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社会主义失败验证了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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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

斯宾格勒有一句名言：

愿意走的，命运领着走。

不愿走的，命运拖着走。

这就是作为历史观的决定论。

决定论哲学的根本点在于对历史中所存在的内在必然性和普遍规范性的承认。

什么是历史中的普遍规范性？

我们观察历史时，会发现存在两个方面的现象。

一种是规范性的东西，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秩序。

这种秩序在不同的（即使是相互隔绝的）人类历史中，在相类似的阶段上，总会重复出现。

另一种是非规范性的现象，是随机发生的或偶然地大量浮现的。

历史中存在规范的东西吗？

存在。

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起源的人类历史中，总是反复呈现出结构相似的历史阶段、规范和秩序。

摩尔根说过：

人类出于同源。

因此具有同一的智力资本，同一的躯体形式。

所以，人类经验的成果在相同文化阶段上的一切时代和地区中都是基本相同的。

（转引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

请您举出例子。

从工具来说，早期人类文化尽管是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下发展，但在工具的材质上都经历了旧石器/新石器/铜/铁器的发展序列。

而且这个序列不可能是相错或相反的。

在社会组织和文明形态上，也都大体经历由采集/渔猎/畜牧/农作/工业等阶段。

这种有规律、从属于某种普通规范的社会历史现象，在不同时地的不同社会中，总是不断地、重复地出现，这就是康德所谓历史中的"

先验理性"

（即预设秩序）。

这种规范和秩序的存在使得对人类历史作科学主义的理性研究成为可能。

因为它表明历史发展是有规律、有秩序的。

这种秩序及规律性超越于种族、个人、权力的随意性和自由意志之上。

承认这一点，就意味着，尽管人类活动的自由选择对事件、进程、历史具有重大意义，对个人、一代人、几代人生活有重大影响；

但愈从宏观的范围看，愈从大尺度、大空间的历史范围看，人类这种随机的自由选择就显得愈是缺乏意义，愈微渺而不足道。

对一个人来说，一生中的10年、50年意义极其重大。

但对历史而言，一个进程早500年或晚500年，意义实在很小。

2、中国改革历程浓缩重现资本主义近代史

您曾说马克思提出了经济决定论的历史观。

请问这是指马克思的什么著作？

马克思关于经济决定论，又称作生产力决定论的代表作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第一部分（"

论费尔巴哈"

）。

还有《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

序言"

。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

根据我们的历史观，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力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

他又指出：

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辩的色彩。

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

但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像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

这是他最早表述的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的决定论。

您曾说《资本论》的原理没有过时。

但现在学经济学的人，很少还有读《资本论》的。

您能举一个例子证明关于其决定论的原理不过时吗?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回顾1978-1998的二十年间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

我发现：

中国二十余年经济改革进程，实质是市场资本生产关系在中国经济结构中日益渗透而深化的进程。

而这个进程，正是《资本论》曾叙述过的资本主义发生史的历史轮廓再现。

回顾一下，自1978年以来，中国市场资本经济形态，已走过四个阶段。

（1）在70年代末解散公社，解放农民。

农民开始为市场提供剩余农产品。

（2）在80年代初，私人资本首先萌生于商业领域（"

大碗茶"

），而在80年代中期逐渐扩及于沿海民办工业领域。

（3）80年代后期中国乡镇工业的蓬勃发展乃是产业新资本形态兴起的典型标志。

如果我们把50-70年代中国以重化国防工业为先导的工业发展看作中国现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那国家资本主义资本的原始积累，那么80年代后期以消费品为主导的民办工业发展，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

尽管许多乡镇工业名义上属于乡镇集体所有，实质却是民办的私有经济。

它们与国有工业体系竞争市场、原料、能源及技术力量。

由于其经营机制的灵活性，特别是由于其能直接从农业过剩劳力中汲取最廉价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多数国营工业难以与其竞争，而走向衰落。

（4）到1992年以后，中国资本的主导形态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由产业领域发展到金融领域。

这实际就是西方经济学家所谓"

服务信息经济"

的兴起，即"

第三次浪潮"

1992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

金融革命"

，从而达到了市场资本生产关系的更高级形态，即以金融资本为经济主导形态的金融资本主义形态。

如果你读过《资本论》就会知道我描述的这一进程与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发展史是服从同一规律的。

在西欧，15-16世纪发生封建农业和农奴制的解体，开始进入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

再由商业资本主导到产业资本主导，最后发展到金融资本主导。

在经济学理论上则是由重商主义、重农主义、亚当·

斯密的主义，发展到凯恩斯的宏观货币供求管理以及弗里德曼的新货币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这些主流经济意识形态对应着西方资本主义成长的不同阶段，满足着资本主义不同的意识形态需要。

