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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黄初之诗,大约敦厚而浑朴,中正而达情。
一变而为晋,如陆机之缠绵铺丽,左思之卓荦磅礴,各不同也。
其间屡变而为鲍照之逸俊、谢灵运之警秀、陶潜之澹远,又如颜延之之藻缋、谢朓之高华、江淹之韶妩、庾信之清新。
此数子者,各不相师,咸矫然自成一家,不肯沿袭前人以为依傍,盖自六朝而已然矣。
其间健者如何逊、如阴铿、如沉烱、如薛道衡,差能自立。
此外繁辞缛节,随波日下,历梁、陈、隋以迄唐之垂拱,踵其习而益甚,势不能不变。
小变於沉、宋、云、龙之间,而大变於开元、天宝。
高、岑、王、孟、李,此数人者,虽各有所因,而实一一能为创。
而集大成如杜甫,杰出如韩愈,专家如柳宗元、如刘禹锡、如李贺、如李商隐、如杜牧、如陆龟蒙诸子,一一皆特立兴起。
其他弱者,则因循世运,随乎波流,不能振拔,所谓唐人本色也。
宋初,诗袭唐人之旧,如徐铉、王禹偁辈,纯是唐音。
苏舜卿、梅尧臣出,始一大变,欧阳修亟称二人不置。
自后诸大家迭兴,所造各有至极。
今人一概称为『宋诗』者也。
自是南宋、金、元,作者不一。
大家如陆游、范成大、元好问为最,各能自见其才。
有明之初,高启为冠,兼唐、宋、元人之长,初不於唐、宋、元人之诗有所为轩轾也。
自『不读唐以后书』之论出,於是称诗者必曰唐诗,苟称其人之诗为宋诗,无异於唾骂。
谓『唐无古诗』,并谓『唐中、晚且无诗也』。
噫,亦可怪矣!
今之人岂无有能知共非者,然建安盛唐之说,锢习沁入於中心,而时发於口吻,弊流而不可挽,则其说之为害烈也。
三、原夫作诗者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触以兴起其意,而后措诸辞、属为句、敷之而成章。
当其有所触而兴起也,其意、其辞、其句,劈空而起,皆自无而有,随在取之於心。
出而为情、为景、为事,人未甞言之,而自我始言之,故言者与闻其言者,诚可悦而永也。
使即此意、此辞、此句虽有小异,再见焉,讽咏者已不击节;
数见,则益不鲜;
陈陈踵见,齿牙余唾,有掩鼻而过耳。
譬之上古之世,饭土簋,啜土鉶,当饮食未具时,进以一脔,必为惊喜;
逮后世臛臇鱼脍之法兴,罗珍搜错,无所不至,而犹以土簋土鉶之庖进,可乎?
上古之音乐,击土鼓而歌康衢,其后乃有丝、竹、匏、革之制,流至於今,极於九宫南谱。
声律之妙,日异月新,若必返古而听击壤之歌,斯为乐乎?
古者穴居而巢处,乃制为宫室,不过卫风雨耳,后世遂有璇题瑶室,土文绣而木绨锦;
古者俪皮为礼,后世易之以玉帛,遂有千纯百璧之侈。
使今日告人居以巢穴、行礼以俪皮,孰不嗤之者乎?
大凡物之踵事增华,以渐而进,以至於极。
故人之智慧心思,在古人始用之,又渐出之;
而未穷未尽者,得后人精求之,而益用之出之。
乾坤一日不息,则人之智慧心思必无尽与穷之日。
惟叛於道、戾於经、乖於事理,则为反古之愚贱耳。
苟於此数者无尤焉,此如治器然,切磋琢磨,屡治而益精,不可谓后此者不有加乎其前也。
彼虞廷『喜』『起』之歌,诗之土簋击壤、穴居俪皮耳。
一坟华於三百篇,再增华於汉,又增华於魏。
自后尽态极妍,争新竞异,千状万态,差别井然。
苟於情、於事、於景、於理随在有得,而不戾乎风人『永言』之旨,则就其诗论工拙可耳,何得以一定之程格之,而抗言风雅哉?
