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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意思的是唱盘机和上海1930年代的流行歌曲(比如《夜来香》)在49年后的中国大陆电影中往往被平板化为亲美派国民党走狗汉奸的陪衬符号,原有的文化生态“场域”空间被强势的左翼意识形态遮蔽,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政治的“失语者”和“边缘表达。
”[4]P10
20世纪30年代,上海在南京路与法租界的霞飞路、虹口的北四川路一起“组成了中国商业文化与娱乐文化的宏大图景,与大陆本土比较,它所包含的超前性是不言而喻的”。
[5]P14超前性的娱乐文化代表着上海的都市生活越来越西化。
而这时候黎锦辉的出现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不同于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文人,黎锦辉可以说是在五四精神下成长起来的,他五四的时候加入北大文学研究社,组建乐团,办训练班,但是不同于左翼倾向的音乐家赵元任、黄自、王光祈,他的路子却是“提倡大众文艺,反对全盘西化,”试图用西方乐器演奏中国音乐神韵,也正是在他的努力下,西方音乐的本土化才逐渐完成。
[6]P6黎锦辉的伟大贡献主要在于发扬“拿来主义”精神,把爵士乐,民间歌谣,中西混合乐队合并起来,创造出了所谓的“老上海的摩登时新调”,②“不论古今中外的各家诗词、夕阳诗歌、民间小调、土风舞曲以及南洋一带唱的夕阳小曲、爱情歌等,一股脑搬来作为我的创作素材。
”[7]P28,以《毛毛雨》为开端,黎锦辉的创作路子带来的最大收获就是鼎鼎大名的“时代曲”,③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流行曲时代,而随之而来的国外音乐机构如英国百代(ElectricalandMusicalIndustries,简称EMI),胜利唱片(日商与英商于一九三二年合并)④对这些歌曲的盛业运作以及跟风者的伺机而动,形成一股巨大的潮流,并和唱片、乐谱出版、电台、歌星、电影、歌舞厅、酒吧、澡堂、杂志和八卦小报一同杂糅进上海的都市文化语境中,而如果我们把思考的范围扩大到复杂变幻的1930到1940年代的政治语境中,电影和音乐作为最重要的表达载体,则更加集中突出了政治和文化的复杂暧昧。
其中的问题甚至一直延续到现在。
二、都市流行音乐VS左翼音乐
1927年,黎锦晖创办“中华歌舞团”,开始系统训练歌唱和舞蹈艺术人才,期间,他提拔了两个人,一个原名叫做周小红,后来经他改名为周旋,另一个是云南的聂守信,后来以聂耳为名,为电影《风云儿女》写了插曲《义勇军进行曲》。
作为一个文化事件而言,黎锦晖的音乐和他对这两个学生的提拔可以说是极具象征意味,黎锦辉以时代曲成名,最终却被“黄色歌曲”的指责尘封至今;
周旋以“金嗓子”的称号成为歌唱和表演的“两栖明星”,红遍大江南北,但最终命运坎坷,在1950年凄惨死去,对她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至少在主流话语的表达体系内她也只是一个“边缘者”;
而聂耳则因为左翼的革命气质最终以一曲《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后世膜拜的对象,师徒三人在历史上不同的境遇可见政治的鬼魅。
“五四”以后以赵元任、王光祈、贺绿汀等人走上了左翼的“新音乐运动”⑤的道路,以民歌改造的形式宣传革命,这和黎锦辉的路子大相径庭。
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黎锦辉所追求的“平民音乐”,“通俗文艺”在民族矛盾突出的时代必然是被质疑的。
所谓的“通俗”无法和“士大夫加农民”的革命节拍相吻合,李锦晖的通俗歌曲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却落得个出力不讨好的境遇,娜拉出走之后只有回家或者堕落,没有左右摇摆的暧昧。
1937年底日军攻占上海,对本土流行音乐的苛责和随之而来的政治漩涡则更加复杂。
《何日君再来》恐怕是其中最具典型的代表。
1936年7月在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一次毕业茶话会上,同窗好友相约作曲留念,每人演奏一首歌曲,于是,年仅31岁的刘雪庵即兴创作了一首探戈舞曲《何日君再来》,以表达依依不舍的惜别之情。
