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精神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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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世纪开始，这个情况在不断改变。

就我所知，仅在赣州市的所属地区，已召开过三次全国性的理论研讨会，聚集了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对其历史价值进行再认识，作新的挖掘。

2001年11月，围绕中央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的开辟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70周年这个主题，就如何科学的评价其历史地位进行了多侧面、全方位的探讨。

2003年11月，就毛泽东的《寻乌调查》报告和《反对本本主义》文献进行了再研究。

一年前的2004年10月，还专门研讨了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进行长征的历史问题。

今天，我们在这里研讨苏区精神，这是对中央苏区的历史作深度研究的又一次重要努力。

苏区精神不仅仅是中央苏区的精神。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鼎盛时期，曾建立有13个苏区，面积约40余万平方公里，所辖人口达3000万。

中央苏区只是其面积的五分之一，人口近七分之一。

苏区精神，毫无疑问，应当是代表当时所有苏区的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所铸就的革命精神。

研讨苏区精神，最好是以全苏区的历史作背景来进行论述，这样更全面、更准确、更完整。

就我个人言，尽管对13个苏区的情况略知一二，但不少地区没有去过，对许多地区缺乏深入研究，不敢冒昧地站在当年全苏区的立场来奢谈苏区精神。

这些年来，我践行“走走党史”的理念，四“走”中央苏区，实地考察了赣州市的18个县（区）、吉安市的4个县（区）、抚州市的8个县（区），还有福建龙岩市的6个县（区）。

来此开会前，我又走了属于福建三明市的5个县，这样，大体可以说，原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和主要版图，我基本上作了一番体验，积累了一些感性认识。

这里我以这些年的实际考察为基础，立足于中央苏区，来谈对苏区精神的一些不成熟看法（关于“兴国调查”问题，因为在2003年11月的寻乌研讨会上专门讲过“寻乌调查”，其中也论及“兴国调查”，这里就不再说了）。

一、从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发展历史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发展阶段10年土地革命战争，是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最为艰苦的一个时期。

从党史学的视角言，过去我们很少对这段历史的发展阶段问题展开研究。

有一种看法，将这10年历史一分为二，认为遵义会议前是一个阶段，此后是一个阶段，但未见有这样的专门著述。

对土地革命战争历史的发展阶段，尽管未在理论上作明确划分，但事实上已经出版了反映这段历史发展阶段的若干专著。

这说明，这10年的历史是有一个发展阶段问题的。

我以为，这10年的历史不算短，在10年间，其主要矛盾和斗争内容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但这10年的历史发展，就其斗争的形式和特点而言，还是有不小变化的，在一些主要区域显现出了比较明晰的阶段性。

因此，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发展阶段问题是必要的。

当然，在各个苏区即革命根据地，由于历史的发展和斗争的情况不同，其阶段的划分可能不尽相同。

如有红军长征的苏区和没有进行长征的苏区的历史发展就不会一样；

就是有红军长征的几个苏区的历史发展也各有若干特点。

因此，对这10年历史的阶段划分，不可能一刀切、简单化。

能划者则划，不能划者不要硬划。

这里，仅就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核心主体——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发展脉络和历史演变，来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显现的发展阶段问题。

我以为，这一块是可以划的，且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显而易见。

研究它的历史发展阶段有助于深入认识土地革命10年历史的发展规律。

在我看来，以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发展历史为背景来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发展阶段，大体可以分为这样四个时期：

——井冈山时期。

从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到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先后率红四军和红五军下山，井冈山根据地主体部分失守，革命斗争的中心区域随着毛、朱率红四军离去而转移了。

这个阶段有1年另三四个月。

——中央苏区时期。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下井冈山后转战赣南、闽西，经过1年半多的艰苦斗争，开辟了中央苏区。

在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胜利后，1931年11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在1933年二三月间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发展至鼎盛。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不得不于1934年10月实行战略转移，中央苏区的主体部分随之丧失。