如人适千里者,唐虞之诗,如第一步,三代之诗如第二步;
彼汉魏之诗,以渐而及,如第三、第四步耳。
作诗者知此数步为道途发始之所必经,而不可谓行路者之必於此数步焉为归宿,遂弃前途而弗迈也。
且今之称诗者,祧唐虞而禘商周,宗祀汉魏於明堂,是也;
何以汉魏以后之诗,遂皆为不得入庙之主?
此大不可解也。
譬之井田封建,未甞非治天下之大经,今时必欲复古而行之,不亦天下之大愚也哉?
且苏李五言与亡名氏之十九首,至建安、黄初,作者既已增华矣,如必取法乎初,当以苏李与十九首为宗,则亦吐弃建安、黄初之诗可也。
诗盛於邺下,然苏李、十九首之意,则寖衰矣。
使邺中诸子,欲其一一摹仿苏李,尚且不能,且亦不欲;
乃於数千载之后,胥天下而尽仿曹刘之口吻,得乎哉?
或曰:
『「温柔敦厚,诗教也」。
汉、魏去古未远,此意犹存,后此者不及也。
』不知『温柔敦厚』,其意也,所以为体也,措之於用则不同;
辞者,其文也,所以为用也,返之於体则不异。
汉魏之辞,有汉魏之『温柔敦厚』;
唐、宋、元之辞,有唐、宋、元之『温柔敦厚』。
譬之一草一木,无不得天地之阳春以发生。
草木以亿万计,其发生之情状,亦以亿万计,而未甞有相同一定之形,无不盎然皆具阳春之意。
岂得曰若者得天地之阳春,而若者为不得者哉?
且『温柔软厚』之旨,亦在作者神而明之;
如必执而泥之,则巷伯『投畀』之章,亦难合於斯言矣。
从来豪杰之士,未甞不随风会而出,而其力则甞能转风会。
人见其随乎风会也,则曰:
其所作者,真古人也!
见能转风会者以其不袭古人也,则曰:
今人不及古人也!
无论居古人千年之后,即如左思去魏未远,其才岂不能为建安诗耶?
观其纵横踯踏、睥睨千古,绝无丝毫曹刘余习。
鲍照之才,迥出侪偶,而杜甫称其俊逸;
夫『俊逸』则非建安本色矣。
千载后无不击节此两人之诗者,正以其不袭建安也。
奈何去古益远,翻以此绳人耶?
且夫风雅之有正有变,其正变系乎时,谓政治、风俗之由得而失、由隆而污。
此以时言诗,时有变而诗因之。
时变而失正,诗变而仍不失其正,故有盛无衰,诗之源也。
吾言后代之诗,有正有变,其正变系乎诗,谓体格、声调、命意、措辞、新故升降之不同。
此以诗言时,诗递变而时随之。
故有汉、魏、六朝、唐、宋、元、明之互为盛衰,惟变以救正之衰,故递衰递盛,诗之流也。
从其源而论,如百川之发源,各异其所从出,虽万派而皆朝宗於海,无弗同也。
从其流而论,如河流之经行天下,而忽播为九河,河分九而俱朝宗於海,则亦无弗同也。
历考汉魏以来之诗,循其源流升降,不得谓正为源而长盛,变为流而始衰。
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
如建安之诗正矣盛矣,相沿久而流於衰,后之人力大者大变,力小者小变。
六朝诸诗人,间能小变,而不能独开生面。
唐初沿其卑靡浮艳之习,句栉字比,非古非律,诗之极衰也。
而陋者必曰:
此诗之相沿至正也。
不知实正之积弊而衰也。
迨开宝诸诗人,始一大变。
彼陋者亦曰:
此诗之至正也。
不知实因正之至衰变而为至盛也。
盛唐诸诗人,惟能不为建安之古诗,吾乃谓唐有古诗。
若必摹汉魏之声调字句,此汉魏有诗,而唐无古诗矣。
且彼所谓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正惟子昂能自为古诗,所以为子昂之诗耳。
然吾犹谓子昂古诗,尚蹈袭汉魏蹊径,竟有全似阮籍咏怀之作者,失自家体段;
犹訾子昂不能以其古诗为古诗,乃翻勿取其自为古诗,不亦异乎!
