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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上海静安寺街道的一个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也就是所谓的日托所,每天这里都是一片欢乐景象,这些老人当中年龄最小的60岁,最大的97岁;
早上8点半开始,老人们陆续来到这。
女儿远在北京的80岁老人汝大爷和老伴每天都会准时到来。
每天服务站的工作人员都会替老人们量血压,三级医院的医生也会定期过来给老人检查身体,在这里老人们可以娱乐聊天,休息,一日三餐也可以在这里,下午还有免费的小点心。
现在来这个日托所的老人越来越多,大多是60岁以上的或有困难、经济又不太宽裕的空巢老人。
上海静安区居家养老的案例,它开展的比较早也比较成熟,不少人称之为居家养老静安模式。
居家养老的形式最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动员那些能自理的、身体比较好的老年人尽量从家里走出来,到社区机构网点场所来接受服务;
而身体不能自理、走不出来的那些老人,则是找护理人员上门去,实行上门包户的服务。
有专家预测,伴随着人口出生率降低,未来我国空巢老人的群体只会有增无减。
他们除了需要面对虚弱多病的身体、并不宽裕的收入,还不得不忍受失去亲人的痛苦、常年的孤独寂寞。
空巢老人们如何承受生理和心理上的多重压力。
他们的晚年如何度过。
其实,不仅在中国,世界各国都存在许多空巢老人。
独守枯灯、晚景凄凉,几乎成了空巢老人的集体写照。
而且,他们中间很多人还不得不面对身体差、收入低带来的困境。
那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空巢老人如何生活。
各国政府又替他们想了哪些办法。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养老成本的不断攀升,养老问题、尤其是低收入、无收入群体的养老问题,已经成为了世界各国亟待破解的难题。
俄罗斯
瓦列金娜是圣彼得堡市的一位退休教师,一个月的退休金大概是6000卢布,早年离异的她膝下没有子女。
面包片、腌咸鱼是她每天最主要的食品。
据俄罗斯统计部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目前俄罗斯平均养老金为8700卢布,折合人民币1700元,而近几年,俄罗斯的物价水平一直在节节攀升,在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蔬菜水果的价格是中国的两倍,肉食的价格是中国的三倍。
瓦列金娜每月领到的6000卢布养老金,还远低于俄罗斯的平均水平,她的日子只能是精打细算才能维持。
而近几十年来,俄罗斯社会在经历了一系列剧烈的变革之后,目前大多数的老人的养老模式都像瓦利金娜一样,只能靠政府发放的养老金度日。
瓦利金娜面临的养老难题,正是许多俄罗斯老人最担心的事。
为扭转这一局面,让退休人员“老有所养,退有所保”,俄罗斯总统普京责成政府有关部门研究出台养老金制度发展规划。
今年10月,一个远景式的、2050年前逐步实施的养老制度改革方案最终版本将出炉。
根据这一方案,俄罗斯用于养老金的预算将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0%,相当于俄罗斯政府预算的四分之一。
同时,俄总理梅德韦杰夫也表示,俄罗斯公民的养老金从xx年起将至少提高45%。
希腊
退休老人马利奥斯75岁。
我最开始能拿950欧一个月的退休金,但现在却只能拿到719欧元,这让我很难维持基本开销,一切都变得十分艰难。
上次我去医院做体检,竟然都要让我自己付56欧元。
近两年欧债危机此起彼伏,作为债务危机的暴风眼,希腊的老人们明显感受到了冲击,面对退休金的大幅缩减,他们对自己的晚年生活充满了担忧。
马利奥斯今年75岁,他现在卖掉了车,也不怎么外出,为了勉强维持生计,他还在后院空地上种了些菜,想尽量多赚点钱来补贴生活。
众所周知,欧洲是福利国家的发源地,也是老龄化趋势最为严峻的地区。
在过去,欧洲各国都将发放养老金作为福利支出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
但随着在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的接踵而至,欧洲经济陷入低迷,根据统计,目前欧洲的养老金缺口将近两万亿欧元,这一数字相当于所有欧盟国家一年经济总产值的五分之一。
其中,英国养老金缺口为3790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6%。
德国和西班牙紧随其后,养老金缺额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和18%。
随着资金缺口的不断加大,首当其中受到冲击的就是那些靠养老金度日的老人们。
在欧洲,养老金已经成为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但是对于那些生活极端困难的老人,各国政府还是尽可能的提供了一些救助。
瑞典
明亮的窗户,温暖的灯光,充满艺术气息的装饰画,这是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养老院里,老人们居住的房间。