在西欧，资本主义的整个进程由16世纪到20世纪，经历了三、四百年。

而中国则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以经济史缩影式地跨越了这整个进程。

在90年代中期以后，外部资本大规模进入中国，中国企业也开始大规模进军海外寻求出口市场，中国逐渐融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

进入WTO体制正是这种融合的标志。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由原始积累开始，通过商业资本发展为产业资本，最后发展到以金融信用的虚拟资本为主导的形态（"

虚拟经济"

正是马克思发明的名词）。

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并非任何人事先规划和设计，却惊人地吻合于《资本论》所揭示的这一资本发展规律。

这本身就是历史有序性和决定论的证明。

《资本论》非常难读。

是。

但是《资本论》中有一句很幽默的话：

通向真爱的道路都是艰难的。

三卷《资本论》以及马克思在19世纪50-70年代关于《资本论》的几部未完成手稿和笔记，我读过许多遍，现在还经常在读，开卷有益!

《资本论》写于100多年前。

在这一百多年间，世界的面貌，资本主义制度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而《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原理，仍具有普遍性，是真正的"

普世价值"

（借用近来一个时髦词）。

始终具有现实意义。

这恰恰就是它的魅力所在，伟大性之所在。

去年，欧美有报刊设问调查人类1000年以来影响最伟大的十位思想家，公众认为其中之一是马克思。

这是公正的评价。

我们身边那些信口诟言《资本论》过时的人，都是一些很无知的人。

但这种决定论还是很难让人接受。

因为事实上历史是由人自由选择和创造的。

如果一切历史进程都是被某种神秘的历史力量所预先安排和决定；

那么人类的努力又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此外，你该如何评论那些伟人？

正是那些伟大的政治人物和历史人物，对历史常常具有非凡的影响。

例如，如果1934年毛泽东被留在江西而未参加长征，那后来就不会有四渡赤水，遵义会议，就不可能形成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以至中共就难以纠正来自莫斯科的左倾路线和政策，中共也许就难以夺取政权。

那末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就完全不同了。

如果毛泽东死于1964年，那么是否还会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不错，就具体历史事件来说，历史是出于人类的自由创造。

也正是由于历史事件仿佛是人类的自由创造物，所以历史总是具有非常有意趣的审美价值。

人类历史中那些魅力超凡的伟大人物：

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凯撒、拿破仑、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他们的个人生活本身可以说就是一部历史创作，从审美角度也可以说具有非凡的魅力。

