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湘山寺观音像碑渊源考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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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侧题有拓刻简介。
”1此观音像碑曾经被供奉于观音阁的情形在民国《续遵义府志》中亦有具体的记载:
“观音阁在治城外白虎头。
前负山饮湘,揽挹郡境。
中祀石刻吴道子画观音像,镌镂精好。
”2四忠祠的确切位置在上述志书中亦有记载,但未曾涉及供奉观音像碑的情况。
“四忠祠,在治东文昌宫后。
祀咸丰间死杨逆之难者:
开泰知县陶履诚,镇远游击保山,武骑都尉、武举池莲培,追赠道衔、举人蹇谔。
咸丰十一年,奉旨特建。
地方官春秋致祭,准以逆产若干为祭
此观音像碑有铭文,碑右首篆刻文为“吴道子观音像”。
碑左侧有拓刻简介:
“碑在阆中东龙山,寥寥数笔妙丽庄严,殆非道子不能竟,唐明皇敕画嘉陵山水时所画也。
石刻不著于书,当是百年前物,且经收藏家墨迹摹勒者。
家大人司铎南部,曾榻数十纸,多为亲友携去。
近阆人有续赠者,石渐泐,神理远不逮于前矣。
适检行囊,得旧榻,因亟镌之。
刻手不工,十尚未得六七□口□□二百年名迹不被销灭,供□得资流传,未必非播州鸿雪中一重因果也。
光绪龙□初元仲春月达县王正玺识石工李欣元
刊”4
此段铭文则明确地将今湘山寺观音像碑拓片的渊源延伸到了四川省嘉陵江流域阆中县东龙山,但是该县并未见被称之为“东龙山”者。
相反,居其下游的南部县文管所则保存有吴道子《白衣观音像》碑。
二、罗寂寺白衣观音像碑四川省南部县文管所保存至今的吴道子观音碑,来源于该县三清乡罗寂寺,被称之为“白衣观音像碑”。
“罗寂寺,在县东一百里,唐吴道子画有白衣观音像。
”5据《南部县文物志》记载,此碑高158厘米,宽七十厘米,厚九厘米,左下角有缺损。
观音像高一百五十四厘米,削肩宽三十八厘米,披巾著花冠,半袒的胸部略现缨络。
所著通肩天衣,衣袖飘动,双颊丰满,凝着智慧慈祥的眼神,似乎带着沉思而平视远方。
画像用篆笔手法,
白描阳刻,整体造型艺术及凿刻均堪称精美。
6
唐玄宗天宝年间,吴道子奉召入蜀,赴嘉陵江一带写貌。
“明皇天宝中忽思蜀道嘉陵江水,遂假吴生驿驷,令往写貌。
”7道光《南部县志》亦对罗寂寺吴道子《白衣?
A音像》碑的渊源有明确的记载,“吴道子天宝中奉敕驰驿,绘写嘉陵山水,寓新政之罗寂寺。
石壁画有观音像。
”8据学者考证,吴道子此次嘉陵江之行,行程涵盖四川广元到南部县罗寂寺一带,约为三百余里。
这就是《唐朝名画录》里所说的三百里嘉陵江,实是嘉陵江的中游一段。
9吴道子蜀道写貌时曾寓宿新政罗寂寺(今属南部县),为罗寂寺画《白衣观音像》,后由罗寂寺住持宣述勒石上碑。
现存南部县文化馆石刻观音像碑,两面均镌刻有吴道子所画的《白衣观音像》,但一面保存完好,镌刻年代明显较近;
