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述评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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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一、与社会史的融合成为主流
1992年,吴承明发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指出,经济史是研究社会经济的,自应使用社会学方法[1]。
2001年,吴老又发表《经济史·
历史观与方法论》[2],提出,经济史研究要注意非经济因素,我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
吴老的宏论不但引起了经济史学者的警醒,而且引起了社会史学者的重视。
2003年,行龙发表《经济史与社会史》[3]一文,指出,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是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也是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过程中的突出特征。
文章还指出,西方经济史的发展经过了一个从单纯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发展历程。
史学领域内这样一场巨大的变革,不仅使经济史本身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而且它所取得的成就也在不断地推动着其他史学领域的发展。
行龙的文章正确地总结了社会史与经济史融合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并为多年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丰硕成果所证实。
从翰香主编:
《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考察了乡村的社会结构、市镇、农业和手工业,以及田赋和徭役的演变和发展。
该书注重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动态研究与静态研究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架构不是经济史加社会史,而是将其融为一炉。
最大特点在于抓住了近代华北农村巨大社会经济变革这一条主线。
其后,国内学者研究近代华北农村的著作有苑书义等的《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和乔志强、行龙主编:
《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等。
苑书在时间断限上,着重于晚清和民国初年;
在地域范围上,,主要为冀、晋和内蒙古地区,弥补了以往对华北“小区”类型研究的不足。
其主要贡献在于揭示了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说明了近代华北发展变革的艰难曲折。
乔书则从社会史和社会经济史角度,以社会构成、社会运行、社会功能为主干,全面勾勒了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历程,总结了华北地区近代化的被动性、迟滞性、不平衡性和复合性的历史特征,为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研究投下了坚实的基石。
新世纪以来较为重要的近代社会经济史的专著有马俊亚著:
《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该书以近代江南地区的传统经济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它们在近代的发展、演变及其与现代因素的融合。
透过这一视角,使我们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到这些地区的近代社会经济状况。
从21世纪初起,融合经济史和社会史的论文层出不穷。
刘建生、燕红忠的《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与晋商的衰落—官商结合的经济学分析》[4]
,从经济史角度研究晋商衰落这一社会现象,指出,官商结合为晋商长期兴盛提供了契机,官商结合所能取得的实际绩效决定了晋商早期发展商业的路径选择及其长期兴盛。
然而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和产权结构的变化,通过官商结合发展商业的实际经济绩效在逐渐递减。
在晋商发展的前期,他们常常能够利用各级官衔或者各种“龙票”、“部票”作为护身符,来克服经商过程中种种人或物的危险、障碍和负担,但随着近代社会各地厘卡的遍设,地方权力的坐大和割离,商人们所领有的“龙票”、“部票”和官衔能够产生的威慑力已相当微弱。
不仅如此,这些“职衔”在与外商的竞争中更无用武之地。
近代社会的一大变局便是外国势力的介入,这对于晋商通过官商关系而进行垄断经营同样构成了极大挑战。
例如,洋货或者与外商有关的出口货物只要交纳少量的子口税便可以“通行天下,不问所之”,而晋商等国内商人则不得不遭受厘金的重复盘剥。
其次,随着一系列具有近代意义的法律法规的产生,独立发展商业路径的经济绩效已经大为增强。
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商人真正享受到社会地位的提高,商人不仅从法律上而且从观念上得到了社会认同,官与商之间真正实现了互动和对流。
尽管工商业活动的开展仍然离不开实力官僚的支持,但传统的以身份和权利为本位的产权结构逐渐受到冲击。
最后,晚清政府卖官制度的推行和官僚数量的膨胀使官商结合发展商业的战略服从经济学上的效用递减规律,而晋商对官商关系的过分依赖及其大量投资更加剧了这一递减过程。
总之,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与产权结构的变化,官商结合发展商业的经济绩效在持续递减。
而晋商在商业发展战略上存在很强的“路径依赖”性,从而使其在近代化过程中沿着这一路径不断自我强化,被锁定在一种低效率状态。