这是一方面。

但另一方面，就历史的总体结构与实体进程来说，历史过程又绝对地是一种宿命和必然。

既然承认自由选择，那么又认为这种选择被决定于某种必然--这是矛盾的。

这是悖论，是辩证的悖论。

人类具有在历史中有自由选择方向的相对可能性。

但选择总是有两种。

一种是非理性的选择，出自纯主观兴趣、需要、爱好或价值（包括意识形态）的选择。

另一种是理性的选择。

理性的选择意味着必须抑制随意性和主观性，必须面对历史的现实基础，现实条件下的可能性。

让我举一个小例子。

假设在一个封闭的袋子中有10只不同彩色的球，你可以随机摸取。

如果每次一只，则可摸十次。

或一次摸十只，则只能摸一次。

在这两极之间可存在着为概率论所决定的若干中间选择。

但概率论指明了这些选择的总数服从于一个确定的数学模型。

无论怎样变换和选择，从10只球绝不会摸出12只、20只。

这里有一种内在的约束或必然。

但是，尽管受到这种必然性的约束，却不排除摸球人仍可以有自由创造，可以摸出令人惊叹的艺术。

比如如果出现一个高明摸球人，他可以任意地随机地从这10只球中作出色彩的选择，这种随机自由被他的个人意志牢牢地把握着，尽管他不可能从10只球中摸出12只；

但每次摸时，只要他想要红球就摸到红球，想要蓝球就一定随机而自由地能摸到蓝球。

那么这个人我们还是会赞叹他是一个摸球的天才。

因为他在总的被约束条件下，可以将自由意志可能的创造性发挥到极致。

这个例子并不等于历史，但用它可以说明历史中的必然与自由的关系。

在某种意义上，历史中那些伟大人物也就是在历史已给定的必然模式之内能自由地摸出彩球的艺术家。

历史有时正象摸球的游戏。

但这种盲目性只是对摸球者而言才是盲目的，其实摸球的条件和球数以及球的色彩，都已经是被先验地非选择地给定的。

这种给定性，就是历史中内在的必然秩序。

因此历史中确实存在一种悖论。

一方面历史由人自由创造（自由摸球和选择）。

而人类又的确是具有自由意志的动物。

但另一方面，历史的终极结果却是必然的，是有序的，是被先验条件所预先设定的。

马克思认为，在人类历史中所被先验地设定的必然，就是历史活动的经济基础--生产力发展阶段。

这一基础由一个社会世世代代的人们所创造，它的进步依赖着不断地积累的、微小的技术创新。

经济基础不是随心所欲地出现的，也无法被自由选择、弃置或改变。

在这种经济结构的必然性中，技术与制度，比物质的实物更重要。

它们是物质发展过程中积累于传统中被不断提炼的文化精华。

即使物质的东西被毁灭了，这种技术进步和制度还是可以按相同的模式重新复制和生成。

在旧石器时代开始以前，人类已经知道怎样利用技术，以便控制自然。

其后经过铜器铁器时代，更有长足的进步。

但到了十八世纪，因为工业革命之故，技术进步，在西欧各国，遂演成爆炸的现象。

法国社会学家爱路尔（JacquesEllul）在其名著《技术学社会（TheTechnologicalSociety）》一书分析，这两三世纪技术在西欧与美国的猛进，乃由五种因素凑合而成。

（1）技术发展，经过长期的孕育，渐趋成熟，而在灿烂开花之前，没有遇着阻压；

（2）人口的大量增加；

（3）有适宜的经济环境；

（4）有可塑的社会，对于技术的传殖--全部为之接受；

（5）由于清晰的技术意向，与其他因素结合，乃指导人们使向技术底目标不断地追求。

在许多社会里，有时也许具有若干的因素，然而以上五种因素，同时发生，遂使技术的迅速发展，成为西方的唯一现象。

技术的发达，不只应用到机械方面而止，驯至政治、经济、交通、心里、艺术、宣传等等方面，皆被其沐，结果乃造成今日的"

群众社会"

（MassSociety）和"

总体的国家"

（TotalitarianState），因而形成所谓"

技术文明"

（TechnilogicalCivilization）。

西方现代的实感文化体系彻头彻尾是一种技术文化，或称"

（TechnologicalCivilization）。

技术文明的意义，盖指西方文明是由技术所构成（fortechnique）［文明的各部分为技术所构成］，为技术而存在（bytechnique）［文明中的一切事物必须为技术目的而服务］，而且全部是技术的（isexclusivelytechnique）［凡非技术的均在贬除之列］。

由此可见技术把握着一切的文化元素，这不特在经济与交通领域上如是，即艺术与知识活动，亦莫不在其范围以内。

西方人到了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已全然受到技术所支配，且以技术为目的，因而技术也就是社会的中心。

这种新现象，社会学者称之为"

，或"

技术社会"

技术的自我增进，循着两种法则进行：

（1）在技术文明中，技术进步是不能逆转的。

（2）技术进步，其行为倾向，非数学的递增，而是几何的递增。

（台湾·

黄文山《文化学体系》）

这种秩序和模式就是柏拉图所谓Idea，是历史中的普遍性或内在秩序，是一种客观的有强制力量的必然性。

它超越于人类的自由意志之上。

因此，历史是自由的，同时历史是必然的。

这两个命题同时成立。

但后一个命题制约前一个命题，这就是决定论。

那么历史究竟可不可以选择？

历史可以选择。

但是，选择并不意味着得到。

能否选到是被一系列条件所约束的。

对这种约束条件人无法选择--所以说它是必然。

爱因斯坦说：

我完全不相信人类会有那种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

每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受着外界的强迫，而且还要适应内心的必然。

叔本华（Schopenhauer）说，'

人能够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

叔本华这句话的德文原文是：

EinMenschkannzwartun,waserwill,abernichtwollem,waseruill．"

--编译者这句话从我青年时代起，就对我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启示；

在我自己和别人生活面临困难的时候，它总是使我们得到安慰，并且永远是宽容的泉源。

这种体会可以宽大为怀地减轻那种容易使人气馁的责任感，也可以防止我们过于严肃地对待自己和别人；

它还导致一种特别给幽默以应有地位的人生观。

《爱因斯坦译文集》，"

我的世界观。

康德关于理性的四种二律背反中，有一组命题就是：

人是自由的，同时，人面对着必然。

这两个命题是相反相成的。

再作一种类比的话，比如长江，它的江水中的一朵朵浪花，是随机的，偶然发生的，似乎也是由奔腾中的水流所自由表现的。

但是长江的流势、总的形态和流向，是非偶然的，是由中国大陆的地理形势（西高东低）和陆地结构造所必然地决定的。

这种必然性精确到可以通过严密的数学模型对水速和流向甚至于浪水涌现的概率和模态，通过数学建模和计算机作出极准确的描述和预测。

历史也是如此，人以及人所创生的事件就是江河中自由表现的浪花。

而人所身在的社会制度、社会形态、经济基础等等，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等，就是决定历史总走向的非自由的历史生态和结构。