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
自甫以前,如汉魏之浑朴古雅,六朝之藻丽穠纤、澹远韶秀,甫诗无一不备。
然出於甫,皆甫之诗,无一字句为前人之诗也。
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奡,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元、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十百人,各自炫奇翻异;
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
此其巧无不到、力无不举,长盛於千古不能衰、不可衰者也。
今之人固羣然宗杜矣,亦知杜之为杜,乃合汉、魏、六朝并后代千百年之诗人而陶铸之者乎!
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
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
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
而俗儒且谓愈诗大变汉魏,大变盛唐,格格而不许。
何异居蚯蚓之穴,习闻其长鸣,听洪钟之响而怪之,窃窃然议之也!
且愈岂不能拥其鼻、肖其吻,而效俗儒为建安、开、宝之诗乎哉!
开、宝之诗,一时非不盛,递至大历、贞元、元和之间,沿其影响字句者且百年,此百余年之诗,其传者已少殊尤出类之作,不传者更可知矣。
必待有人焉起而拨正之,则不得不改弦而更张之。
愈甞自谓『陈言之务去』,想其时陈言之为祸,必有出於目不忍见、耳不堪闻者。
使天下人之心思智慧,日腐烂埋没於陈言中,排之者比於救焚拯溺,可不力乎!
而俗儒且栩栩然俎豆愈所斥之陈言,以为秘异而相授受,可不哀耶!
故晚唐诗人,亦以陈言为病,但无愈之才力,故日趋於尖新纤巧。
俗儒即以此为晚唐诟厉,呜呼,亦可谓愚矣。
至於宋人之心手日益以启,纵横钩致,发挥无余蕴。
非故好为穿凿也,譬之石中有宝,不穿之凿之则宝不出。
且未穿未凿以前,人人皆作模棱皮相之语,何如穿之凿之之实有得也。
如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駡,无不鼓舞於笔端,而适如其意之所欲出。
此韩愈后之一大变也,而盛极矣。
自后或数十年而一变,或百余年而一变;
或一人独自为变,或数人而共为变:
皆变之小者也。
其间或有因变而得盛者,然亦不能无因变而益衰者。
大抵古今作者,卓然自命,必以其才智与古人相衡,不肯稍为依傍,寄人篱下,以窃其余唾。
窃之而似,则优孟衣冠;
窃之而不似,则画虎不成矣。
故宁甘作偏裨,自领一队,如皮陆诸人是也。
乃才不及健儿,假他人余焰,妄自僭王称霸,实则一土偶耳。
生机既无,面目涂饰,洪潦一至,皮骨不存。
而犹侈口而谈,亦何谓耶?
惟有明末造,诸称诗者专以依傍临摹为事,不能得古人之兴会神理,句剽字窃,依样葫芦。
如小儿学语,徒有喔咿,声音虽似,都无成说,令人哕而却走耳。
乃妄自称许曰:
『此得古人某某之法』。
尊盛唐者,盛唐以后,俱不挂齿。
近或有以钱刘为标榜者,举世从风,以刘长卿为正派。
究其实不过以钱刘浅利轻圆,易於摹仿,遂呵宋斥元。
又推崇宋诗者,窃陆游、范成大与元之元好问诸人婉秀便丽之句,以为秘本。
昔李攀龙袭汉魏古诗乐府,易一二字,便居为己作;
今有用陆范及元诗句,或颠倒一二字,或全窃其面目,以盛夸於世,俨主骚坛,傲睨今古。
岂惟风雅道衰,抑可窥其术智矣!