另一面画像则风化破损严重,当是镌刻年代较远之刻石。
据《南部县文物志》记载:
“碑背面亦刻有该像,惟风化严重,漫漶不清,不知刻于何代。
”1
有学者认为,此碑风化最严重的那一面的《观音像》当是罗寂寺最原始的石刻,“就是吴道子的观音石刻,就是罗寂寺的观音原碑。
”2也即是唐天宝年间罗寂寺主持宣述镌刻之遗迹。
因为此碑风化残缺相当严重,若非时代久远,也绝不会风化残缺到如此地步。
正是因为唐代所镌刻的原碑灭失严重,在晚清时期应该就已经不具备完整制作拓片的条件了。
遵义湘山寺所供奉的观音碑中的观音像极为清晰,且图形完整,与南部县所存《白衣观音像》碑之翻刻碑极为吻合,其拓片当是源自南部县罗寂寺观音碑的翻刻面画像。
(系吴道子天宝中奉唐玄宗意赴嘉陵江写貌山水寓居罗寂寺时所作,原碑现存四川南部县文管所)3遵义湘山寺观音碑铭文称,该碑拓片源自阆中东龙山,但是,阆中境内并未见“东龙山”地名者。
阆中县与南部县毗邻,均居嘉陵江中游,明清时期均隶属于保宁府。
“嘉陵江,源出陕西凤县嘉陵谷,经广元昭化,过剑阁,至保宁府。
其曰阆水、巴水、渝水、汉水,皆此江之异名。
5既然流经保宁府属地的嘉陵江他称之一就有“阆水”,居于此段嘉陵江流域的民众被称为“阆人”亦当为通称了,也即南部县居民亦可能被统称为“阆人”。
据道光《南部县志》载,“(南部县)明洪武十年并入阆中,十四年复置,仍属保宁府。
国朝因之。
”6南部县在明初曾短暂地被归并到阆中县版图,如此的行政区划调整,亦会在民间语汇中遗留痕迹,称“南部”为“阆中”。
南部县“唐属阆州,宋因之。
元属保宁府,……(明)仍属保宁府,国朝因之。
”7无论是阆州,还是保宁府,其治所均驻今阆中县城,故尔,明清以来当地民间习惯称保宁府辖区为“阆中府”。
此种民间约定俗成的称谓,在正统的志书中并不存在,但今天的南部县境内民间依然还在广泛使用;
一些现当代文献,亦曾采用这一民间习惯用语。
例如,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即有“(红军)占领了七十六个县和三个府”的记载,“三个府”即被注解为“福建的邵武府、四川的绥定府和阆中府”。
8在有关北宋时期阆中人裴庄的传记中,亦有“阆中府又召裴庄代理司理掾”、“转运使雷德骧在地方作威作福,曾经巡按到阆中府”的表述,其中两次使用“阆中府”这一民间习语指称当时的阆州。
9因此,湘山寺观音碑铭文中的“阆中东龙山”,并非确指今阆中县,而因俗而随意使用的宽泛行政辖区概念,晚清的南部县亦当是此广义概念涵盖的地理区域之一。
退休在家的原南部县副县长李兴文先生(73岁,罗寂村人)询问吴道子的《观音像》碑原来在什么地方,他说“吴道子的《观音像》是在上寺中殿大佛左侧树着。
……《观音像》碑不是镶在墙里的。
这点我记得清楚。
我在罗寂寺读书时,经常见到外地人来这里拓观音像,所以我对这块碑记得很清楚,不是镶在墙里的。
”通过实地考察,既否定了我的推测,也否定了赵建宏先生的说法。
那么,“石壁”究竟是什么呢?