1936年底,上海艺华电影公司开拍《三星半月》,找来刘雪庵的舞曲,并随后由黄嘉谟填词,影片上映后反响平平,但是周旋演唱的《何日君再来》却成为一代经典。
随后百代唱片公司灌录这首歌,依旧大卖。
[8]P48
刘雪庵是在黎锦辉的“时代曲”的影响下创作《何日君再来》的,可以说是黎锦辉开创的流行音乐时代的一个延伸。
⑥而由黄嘉谟⑦的填词则少不了带一点“软性”电影的意味。
《何日君再来》唱红了上海滩,周旋从此成为一代歌后。
随后上海沦陷,身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地方被称为孤岛,这个比喻形象的说明了当时上海被日军包围的窘境,这是一个生活处处受限制,充满压力和不安的都市。
与内地大后方的爱国电影,传唱的爱国歌曲相比,孤岛的文化是“堕落的他者”,[9]传唱《何日君再来》也自然被指控为“靡靡之音”,“汉奸歌曲”,甚至能够在上海活着都成为一个灰色的模糊问题,生存其中的人们所受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首先是他们处于文化上的绝对否定,上海被认定是一个失节的城市,汉奸无耻玷污和阴谋破坏民族大业⑧,在此间的任何娱乐活动都会被意识形态的强大话语指认为是汉奸行为;
其次他们处在西方列强、汪伪政权和日本侵略者的三重打压之下,生活处处受限,可以说沦陷区和非沦陷区的界限包含了地理和象征性的双重意义,极端明确的二元道德区分明确指认了上海的“他者”失贞。
其实如果我们在都市文化语境中谈“孤岛”文化则会发现,世俗层面的生存问题根本不是僵硬死板的二元对立的道德模式可以解说的。
其实如果说抗战时期精英知识分子借助民族主义话语对二元对立模式的强化是在文化上建立、稳固和控制道德化的界限以抵抗日本侵略[4]P85,那么孤岛中的“娱乐”和夜总会里传唱的《何日君再来》、《蔷薇蔷薇处处开》、《夜上海》则成为一种突破日本意识形态工具性最有力的方式,以酒吧、影院为核心的公共场所,创造了一种新的“想象的空间”[10]P7(imanginary),让大众参与构建一种新的娱乐话语,逃避日本的侵略文化。
这种娱乐文化一方面是生存意义上的妥协,另外则是一种无言的抗争。
《何日君再来》的歌唱可以说是一种策略上的胜利,这是都市文化包容性的体现。
此外,日军攻占上海使得大批内陆难民涌入租界,仅有10平方公里的租界人口从150万骤增至1937年底的500万,[4]P29,难民涌入,战争急迫,朝不保夕,自然是及时行乐,麻醉自己,《何日君再来》等流行歌曲久唱不衰自然是题中之义,“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
更加微妙的是李香兰⑨重新演绎了《何日君再来》和《夜来香》⑩,居然在日军中大受欢迎,最后日军斥责为涣散军心加以禁止,这一事件更加体现出流行音乐的多义性在文化政治上的暧昧。
1957年刘雪庵被打成右派关进牛棚,流行歌曲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直到八十年代初期邓丽君的重新演绎版本开始在中国大陆流传,自黎锦辉开创的中国流行音乐历史才重新并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语境中,并随着“台湾校园歌曲”这一流行音乐变奏的盛行,《外婆的澎湖湾》、《乡间小路》、《童年》在中国内陆的行销,都市文化语境下的流行文化以一种主体性的姿态――大众文化开启了新的篇章。
以《何日君再来》为代表的流行歌曲无法和《义勇军进行曲》一样成为一种主流话语的标志符号被拜入庙堂,而是成为文化和政治夹缝里的游鱼,游走在政治角逐、文化碰撞和时代变迁的所指之间,最终在80年代邓丽君的“靡靡之音”中强势回归,代表着一种大众文化发展的最终大势,在解释学的意义上,流行歌曲作为意义不断被移植和填充的文本始终是一种被历史语境筹划的流动客体。
对比历史与现实,重新思考这种变化对我们的启示,无疑有着巨大的反思意义。
注释
①详见:
张英进.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型――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M].秦立彦译.浙江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7.
