1939年就提出自己动手，开展生产运动的号召，但“没有把1939年的热潮坚持下去，普遍推广到农村去，到1940年就又有些消沉了。

　　⑷边区经济落后，工商业基础薄弱，政府财源困乏。

薄弱的工商业经济无力给边区政府增加更多的财源。

初步发展

　　发展经济是解决陕甘宁边区经济财政困难的最根本途径。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及其控制的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来源主要依赖国民政府的军饷，以及中共在国内外筹集的捐款维持。

　　大生产运动初步发展阶段：

时间从１９３８年１２月到１９４０年。

　　1938年，留守兵团的一部分部队在战斗和训练之余，从事农副业生产，种菜、养猪、打柴、做鞋袜等，从而改善了部队的生活。

毛泽东当时对这一做法予以肯定，要求推广到留守兵团的所有部队。

从1938 

年12月到1939年上半年， 

毛泽东 

在一些会议和公开场合中，曾多次反复阐述了必须通过“自己动手”来克服物质困难的道理。

　　他说：

武汉、广洲失陷以后，敌人还要继续进攻。

我们现在还有一点钱，还有小米饭，但以后会有那样一天，没有钱，粮食困难，那怎么办呢？

第一个办法是饿死，第二个办法是解散回家，这两个办法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第三个方案，就是靠我们自己动手”，“党政军民学大家一齐动手，衣食住都由自己来解决”（毛泽东：

在抗大干部晚会上的报告．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２日）。

　　1939年1月初，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讲话时，提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号召边区人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全体人员开展必要的生产。

此次参议会还通过了高克林等提议的“工作人员参加生产运动案”，交付边区政府实行。

　　1939年1月26日中央书记处再次讨论边区生产问题，决定成立中共中央生产运动委员会负责领导边区的生产工作。

　　1939年2月2日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办公厅主任李富春，代表中央在延安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上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动员报告，阐明了开展生产运动的目的和意义，提出了发展生产的具体计划，号召全体军民，努力生产，克服困难。

　　之后，毛泽东发表讲话，号召边区党政军民学开展一个“伟大的经济战线上的斗争”，以此来解决边区全体人民的生活问题，并且“用实际行动作为全国的榜样”。

　　1939年4月10日，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和《督导民众生产勉励条例》，具体规定了对群众生产加强组织领导的有力措施。

　　１９３９年６月１０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号召：

“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必须发展人民的与机关部队学校的农业、工业、合作社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屋、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克服经济困难，以利抗日战争。

边区今年的生产运动是认真进行了的。

须继续总结经验，达到解决困难之目的。

”并明确提出了“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方针。

（《反投降提纲》）

　　他又指出：

开展生产运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第一个根据是人类几十万年来都是自己搞饭吃，全中国的农民都是用自己的手来解决吃饭问题，我们同样是人，为什么不能靠自己的双手解决衣食住行问题呢？

况且，就部队来说，全体都是劳动者，年富力强，怎么还会有饿饭的事情呢？

第二个根据是留守兵团的农副业生产取得了成绩，既然部分的生产运动有成绩，为什么普遍的就不能搞呢？

第三个根据是边区地广人稀荒地很多，只要降一点雨下来，就可以耕种。

　　他对抗大的干部说：

“我们种田、生产粮食，是农民；

做桌子、造房子，是工人；

办合作社是商人；

读书、研究学问，是学生；

懂军事、会打仗，是军人。

这就叫做农工商学兵一齐联合起来。

　　1939年11月，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总结了抗战以来边区经济工作的经验，通过了《关于继续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决议》，号召边区人民，“继续发展边区经济，使边区全体人民丰衣足食，使边区能在抗战建国的艰苦过程中奠定克服困难与自给自足的基础”。

　　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要求各部队“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这标志着大生产运动的开始。

　　当时华北等地连年遭受自然灾荒，致使各个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都发生极大困难，军队供给濒于断绝，陷入没粮吃、没衣穿、没被盖、没经费的困境。

　　而在1939年至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又派遣重兵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封锁、军事蚕食、经济封锁；

　　1940年，国民政府对陕甘宁边区的贸易实行统管，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政府完全停发军饷，并禁止外界汇款汇往边区（见前述）。

