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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权力观的历史演变
知识权力观的内涵及历史演变
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既古老又始终争论不断的话题。
在西方的认识论体系下,对知识和权力关系的研究早在古希腊时期就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
知识权力观从古典时期发展到当代,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几个阶段,社会变革的翻天覆地,不断引发着知识权力观的演变。
在前科学时代,人们把知识视为一种治国的实践智慧,而权力本身就是统治人与社会的权威力量,知识和权力被认为“本来就是一体的”。
这样的哲学思想,反应了当时的思想家们希望通过知识来治理社会的朴素愿望,具有代表性的哲人主要有柏拉图、培根、圣西门等。
到了近现代,随着科学的兴起、科学家职业群体的出现和科学体制的诞生,科学知识的地位得到了史无前例的重视。
知识被认为是真理的典型象征。
研究者崇尚所有理性因素,排斥一切非理性因素,社会科学研究以保证知识的普遍有效性和中立性为前提,逻辑实证主义把知识与权力无涉的观念推到了顶峰。
主要代表人物有笛卡尔、石里克和波普尔等。
在当代社会中,受人文主义的影响,学者们对逻辑实证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们认为知识和权力之间始终存在一种内在的“共生”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主要的代表人物有库恩、福柯和利奥塔等。
本文从社会规范、科学理性以及二者的兼容三个视域来阐述知识权力观的内涵和历史演变。
一、古典知识权力观:
知识与权力趋于一致
从知识和权力发生的角度上讲,社会发展对知识的需求增加了,权力就产生了,知识和权力是一起产生的。
也就是说,当知识产生,然后支撑某种权力,与此同时,权力其实也就是某种知识,知识和权力的本原是同一的,只是表现形式和运行方式不同。
在前科学时代,人们把知识视为一种治国的实践智慧,而权力本身就是统治人与社会的权威力量,知识和权力被认为“本来就是一体的”。
这样的哲学思想,反应了当时的思想家们希望通过知识来治理社会的朴素愿望,具有代表性的哲人主要有柏拉图、培根、圣西门等。
1、柏拉图:
“哲学王”的政治主张
哲学王就是拥有真理的知识之王,柏拉图认为只有这样的知识之王才能统治国家,或者说统治者必须是知识之王。
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是在《理想国》的第五卷当中明确地提出来的,他在该卷中通过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的对话指出:
“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或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那些得此失彼,不能兼有的庸庸碌碌之徒,必须排除出去。
否则的话,我亲爱的格劳孔,对国家甚至我想对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
”[1]214-215总的意思就是:
一个正义的国家应该让哲学家来统治。
一个国家,必须让哲学家才能统治,这样的观点一直被人们质疑,因为在多数人眼中,哲学是一种一般层面的、高度抽象的理论,而治理国家的方法则是一种非常具体的、和现实联系紧密的实践,并不是一个领域。
然而,当我们结合哲学史来考察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对它的理解仅仅是停留在字面意义上的,是存在误解的。
柏拉图所谈的哲学,最初的意思是追求智慧,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曾说过“德行即知识”,德行即为“善”,“追求智慧”就是认识和做到“善”的过程。
因此认为,让哲学王也就是拥有很高格局的知识之王统治国家,国家就可以达到正义的标准。
2、培根:
知识就是力量(权力power)
“知识就是力量(权力power)”,指的是知识与权力归于“一”。
培根说:
“人类知识和人类权力归于一;因为凡不知原因时即不能产生结果。
要支配自然就须服从自然;而凡在思辨中为原因者,在动作中则为法则。
”这里的“一”指的是“同一性本质”,是一种“一体性的因果互换性”。
它的逻辑是这样的:
当人们要想支配社会的时候,首先得服从于相应的规律,因而有关原因的知识就成了人类施行权力于的科学依据。
《新工具》的第二卷中论述:
“一个人如果仅只对某几种东西认识到其性质的原因,他的知识就算是不完全的;如果他只能对某几种质体加添一种效果,他的权力也同样算是不完全的。
