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比较优势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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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0）05－0011－0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坚持实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截止到200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25616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制造业国家。

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功不可没。

但是，由于美国次贷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从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我国对外贸易持续下滑，外贸发展严重受挫。

对此，有人对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出口战略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国目前的外贸困境与过度发挥劳动力优势有关，陷入了比较优势的陷阱。

因此，这就需要正确认识我国对外贸易中的比较优势。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我国对外贸易摆脱目前困境，实现又好又快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比较优势的相关理论

　　1.古典比较优势理论

　　斯密最早提出比较优势的理论，但他所论及的则是绝对比较优势。

斯密从商品生产的不同劳动效率出发，以英国专门生产小麦和法国专门生产布的国际分工为例，说明两国各自在一种产品的生产上具有绝对的比较优势，英国生产小麦的劳动生产率高，花费的劳动力少；

而法国则在布的生产上劳动效率高，花费的劳动力少。

英法两国各自选择生产成本绝对低的产品进行生产，然后相互交换，彼此可以获得更多的使用价值并节约了社会劳动。

斯密的理论第一次论证了国际贸易具有互利性的特点，为国际贸易的进行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比较优势学说，提出了相对成本理论。

李嘉图认为，在国际贸易中，一个国家只要生产自己生产成本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并出口，就会使双方都获得好处，即一个国家即使生产商品的成本都比别国高，处于绝对的劣势；

但另一个国家生产商品的成本都比别国低，处于绝对的优势，这样的两个国家之间依然存在着互利性贸易的可能性，每一个国家只要生产出成本比较低或相对低的产品，相互进行交换，就都能获得比较利益。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揭示了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国家之间进行国际贸易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成为当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存在并发展的根据所在。

　　李嘉图虽然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但并未分析比较成本优势产生的原因。

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深入分析的是后来的赫克歇尔和俄林所提出的资源禀赋理论。

他们认为，比较成本优势主要来自各国资源禀赋拥有的状况不同及其所形成的要素价格差异，一国的要素充裕，价格低廉，就会导致生产成本降低；

反之，要素稀缺，价格高昂，就会导致生产成本提高。

所以，各国利用本国的优势资源，生产出的产品生产成本就比较低，用来与其他国家交换本国生产成本比较高的产品，就可以获取相应的比较利益。

　　显然，从上述古典比较优势理论看，其对于比较优势来源的认识共同点在于：

一是强调一国所拥有的资源优势，二是强调各国在资源使用过程中由于劳动生产率效率高而产生的比较优势。

　　2.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

　　二战以后，经济学家们从动态的角度对古典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其主要观点如下。

　　一是技术差距理论。

这一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波斯纳（Posner）提出。

他于1961年10月在《牛津经济论丛》上发表的《国际贸易和技术变化》论文中指出，科学技术是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在比较优势形成中具有决定作用。

波斯纳认为，各个国家技术进步的程度是不同的，技术创新国在该技术尚未扩散时，会由于拥有新技术而在某种商品生产上处于世界垄断地位，其他国家则与创新国之间存在着一个技术差距。

这种技术差距会引起该产品的国际贸易，并且会在国际贸易过程中通过专利转让、直接投资等示范效应等逐步缩小，而最终将该项新技术传播和扩散到其他国家。

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国家对该项新技术的掌握，将使得其能够生产出满足本国全部需要的该种产品后。

因技术差距而产生的该产品的国际贸易也将逐步减少乃至取消。

这一理论从技术变化的角度说明了比较优势的产生和变化根源所在。

　　二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弗农（RaymondVernon）创立了这一理论。

1966年5月，弗农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产品周期中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论文，第一次提出产品如同生物一样，有诞生、成长、成熟、衰亡的生命周期，并将这一周期划分为创新产品、成熟产品和标准产品3个阶段。

即产品经历从发明、应用、推广，到市场饱和、衰落，进而被其他产品所替代的过程中，伴随着产品要素密集型的变化和比较优势的转化，生产要素的比例会发生规律性的变化，由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为资本密集型产品，再转变为劳动密集型产品；

比较优势也随之从技术力量雄厚的创新国转移到其他发达国家，最后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动态的角度揭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比较优势的不断转化。

　　三是比较优势阶梯理论。

巴拉萨（Balassa）于1977年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要素比例变化的角度提出这一理论。