这里现在住了106位老人,平均年龄70岁。
这里的老人大部分生活不能自理,收入很低或者没有收入,但住进养老院之后,他们就不用再为费用操心。
英格里特-林德麦勒,萨巴斯柏里养老院老年护理部负责人:
养老院为老人提供的护理费用,由政府拨款,老人所在的区支付其在养老院的护理费用,如果老人的退休金很低,不能支付他在养老院的所有费用,就由政府为养老院补足老人自己支付不起的部分。
香港
84岁的潘伯伯是位孤寡老人,在几年前还不幸患了癌症。
他在这家公立的护老院已经住了三年。
潘伯伯。
住久了,便觉得很安心,当成自己的家了。
在香港,目前已经有将近200家由政府补贴的护老院,遍布香港岛、九龙、新界。
和私立的养老院不同,香港的公立养老院主要接受收入低、生活困难的老人,政府会按时向护老院支付老人所有费用。
同时,对护老院的床位密度、伙食标准、卫生条件、急救措施、通风防火等都要严格的要求。
负责人。
政府现在批综缓,批给老人家,一个普通的老人家,一个月是4680元。
除了给护老院的老人们进行经济援助,面对香港社会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香港政府还通过各项措施,为老人们提供了各种社会服务及福利,65岁左右,能自如走动的老人,一般能申请到每个月4000元补助,而需要全护理的老人可以得到每个月7000多元补助,其中包括尿布费,奶粉费等等。
据统计,香港政府已直接或间接为超过75%的长者提供了资助。
再观我国现状
我国人口红利消失的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
人口老龄化很简单,就是老年人口越来越多。
如果65岁的人口占比例超过7%,就是老龄化的社会,超过14%就是老龄社会,实际上老龄化指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例越来越高的现象。
大部分的发达国家都是老龄化的社会,比如英国、美国、日本等等,美国的年龄结构稍微好一点,欧洲是老龄化非常严重的国家,日本不仅是老龄化严重,而且老龄化的速度也很快。
中国可能会更快,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中国的老龄化可能是世界上最快的,有可能还会超过日本的老龄化速度。
所谓人口红利,就是指一个国家里的老年人还比较少的时候,劳动力的人口比较多的时候,劳动力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不断地增高,而且达到最高点,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口红利。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过去有人口红利,而且我们也得益于这个人口红利。
但从国际比较来讲,我们国家的人口红利应该是来得快,去的急。
我们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给我们国家的发展带来很强的动力,我们的经济发展也因此受益。
随着我们国家老龄化的速度成为世界最快,我们人口红利的消失也成为了世界最快。
公共政策包括两个方面的政策,一个就是我怎么保证老年人到老了以后,还有足够的收入方面的保障。
也就是说,我们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问题。
另外一类是公共政策,涉及到我老了以后,光有钱还不行,还得有人给我提供服务,提供照料,这就要求我们一些公共服务的一些政策,比如医疗、公共养老服务、养老院等等这些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
这两方面的政策就关系到我们今后能不能妥善地,有效地应对我们的老龄化。
将来可能出现收入少、人太多的三面楚歌
衡量老龄化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劳动人口对老龄人口的赡养比问题。
赡养比到7%的时候说明进入老龄化,65岁占到14%说明深度老龄化,这时候5个劳动人口对1个老年人口,工作的人必须交10%养老金税,只能占工作人工资的50%。
中国的情况有点不太一样,年轻人还要养孩子,买房子,再严重有问题了。
当65岁的老人占到总人口20%的时候,这就是老龄化,那时候出现2:
1,3:
1,这是衡量老龄化非常通俗的标准。
随着这个比例越来越升高,年轻人减少,老年人增多,这时候如果年轻劳动力的还是低成本,可能他们供养老年人口的能力就非常差,老年人的负担非常大。
这种情况可能跟我们计划生育有关系,因为当时日本、德国的老龄化,是因为战争时代年轻人死了,老年人也不长寿。
而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少生将近5亿人口,老年人长寿,我非常担心收入少、人太多的三面楚歌,我们需要正视这个问题。
对中国劳动人口红利问题,有两点补充,统计人口不能反应实际人口,做一个实际赡养比的研究,劳动人口是15岁到64岁,我们得把在校生,失业,64岁以前提前退休四个人群减掉,实际上已经5:
1,劳动人口充足的时候,是可以有点红利,相对人工成本低一点,使企业竞争力强一点,这不能滥用。
美国人均一小时10美元,我们是不是可以8美元,6美元。
不能长期2美元,人有一生的财务生命周期,就会给后面留下很多成本,所以得适度利用。