内篇(下)
一、大凡人无才,则心思不出;
无胆,则笔墨畏缩;
无识,则不能取舍;
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
而且谓古人可罔,世人可欺,称格称律,推求字句,动以法度紧严扳驳铢两。
内既无具,援一古人为门户,藉以压倒众口,究之何尝见古人之真面目,而辨其诗之源流本末正变盛衰之相因哉!
更有窃其腐余,高自论说,互相祖述,此真诗运之厄。
故窃不揣,谨以数千年诗之正变盛衰之所以然,略为发明,以俟古人之复起。
更列数端於左:
二、或问於余曰:
『诗可学而能乎?
』曰:
『可。
『多读古人之诗而求工於诗而传焉,可乎?
『否。
『诗既可学而能,而又谓读古人之诗以求工为未可,窃惑焉。
其义安在?
』余应之曰:
诗之可学而能者,尽天下之人皆能读古人之诗而能诗,今天下之称诗者是也;
而求诗之工而可传者,则不在是。
何则?
大凡天资人力,次序先后,虽有生学困知之不同,而欲其诗之工而可传,则非就诗以求诗者也。
我今与子以诗言诗,子固未能知也;
不若借事物以譬之,而可晓然矣。
今有人焉,拥数万金而谋起一大宅,门堂楼庑,将无一不极轮奂之美。
是宅也,必非凭空结撰,如海上之蜃,如三山之云气。
以为楼台,将必有所托基焉。
而其基必不於荒江穷壑、负郭僻巷、湫隘卑湿之地,将必於平直高敞、水可舟檝陆可车马者,然后始基而经营之,大厦乃可次第而成。
我谓作诗者,亦必先有诗之基焉。
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
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辨以出,随遇发生,随生即盛。
千古诗人推杜甫,其诗随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怀远道,凡欢愉、幽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因遇得题,因题达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以为基。
如星宿之海,万源从出;
如钻燧之火,无处不发;
如肥土沃壤,时雨一过,夭矫百物,随类而兴,生意各别,而无不具足。
即如甫集中乐游园七古一篇:
时甫年才三十余,当开宝盛时;
使今人为此,必铺陈扬颂,藻丽雕缋,无所不极;
身在少年场中,功名事业,来日未苦短也,何有乎身世之感?
乃甫此诗,前半即景事无多排场,忽转『年年人醉』一段,悲白发、荷皇天,而终之以『独立苍茫』,此其胸襟之所寄托何如也!
余又尝谓晋王羲之独以法书立极,非文辞作手也。
兰亭之集,时贵名流毕会,使时手为序,必极力铺写,谀美万端,决无一语稍涉荒凉者。
而羲之此序,寥寥数语,托意於仰观俯察,宇宙万汇,系之感忆,而极於死生之痛。
则羲之之胸襟,又何如也!
由是言之,有是胸襟以为基,而后可以为诗文。
不然,虽日诵万言、吟千首,浮响肤辞,不从中出,如剪彩之花,根蒂既无,生意自绝,何异乎凭虚而作室也!
乃作室者,既有其基矣,必将取材。
而材非培塿之木、拱把之桐梓,取之近地闤闠村市之间而能胜也。
当不惮远且劳,求荆湘之楩楠,江汉之豫章,若者可以为栋为榱,若者可以为楹为柱,方胜任而愉快,乃免支离屈曲之病。
则夫作诗者,既有胸襟,必取材於古人,原本於三百篇、楚骚,浸淫於汉魏六朝、唐宋诸大家,皆能会其指归,得其神理。
以是为诗,正不伤庸,奇不伤怪,丽不伤浮,博不伤僻,决无剽窃吞剥之病。
乃时手每每取捷径於近代当世之闻人,或以高位,或以虚名,窃其体裁字句,以为秘本。
谓既得所宗主,即可以得其人之赞扬奖借;
生平未尝见古人,而才名已早成矣。
何异方寸之木,而遽高於岑楼耶!