“石壁”乃“石碑”之误。
1
关于东龙山位于何处的问题,虽然南部县地方志没有相关记载,据学者实地踏勘走访,居住在四川省南部县三清乡罗寂寺附近的李兴文(原南部县副县长,罗寂村人)说,罗寂寺背后的山当地人就称之为“东龙山。
”他还依据当地民间信仰中的科仪本以及民间契约文书对此山的称谓予以佐证之:
“‘东龙山'
,这没有错。
我父亲是搞迷信活动的,解放前做道场,给玉皇大帝上书表,都要写‘东龙山脚下'
,卖房子写契约,也要写东龙山脚下哪里至哪里。
”2
三、王正玺遵义刻碑机缘
王正玺乃道光己酉年(1849)拔贡,咸丰元年(1851)举人,己未(1859)年二甲第十名进士。
被选为拔贡后,曾上书花文定公,定公衔命办理上海税则,奏请以正玺相从,及往,与英国使节商订条约,辄据理力争,不为势屈,和议成,议叙升州判,不就。
成进士后,选翰林院庶吉士,庚申年(1860)散馆,辛酉年(1861)授编修。
外任云南丽江县知县,便道回籍,适遇云南蓝朝鼎、李短辫起义,四川总督骆秉章奏留幕府任参赞,兵事策谋,防堵督阵,多所裨助。
川乱平息,贵州苗民起事,贵州巡抚曾文诚公知其才干,奏调往资其方略,事平,留贵州补用。
曾两充贵州乡试同考官,先后署毕节、遵义两县知县,以任毕节功著,升授普安厅同知,终官正安州知州。
著有《滇游杂记》《黔游杂记》《怀芬馆文集》,与拉扎芬合修《毕节县志》。
3
王正玺的科举考试情形及任职情形,在相关文献中亦有记载。
“咸丰九年己未科(1859):
第一甲三名:
孙家鼐、孙念祖、李文田;
第二甲八十六名:
……王正玺。
”4“闰三月丁巳,引
见己未科散馆及补行散馆人员。
得旨:
……三甲庶吉士……王正玺……俱着以知县即用。
”5
遵义湘山寺观音碑拓刻简介中提及王正玺手中的《白衣观音像》拓片,源自其父在四川省南部县衙训导任上所得。
道光《南部县志》所刊载的职官名录中,也确实有王缉熙其人,且在咸丰十一年到任该县训导之职位。
“王缉熙,绥定府达县人,岁贡。
遵例以训导注册,咸丰八年考取国史馆誊录,充玉牒?
A誊录。
议
叙尽先前,选用咸丰十一年十月任。
”6民国《续遵义府志》有关遵义县职官的记载中,也明确记录王正玺为同光之际的遵义县代理知县。
“王正玺,四川达县进士,同治十三年署。
”7据贵州地方文献记载,王正玺任职晚清遵义县代理知县的确切时间是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元年(1874-1875)。
据上述征引文献可知,晚清四川省南部县衙训导王缉熙与遵义县代理知县王正玺均为四川达县人氏。
王缉熙与王正玺的父子关系问题,则在清末科举考试的相关档案文献中保存的有关王正玺家族的谱牒资料中得到明确的记录。
“王正玺,字伯章,号月?
c,一号南坪行一。
道光乙酉年正月二十日吉时生,四川绥定府学拔贡生,达县民籍。
现充景山官学汉教习。
”1“父缉熙,派名绍邰,号光庭,岁进士。
考取国史馆誊录,由玉牒馆议叙尽先,即选训导。
由此可见,遵义湘山寺碑亭之观音碑记录的信息是准确无误的,此碑正是源自四川省南部县三清乡罗寂寺之《白衣观音像》碑的拓片。
据《南部县文物志》记载:
“此像明清时,仪陇、阆中均有翻刻。
”3因此,有学者认为,西安碑林里的吴道子《观音像》、四川省仪陇县离堆寺《观音像》、阆中市锦屏山和净圣寺新翻刻的《观音像》,山西高平的一块《观音像》都是直接或间接地翻刻的四川南部罗寂寺的《观音像》。
4
像》翻刻碑的翻刻年代问题,《南部县文物志》载:
“现存南部县文化馆石刻观音像,为清光绪年间翻刻。
”5四川省文物鉴定小组亦将此翻刻碑定为清代翻刻,其主要依据可能是因为此翻刻碑落款有“清海峰建立东龙山”的铭文所致。
有学者认为南部县文管所保存的罗寂寺《白衣观音像》碑中翻刻的那一面观音像并非清代碑刻,其翻刻年代当在清朝之前。
因为若是清代之物,凡涉及清朝,必刻写为“大清”,乃至加上某皇帝年号及具体年代作为后缀。
而翻刻碑落款则是“清海峰建立东龙山”,因此,翻刻碑上的“清”字根本不是指清朝。
此外,此碑的另一面当为唐代罗寂寺僧镌刻之原碑,其下款为“清耳闻空宣述立石东龙山”,前面也有一个“清”字。
既然“清”字并非是指“清代”,那么,南部县文管所保存的《白衣观音像》原碑之另一面,也即翻刻碑就不是清代石刻。
遵义湘山寺所供奉的观音碑拓刻简介中,有“石刻不著于书,当是百年前物”的陈述。
王正玺于同光之际提出的这种推测意见,或许可以作为一种佐证材料,用以判断南部县文管所保存的罗寂寺《白衣观音像》原碑背面的翻刻碑的大致镌刻年代。
ASurveyontheOriginalGuanYinImageMonumentofXiangshanTempleinZunyiCity
ZhouYongjian
(GuizhouMinzuUniversity,GuiyangGuizhou550025,
China)
:
TheGuanYinportraitmonumentofXiangshantemple
inZunyi,Guizhou,isarevisionofthe"
WhiteGuanYinimage"
paintedbyWuDaoziinluojitemple,bytheJialingRiverinNanbucountyofSichuanProvince.TheinscriptionsontheoriginoftheGuanYinmonumentinXiangshanTemplehassomemistakes.