……可是如果有谁认识到法式,那么他就把握住若干最不相像的质体中的性质的统一性,从而就能把那迄今从未做出的事物,就能把那永远也不会因自然之变化、实验之努力,以至机缘之偶合而得实现的事物,就能把那从来也不会临到人们思想的事物,侦察并揭露出来。
由此可见,法式的发现能使人在思辨方面获得真理,在动作方面获得自由。
”这里的“法式”,指的是事物运行的普遍规律,人们一旦掌握了它,就掌握了自然事物运行之根本,自然就不再是不可控的,而是可以根据“法式”加以掌控和利用的对象了。
这里体现出,在培根看来人一旦拥有了知识(法式),就对一切事物具有了掌控力和驾驭的权力。
3、圣西门:
科学家和实业者联合专政
在十九世纪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昂利.圣西门也认为具有知识的人和僧侣阶级比起来更适合成为社会的统治者。
在圣西门看来,国家中最有知识的群体是科学家和实业者。
科学家因为在研究的实验中获得了大量的实证知识,也就获得了掌握世界运行规律的能力,在古典主义时期,这样的规律就是智慧和美德,是一种神圣的力量,因此他认为科学家具有掌握和运用这种神圣力量的巨大能力;而实业家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他们的财富比贵族还多,足以对人民产生影响,因此也可以成为社会的统治者。
在他的构想中,社会统治权力因此将发生转移,权力不会再留在僧侣阶级和贵族的手中,这就是他主张的“科学家和实业者联合专政的社会秩序”。
正如《圣西门选集》第一卷中提到的:
“那些一流的学者、艺术家和手工业者,是真正的法国之花,因为他们是最能生产的法国人,是制造最重要产品的法国人,是在管理者最有益于民族的工作,他们是使得民族在科学、美术和手工业方面取得丰硕成果的法国人,是把祖国的文明和繁荣推向顶峰的人……”。
综上所述,古典知识权力观的共同点是都主张由掌握知识的人担任社会的统治者,将知识作为治国智慧,即运用知识获取权力。
在上述主张中,知识和权力是一体的、同一的,
二、传统知识权力观:
知识与权力二元对立
1、近代知识权力的剥离
在科学理性的视域下,知识被看做是具有确定性的、客观性的、普遍性的和价值中立的,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人们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
自古以来,人们就有认识自然、控制自然、改造自然的愿望,而科学就是这种愿望的体现,因此,科学是一种追求确定性的工作,科学的任务就是对于世界运行的规律即真理进行发现和接近。
到了近现代,随着科学的兴起、科学家职业群体的出现和科学体制的诞生,科学知识的地位得到了史无前例的重视,知识被认为是真理的典型象征。
同时在科学理性视域下的权力,被认为当它介入知识生产的过程中的时候,将阻碍知识的研究和发展,使知识具有政治倾向,而有失真理的客观实在性,这对于知识研究的发展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
主张把权力从知识中排除出去,将知识与权力彻底剥离的二元对立思想影响着近现代的知识权力观。
这是一种表象主义的认识,在这样的知识权力观中,权力是社会、文化、历史的产物,属于政治领域,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知识是客观实在的正确表象,是经过确证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知识和权力之间彼此外在、没有任何对称性关系。
研究者崇尚所有理性因素,排斥一切非理性因素,社会科学研究以保证知识的普遍有效性和中立性为前提,逻辑实证主义把知识与权力无涉的观念推到了顶峰。
这一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石里克和波普尔等。
2、主要代表人物及思想
里兹•石里克(MoritzSchlicklisten)是一名德国哲学家,他是维也纳学派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创始人。
关于知识权力观的主张,逻辑实证主义同样是把权力阻隔在知识研究之外,从而导致了知识与权力的分离。
了解他的知识观,我们首先必须明确,石里克科学认知的目的是追求精确而可靠的知识体系。
这种精确性和可靠性的含义主要是指知识体系本身的完备性和逻辑上的无矛盾性,这一点是突出强调知识体系的完善和逻辑上的自洽性。
石里克在《意义和证实》一书中写道:
“没有一种理解意义的办法不需要最终涉及实指定义,这就是说,显然全部都要涉及`经验'或`证实的可能性'。
”而其他不可证实的、无意义的、无所谓真假的陈述被清除,知识只注重逻辑,而忽视历史、文化。
”波普尔(Popper,K.R.)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领域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波普尔致力于科学逻辑的研究,在波普尔看来,一种理论只要是可证伪的、可反驳的,就是科学的,否则,就是非科学的。