若此等之材,无论不可为大厦,即数椽茅把之居,用之亦不胜任,将见一朝堕地,腐烂而不可支。
故有基之后,以善取材为急急也。
既有材矣,将用其材,必善用之而后可。
得工师大匠指挥之,材乃不枉。
为栋为梁,为榱为楹,悉当而无丝毫之憾。
非然者,宜方者圆,宜圆者方,枉栋之材而为桷,枉柱之材而为楹,天下斵小之匠人宁少耶,世固有成诵古人之诗数万首,涉略经史集亦不下数十万言,逮落笔则有俚俗庸腐,窒板拘牵,隘小肤冗种种诸习。
此非不足於材,有其材而无匠心,不能用而枉之之故也。
夫作诗者,要见古人之自命处、着眼处、作意处、命辞处、出手处,无一可苟,而痛去其自己本来面目。
如医者之治结疾,先尽荡其宿垢,以理其清虚,而徐以古人之学识神理充之。
久之,而又能去古人之面目,然后匠心而出,我未尝摹拟古人,而古人且为我役。
彼作室者,既善用其材而不枉,宅乃成矣。
宅成,不可无丹雘赭垩之功;
一经俗工绚染,徒为有识所嗤。
夫诗,纯淡则无味,纯朴则近俚,势不能如画家之有不设色。
古称非文辞不为功;
文辞者,斐然之章采也。
必本之前人,择其丽而则、典而古者,而从事焉,则华实并茂,无夸缛斗炫之态,乃可贵也。
若徒以富丽为工,本无奇意,而饰以奇字;
本非异物,而加以异名别号,味如嚼蜡。
展诵未竟,但觉不堪。
此乡里小儿之技,有识者不屑为也。
故能事以设色布采终焉。
然余更有进:
此作室者,自始基以至设色,其为宅也,既成而无余事矣。
然自康衢而登其门,於是而堂、而中门,又於是而中堂、而后堂、而闺闼、而曲房、而宾席东厨之室,非不井然秩然也;
然使今日造一宅焉如是,明日易一地而更造一宅焉,而亦如是,将百十其宅,而无不皆如是,则亦可厌极矣。
其道在於善变化。
变化岂易语哉!
终不可易曲房於堂之前、易中堂於楼之后,入门即见厨,而联宾坐於闺闼也。
惟数者一一各得其所,而悉出於天然位置,终无相踵沓出之病,是之谓变化。
变化而不失其正,千古诗人惟杜甫为能。
高、岑、王、孟诸子,设色止矣,皆未可语以变化也。
夫作诗者,至能成一家之言足矣。
此犹清、任、和三子之圣,各极其至;
而集大成,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惟夫子。
杜甫,诗之神者也。
夫惟神,乃能变化。
子言『多读古人之诗而求工於诗』者,乃囿於今之称诗者论也。
三、或曰:
『今之称诗者,高言法矣,作诗者果有法乎哉?
且无法乎哉?
』余曰:
法者,虚名也,非所论於有也;
又法者,定位也,非所论於无也。
子无以余言为惝恍河汉,当细为子晰之。
自开辟以来,天地之大,古今之变,万汇之赜,日星河岳,赋物象形,兵刑礼乐,饮食男女,於以发为文章,形为诗赋,其道万千。
余得以三语蔽之:
曰理、曰事、曰情,不出乎此而已。
然则,诗文一道,岂有定法哉!
先揆乎其理,揆之於理而不谬,则理得。
次徵诸事,徵之於事而不悖,则事得。
终絜诸情,絜之於情而可通,则情得。
三者得而不可易,则自然之法立。
故法者,当乎理,确乎事,酌乎情,为三者之平准,而无所自为法也。
故谓之曰『虚名』。
又法者,国家之所谓律也。
自古之五刑宅就以至於今,法亦密矣。
然岂无所凭而为法哉?
不过揆度於事、理、情三者之轻重大小上下,以为五服五章、刑赏生杀之等威、差别,於是事理情当於法之中。
人见法而适惬其事理情之用,故又谓之曰『定位』。
乃称诗者,不能言法所以然之故,而哓哓曰:
『法!