　　而自1940年开始到1942年，陕甘宁边区及附近地区连年遭受自然灾害，使边区的经济困难更加严重。

据不完全统计：

陕甘宁边区1940年遭受水、旱、风、雹的侵袭，受灾面积4298，312亩，损失粮食235，850石（每石300斤），受灾人口515，145人；

1941年，受灾面积603，558亩，损失粮食47，035石，受灾人口90，470人；

1942年，受灾面积856，185亩，损失粮食79，720石，受灾人口352，922人。

[边区政府民政厅：

《陕甘宁边区社会救济使用概述》中“1939年至1942年灾情损失统计表”。

]尤其以1940年的灾情最为严重，致使当年的春夏之交，青黄不接，群众生活艰难至极，边区的粮食供应陷入极大的紧张和恐慌。

　　由于抗战开始后，党内外普遍存在着重军事轻经济的思想，加上种种内外原因，导致当时推动生产运动的成效和影响并不大。

但边区的生产运动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

首先是农牧业生产有较大发展。

1939、1940年，全边区开荒170余万亩，粮食产量和牛、驴、羊数量都有较大增长。

1940年，部队已可自己解决一个半月的口粮，并解决了部分装备补充。

机关学校也投入生产运动。

从中央和边区领导人到勤务员和青年学生，全体动员上山种地。

与农牧业发展的同时，边区的工业建设也迈出了最初的步伐。

　　在１９３８年１２月到１９４０年这个阶段，一方面是边区自身开展了生产运动，另一方面边区也还有一定的外援，即国民党政府尚给八路军发放一定数额的军饷和国内外募集的捐款。

艰难时期

　　1941年到1942年，由于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残酷“扫荡”与国民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非生产人员的大量增加，使根据地的财政经济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毛

泽东回顾这时的情形时说：

“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国民党“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党和毛泽东主席号召边区军民更加努力地开展生产运动，以使边区的财政经济由半自给转到完全自给。

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由此进一步发展起来。

　　困难形势也迫使机关、学校不得不下决心自己动手，从发展农工商中求得财政供应的自给，生产劳动的任务极其艰巨。

为了自己动手，共渡难关，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和重要步骤，比如整顿领导生产业务的组织，成立中央直属财务处，后勤经济处，边区财经处等，加强对生产自给的组织领导。

同时，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种类，从前一阶段的以农业为住，转到以工商业为主。

虽然缺乏经验，经过艰难的探索历程，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

1941年，后勤机关学校种菜地1，801亩，收获各种蔬菜87.9万斤,做到自给蔬菜4个月。

中央直属机关种菜地2,329亩，收获各种蔬菜71.5万斤,自给5个月。

边区中央局140人，种菜收获2.8万斤,自给打到9个月.1942年,中直、军直和边区各机关学校的商业收入占自给总收入的68%。

边区政府秘书处与民政、财政、建设、教育4厅合办两个农场，共派0个管理人员与2户移民伙种，共收入约25万元。

中央各机关学校，配备种菜人员40名，在388亩川地1941亩山地上种菜，收获各种蔬菜74.5万斤，平均自给蔬菜5个月。

全边区各机关学校的蔬菜自给在600万元以上。

此外，饲养家畜解决肉食也取得相当的成绩。

“1941年上半年后勤各机关喂猪得肉56，814斤，照当时市价值170，440元，平均每人每月多吃了1斤肉，全年约植35万元。

”“中央直属各机关学校，1942年至10月止，平均每月养猪265头，10个月共赚23，330余斤大秤的猪肉。

合边钞70万元。

”“全边区机关学校饲养牲畜一项生产，照此计算，总价值当在400万元以上”。

[《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中下篇），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12月版]总之，这一阶段边区机关学校的工商业经营是有成绩的，1941年生产自给1，500万元，1942年约达5，000万元。

不仅供应了日常经费的大半，解决了迫在眉睫的财政困难，而且奠定了进一步发展自给经济的基础。

　　1941年、1942年，军队、机关、学校的自给生产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公营经济获得较快的发展。

陕甘宁边区的军民，开展了南泥湾、槐树庄、大风川等地的大生产运动。

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得到发展，农业和工商业的产值迅速增长，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

　　其中，359旅开发南泥湾的成绩尤为突出，为大生产运动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

　　当时，自1939年秋从华北调回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党中央和保卫边区任务的第120师第359旅驻防于绥德，边区的粮食本来就很已经紧张，作战部队的到来使吃饭的问题更加突出出来。

　　1940年5月，朱德总司令奉命从晋东南抗日前线回到延安，也看到“财政经济建设虽有某些成绩，实在入不敷出，以致几月来未发一文零用，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

在军委机关，朱德看到许多干部都因长期营养不良而面色苍白。

　　朱德提出在不妨碍部队作战和训练的前提下，实行屯田军垦的政策，“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密切军民关系，同时帮助边区的建设，也改善部队本身的生活。