他认为，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中，不同国家之间客观上存在着比较优势的差别，但这种差别随着每个国家经济发展而发生变化，并体现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相对密集使用程度不断提高。

根据巴拉萨的分析，处在第一阶梯的是发达国家；

第二阶梯是新兴工业化国家；

第三阶梯的为次级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在这一阶梯式发展格局中，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分别发展各自的新兴产业，同时将失去优势的产业转移给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

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落后国家通过承接发达国家转移的产业，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进入更高的经济和贸易发展阶梯，从而呈现出阶梯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过程。

　　四是内生比较优势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澳大利亚华人杨小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进一步突破了传统优势理论的框架，创立了内生比较优势理论。

所谓内生比较优势是指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后天的专业化学习或通过技术创新与经验积累人为创造出来，它强调的是比较优势的内生性和动态性。

杨小凯把比较优势区分为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

内生比较优势是由对生产方式和专业化水平的事后选择产生的，这种内生比较和绝对优势有可能在天生生产条件完全相同的国家之间产生。

外生比较优势则是以外生给定的技术和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即外生比较优势是由事前的差别引起的。

杨小凯认为，专业化分工导致人力资本与知识的积累，从而产生内生比较优势。

这种理论强调技术进步对比较优势转换的作用和“干中学”的经验积累效应，能够更好地解释二战后东亚国家的经济崛起和国际贸易格局的新变化，同时对现实中的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二、劳动力优势是我国对外贸易比较优势的重要基础

　　无论是运用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还是根据现代的比较优势理论，分析我国当前的对外贸易发展动因，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劳动力优势始终是我国对外贸易赖以发展和实现比较优势的重要基础。

　　根据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各国进行国际贸易的基础是资源优势，尽管这一理论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但对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依然适用。

在不具备资本和技术优势的条件下，利用其所有的能够自由支配和使用的资源之比较优势获取贸易利益，是当代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分工的最快捷的路径。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劳动力资源优势，发展加工贸易，承接世界定单，生产并出口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在满足国外市场需求的同时，大大增加了国际收入，也拉动了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对于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国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我国对外贸易比较优势的转化和实现，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从要素的构成及其禀赋看，在资本、土地、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中，资本、土地、原材料等生产要素都是相互替代投入使用，而劳动力这种要素则不然，在生产过程中具有互补的性质，从而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生产要素。

劳动力投入的数量水平，直接影响到生产的规模，而投入的劳动力质量，则更是影响和决定着生产劳动的效率。

特别是我国目前拥有的劳动要素非常密集，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数据，目前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有3.021亿人，而农村劳动人口则将近4.68亿，两者合计，中国目前拥有的劳动人口已经远远超过7亿人的数量。

如此庞大的劳动力存量，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国民财富创造的重要动力源泉，当然也应该成为我国外贸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助推动力。

　　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现实看，劳动力优势目前也应当是我国对外贸易比较优势的重要基础。

这是因为，我国目前劳动力的数量庞大，但由于资本一技术装备条件的限制，社会暂时还无法全部吸纳，特别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依靠对外劳务输出和承接加工贸易才能进入实际劳动状态。

另一方面，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心―外围”的依附关系目前仍然存在，发达国家掌控着各个产业领域的核心技术，实施“把脑袋和思想留在国内，把身体和手脚放到国外”的国际分工合作战略，发展中国家只能成为发达国家的产品装配车间，在整个国际产业链中处于末端，分得相应的加工费用。

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我国目前虽然在某些产业领域中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从总体上说，还是位于相对弱势状态，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更多地体现为人家提供资本和技术，我们进行加工和装配，形成了以劳动力使用为特征的“中国制造”式的世界产业资本生产车间。

所以，如果贸然放弃我国的劳动力优势，就会与目前的国际分工现实不相吻合，不仅会导致大量过剩劳动力的闲置，而且也会对我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三、积极培育和形成对外贸易中的资本和技术优势

　　比较优势理论及其新发展，特别是弗农、巴拉萨等人的分析表明，比较优势有着动态发展变化的趋势。

一个国家既要充分发挥其对外贸易中现有的比较优势，更要注重发现和培育对外贸易的潜在优势，从而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能够获取更多的比较优势利益。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对外贸易未来发展的竞争优势，应该着力培育和形成资本与技术方面的比较优势。