实际赡养是一个分析,把在校生,低收入人口,64岁以前提前退休这些人口减掉,能真实反应出劳动人口对老年人口实际赡养比问题,如果公共政策比较好,可能是一个正面效应,如果公共政策不太好,我们缺乏战略,它可能是负面效应。
人口老龄化,孩子越来越少,这时候低收入人越来越多,可能负担越来越重。
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生产方式必须得发生变化
人口红利对我们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首先对我们经济方面的影响非常大,这和我们过去经济的基础、发展方式关系非常大。
有人口红利,劳动力便宜,所以我们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我们的产品在国际上有非常强的竞争优势,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这样的生产方式必须得发生变化,就是说我们再靠这样的便宜劳动力难以再支撑经济发展了,这必须得有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求我们的人口素质有一个根本性的提高。
过去,我们三个人干活可以养活一个老人,今后我一个人干活就要养活一个老年人,这要求我干活的效率要增加,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变化。
另外,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老年人多了。
比如日本,老年人已经成为社会主要的、或者说是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在社会生活当中的参与程度也不一样,要专门为老年人提供很多社会的活动,社会的产品,社会的服务等等。
与此相对应,我们社会制度的建设也要为老年人提供很多的服务,比如我们收入方面的政策,服务方面的一些设施等等方面的建设,我觉得老龄化的挑战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全方位的新的挑战,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去面对。
让老年人有资产把负担变成机遇
既然老龄化不可扭转,那么我们只能面对。
怎么面对。
在概念上,劳动人口红利,我们也叫第一人口红利,现在我们提出来是老龄人口红利,我们叫第二人口红利。
现在我们要说第二人口红利,老龄人口红利,现在社会生产力已经高度发达了,社会开始进入买方市场,所以这样一个大前提决定,老年人多了不一定是坏事,反正不可逆转,就得面对它,我们得把负担变成机遇。
这个机遇怎么办。
就是让老年人口有养老资产,让老年人有钱去买单,让企业有定单,这时候年轻人提高生产率。
原来三个养一个,现在一个人养一个,所以你得有定单,那么定单从那里来,是老年人买单。
后面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老年人有资产,让年轻人有人力资本来应对老龄化,创造第二人口红利,但是第二人口红利得靠公共政策,劳动人口是出生生出来的。
第二人口红利是靠公共政策打造出来,让老年人有消费能力,纳税能力,就业能力,投资能力,四个能力我们现在正在算,原来没有预期发生的老年人的经济贡献。
在人口红利逐步消退的路上,我们需要开拓哪些新思路。
如何延缓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不利影响。
我们在养老制度上要有创新精神
国际上现在有一些好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鉴,但是也有很多失败的教训,这对我们更重要。
从学习的角度来讲,别人的教训更能提供经验,至少我可以不这样做。
与此相对应,我们可以吸收很多其他国家走的不成功的例子。
比如日本,他们因为老年人的处理问题,90年代经济一直陷入衰退,这值得借鉴。
一个是养老金的债务在日本很重,同时没有找到一个在老龄化的情况下,保持经济活力的办法,经济到现在为止一直是萎靡不振。
什么叫做失去的20年。
就是日本基本上在过去20年当中停滞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等于你为老年人提供好的服务源头的活水不存在。
在我来讲,人口因素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老龄化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现在你可以看到,实际上现在欧洲很多国家的债务问题都跟老龄化问题有关系,和没有处理好养老金的债务有非常大的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怎么建立一套好的、可持续的养老金制度,为老年人提供养老保障的一些制度,同时又不损伤、不损害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能力,这是我们要借鉴、要创造的,不能是等着学习别人,我们在这方面应该有创新的制度。
在进入深度老龄化时要进行养老金结构的调整
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进入老龄化,到90年代深度老龄化,未来xx年里进入超度老龄化,基本是这样的一个时间表。