官商结合的经济绩效递减和交易成本的增加对其商业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而现实和潜在风险的增加则最终导致了其走向了衰落。
将经济学的触角伸向整个社会以扩大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是经济史与社会史融合的一种表现。
另一种表现则是使用社会学的方法将社会史的视角集中在经济事物上。
小田的《区域特质、社区特色、历史轨迹—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定性(以苏州为个案)》[5]即是后一种典型。
该文从区域特质和社区特色来探讨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其所指的区域特质就是苏州社会在经济构成、区域格局、社会结构、人文景观、文化环境、心理因素等方面明显的乡土特质,也即是苏州的独特性即唯一性。
其所指的社区特色则是苏州独具的稀缺的社会文化资源。
作者指出,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为一个连续不断的纵向过程,而历史规定性就隐含其中。
讲苏州的发展,只能浸赜于社会的历史沉淀,以及由此凝结而成的乡土社会特质。
而苏州历史上形成的社区特色,则表达了区域社会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倾向性,代表着区域社会的发展方向。
最后,作者得出结论:
从历史规定性出发去寻求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道路,是一条必须遵循的学理途径。
事实上,苏州社会的现代发展轨迹正是传统苏州合乎逻辑的延伸。
看来,经济史和社会史的融合确实能展拓眼界,开阔思路,拉近经济史和现实社会的距离。
我们说,从经济史的角度研究社会抑或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从理论上讲,是全方位的。
然而从实践上讲,却可能只是从一个角度,一个方面进行研究,而且这样的研究,可能思路更为清晰,脉络更为鲜明。
罗能生的《湖湘文化与当代湖南经济发展》[6]提供了这样一个范例。
罗文指出:
近几十年来湖南经济发展不太理想的原因是什么,是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的一个大问题。
他认为:
在制约湖南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文化是其中一个重要变量,或者说,湖南经济的发展与湖湘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湖湘文化缺乏健全的经济文化内涵,没有一种激励人们去从事经济活动的文化动因,缺少一种滋生出现代经济伦理精神的基因。
湖湘文化中经济文化的缺失,使得它缺少一种能激励个人经济能动性的价值观念和理性方法。
传统湖湘文化中利益价值观的缺失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产生了难以弥合的距离。
而文化作为积淀在人们心理意识和风俗习惯中的一种传统,又很难一下子加以改变,这就使得它可能对湖南人在市场经济中的行为选择,对现代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
同样,对于作为社会经济史研究主体的经济,我们研究的也可能只是一个侧面。
而从这个侧面可以折射整个社会,李金铮的《绩效与不足:
民国时期现代农业金融与农村社会之关系》[7],正是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近代经济的一个侧面—现代农业金融,揭示了现代农业金融对农村社会的正面和负面作用。
该文指出:
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不足既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政治、军事、文化以及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原因。
不综合治理和解决这些问题,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就不可能得到顺利发展。
笔者认为,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不是简单的结合,不是经济史加社会史,而是有机的结合,也许将其称为融合更为确切。
就其研究方法来讲,可以大分为从经济史的角度研究社会和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二者都可以称为社会经济史。
当然,也可以二者融会贯通,兼而有之。
二、理论探讨继续深入
近年来,面对纷至沓来的外国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国内史学者包括经济史学者痛感有建立本国史学理论的必要。
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史学研究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理论,但是,历史唯物主义不等同于史学理论,正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等同于经济史学理论一样。
因此,史学理论的界定都成了问题,以至于历史研究几乎成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阐释和验证。
1996年,吴承明发表了论文集《市场·
近代化·
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指出:
“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
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的最高层次的指导,但它也只是一种方法。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研究经济史中,也是一种方法即分析方法。
”吴老的观点正确地解决了历史唯物主义与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史研究的关系。
