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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在吴淞时期(1905-1911)校基未固,6年换了5位校长,依次为马相伯、严复、夏敬观、高凤谦、马相伯。
当时复旦在困境中度日如年地求生存,无暇考虑校训之类的事。
1913年1月,李登辉在马相伯等人的推荐下,出任复旦校长。
上任伊始,他雄心勃勃,依托校董会,打算募款在郊区购地,筹建永久校园(见1915年以李登辉名义写的《复旦校史简介》)。
越二年,适逢复旦建校10周年,李登辉仿美国名校制度,为复旦规定了校训、校标(徽)等。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训就是在这时由国文部的教师从《论语》中挑出来的(其它条目尚有“博学、审问、慎思、明辩”等)。
李校长从海外归国不过10年,自知古汉语不如马相伯,便请马相伯选定(马相伯曾助其弟马建忠著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古汉语造诣颇深)。
从此,“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训便成为复旦学生的座右铭。
此后李校长还陆续规定了复旦的校旗、校歌、校庆日和校花(白玉兰)等。
这次评选获前3名的校训中,以复旦校训的确定时间最早,为1915年;
中山大学次之,为1924年;
清华大学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确定为校训则在1931年之后,因梅贻琦在“九·
一八事变”后始任清华校长,而清华校训正是在梅校长任职期间确定的。
这次校训评选中获第四到第十名的依次为山东大学的“气有浩然,学无止境”(得票率33%)、南开大学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得票率29%)、北京师范大学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得票率28%)、中国政法大学的“厚德、明法、格物、致公”(得票率27%)、中国海洋大学的“海纳百川,至人至德”(得票率26%)、苏州大学的“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得票率22%)、北京大学的“勤奋、严谨、求实、创新”(得票率20%)。
此外还有17所学校的校训或因使用了口号式语言,或因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或因晦涩难懂,故不为受调查者认同,未能入选。
校训、校歌与大学精神
复旦: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周双全《中国教育报》2007年11月2日第3版
复旦校园里有一条梧桐林阴道,笔直幽深,每次骑车经过这里的时候,都会给人带来梦幻般的感觉。
像急速推移的镜头,从教学楼、老宿舍、生物楼间一一掠过。
就在这条被复旦人称为“南京路”的林阴道尽头,是一面镌刻着“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训墙。
校训墙由大理石贴面砌成,魏碑字体,凝重而不失洒脱。
伫立墙前,你可以体会时光流逝中,总有些不变的东西一直在敲打着复旦学子的心。
复旦校训来自民国时期的教育家、复旦老校长李登辉(1873-1947)。
老校长李登辉早年留学美国,1899年获得耶鲁大学文学学位。
留学耶鲁的背景,自然而然影响老校长。
李登辉把耶鲁大学的办学理念、管理方式和人文精神引入自己的教育实践。
1915年,适逢复旦建校10周年,李登辉校长参照美国名校制度,为复旦制订了校训、校标(徽)等。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训就是在此时,由国文部的教师从《论语》中挑出来的,暗合耶鲁大学注重培养学生严密、独立的思考能力和自由精神的特色。
有关的校旗、校歌、校庆日和校花(白玉兰)等制度后来陆续也都由李登辉校长制订。
校训墙建于1995年复旦大学90周年校庆。
5月27日揭幕仪式上,物理学家李政道(复旦大学校董事会名誉会长)发表了即兴演讲。
他觉得复旦大学的校训好就好在每一句的第二个字,“学”与“问”。
李政道寄语复旦学生,学习要有创见,不能只学着回答问题,还要学会提问。
所谓学问就是学会提问。
当时的校长杨福家也强调,要使学生有更多的问题问出来,关键在于教育者要明白,“学生的头脑不是一个被填充的容器,而是一个待被点燃的火种”。
这两位科学家提出的见解,对复旦校训中的“学”与“问”作出了新的阐述。
熟悉儒家经典的人都知道,复旦“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训源于《论语·
子张》一节。
原文是:
“子夏曰: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此句和《中庸·
第二十章》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互为发挥,讲的是儒家增进学业、修养人格的功夫。
将其作为复旦的校训,不仅说明复旦师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可与坚守,更说明传统文化有它历久弥新的魅力。
一直到现在,人们都可以从不同角度解释“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对中国读书人的意义。
南怀谨在《论语别裁》中就说:
“……博学不一定有用,博学要笃志,有一个中心,意志坚定,建立人品,那么知识渊博,有如一颗好的种子,意志的坚定是肥料,培养出花和果来。
”“近思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思想要有中心,一个是不要想得太虚玄太高远,要切近的其实的思想。
”
复旦大学校训: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复旦走过坎坷而光辉的百年历程,倏忽间又迎来十秩开一的喜庆,我不禁想到她的校训,想为之说几句话。
训者教诲也,无非叫学生有所遵循吧。
那是简明爽朗的十个大字:
博学而笃志,切向而近思。
译成白话,大概就是“广泛学习而矢志不移,切实联系学问进行贴近实际的思考”。
百年来复旦师生共同遵循、实践、弘扬着复旦“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训。
校训是近代大学的产物,是各个大学精神的概括、提炼和凝结。
它用最简洁的文字(一般不超过10个字),向学生指明在校期间应做什么,要把自己培养成怎样的人。
复旦的校训出自《论语·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同为复旦学子,方永刚同志把校训完美地体现在了他的人生价值中。
他以坚定的信念长期脚踏实地地在平凡的岗位刻苦钻研,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诲人不倦、勇于创新是他的使命。
方永刚被人们誉为“党的创新理论的传播者”,积极推进、宣传党的创新理论是他毕生的事业,最终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
正是这种复旦精神,铸就了他的伟大。
复旦校训正在激励一代又一代复旦人向前走着向前冲着。
如今,我们亦是复旦大学的一份子,回顾复旦历史,学校的兴衰,都与这些精神能否发扬有关!
