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公共服务新探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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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公共服务新探索
智慧城市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公共服务新探索
2016年,中国互联网的网络规模、网络用户、网络交易额等多项指标均保持全球第一,中国依然稳居互联网第一大国的地位。
尤其,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智能设备和移动终端的广泛普及,令互联网移动应用在连接、智能、普惠等方面的优势愈发突显,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发展,不仅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同时也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最直观的集中体现之一,有力地推动着公共服务的创新。
一移动互联网时代:
移动公共服务成为可能
1.移动公共服务建设的时代背景与阶段成果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工作,并多次在主持实施网络强国战略的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快用网络信息技术推进社会治理,加快提升我国对网络空间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朝着建设网络强国目标不懈努力”。
以习近平为组长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提出了加快信息基础设施演进升级、实现核心技术系统性突破、推进信息服务惠及全民、扩大社会参与等重大部署和决策,这些部署和决策是促进人民群众更有效地生产生活、提高经济社会发展速度的基础,也是各级党政机关依托移动互联网加强电子政务建设的政策保障。
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令社会治理模式从单向管理向双向互动转变。
政府不再通过单纯的监管模式进行社会治理,而是完善国家电子政务顶层设计,推动公共信息资源和政府数据向社会开放,提高信息公开的主动性和公共服务的水平,使社会治理采取社会协同的治理形式。
2016年,各级政府在保障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的前提下,注重数据集中和共享,加快构建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分级分类推进移动公共服务,利用互联网思维推进“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1]加快推进医疗、社保、就业、教育、旅游、交通等方面在“互联网+政务服务”方面的应用,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在城市和相对偏远地区实现均等化。
2.2016年移动公共服务情况概述
移动互联网作为公共服务的新手段,早已蔚为潮流,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先后将数据开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
2013年5月9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签发的政府信息通用标准,要求公开更多可机器读取的数据,以进一步推动“互联网+公务服务”的多场景应用。
美国的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等各政府和公共部门为积极打造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公共服务,不断推出各领域的移动应用程序。
相较于其他国家政府部门对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的敏锐嗅觉,中国政府和公共部门对于移动互联网反应相对滞后。
“全球开放数据指数”(GlobalOpenDataIndex)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参与排名的122个国家中,中国因未开放地图信息、政府数据库以及其他部分信息,仅排名第97。
[2]尽管近十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推动政府信息的开发利用,但主要是通过合作出售等形式与企业机构对接利用数据,因此在移动应用程序中,公共服务性质的应用程序屈指可数。
并且,在公共服务性质的应用程序中,诸如空气质量、食品安全、交通出行、政务服务等程序,还是由商业公司推出的。
由于现阶段政府公共服务尚未有明确衡量标准,所以,从政府到知名学府都在推动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断提高,试图推进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形成一套可以自我完善的体系。
2016年中山大学城市治理与公共服务学科团队发布《城市政府能力蓝皮书(2016)》,该书通过城市需求识别能力、服务供给能力和学习成长能力的综合测评和比较,对中国城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进行评估,最终以杭州、南京、北京、广州、深圳排名最高,即这五个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力最好。
同期,上海交通大学通过对中国35个主要城市进行居民调查而发布的《中国城市公共服务满意度调查》报告指出,宁波、青岛、杭州、成都、上海、深圳、南京、合肥、北京和昆明分数最高,为全国“公共服务整体满意度”十佳城市(见图1)。
图12016年城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前10名城市及居民满意度前10名城市
根据第三方大数据监测机构艾媒咨询的数据监测,2016年的政务服务各细分项中,文体活动的满意度最高,其次为医疗卫生,社会治安位居第三,此后依次为基层组织服务、基础教育、法律服务、社会保障、生态和环境、食品药品安全。
就2016年的政府公共服务执行满意度来看,城市居民的总体满意度高于农村居民,城市居民对政府提供的基层组织服务、文体活动、法律服务认可度较高,而农村居民则更满意文体活动、医疗卫生和社会治安三方面的服务(见图2)。
图22016年城市公共服务满意度
二移动公共服务的发展
1.从管理到治理:
移动公共服务发展过程中政府角色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治理对象和治理主体发生了深刻变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
在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下,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合作管理的新型治理模式正逐渐成为主流,政府公共管理最新的角色定位,是以更少的统治实现更多的治理,这广泛地涉及行使公共权力、履行公共责任、完善公共服务、实现公共利益等多个方面内容。
信息技术实现的时间和空间障碍被进一步打破,使移动公共服务为民主管理提供了更加方便、快捷的方式。
移动公共服务是在信息技术带来全新社会境况的大环境下,政府如何通过再造和转型建立与时俱进的适应信息社会需要的新的政府治理典范的问题。