』吾不知其离一切以为法乎?
将有所缘以为法乎?
离一切以为法,则法不能凭虚而立;
有所缘以为法,则法仍托他物以见矣。
吾不知统提法者之於何属也?
彼曰:
『凡事凡物皆有法,何独於诗而不然?
』是也。
然法有死法,有活法。
若以死法论,今誉一人之美,当问之曰:
『若固眉在眼上乎?
鼻口居中乎?
若固手操作而足循履乎?
』夫妍媸万态,而此数者必不渝,此死法也。
彼美之绝世独立,不在是也。
又朝庙享燕以及士庶宴会,揖让升降,叙坐献酬,无不然者,此亦死法也。
而格鬼神、通爱敬,不在是也。
然则彼美之绝世独立,果有法乎?
不过即耳目口鼻之常,而神明之。
而神明之法,果可言乎!
彼享宴之格鬼神、合爱敬,果有法乎?
不过即揖让献酬而感通之。
而感通之法,又可言乎!
死法,则执涂之人能言之。
若曰活法,法既活而不可执矣,又焉得泥於法!
而所谓诗之法,得毋平平仄仄之拈乎?
村塾中曾读千家诗者,亦不屑言之。
若更有进,必将曰:
律诗必首句如何起,三四如何承,五六如何接,末句如何结;
古诗要照应,要起伏。
析之为句法,总之为章法。
此三家村词伯相传久矣,不可谓称诗者独得之秘也。
若舍此两端,而谓作诗另有法,法在神明之中、巧力之外,是谓变化生心。
变化生心之法,又何若乎?
则死法为『定位』,活法为『虚名』。
『虚名』不可以为有,『定位』不可以为无。
不可为无者,初学能言之;
不可为有者,作者之匠心变化,不可言也。
夫识辨不精,挥霍无具,徒倚法之一语,以牢笼一切。
譬之国家有法,所以儆愚夫愚妇之不肖而使之不犯;
未闻与道德仁义之人讲论习肄,而时以五刑五罚之法恐惧之而迫胁之者也。
惟理、事、情三语,无处不然。
三者得,则胸中通达无阻,出而敷为辞,则夫子所云『辞达』。
达者,通也。
通乎理、通乎事、通乎情之谓。
而必泥乎法,则反有所不通矣。
辞且不通,法更於何有乎?
曰理、曰事、曰情三语,大而乾坤以之定位、日月以之运行,以至一草一木一飞一走,三者缺一,则不成物。
文章者,所以表天地万物之情状也。
然具是三者,又有总而持之,条而贯之者,曰气。
事、理、情之所为用,气为之用也。
譬之一木一草,其能发生者,理也。
其既发生,则事也。
既发生之后,夭矫滋植,情状万千,咸有自得之趣,则情也。
苟无气以行之,能若是乎?
又如合抱之木,百尺干霄,纤叶微柯以万计,同时而发,无有丝毫异同,是气之为也。
苟断其根,则气尽而立萎。
此时理、事、情俱无从施矣。
吾故曰:
三者藉气而行者也。
得是三者,而气鼓行於其间,絪緼磅礴,随其自然,所至即为法,此天地万象之至文也。
岂先有法以驭是气者哉!
不然,天地之生万物,舍其自然流行之气,一切以法绳之,夭矫飞走,纷纷於形体之万殊,不敢过於法,不敢不及於法,将不胜其劳,乾坤亦几乎息矣。
草木气断则立萎,理、事、情俱随之而尽,固也。
虽然,气断则气无矣,而理、事、情依然在也。
何也?
草木气断,则立萎,是理也;
萎则成枯木,其事也;
枯木岂无形状?
向背、高低、上下,则其情也。
由是言之,气有时而或离,理、事、情无之而不在。
向枯木而言法,法於何施?