如同逻辑实证主义一样,波普尔提出了证伪主义原则。
但是这种原则根本不符合科学实际的发展历史,也脱离我们的语言、文化背景和权力关系。
由此可见,近代以来,科学知识理性知识的典范,知识与权力剥离,权力外在于知识而存在,知识的组成和权力的构成在原则上彼此独立。
知识与权力的剥离,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
与古典时期的知识权力观相比,传统的知识对权力的影响直接减弱,权力对知识的干预也导致了激烈的对抗,由此形成了知识与权力相互分离的历史样式。
三、现代知识权力观:
知识与权力相互蕴含
在当代社会中,受人文主义的影响,学者们对逻辑实证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们认为知识和权力之间始终存在一种内在的“共生”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主要的代表人物有库恩、福柯和利奥塔等。
1、库恩:
历史发展背景下的新科学观
提到现代科学哲学史,不得不说一位重要的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1922-1996),他提出的新科学观在20世纪最后30年是最具影响力的。
库恩以科学史、科学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学取代了科学逻辑,补充了传统逻辑主义的不足,引发了对于知识权力观的重新思考。
库恩认为,将“发现的情景”与“辩护的情景”分离开是不恰当的,科学研究都应该在对应的具体情景中进行,脱离开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做法已经过时了,这样的思想引发了当时哲学界的巨大变革,在他的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有所记载。
库恩把主体的心理和行为纳入科学活动之中,关注人的动机、价值、潜能、心理对科学理论形成的影响,“格式塔”心理学的“鸭兔图试验”是库恩范式理论的理论基础,科学的观察和实验是以范式为背景的人为安排,范式转化就是科学共同体心理上的信念的转化。
库恩的科学观打破了传统观念中把科学看做一种纯粹的认识过程,将科学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
在他之后,社会历史、心理、语言的因素被引入科学观,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的活动被纳入到人文历史语境之中。
由此,科学哲学加深了向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渗透和转向。
库恩的科学观改变了长久以来对科学理性的迷信,并进而影响到了他生活时代的其他哲学流派,尤其对科学历史主义学派、后现代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库恩认为,科学决定从根本上说是一项政治和宣传的工作,在这项工作中,声望、权力、年龄和雄辩在相互竞争的理论和理论家之间的斗争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2、福柯:
知识与权力内在共生
在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论述中,首先,福柯反对知识是中性的和客观的实证主义观点。
他认为知识与权力不可分割,知识即真理,真理就是权力。
“真理为权力立言,权力以真理的名义行事”。
福柯认为正是真理和知识构成了我们主体认识的基础。
但是福柯认为,正如其他一切事物一样,这种主体的认识也有它自己的历史,这个历史与过去四百年间权力在运作方式和关系上演变的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
福柯进一步论证说,为什么说人类科学产生出的知识和真理在某个层次上是与权力联系点一起的,主要是因为这与它们被用以约束和规范个人的方式息息相关。
“精神错乱”并不存在,它是被学科性知识制造出来的。
知识在某种意义上批准了权力的行使,并使其合法化。
福柯认为知识就是话语的隐秘运作,是话语或语言自身游戏的产物。
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把“论述的秩序”(TheDiscourseonLanguage)一文作为该书的附录,考察了权力如何透过知识(话语、言论)来行使,以及知识(话语、言论)如何被权力生产出来。
在福柯看来,“任何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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