这个时期有5年另10个月。

——中央红军长征时期。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毛泽东参与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和指挥军事行动，实现了党的历史发展的一次伟大转折。

经过千辛万苦，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

红二、四方面军尽管在1年后才到达这里，实现三军大会师，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了对华侵略，党和红军的任务有所变化，因此这个阶段划到瓦窑堡会议召开以前，有1年多一点时间。

——瓦窑堡会议后的准备抗日时期。

随着日本侵略者扩大对我华北的入侵，以一二九运动为代表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调整党的路线和政策，号召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从此以后，直至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1年半多时间可视为实行革命内容转变、准备抗日的阶段。

对这四个阶段的划分，见仁见智，可能有的学者不一定认同（也不必强求一律）。

这里也不想去一一陈述为什么划分四个阶段的理由，而要着重说明将井冈山时期和中央苏区时期划分为两个阶段的历史必要性。

不少讲党史的本子都是将中央苏区时期与井冈山时期混在一块来叙述的。

的确，这两者有它的共同点和延续性，特别是井冈山道路的伟大意义在那里，将中央苏区的历史作为它的自然延伸来讲，更能充分说明这条道路的伟大。

在这一历史光环的普照下，中央苏区历史的一些曲曲折折也不那么凸显。

这么叙述历史有它的好处，这样讲也不是不可以。

但从深入研究历史的角度看，这两段历史的实际发展是不能完全混同的，各有其与那段历史相联系的具体特质。

中央苏区时期近6年的历史也有其绚丽的光环，是应当单独凸显的。

在我看来，将井冈山时期与中央苏区时期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有这么五点理由：

一是两者的时间长短差距较大。

有如前述，中央苏区时期比井冈山时期要长4年多。

尽管两者是一前一后，后者与前者有延续关系，但以时间短的完全代表时间长的来讲这段历史，似不容易将其发展脉络讲清楚。

二是两者的活动地域不同。

井冈山时期的活动区域就在井冈山地区，即赣、湘两省的“六县一山”，其鼎盛时的面积达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50余万。

中央苏区时期的活动区域主要在赣南和闽西，还包括今属的抚州和吉安的若干县区。

其鼎盛时的面积达8.4万平方公里，人口有450余万，辖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拥有60个行政县，成为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

这两个区域都包括江西，但一个涵赣西诸县，一个涵赣南、赣中和赣东诸县。

后者的地域比前者大得多，以小盖大，或以小带大，是很困难的。

三是两者的思想理论形成的实践活动基础不同。

井冈山的斗争，创建了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实现了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

它以实践斗争说明了中国革命重心应由城市向农村进行战略性转移，开创的“井冈山道路”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新方向。

但由于时间短，许多光辉的思想理论还未完全展开，在这时还不能说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

在中央苏区时期，由于时间较长，毛泽东的实践活动异常丰富，他的思想理论得到了多方面的展开，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则主要是在这个时期丰富发展起来的。

中央苏区时期，是毛泽东思想丰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它不应当被遮盖在被一般人视为井冈山斗争这个开创时期之中。

四是两个时期的领导主体的变化情况不应当忽视。

在井冈山时期，尽管也有上级领导和中共中央的不正确指导，但那里的实际领导人是毛泽东。

那一年多，基本上是贯彻执行他的思想主张，因而实践斗争的发展比较顺当，干扰因素比较少。

在中央苏区时期，领导的主体变化较大。

党中央“左”的错误逐渐得到全面推行，毛泽东负责的党权、军权和政权先后实际上被剥夺，他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主张不断遭受批判。

这与在井冈山时期的情况大不一样。

这一特点不应当被忽略。

五是两者所进行的战争的规模不能同日而语。

在井冈山时期，红军的兵力最多时达到1万人，国民党地方军队进行“会剿”的兵力，最多时有3万多人，红军反“会剿”主要是游击战。

在中央苏区前期，情况大体同于井冈山斗争时期。

但到1930年秋开始的反“围剿”战争后，情况则很不一样了。

国民党军不但是出动了嫡系主力部队，而且其数量之巨，由10万、20万、30万骤升至50万；

红军的总兵力也一度达到12万多人。

战争的主要形式变成了大规模的运动战，乃至阵地战。

对红军来说，打阵地战是错误的，但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红军的实力。

根据以上几点，我以为，还是将井冈山时期与中央苏区时期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为好。