因此,我们更应该“再读校训”继承和发扬复旦大学传承了百年的复旦精神!
以实际行动回应方永刚校友对复旦学子的寄语,引领青年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学习科学理论和先进文化,积极投身国家和社会建设。
据报载:
中国青年报社和新浪校园频道以“我最欣赏的十大校训”为题,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问卷调查,共有4672人参与投票,最终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获第一(得票率54%)、我校的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获第二(得票率40%)、中山大学的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获第三(得票率35%)。
窗体顶端
窗体底端
这次校训评选中获第四到第十名的依次为山东大学的“气有浩然,学无止境”(得票率33%)、
南开大学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得票率29%)、北京师范大学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得票率28%)、中国政法大学的“厚德、明法、格物、致公”(得票率27%)、中国海洋大学的“海纳百川,至人至德”(得票率26%)、苏州大学的“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得票率22%)、
北京大学的“勤奋、严谨、求实、创新”(得票率20%)。
(许有成)
复旦大学的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获得第二名。
李政道教授特别欣赏每句话中的第二个字——学和问。
学问就是要问问题,而不是答问题。
然而,我发现我们国家与西方有很大的文化差异,英美的家长看到小孩从学校回来问他的是:
“你今天提了几个问题?
”我们的家长问:
“你今天考了几分啊?
”而且有一次我看到,有一个人上班的时候非常不高兴,我就问他:
“你今天怎么了?
”他说:
“气死我了,我女儿考了99分。
”我说:
“我搞物理的,差一分,误差1%,达到了国际水平啊。
“差一分能进复旦大学吗?
”我无话可说。
我们现在的考试制度是非常严格的,这也给我们的大学文化带来了深刻影响。
爱因斯坦曾说过:
“我没有特别的才能,只不过是喜欢穷根究底罢了。
”美国的氢弹之父泰勒进实验室都要问问题,每天至少提十个问题。
但是往往有八九个问题是错的,而他的伟大创造就是在那一两个问题上。
20世纪最伟大物理学家之一玻尔曾说:
“没有愚蠢的问题。
用校名出典句“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日月”和“光华”命路名,赞同率也很高。
“复旦”这个校名,取得真是很隽永,耐人寻味。
这么好一个校名,是谁给取的呢?