　　根据《2005―2006全球发展竞争力报告》对全球117个国家的技术指数、创新分指数、技术转移分指数、信息与通讯技术（ICT）分指数等进行了比较，其中技术指数排在前十位的依次是美国、芬兰、中国台湾、瑞典、丹麦、瑞士、韩国、日本、新加坡和荷兰，其中，美国、韩国、日本得分分别为6.19、5.26、5.24，而中国得分仅为3.18，排名64位。

除技术指数外，中国在创新分指数中得分2.15，排名75位；

ICT分指数得分2.48，排名60位；

技术转移分指数得分4.47，排名43位。

显然，这些数据客观地反映出现阶段中国在科学技术、创新能力等方面亟待提升，同时也说明了我国现有的科技人力资源水平不高。

我国政府在“人口发展十一五和2020年规划”中指出，目前我国15岁以上的文盲有8507万人，全国公众中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1.98％。

4.8亿农村劳动力中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3年，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1％，接受过农业职业教育的不足5％；

农村劳动力的94％以上仍属于体力型和传统经验型农民，不具备现代农业生产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对劳动者的初级技术要求。

在技能劳动者中拥有技师和高级技师的仅占4％，且一半以上人的年龄都在45岁以上。

2005年我国每万人中科学家和工程师只有17人，远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甚至低于一些中等发达程度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对我国经济加快发展形成严重障碍，并进而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

所以，培育资本和技术优势，应该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就培育资本优势，实现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的目标而论，首先，应该着力对我国外贸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大力改造。

要从过去长期为他人代工的模式逐步转向品牌开发，实现ODM生产，改变过去的为他人作嫁衣裳，处于产业链低端的状态。

其次，要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变初放型增长为集约型增长，通过将劳动力从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收入部门。

转到低能耗、低污染、高收入部门；

减少低附加值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量，增加高附加值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

缓解出口贸易受阻的压力，保持稳定的出口增长率来降低国际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实现对外贸易的健康持续发展。

再次，通过职工教育培训增大人力资本投资。

这种在职培训，不仅包括正规学校毕业的城镇劳动力，还应当扩大到来自农村的劳动力。

这是因为，他们就业前普遍缺乏系统的职业技能培训，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在职培训等方式，可以使劳动力素质得到改善，不但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抵消因劳动力价格上涨导致成本上升的作用，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而且还能将高素质的劳动力逐步转移到第三产业中去，从事服务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提升产业和产品结构，增加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扩大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出口份额。

此外，还应当逐步引进战略性投资者，加快由劳动力优势向资本优势的转型。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其技术领先，在产品的设计、生产和销售等方面培育了大批高级管理人才，引进这些人才，一方面可以弥补我国经济管理人才严重不足的缺陷，更重要的是可以给我们带来设计的新创意、生产的新技术、管理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对加快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就培育创造技术优势，提高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的目标而论，首先，应该通过技术进步逐渐形成和提高我国外贸的内生优势。

这是因为，我国作为技术水平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在已有的比较优势基础上，不断推动国内产业和技术的创新，逐步形成内生比较优势――技术优势，才能增强自主发展经济的能力，逐步培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品牌，不断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增强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非价格竞争优势，获取更多的比较利益。

其次，要充分调动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积极性。

要使企业认识到其在自主创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将技术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首要任务，积极进行技术创新和研发活动，增强创新能力，逐步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发挥技术进步在比较优势转换中的决定作用。

再次，政府要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政策支持。

一是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政府应加大对新产品、R&

D的资金投入，对创新产品提供税率优惠，支持企业技术创新；

政府要鼓励风险投资，解决技术创新巨额资金的来源。

可以通过政策支持、税收减免、完善退出机制等方式来激活风险投资，发展风险企业，充分发挥政府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二是必须从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降低创新成本两个方面人手，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企业要具有技术创新的永久动力，就要有保证企业能够从技术创新中获得应有高回报的良好环境。

因此，应完善法制建设，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盗版侵权行为及市场上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为所有的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同时，要从技术标准、环保标准、安全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提高产品进入市场的门槛，以加速落后产业的淘汰，增强企业技术创新的紧迫感和压力。

三是鼓励企业“两条腿”走路，在依靠自身力量开发关键、核心技术的基础上，根据国内产业发展的需要有选择地引进国外适用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以缩短研发进度，降低研发投入，实现技术开发的跳跃式发展。

　　责任编辑：

梁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