史学理论即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被包括在史学理论之内,但它并不能涵盖史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根据对人类经济史的研究形成的伟大理论,但它对经济史研究来说是“流”而不是“源”。
吴承明先生精辟的阐述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作用,又和教条主义彻底划清了界线。
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存在着关于经济史属于经济学还是历史学,抑或兼而有之的争论。
高德步坚持认为经济史是经济学的一部分,作为经济学的经济史与历史学的经济史有根本的区别[8]。
赵凌云也提出:
如果作为历史学家的经济史与作为经济学家的经济史的划分成立的话,经济史应该是经济学家的经济史。
经济史不应该是研究经济历史的历史学,而应该是研究历史的经济学。
经济史不是单纯的历史研究,而是采用经济理论作为方法的历史研究[9]。
李伯重的观点与此针锋相对。
他指出:
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方法是经济史研究的两大基本方法。
首先,传统的史学长于现象描述,而将过去的经济实践清楚地描绘出来并展示给世人,乃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
在此方面,没有其他方法可取代传统的史学方法;
其次,经济制度、经济事件等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在这些研究中,定性分析是主要的方法,而这恰恰又正是史学方法之所长;
再次,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对经济史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经济史研究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因此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也是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无论何人研究经济史,都必须掌握历史学的基本方法。
但是,李伯重也指出:
传统史学方法也有其先天不足,其使用的基本方法是归纳法,而归纳法本身有缺陷,因此不求助于其他学科的方法,是无法深入研究经济史的。
最后,李伯重指出:
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非常重要,但不能凌驾于历史学方法之上成为唯一的方法。
经济学与历史学二者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在经济史研究中拒绝经济学方法或者采取“经济学沙文主义”的态度,都是有害的[10]。
在这方面,吴承明的观点更为全面。
“在我国,大体可说有三大学派。
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研究经济发展,包括历史学原有的政治和典章制度研究。
一派偏重从经济理论上来解释经济的发展,有的并重视计量分析。
一派兼重社会变迁,可称为社会经济史学派。
偏重不同,各有独具匠心之长,形成‘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
同时,也必然对经济史的一些理论问题和方法问题产生不同观点。
应当说,这是件大好事。
要促进学科进步,必须百家争鸣。
如果只有一种观点,用同一个声音讲话,我们的经济史学就要寿终正寝了”。
吴承明强调:
“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不同方法都各搞各的。
同一问题也可有不同结论。
这才是‘百花齐放’。
但是,不同理论、不同方法可以交流,交流的好处是开阔眼界,促进了解。
交流并不妨碍各搞各的。
了解了别人,仍然要按照自以为是的去做,不妨碍个人创造性”[11]。
应该说,这是对经济史研究方法之争的最好总结。
从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曾经一度出现对西方理论的“跟风热”。
一些近代经济史学者把某些理论模式奉为圭臬,表现出理论上的不成熟。
吴承明历来主张对西方理论采取批判吸收的态度。
他指出,作为方法的经济理论,并不能适应于所有的场合。
如老的古典经济学,对15世纪以前的情况是适用的,但16世纪以后就不适用了。
新古典的理论在现代化时期有些是适用的,但争论比较多。
70年代的边际主义,其计算方法普遍适用,其他理论则未必如此,有些在中国完全用不上。
他还指出,有些理论经济史研究是不能用的,如模式论、目的论、决定论,包括经济决定论,因为它们与实证主义不能相容。
如果脑子里先有了这个,就不能研究历史了。
[12]
近几年,“跟风热”逐渐消退。
大多数近代经济史学者对西方理论采取了独立思考、批判吸收的态度。
如长期以来,西方汉学家中曾流行一种“冲击与反应”范式,认为近代中国的一切变化都是对西方文明冲击的反应,这是一种完全忽视内因的错误理论。
前几年,这种理论在国内也颇为流行,而近几年,此种理论虽仍未绝迹,却已百不一睹了。
另一模式,即“内卷化”或“过密化”,在近几年屡受质疑,林刚的一篇文章对其进行了辩证的、有说服力的分析。
该文认为,中国传统农业至少在明清时期以来,除战争的破坏等特殊情况外,劳动力相对过剩而土地等生产资料短缺现象确是不容置疑的,而这对中国传统农业乃至经济整体都有极大的影响。
黄宗智将此点提高到制约中国传统经济的规律上认识,是有理论创见的。
林文继续指出,但问题不在于此,在寻求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上,可称为科学的经济理论的含义,不是去设计一套完美无瑕的经济行为模式或前景,而是指明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下所可能做出的最佳选择。