二、中央苏区的历史贡献和苏区精神的基本内涵上面将井冈山时期与中央苏区时期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是对这两段历史的异同加以比较而提出的。

再从中央苏区本身来看，它在党的历史上有许多特殊的贡献。

只有单独作为一个发展阶段立论，才能凸显它的特殊历史贡献。

在前年给《中央苏区人物志》写的序言和去年在赣州召开的纪念长征出发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我曾经讲过一些看法。

这里对它进行再认识，重新论列八条。

第一，中央苏区时期是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历史上所受的艰难困苦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

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基础的奠定，到建立、发展至鼎盛，再到最后丧失，横跨上个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前期。

在民主革命的28年中，其时间占了四分之一，在空间上是异常残酷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核心地区。

第二、中央苏区时期是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艰苦探索，并奠定了坚实基础的时期。

井冈山时期，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只是开端，指出了正确的革命方向。

在中央苏区时期，经过多年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革命实践，井冈山时期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才进一步发展为比较明确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思想。

尽管革命道路的理论是在后来概括起来的，但对这条道路探索的艰难困苦的实践，主要是在这个时期进行的。

第三，中央苏区时期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正在发育成型的时期。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艰苦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同时，理论上也在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研究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

毛泽东思想在井冈山时期处于开创阶段。

它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包括后来被视为其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则主要在中央苏区时期才显雏形。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成熟是个历史过程。

这个时期，党在理论上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开始起步。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央苏区可视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发祥地。

第四，中央苏区时期是开始磨砺和造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时期。

毛泽东等一批革命家在大革命时期已崭露头角。

大革命最后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期间遭受的严重挫折表明：

党虽然富有蓬勃的革命朝气和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但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

在群众运动中虽然表现了出色的组织才能，但不能娴熟地运用革命领导艺术；

在革命斗争中虽然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活动家，但未能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和党内斗争的展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发展趋向力量，在艰苦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开始聚集在这里，并逐渐凝聚起来。

遵义会议前，这方面的力量在党内不是主流，不少时候还屡遭“左”倾错误领导的排挤和打击。

但是，土地革命战争的艰辛历程证明，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革命根据地就发展壮大，革命形势就朝有利于党的方向发展；

否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革命就遭到挫折，战争形势就发生逆转。

这种反复出现的情况，使全党、首先是中央苏区的党的高级干部逐渐认识了毛泽东、积极拥护毛泽东，从而为在长征开始后的遵义会议上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作了重要准备。

此后，逐渐形成的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都经历过中央苏区的血与火的洗礼。

第五，中央苏区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为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在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中开创新的途径和形成党的优良作风的时期。

在革命的重心转向农村以后，为了壮大党和革命的力量，不能不将大量贫苦农民出身的、以及其他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革命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

这样，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就难免对党和红军产生消极影响。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古田会议决议等，强调从思想上建设党，坚决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加强组织建设，坚决地同涣散组织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作斗争；

注重政治建设，坚持党对军队的坚强有力的领导，从而，解决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党的队伍仍然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

这为在艰苦的农村和革命战争环境下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并在理论上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党的学说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个时期，党为保持自身的先进性还努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党的七大所概括的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三大作风”，主要渊源于这个时期的光辉实践。

第六，中央苏区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建立国家政权形态，积累治国经验和锻炼执政能力的时期。

自土地革命战争开始，随着各地革命根据地的纷纷创建，为了统一领导全国各个根据地革命斗争，也为了建立一个与南京反动政府相对抗的革命政权，有如前述，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党在这个时期的指导思想无疑有“左”的错误，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毕竟是长期被压迫的广大工农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局部地区第一次翻身成了社会主人的一个重要标志，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管理国家政权的首次预演。