BecauseWangZhengxi,aJinshi,fromDaxiancountyofSichuanProvince,ServedinZunyiCountyintheQingDynasty,there-cuteditionofGuanYinportraitappearedinGuizhouprovince.Therevisionofre-cutportraitcanprovidesomeevidencetosolvethematterofre-cuttingtimeofthe"
WhiteGuanYinimage"
inLuojiTemple.
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遵义市委员会宣教文卫委员会:
《遵义文史?
遵义胜境》,1998印刷,第217-218页。
22015年11月日,笔者在遵义市湘山寺调查资料。
1遵义市志编纂委员会:
《遵义市志》,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119页。
2周恭寿:
《续遵义府志?
坛庙?
寺观附》卷四,民国二十五年刊本,成文出版社XX公司影印,第382页。
3周恭寿:
寺观附》卷四,民国二十五年刊本,成文出版社XX公司影印,第311页。
42015年11月日,笔者在遵义市湘山寺调查资料。
5(清)王瑞庆:
《南部县志?
舆地志?
寺观》卷之二,道光
二十九年刻本。
6转引自袁有根:
《吴道子研究》,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
年版,第68页。
7(唐)朱景玄:
《唐朝名画录?
神品上一人》,四川美术
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8(清)王瑞庆:
《《南部县志?
人物志?
流寓》卷之二十三,道光二十九年刻本。
9袁有根:
《吴道子研究》,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1转引自袁有根:
2袁有根:
《吴道子研究》,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3袁有根:
《吴道子研究》,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4袁有根:
《吴道子研究》,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
5(明)李贤:
《
大明一统志?
保宁府》卷六十八,三秦出
版社1990年版,第1058页。
6(清)王瑞庆:
舆地志?
山川》卷之二,道光二十九年刻本。
7(清)王瑞庆:
8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
《党史研究资料》第11期,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9西江、杨鎏?
U:
《裴氏春秋:
裴氏人物评传》,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69页。
1袁有根:
《吴道子研究》,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页。
《吴道子研究》,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
3李朝正:
《清代四川进士征略》,四川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
4朱保炯、谢沛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785-790)?
明清进士题名录索引(1-6)》,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第2815页。
5陈文新:
《清实录?
科举史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77页。
《南部县志?
职官志?
题名》卷之十一,道光二十九年刻本。
7周恭寿:
《续遵义府志?
职官》卷十七,民国二十五年刊本,成文出版社XX公司影印,第382页。
1顾廷龙:
《清代朱卷集成》卷二,成文出版社XX公
司1992年版,第251页。
2顾廷龙:
《清代朱卷集成》卷二十一,成文出版社XX公司1992年版,第253页。
3转引自袁有根:
《吴道子研究》,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页。
4袁有根:
《吴道子研究》,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74页。
5转引自袁有根:
年版,第74页。
6袁有根:
《吴道子研究》,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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