毫无疑问,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以投入大量劳动力换取总产值微小增加(边际报酬递减)的生产,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高资本、高技术替代劳动力的生产,在劳动生产率上的落后是不言自明的,但既然如黄氏所指出的,“过密化”是历史形成的中国人口与资源失衡的产物,那么,除了采取过密化的生产方式外,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有没有更好的、更利于中国人生存的生产方式?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即只有采取具有过密化特征的生产方式,中国的老百姓才能生存下去,或者说,“过密化式”生产是传统社会的中国人解决生存问题的最佳选择,那么,那种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缺乏或未采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行为准则的论点,就颇值得讨论了。
林文认为,我们对小农经济在历史上的规律和作用的认识还是相当不够的。
原因之一是某些人习惯于将历史背景不同、国情不同所形成的经典经济学概念套用于中国,将适用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指标乃至价值体系当成对所有国家都适用的“社会发展公理”来评判中国的经济发展。
黄宗智的问题,并非是未能认识到中国小农经济的一些行为准则特点,而是在用西方经济学的劳动生产率分析中国小农经济行为的同时,将与此概念相关的资本主义经济价值标准,用于判断资本主义性的经济行为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其实质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行的从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行做法是增加资本替代劳动)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惟一材料。
林文最后指出,提高劳动生产率确实是十分重要的,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中更为重要。
但对中国而言,问题是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如何处理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的因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必然产生的劳动力被替代的问题。
这在中国是应特别予以注意的。
无论如何,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照搬西方国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流行模式和通行做法,而要高度重视提高劳动生产率与中国资源、生产要素拥有状况之特点的合理配置问题。
寻求实现劳力密集与提高劳动生产率两者的最佳结合点,寻求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最佳结合点,这是关系中国现代化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性问题[13]。
三、多学科综合研究蔚为时尚
1998年,吴承明再次重申“史无定法”,获得普遍赞同。
既而有的学者主张积极汲取和运用国内外各种先进的理论和方法,并在吸收和借鉴各种理论和方法时应注意其运用的条件和范围。
与此同时,许多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研究方法被采用,对推动这一学科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进一步凸显了近代经济史作为边缘学科的特色。
刘佛丁、王玉茹合著:
《中国近代的市场发育与经济增长》(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吸收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居于前沿地位的制度理论、企业理论和产权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是一部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经济史进行实证研究的创新之作。
该书作者运用统计学和比较研究的方法,阐明了中国近代市场发育的特点,对研究和分析我国现实的市场经济问题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侯建新:
《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八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以20世纪上半叶冀中农村为研究对象,并与工业革命前的英国乡村展开比较研究。
作者运用经济社会史的基本分析方法即统计分析方法,展开中国农村现代化研究,是一种新的尝试,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史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新方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新经济社会学、新制度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上。
应莉雅从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网络视角,对天津商会网络化的组织进行了考察,同时用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方法分析这一网络对区域市场交易成本的影响。
该文把天津商会组织网络分为内部的组织网络和外部的组织网络,以区别于以往学者所说的垂直的和附属的商会网络。
正是由于天津商会具有较为完善的网络化组织系统,使其能够发挥减少区域市场交易成本的功能。
第一,天津商会组织网络具有畅通的信息流通渠道。
由于天津商会与各级政府、各地商会、驻津外国领事馆、洋商会等都具有程度不同的网络联系,天津商会可以及时得到来自政府的财政、金融、税收等政策信息,来自各地商会的外省、乃至海外华商聚居地的商务信息,来自领事馆的洋行经营信息和国外市场信息,各行同业公会则能够提供各行业生产、销售、消费、价格等市场行情,所有这些信息对商人制定决策、抓住机遇、规避风险都具有决定意义。
第二,天津商会承担着信息集散中心的角色。