即使是短短几年的实践，也为后来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历史经验。

第七，中央苏区时期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经受艰苦卓绝的锻炼，为建设人民军队、开展人民战争积累经验的时期。

此前，党虽然建立了人民军队，但人民军队的建设主要是在这个时期开始有了自己的一套经验。

这时的工农红军既是开展土地革命的先锋队，也是苏维埃政权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柱石。

从古田会议决议始，红军的建设有了明确的政治纲领。

此后，人民军队的建设思想逐渐展开。

关于红军建设的中心任务是“提高并巩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的思想，关于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思想，以及关于红军政治工作的任务、目的和内容等，已初步明确。

一次又一次的反“围剿”战争，红军虽然付出惨重的牺牲，但练就了敢打硬仗、久拖不垮的优秀素质和作战本领，开始形成一套革命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原则，也积累了进行游击战、运动战的丰富经验，为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科学理论的创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八，中央苏区时期是为党和人民培养造就一大批治国安邦的党政军优秀领导干部的时期。

据有的材料统计，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鼎盛时期，苏维埃政府系统约有干部1.3万人，党团系统干部约2万人。

这些人中的不少幸存者是新中国的领导骨干力量。

党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不少重要成员，都曾是临时中央政府的重要负责干部。

10位元帅中有9位、10位大将中有7位，都曾是中央苏区的重要军事领导人。

此外，有130多人担任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职务，以及首批驻外大使等；

在“文革”前被授予军衔的从少将到上将的588位将军，都曾是中央苏区红军的指战员，其中上将和中将数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少将占全国的三分之一。

这个时期的斗争实践，为新中国的诞生作了重要的干部准备。

为什么在中央苏区时期能做出这么巨大的历史贡献呢？

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一点就是我们正研讨的“苏区精神”在起作用。

它是这个时期异常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凝聚起来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

有了这种精神力量，就能创造惊天动地的伟业，就能做出上述巨大的历史贡献。

目前，各种媒体对这样那样的“精神”讲的很多，可谓形成了目不暇接的“精神”系列。

如以人物高尚品德立论的，有白求恩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铁人精神、孔繁森精神、乃至周恩来精神等；

以地区革命精神的特点立论的，有红安精神、红岩精神、太行精神、沂蒙精神等；

以重要会议立论的，有古田会议精神、遵义会议精神等；

以在非常状态下执行非常任务、表现出的非常精神面貌立论的，有“两弹一星”精神、98抗洪精神、抗非典精神等；

还有以表现革命历程立论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以及最近提出的航天精神等。

这些精神汇合起来，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就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

从表现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历程的“精神”系列言，似还可加上别的内容，比如苏区精神。

有如前述，从井冈山时期到长征时期，这个跨度太大，只有加上反映苏区时期的苏区精神，这个“精神”系列才比较完整，不会使人有缺环断档之感。

既然党的每段历史都有它的特质，那么反映这段历史的“精神”就会有它的特定内涵，或某些特点。

就苏区精神言，它的特定内涵应当怎样认识呢？

这也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从不同的角度，彰显不同的侧面，会有不同的概括，形成不同的表述。

当然，各种表述是大同小异的，因而是可以并存不悖的，不必非要定于一尊不可。

我个人想按照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的逻辑，以毛泽东的某些表述作基础——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对苏区精神某个内容的提炼，因而应视为其本身具有的，不是我们外加给它的——来概括苏区精神的基本内涵，或主要特点。

这样，苏区精神至少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第一，深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

许多对“精神”内涵的概括都要首先讲理想信念这一条，因为它是产生巨大精神力量的根本源泉。

邓小平说得好：

“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民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

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

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

”

（1）邓小平讲的这一条，对于概括苏区精神的内涵来说特别合适，因为毛泽东讲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是对理想信念的形象表述。

在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下井冈山后在赣南、闽西间反复转战，直至1930年1月整整1年，还处在流动之中，没有建立起“安身立命”的巩固根据地。