　　为此，朱德亲自率中共中央直属财经处处长邓浩，第359旅718团政委左齐以及技术干部多人，到南泥湾进行实地勘察。

1941年3月至1942年，359旅在王震旅长、王恩茂政委率领下，分四批开进南泥湾。

　　1941年3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率先开进了南泥湾。

不久，其他各团及三五九旅旅部也进驻了垦区。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各直属单位随后也来到南泥湾参加垦荒。

一时间，在南泥湾掀起了一个开荒生产的热潮。

　　经过三五九旅广大指战员辛勤地劳动，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

1941年，他们开荒11200亩，收获细粮1200石，粮食自给率达到78.5％。

1942年，三五九旅耕种面积达到26800亩，收获细粮3050石。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书面报告，对1938年以来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的情况与经验，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党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生产运动。

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及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１日为中共中央所作的党内指示《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和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２９日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组织起来》等文，共同构成了当时领导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中国共产党编年史［Ｍ］．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第１２６６页）

进展时期

　　1943年初，党中央提出了“丰衣足食”的口号。

2月9日，毛主席在一份电报中说：

“边区在渡过财政难关的基础上，今年决定大力发展农工盐畜生产，提出丰衣足食口号，如不旱，大有办法，人民经济亦大有发展，可达到丰衣足食”。

这是党中央对边区生产运动的一个新的部署。

1943年5月1日，朱总司令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号召建设好“革命家务”，在工业生产方面，“争取一二年内首先做到党政军学主要必需品的全部自给，并照顾将来稳健的向前发展。

”对朱总司令“建设革命家务”的提法，毛主席十分赞成。

他风趣地发挥说：

“国民党以前不是常说我们”窜回老巢吗？

过去我们并没有巢。

在陕北这个地方，靠着桥山山脉的确可以建立一个又深又好的‘巢’。

敌人不能去，里面有工农商学，有牛羊鸡犬，有好娃娃，有生产班。

这里好好计划一下，要如朱总司令所讲的好好的搞一个革命家务。

”经过一年的努力，党中央提出的“丰衣足食”的号召基本得到实现。

　　在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的领导人都以身作则，参加到生产运动中去。

1943年初，毛主席在杨家岭窑洞下面开垦了一块地，种上了菜，朱德总司令组织了一个生产小组，开垦菜地三亩。

1943年，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纺线比赛，周恩来、任弼时、李富春等领导同志都争先参加，任弼时同志夺得纺线第一名，周恩来同志被评为纺线能手。

高层领导人的模范行动，成了生产运动的鼓舞力量，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生产热情。

　　1943年，由于大生产运动，以及自然灾害的好转，边区获得极大丰收，粮食产量不仅可以达到自给自足，还有余额可供出口。

边区各种手工业制品也有了增长，基本达到了经济的自给自足。

广泛开展

机关、学校的生产劳动

　　机关、学校的生产运动，是边区大生产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中共中央直接关怀下进行的。

大生产运动一开始，毛泽东就号召机关、学校“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

张闻天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做“劳动的先锋”。

李富春提出了机关、学校生产的种类“以农业生产为主，分别进行农工商运输及畜牧业”的原则。

他们的生产运动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1938年至1940年为休养民力，准备自给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总的说，机关、学校坚持了农业为主、大家动手的正确方向，初步掀起了生产热潮，取得了一定成绩。

1941年至1942年是渡过难关，争取自给的阶段。

　　大生产运动

　　1943年1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直属机关和学校经济工作人员会议，李富春在会上作了《丰衣足食，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的报告，提出了943年生产自给的目标。

中央要求各机关、学校进一步开展生产运动，在这一年里达到丰衣足食。

在“丰衣”方面。

除管理局规定的被服及用品供给标准外，各机关、学校要在自己生产中解决一双草鞋，多发1条手巾，多补充1套衬衣；

办不到的，至少要补充1件背心，1条短裤，同时靠个人劳动，每人自己要织1件毛衣以至1条毛裤。

在“足食”方面，主要是改善伙食，每人每月除管理局发的1.5斤肉外，各机关、学校自己要解决1.5斤肉，保证每人每天1斤蔬菜、6钱到7钱油。

还规定要增加工作人员、勤杂人员必须的学习用具，建立俱乐部。

生产劳动成绩超过标准的给以表扬、奖励，达不到标准的要批评。

　　延安广大师生的辛勤劳动，结出了丰硕之果实。

鲁艺1939年开荒地433亩，1940年开荒地616亩，实现蔬菜完全自给。

延大1943年开荒地700亩，收获粮食50石，值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