天津商会设立了专门负责收集和整理信息的考察处,为信息的可靠性和及时性提供了组织保障。
第三,天津商会所属各商务分会既是区域市场信息的供给者也是需求者。
商务分会在信息的供给和需求上都带有鲜明的地方性产品专业化特色。
天津商会能够减少区域市场交易的契约实施成本也是无可置疑的。
首先,天津商会致力于倡导和建立一种良好的信用机制;
其次,天津商会初步建立了一种具有一定强制性的信用保障和监督制度。
对商人来说,区域市场信用机制的建立和天津商会组织网络的存在,大大减少了交易中为实施契约所必需的开支。
交易双方首先不必花费精力去考察和了解对方的信用,如果契约的实施过程或结果出现问题,还有多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供商人选择。
如果在行业公所或商务分会能解决的,就不必上诉至商务总会;
如果商务总会能解决的,就不必上诉至政府。
如此低成本选择带来的收益是不可估量的[14]。
王红曼则力图借鉴施坚雅的区域体系理论,并运用新经济社会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最高金融机构“四联总处”与西南区域金融网络作简要的分析,集中描述西南区域金融网络形成过程,空间结构及其特征等。
该文指出,抗日战争时期,以国家四行二局为核心,以省市县银行为卫星,以简易储蓄所、邮汇局网点为最基层的战时金融网络体系已初步形成。
这种由中央(重庆)到地方,由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的战时金融网,同时也是战时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国库网。
其以重庆(中央)为中心,各省会城市为网络第二层,然后向各省的地、县、乡辐射,形成网络第三层,层层推广、延展,形成密密麻麻,犹如细胞的增殖与分裂一样的金融网络。
西南区域金融网络,不是孤立的、单一的任意分布,而是成群体化的结构,作为一个整体,相互联系、层层相连、彼此咬合,对活跃着区域内的金融业务、金融市场以及推动和制约着区域内的社会经济发挥着特有的功能[15]。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在强调近代南北方差异的同时,对近代铁路交通系统出现以前华北传统商路、市场网络的效率、作用以及华北内地的消费能力评价很低,认为华北地区的旧水陆商路系统效率低、速度慢,完全限制了一般商品的长距离贩运,而远程贸易与传统市场网络间缺乏广泛持久的内在联系,只服务于城市特殊阶层的需要,并非以一般大众需要为基础,故对经济发展影响不大。
虽然近年也有学者指出明清时期华北商品流通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民生日用品取代了奢侈品成为大规模、长距离贸易的主体,并对“卓有成效”的传统市场网络体系在19世纪中叶以后与世界市场接轨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做了积极推测,但同前者一样都缺少对传统市场网络的效率分析及对腹地购买力的论证。
张思则通过实证方法证明,近代交通体系出现以前的华北地区既不是想象中的那样“交通阻绝”,也不能用“南船北马”、“低效慢速”之见笼而统之。
在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的冲击”到来之前,华北的许多地区有着比较便利的水陆交通,有着免于厘金重课的“优越”条件,有着稠密的人口和显著发展的商品经济所提供的巨大购买力,更有着长期以来发育成熟的市场网络。
该文并指出,在19世纪,在空间上以天津、烟台为主干,贯通整个华北腹地的传统市场网络在“西方的冲击”面前并没有象木乃伊见到空气那样分崩瓦解,倒是更加生气勃勃,充满活力。
在这一时期,处于这一网络顶端的批发商、行栈商、运销商们从容地与国际体制接轨,在对外贸易中迅速累积了财富,商业资本的实力得到扩张。
同时,处于这一网络末稍的内地城乡集市、零售店铺以及广大的生产和消费者大众也被链接到近代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使他们开始认识、了解并融入了外部世界。
这一历史性的链接为通商口岸城市及华北内地的近代化准备了条件,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章还指出,华北传统市场网络在近代显示出与时俱进的特性。
尽管长期以来被贴上封闭、落后、保守不变的标签,但是它对近代经济发展所提供的容纳空间并非想象的那样狭小。
它能够不断调整自身,适应时代,而对一百年前严峻的危机和挑战,它做出的答卷是合格的[16]。
经济计量学方法和宏观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上的应用又有新的发展。
张东刚:
《总需求的变动趋势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以现代经济理论为指导,使用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相结合,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进行计算重组,在修订和重组的基础上估算出了一系列的长期变动数列和一些横断面统计数据。
依据这些数据,作者对旧中国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消费行为、消费结构的特征及其变动趋势,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做出了科学的分析和判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拓性的新见解。
刘巍接连发表三篇文章,用回归分析的方法考察中国经济。
其《中国的货币供求与经济增长(1927-1936年)》认为,货币供给适度地大于事前货币需求,即导致物价水平适度上升的事后实际货币量,是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而“物价水平适度的上升”,不能仅从百分比数字的高低去观察,而应主要从经济增长角度分析,只要物价水平上升的幅度促进了经济增长,即有积极意义的,公众可以接受的物价上涨,这个幅度就算是适度的。
观察1927-1936年的国民收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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