②关于具体本土化的音乐结构体系分析,参见:
安德鲁&
#8226;
F&
琼斯,留声中国:
摩登音乐文化的形成.宋伟航译,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局,2004.
③“时代曲”以1927年黎锦辉创作的适合小市民口味的歌曲《毛毛雨》,《桃花江》,《特别快车》为代表。
由于曲调新颖,遂被称为时代曲。
④以上两家公司都属于外国唱片公司,详见参见安德鲁?
B琼斯,宋伟航译《留声中国:
摩登音乐文化的形成》,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局,2004
⑤新音乐运动通常是指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音乐运动,以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音乐运动。
参见:
马克思主义研究网,[DB/OL]
⑥具体的分析参见:
项筱刚.《何日君再来》与中国流行音乐之关系――在纪念刘雪庵百年诞辰研讨会上的发言.人民音乐[Z].2006(06).附《何日君再来》部分歌词: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
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喝完了这杯请进点小菜
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
⑦黄嘉谟是《何日君再来》的词作者,三十年代“软性电影”论的代表人物。
⑧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
第一卷[M].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1963.
⑨李香兰是生于中国的日本人,本名山口淑子,李香兰是她在“满映”时候的艺名。
⑩《夜来香》黎锦光作曲、李隽青作词,黎锦光是黎锦辉的弟弟。
参考文献
[1]鲁迅.阿金.鲁迅全集第六卷杂文卷:
且介亭杂文[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2]曾田力.中国音乐传播论坛(第一辑)[M].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3][美]大卫&
哈维.时空之间:
关于地理学想象的反思.都市空间与文化想象.朱美华译.上海:
三联书店2008.
[4]傅葆石.双城故事:
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6]洪芳怡:
毛毛雨之后:
老上海流行音乐文化中的异国情调[A].文化研究月报[Z].台北:
文化研究学会.2009(09).
[7]郝明义,罗大佑等.音乐事情[C].台北:
现代出版社.2005.
[8]王怀冰.刘雪庵的探戈舞曲与《何日君再来》[A].纵横[Z].西安:
长安大学纵横杂志社.1997(10)
[9]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
[10]李欧梵.未完成的现代性――李欧梵演讲集.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附录:
1930年代著名流行歌曲以及部分电影插曲:
1.毕业歌《桃李劫》主题歌
2.渔光曲《渔光曲》主题歌
3.大路歌《大路》主题歌
4.飞花歌《飞花村》主题歌
5.旗正瓢飘《还我山河》插曲
6.月光光歌《迷途的羔羊》主题歌
7.义勇军进行曲《风云儿女》主题歌
8.铁蹄下的歌女《风云儿女》插曲
9.天伦歌《天伦》主题歌
10.塞外村女《逃亡》插曲
11.秋水伊人《古塔奇案》插曲
12.夜半歌声《夜半歌声》主题歌
13.天涯歌女《马路天使》插曲周璇演唱
14.四季歌《马路天使》插曲周璇演唱
15.春天里《十字街头》插曲赵丹演唱
16.初恋女《初恋》主题歌
17.在太行山上《风雪太行山》插曲
18.满江红《尽忠报国》插曲
19.玫瑰玫瑰我爱你《天涯歌女》插曲
20.游击队歌《青年中国》插曲
21.莎莎再会吧《孤岛春秋》插曲
22.千里送京娘《千里送京娘》主题歌
23.天长地久《解语花》插曲周璇姚敏演唱
24.疯狂世界《渔家女》插曲周璇演唱
25.恋之火《恋之火》主题歌白光演唱
26蔷薇处处开《莺飞人间》插曲
作者简介
胡理丽(1984-),女,重庆北碚人。
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电影学专业电影史论方向2009级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虞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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