自由选择的意义并非能或不能。

选择无法使不可能的事件成为可能。

但选择的意义决定好与不好，善与不善。

伟大人物的出现是一个民族的幸运，它使一个社会的潜力发挥到可能性的极限。

而在历史的生态中，经济因素和生产力技术的发展总是具有决定性的。

马克思说：

这种（必然）关系就是古代的命运之神一样，逍遥于环球之上，用看不见的手分配人间的幸福和灾难，把一些王国创造出来又把它们摧毁掉，使一些民族产生又使它们衰亡。

《马恩全集》第3卷，第30页。

这就是说，历史中确实存在不可选择的东西。

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一种生产力决定论的观点。

这种决定论的基础，马克思认为就是生产力水平。

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

《马恩全集》，3-23。

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认为，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人所无法自由选择的。

是只能依靠经济基础的逐步积累和进步而有规律地发展和积累的。

因此社会的进步，归根结底要依靠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去推动。

而并非依靠观念的发展或思想的革命。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中，对他的经济决定论作了如下的说明：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坚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

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

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

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

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认为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决定经济制度的构造和意识形态。

这就是马克思的经济（生产力）决定论。

那么如何看待伟人在历史中的作用。

是英雄造历史还是历史造英雄？

恩格斯在1894年（1--25）的一封信中曾谈到了伟人的作用问题。

《马恩选集》第4卷第506页。

他说：

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某个特定的局限的社会内来创造这个历史。

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着的，因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

在这里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

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在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

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

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

这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即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

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

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性和表面的偶然性都是如此。

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线就愈是曲折。

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觉，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是跟后者平行而进。

伟人铸造历史的现在面貌。

没有历史伟人，历史可能不是这样面貌。

伟人为历史赋予形式。

所以一定的历史制度常常以伟人而命名，如"

斯大林模式"

、"

毛泽东时代"

邓小平改革"

等。

但是，世界的整体结构，即历史逻辑并不因是否出现伟人发生整体的决定性改变。

这是什么意思？

举个例子，法兰西自路易14时代以来，就开始了走向工业化和欧洲强大民族国家的进程。

后来出现了伟大的拿破仑，他几乎征服了半个世界。

他最后失败了。

但无论是否出现拿破仑，法兰西上述的历史进程都是一种为当时的总体历史形势所决定的先验必然。

伟人是一种偶然，是天赐一个民族的机遇。

伟人会使一个民族伟大，但也有时也使一个民族为之痛苦。

伟人缩短历史进程，避免历史的许多曲折性，并且常常把一个民族从世界历史的附庸地位提升到世界历史的中心。

没有伟人，必不会有那一面貌的历史。

没有毛泽东，1934-1935年红军很可能在长征中被消灭。

在后来的中日战争中，中国也可能早被击败，蒋介石可能投降。

但二次大战仍会发生。

战后中国仍会与同盟国一同获得胜利。

（泰国、印尼等小国不就是如此吗？

）战后统治中国的可能仍会是国民党。

中国仍会经历工业革命的进程，走向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但在经济上会成为可能增大对美国的依附性。

但中国固有的民族精神终归不会使中国人永远甘居于一种依附的地位。

中国还是要走向独立。

还是会成为亚太区域的中心。

在美苏冷战时代，中国也还是会成为美苏冷战争夺的对象。

没有毛泽东，肯定不会发生文化革命，不会发生韩战，不会发生越战。

但是，世界历史的中轴主线不会因此而改变。

根据20世纪中期的全球地缘战略形势，仍会发生冷战，仍会有两大阵营的对峙。

冷战时代全球两极化的基本政治经济结构不会有大的变化。

但冷战的结局可能不同，可能会有更长期的对峙。

也许苏联阵营会更早地瓦解。

最终仍会出现资本主义金融革命主导下的当代全球化，从而出现将资本主义由产业主体提升为金融主体的新阶段。

世界历史的基轴进程以及演进序列，作为必然性并不会有多大的改变。

但中国由于没有毛泽东，人民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政党的命运会大为不同。

在世界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所居的地位和位置也会大为不同。

如果接受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即社会主义应当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已达到其极限的经济基础上。

但1917年的俄国是一个半农奴制的落后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尚处在萌芽状态。

而1949年的中国，近代工业的萌芽更极其微弱，是一个准封建状态和半殖民地的社会。

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人们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而在西欧、日本、北美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至今还是资本主义社会。

这一现实完全不符合马克思的决定论。

这是一个著名的历史悖论。

在20世纪，已经被许多历史学家反复提出，但始终没有被合理地解释。

你如何看？

其实，我在前几次的讨论中，特别在讨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时，已经谈了我对此的看法。

在这里，恰恰用得着我在前面引用过的马克思的两句名言：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形态为依据。

换句话说，尽管前苏联和当时中国的意识形态认为自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