在他们进入老龄化的时候,他们有比较完善养老金制度,尽管德国是社会保险,美国是老残保障金,他们不一样,但顺利进入深度老龄化进行养老金结构调整,西方国家的经验很好。
他们开始强化政府的基础养老金,让所有老人吃饭,另一方面强化个人账户,有能力的人自我改善,这个结构调整也非常好。
现在正在进入超度老龄化,他们开始领取政府养老金的标准提高,个人账户的管理加强,这些都是成功经验。
从他们失败的经验来看,我在90年代到欧洲留学体会很深刻。
90年代,他们普遍进入深度老龄化的时候,他们还是比较注重完善老年人,就是让老年人有钱。
另一方面,就是让年轻人就业,可是他们的很多措施不利,他们的失业保险可以无限期发下去,这样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学习,尤其是很多移民家庭吃养老金、吃社会福利,他们不愿意学习,年轻人也不愿意努力。
这样一来,就业就上不来了。
比如撒切尔夫人就把英国失业保险拿掉了。
在90年代,他们的这个问题失策了,一直导致现在的国民依赖养老金,依赖福利,不愿意吃苦,可能是欧洲一大教训。
关键是调整产业结构
面对着将来人口红利会出现消失的情况,我觉得一个应该是调整产业结构,不能够老用劳动密集型的、产出比较少的结构去延续生产,比如说靠廉价劳动力。
第二,应该使现在的劳动力提高其教育水平和素质,转变过去仅仅靠数量。
将来我们的数量可能会比现在劳动力减少,但是他的素质会不断提高,那么用素质来替代数量的优势。
也就是说我们将来不可能老是靠人多去保持这种发展,所以我们在看到人口红利有可能下降,甚至于消失的同时。
其实我们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是在不断提高的,现在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龄已经是初中以上了,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也是将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就是在数量转变的同时,不断提高他的素质,同时调整产业结构,注意充分就业。
不要让老年人成为社会负担
我们对待老龄化,对待人口红利的消失,不能持消极的态度,而是持一种积极的态度。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应该实施一种积极老龄化战略。
所谓积极老龄化战略包括几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我国制度的建设是积极的,不能造成社会懒惰的现象,不能造成养懒人,靠吃养老金过活的现象,比如欧洲过去出现的那些情况,我们要建立一套制度,保证老年人在老了以后也比较有活力。
第二,要保证我们的整个劳动力市场有活力,保证我们的人有活力。
第三,要让老年人成为一个社会的财富,不要让他成为社会负担。
要使老年人具有消费能力
我们要使老年人有一个好的养老金结构,让他们具有消费能力。
关于养老资产,它很有消费能力,用延期征税的政策,让人们做养老储蓄,将来养老金高的人纳税地变成老龄人口的贡献,养老投资要搞好,老年人弹性就业,相互服务,让他们有一些老年的就业能力。
实现老龄人口红利,还在于价值观和公共政策的选择。
银发浪潮到来,不仅对个人、家庭提出了挑战,也给社会经济结构带来了一场变局,驱动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全社会养老成本不断上升。
我们国家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并且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正在以每年超过3%的速度递增。
预计到xx年,全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21亿,2020年达到2.43亿,几乎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位老年人。
而根据目前空巢老人占老年人口的比例,xx年后每二十位中国人中就有一位空巢老人。
我国的养老问题已经迫在眉睫,空巢老人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他们的今天也许就是我们的明天,善待他们也就是善待我们的未来。
第二篇:
明天我们如何养老电视节目《明天我们如何养老》内容整理
明天我们如何养老
(一):
空寂的家
当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的时候,养老难题仍然困扰着许多人。
本视频通过描述78岁的无儿无女的马洪娥老人和84岁的王博文老人让人看了揪心的空巢生活,可以看出空巢老人面临仅靠低保生活,重病无钱医治,想住养老院但支付不起高额费用,精神上空虚孤独等问题。
两位老人的是多数空巢老人的缩影,调查显示有许多空巢老人在家生病、死亡未被及时发现。
根据民政部的数据,目前我国城乡空巢家庭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达到70%。
xx年,全国65岁以上“空巢老人”有4150万人,到“十二五”期末将超过5100万人,占老年人口的近1/4。
其实,不仅在中国,世界各国都存在许多空巢老人,独守枯灯、晚景凄凉,几乎成了空巢老人的集体写照,而且,他们中间很多人还不得不面对身体差、收入低带来的困境,以瓦列金娜(俄国)和马利奥斯(希腊)的生活为例。