必将曰:
法将析之以为薪,法将斵之以为器。
若果将以为薪、为器,吾恐仍属之事理情矣,而法又将遁而之他矣。
天地之大文,风云雨雷是也。
风云雨雷,变化不测,不可端倪,天地之至神也,即至交也。
试以一端论:
泰山之云,起於肤寸,不崇朝而徧天下。
吾尝居泰山之下者半载,熟悉云之情状:
或起於肤寸,弥沦六合;
或诸峯竞出,升顶即灭;
或连阴数月,或食时即散;
或黑如漆,或白如雪;
或大如鹏翼,或乱如散鬊;
或块然垂天,后无继者;
或联绵纤微,相续不绝;
又忽而黑云兴,土人以法占之,曰:
将雨,竟不雨;
又晴云出,法占者曰:
将晴,乃竟雨。
云之态以万计,无一同也。
以至云之色相,云之性情,无一同也。
云或有时归,或有时竟一去不归;
或有时全归,或有时半归,无一同也。
此天地自然之文,至工也。
若以法绳天地之文,则泰山之将出云也,必先聚云族而谋之曰:
吾将出云而为天地之文矣。
先之以某云,继之以某云;
以某云为起,以某云为伏;
以某云为照应、为波澜,以某云为逆人,以某云为空翻;
以某云为开,以某云为阖;
以某云为掉尾。
如是以出之,如是以归之,一一使无爽,而天地之文成焉。
无乃天地之劳於有泰山,泰山且劳於有是云,而出云且无日矣!
苏轼有言:
『我文如万斛源泉,随地而出。
』亦可与此相发明也。
四、或曰:
『先生言作诗,法非所先,言固辩矣。
然古帝王治天下,必曰「大经大法」。
然则法且后乎哉?
帝王之法,即政也。
夫子言『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此一定章程,后人守之,苟有毫发出入,则失之矣。
修德贵日新,而法者旧章,断不可使有毫发之新。
法一新,此王安石之所以亡宋也。
若夫诗,古人作之,我亦作之。
自我作诗,而非述诗也。
故凡有诗,谓之新诗。
若有法,如教条政令而遵之,必如李攀龙之拟古乐府然后可。
诗,末技耳,必言前人所未言,发前人所未发,而后为我之诗。
若徒以效颦效步为能事,曰:
『此法也。
』不但诗亡,而法亦且亡矣。
余之后法,非废法也,正所以存法也。
夫古今时会不同,即政令尚有因时而变通之。
若胶固不变,则新莽之行周礼矣。
奈何风雅一道,而踵其谬戾哉!
曰理、曰事、曰情,此三言者足以穷尽万有之变态。
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举不能越乎此。
此举在物者而为言,而无一物之或能去此者也。
曰才、曰胆、曰识、曰力,此四言者所以穷尽此心之神明。
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无不待於此而为之发宣昭着。
此举在我者而为言,而无一不如此心以出之者也。
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为作者之文章。
大之经纬天地,细而一动一植,咏叹讴吟,俱不能离是而为言者矣。
在物者前已论悉之。
在我者虽有天分之不齐,要无不可以人力充之。
其优於天者,四者具足,而才独外见,则羣称其才;
而不知其才之不能无所凭而独见也。
其歉乎天者,才见不足,人皆曰才之歉也,不可勉强也;
不知有识以居乎才之先,识为体而才为用,若不足於才,当先研精推求乎其识。
人惟中藏无识,则理事情错陈於前,而浑然茫然,是非可否,妍媸黑白,悉眩惑而不能辨,安望其敷而出之为才乎!
文章之能事,实始乎此。
今夫诗,彼无识者,既不能知古来作者之意,并不自知其何所兴感、触发而为诗。
或亦闻古今诗家之诗,所谓体裁、格力、声调、兴会等语,不过影响於耳,含糊於心,附会於口。
而眼光从无着处,腕力从无措处。
即历代之诗陈於前,何所抉择?
何所适从?
人言是则是之,人言非则非之。
夫非必谓人言之不可凭也,而彼先不能得我心之是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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