中山大学2016年最新的政务报告显示,2015年政府网站数量达5.79万个,其中42%的网站有移动手机版;并且,逾70个大中城市推行316个政务APP,其中综合类APP有59个,占18.7%,其他APP分别属于交通(23.1%)、社保(10.4%)、旅游(10.4%)、公共安全(5.4%)和城管服务(5.1%)等方面。
显然,电子政务观念正在形成,移动公共服务正逐渐由以政府为中心的政务管理转变为以公民为中心的政务管理。
这种移动电子政务的全新行政管理模式,重新定义了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政府更加强调用户导向,其行为模式由管理为主向服务为主转化,利益模式由自我利益向社会利益转化。
移动公共服务的便捷、公开、交互等特性增强了政府的回应能力,这种回应令传播效果被前所未有地放大,大大提高了人们的政治参与积极性,最终实现了公民政治参与能力的大大增强。
公民直接面向事务,重新定位政府与公民的关系。
以公民为中心的行政职能定位,还意味着地域和群体的进一步组合,打破传统的工作流程和行政组织,跨部门、跨地区的合作被提上日程。
然而,2016年中山大学的调研报告显示,政务APP的总下载量为2476.9万次,不足微信、支付宝等商业APP的1/10,渗透率相对较低,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2.智慧城市:
公共服务的探索升级
根据联合国发布的最新报告和数据,现阶段城市居民已占全球总人口的54%且仍保持扩张态势。
[3]人口持续增加、经济发展等带来的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传统方式难以解决。
为应对环境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智慧治理与智慧增长等议题开始受到关注。
在新的互联网信息技术支撑、知识创新社会环境下形成智慧城市是传统城市可持续创新实现的演进。
智慧城市是信息化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
世界各地资讯已被纳入城市发展和管理的核心考量指标,智慧城市成为世界各国的建设热潮。
(1)智慧城市建设的推进
智慧城市的理念一经提出便得到广泛认可,1990年国外已有学者开始关注智慧城市的研究,形成了对智慧城市基本理论、基本架构和技术体系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并且应用于实际建设中。
2008年IBM提出“智慧城市”(SmartCity)的概念,探讨如何通过以人为本的理念优化城市功能。
2009年美国政府开始推行“智慧地球”(SmartEarth)战略,希望能建构一个有“更透彻感知”(instrumented)、“更全面互联互通”(interconnected)和“更深入智能化”(intelligent)的地球。
[4]
“万物联网”这一概念一经提出,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攻城略地:
2009年,IBM帮助日本知名公司在澳大利亚地区成功实现协作营销,并帮助斯里兰卡第三大电信公司实现低成本的协作办公;2010年,基于这一概念美国密苏里州的灾难响应系统做出相应变更,并且美国互助保险运营商简化了与代理商的协作流程,实现智慧办公;2011年,加拿大的麦克玛斯特大学打造了加拿大首批校园智慧节能建筑,荷兰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也积极部署智慧行李管理系统……
同样,欧盟也在2011年推行“智慧城市和社区开拓计划”(SmartCities&CommunitiesInitiative),首先从交通和能源两大领域展开并逐步扩散至其他领域。
在技术和观念的双重激励下,东方国家也开始了智慧城市的进程,如新加坡的“智慧国2015”、韩国的“智能首尔2015”等战略。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并积极开展智慧城市的工作,各部委陆续发布关于引领智慧城市有序发展的配套政策。
2015年智慧城市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意味着智慧城市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智慧城市建设成为重要的政治使命。
为促进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各地政府积极采取措施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2016年全国逾500个城市提出或在建智慧城市投资规模逾5000亿元,推进智慧城市的试点工作。
[5]2016年9月,银川市发布《银川市智慧城市建设促进条例》,这是全国第一部涉及智慧城市建设的地方性法规;随后,2016年11月,济宁市也发布了《济宁市智慧城市促进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
智慧城市是一种整合性的创新治理模式,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用户参与、社会参与的开放创新空间构建。
然而智慧城市作为一种新兴建设方略,尚未有统一的评判标准,根据对现阶段我国智慧城市的学术研究总结可知,智慧城市建设是智慧经济、智慧人口、智慧治理、智慧移动、智慧环境和智慧生活几项要素共同驱动的结果(见表1),需要政府相关部门通力合作。
国务院从普适性的角度提出战略性发展举措,同时,各部委结合自身业务出台政策推进“互联网+”与各领域融合,支持发展智慧城市。
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发改委着眼于推进城镇化发展,住建部侧重城市规划、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及城市运行,而工信部发挥信息化建设主管部门的优势,着重从信息技术支撑角度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6]
(2)智慧城市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2016年,根据对全国201个样本城市的智慧基础设施、智慧治理、智慧民生、智慧经济、智慧人群以及保障体系六大方面进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发布了《中国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评估报告》。
报告显示,中国的智慧城市发展水平呈离散型分布,2016年,深圳、上海、杭州、北京、无锡、广州、宁波、佛山、厦门和苏州排名前10;其中,得分最高的深圳得分80.57分,而得分最低的城市林芝仅有22.48分。
表1智慧城市发展内涵
内涵维度
具体涵盖
智慧经济
(竞争力)
创新精神、城市形象、生产力水平、劳动力市场、国际嵌入、转型能力
智慧人口
(社会与人力资本)
人才素质、社会与种族、适应力、创造性、思想开放度、公共生活参与
智慧治理
(公民参与)
参与政策制定、公共与社会服务、透明治理、政治战略与愿景
智慧移动
(交通与信息通信技术)
无障碍环境、国内与国际可达性、信息通信技术设施完备性、可持续的创新安全交通体系
智慧环境
(自然资源)
自然条件、污染情况、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资源管理能力、水质条件、物产情
况智慧生活
(生活质量)
卫生环境、文化设施、个人安全、住房质量、教育条件、社会凝聚力
表1智慧城市发展内涵
从服务维度看,保障体系是现阶段智慧城市建设服务最完善的,得分最高;其次,智慧基础设施和智慧治理建设也相对较好;而智慧经济与智慧民生两个指标的得分明显偏低。
从地区分布看,智慧城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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