国内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不仅在红四军官兵中产生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就是在中央领导机关如“二月来信”所表明的，对时局发展和革命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

那时林彪的一些看法，代表了这部分人的思想。

毛泽东给林彪写信，虽有批评，但属关爱，不是作为一种非常严重的错误倾向进行严厉批驳的。

我们应当客观地看待这封信。

正是出于关爱，毛泽东才以谈心的方式，一口气写了近8000字的长信。

这封信既指出了林彪的不健康情绪，又展示了自己怎样环视世界形势和中国政局而对中国革命必然胜利所作的深入思考。

尽管当时的革命斗争异常困难，但毛泽东指出：

“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

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

”他满怀信心地说：

“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

‘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

”“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

（2）革命形势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反“围剿”战争，中央苏区建立起来了，其他苏区也在发展壮大。

在毛泽东讲这个话之后仅仅1年另10个月，作为统一领导具有“燎原”之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了。

这以后，中央苏区的发展出现了曲折、甚至严重挫折，但是，中央红军的广大将士，中央苏区的革命人民，都抱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定信念，坚信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制度会一定实现，因而无论反“围剿”战争多么残酷，革命需要苏区人民作出多么巨大的牺牲，都前仆后继，义无反顾。

中央苏区的主体能够坚持存在近6年时间，中央红军主力撤离后在这块土地上还能坚持3年游击战争，都是坚定的理想信念这个伟大的精神力量在起作用。

因而，这一条不仅是中央苏区历史逻辑的自然要求，而且顺理成章地成为苏区精神的首要内涵。

第二，反对“本本主义”，深入实际调查，“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开拓进取理念。

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无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是我们党内，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十分盛行。

对“本本”的迷信、对上级领导机关的迷信，就是这种倾向的反映。

红四军转战闽西、赣南期间，这种倾向对军队工作的影响相当严重，致使一个时期党内军内的团结遭到破坏，正确的制度不能坚持，不正确的思想蔓延开来。

为了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毛泽东比在井冈山时期更加注重实际调查。

在中央苏区时期，他先后作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等10来个农村调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农村的阶级阶层状况和政治态度、土地占有情况和工商业发展状况等有了比较切实的了解，从而为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了依据。

中央苏区在主要由他领导的时期的路线和政策比较正确，得益于他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

他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尖锐地批评“本本主义”是“保守的思想路线”，“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随后进一步指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在他的倡导下，在中共临时中央到达苏区之前的时期，各级党政干部都十分注重调查研究，不断改进工作，开创新的局面。

对于军事斗争，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开辟中央苏区时，更是强调深入了解实际，哪里的敌人力量薄弱就向哪里进军，因而不断在赣南、闽西间进行大穿插、大迂回；

在他领导的前三次反“围剿”和在他的思想影响下进行的第四次反“围剿”期间，都不断反对保守的思想路线，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敢于在敌军驻地的缝隙间强行突围，多次化险为夷，从而在以弱对强的不利形势下取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完全可以说，中央苏区的开辟和发展，就是不断反对“本本主义”，深入实际调查，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样的开拓性理念的结果。

因此，这应当是苏区精神的重要内涵。

第三，民主建政、“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创造“第一等的工作”的执著追求。

在井冈山时期，尽管也建立了政权，进行了根据地建设，但由于时间短、战争频繁、根据地不巩固，因而还很难谈得上局部执政问题。

在中央苏区则大不一样，不仅时间长，核心区域的政权比较稳固，且成立了具有国家形态的中央临时政府。

如果要讲执政，这个时期才说得上共产党第一次成为局部地区的执政党。

尽管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条件还不成熟，但毕竟在这块土地上空前地建立了民主制度、社会最底层的人民破天荒地享受了基本的民主权利。

中国共产党也努力做好民主建政，锻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能力。

毛泽东在开辟中央苏区时就提出，每个共产党员要像和尚叨念“阿弥陀佛”一样时刻叨念争取群众。

在中华苏维埃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