空巢老人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他们的今天也许就是我们的明天,善待他们也就是善待我们的未来。
(二):
九旬“保姆”
xx年,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60岁以上人口达1.3亿人,占总人口的10.2%,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
到了xx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又增加到了1.85亿。
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长快,需要照料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数量剧增,成为我国老龄化趋势的重要特征。
本视频描述了北京的一个特殊家庭,说它特殊,是因为在这个家里,承担养老重任的居然是位92岁的老人王成珍老人,他照顾52岁自小卧床的智障儿子王致昌和84岁坐轮椅的老伴丁秀英。
老人说,子女们有的一两周来看他们,有的一两个月来一次,有的几乎都不来探望。
王爷爷请不起保姆,希望乐龄合作社的养老机构每天提供几个小时上门服务,帮助做家务和病人的护理,但是,今年该机构的人手很紧张,上门服务也来得很少了。
而王爷爷又支付不起养老院的费用,继续照顾儿子和老伴。
王艳蕊是乐龄合作社的创始人和负责人,在社区做托老所和上门的服务,王艳蕊说,该社区养老机构捉襟见肘,存在亏损。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xx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显示,在入住养老机构意愿方面,城镇老人愿意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只占11.3%,很多老人都希望能在熟悉的社区和家人的陪伴下度过晚年。
而与此同时,失能老人,也就是无法自理的老人,数量在不断攀升,xx年末,全国城乡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约3300万人,其中完全失能老年人1080万人。
如何让这些失能老人在不入住养老机构的情况下健康地养老,就成了社区养老机构的职责。
王艳蕊说,乐龄就是要帮社区里的老人实现不离开家养老的愿望。
节目里我们看到,92岁的王成珍在耄耋之年还要照顾84岁的老伴和52岁的儿子,这样的错位相信每个人看了都会震惊。
而更让人无奈的一个现实是,热心养老事业的王艳蕊,十分同情这个家庭的处境,可她也无力提供更多的帮助。
王成珍和王艳蕊的身上,折射出目前养老的一种困境,低收入家庭收入过低,社区养老服务成本过高。
这就更需要政府调集资源,通过转移支付手段,加快培育养老服务机构,来弥合养老体系的裂缝,让每个老人都享受到公共财政带来的福祉。
(三):
门槛内外(民营养老院的故事)
本视频描述了江西赣州76岁“轮滑老人”刘翼鹰为96岁老妈妈寻找养老院,却难以支付900元入园费的故事,每个月900元的费用,是横在刘翼鹰面前一道跨不过去的坎。
老人无儿无女,和他96岁的老母亲相依为命,两人都没有退休工资,每个月的低保费加到一起也只有600多元。
为了省下每一分钱,自己采摘的野菜成了母子俩最主要的菜肴,连吃肉也成了一种奢侈。
上世纪90年代,民办养老机构开始出现,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民办养老院的数量大大增加,但许多民办养老院的床位空置率都很高,视频中一民营养老院惨淡经营,4层小楼只住进12人,负责人说是因为有一些养老观念还没彻底改变过来,像有些家属、家长不愿意送来,送来了怕社会舆论大,另一方面,养老院由于租地与员工成本费较高,导致入住费用较高。
一边是对普通市民来说偏高的养老费用,一边是养老院的亏本生意,一对矛盾困扰着寻找养老院的刘翼鹰老人,也困扰着民营养老院的运营者。
视频又描述了江西省赣州市添立养生院的只有20%的低入住率,但院长李玲玲却看到老人过来住还不敢接,原因月薪1800——3000招不来专业护理人员,民营养老院遭遇用人荒。
李玲玲今天的艰难也折射出不少民营养老机构的困境。
由于老年人收入普遍偏低,真正需要机构养老服务的高龄老人、失能老人,支付能力十分有限。
而养老护理服务由于其特殊性,人力成本和管理成本高于一般的服务行业。
生存在这种夹缝中,民营养老机构的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利润空间有限,不可避免会遭遇到亏损的难题。
法国养老手段多,低收入群体由政府托底。
目前国际上认为最为人道的方式依然是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尽可能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同时对低收入人群或者是对专门服务低收入人群的养老机构给予补贴,而高收入的人则可以在市场上选择合适自己的养老机构。
托底最底层,放开市场,对中国的养老结构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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