他就是复旦创始人之一于右任。
于右任自幼饱学诗书,中过举人,被人称为“西北奇才”。
因为反对清廷,被当作革命党通缉,逃到了上海。
是马相伯将他化名为刘学裕,收入自己创办的震旦学院学习。
因为不满法国教会势力排挤马相伯、篡夺学校领导权,于右任与沈步洲、叶景莱、邵力子等同学,带领大家退出震旦,拥戴马相伯另立新校。
于右任选取《尚书·
大传·
虞夏传》之句,“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中的“复旦”二字,给新校命名,一含恢复震旦之意,二含振兴中华之意,三寓意着复旦有与日月同辉的强大生命力。
今天,当我们行走在“光华大道”上,倘样在“日月东路”与“日月西路”,除了憧憬明天的光明与美好之外,还可用心体会一下昨日前辈校友反帝爱国、振兴中华的情怀。
校训,是学校训育学生的指导性用语,常被师生引为座右铭。
复旦的校训一一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是1915年校庆十周年时确立的,选自孔子《论语·
子张篇》,与“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立校精神相呼应。
这次征集路名,许多人也主张用“博学”“笃志”“切问”“近思”作路名,因为校训比较能够反映富有复旦特色的学统。
90周年校庆时,为了弘扬复旦学统,学校特地造了校训墙,并请李政道先生作关于复旦校训的演讲。
李政道阐发了新的含义,他将“问学”与“思志”相组合,强调学习要有创见,不能只学着回答问题,还要学会怎么“问”问题;
青年人要有志气,要了解自己的才能与兴趣所在,相信自己的生命是有特别意义的,是要做一番事业的。
李政道认为复旦的校训非常有意义。
遗憾的是,“笃志路”与“近思路”若用上海方言念的话,容易产生歧义,“切问路”又多少有点生僻,最后,决定先采用“博学”命名,故将校训墙南侧的路命名为“博学南路”,将校训墙北侧的路命名为“博学北路”,但愿五湖四海来的学子们,都能在复旦这座大熔炉里,把自己陶铸成博学多才的复合型人才。
青年与创新专家简介:
杨福家,1936年6月出生。
教授,1991年起任中国科学院院士。
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高级顾问,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
这张照片我很有幸,和泰勒一起照的。
他几年前已经过世了,他是美国的氢弹之父。
旁边三位都是复旦毕业生,他是核基地的副司令、少将,他是我的同班同学,他是清华毕业的,他的前任所长,第一任所长是邓稼先,这位是北大毕业的、中将,别人称他为无花果,是赞扬他一直在默默无闻地在为国家作奉献。
这位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总工程师。
所以这张照片里2位是清华人,3位是复旦人,这完全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使我们6个人在一起拍了这张照片。
我选这张照片的目的是想告诉大家泰勒这个人。
泰勒在实验室里非常有名的事情是什么?
每天提出10个问题,其中八、九个是荒唐可笑的问题,但是伟大的贡献就出在一个、两个问题上面,所以波尔就讲了这么一句话,(英语)“没有愚蠢的问题”。
所以同学们你们不要顾忌“我这个问题怎么样”,没有愚蠢的问题。
老师应该鼓励同学们提问题,老师觉得能回答就回答,不能回答就坦率承认自己不能回答,不要倒浆糊。
不能回答是很自然的,很正常的。
复旦的校训是: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李政道在复旦90周年揭牌仪式上,把这个刻在石板上。
李政道说,我最赞赏的是这句话里的第二个字,学和问,博学而笃志的学,切问而近思的问。
学问学问是学习问问题,而不是学习答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数学奥林匹克比赛老是拿冠军,冠军拿了很多,可是在数学上没有大的创意,原因就在此。
因为我们都是学习答问题,而不是学习问问题。
所以大数学家都在呼吁,不要再让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把年轻人引入歧途。
杨福家:
复旦给了我什么?
[2008-5-23]
大学是群英会集的殿堂,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子相聚,在人类知识的宝库里,在大学精神弥漫的氛围中,自由探索,百花齐放,宽容厚爱,追求真理,付之实际,实现梦想。
3月13日,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福家教授在逸夫楼报告厅作演讲,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向复旦学子阐述了青年成才的必备要素,即人生观、兴趣、导师和学术氛围、机遇。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对世界的责任、对祖国的情怀”就是杨教授的人生观,也是支持他在核科学研究领域孜孜不倦耕耘的精神动力。
1963年,经过选拔,杨教授来到了原子物理故乡丹麦玻尔研究所。
出国之前还有个小插曲,由于以往的外语学习以俄语为重,而去丹麦必须要具备良好的英语基础,杨教授等人就到北京接受集训,老师许国璋断言两年之内他们都不可能学好英语,杨教授不服输,坚持每天勤说多讲,功夫不负有心人,半年后顺利通过考试。
来到丹麦,杨教授是全研究所中唯一一个没有博士学位的人,又代表着祖国的形象,为了不让外国人瞧不起中国,加倍努力,经常连续24小时甚至48小时泡在实验室,最终取得了成绩,也赢得了外国人的尊敬。
丹麦科学家玻尔成名之后,世界各地都盛情邀请他前去工作,他都拒绝了,坚持留在自己国家,并一直引用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的话:
“丹麦是我出生的地方,是我的家乡,这里就是我心中的世界开始的地方。
”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的于敏说过:
“中华民族不欺侮别人,也决不受人欺侮,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
这种朴素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一直是我的精神动力。
”杨教授通过这些科学家的事例告诫复旦学子要以国家利益为重,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识,为祖国作贡献。
培养对科学研究的兴趣
英国人AndrewWiles十岁的时候在图书馆被费马大定理迷住,30年后宣布解决了世界数学界360年没有解决这一难题获得了当今数学最高奖菲尔茨奖。
从1985年到1993年的九年中,身为普林斯顿的正教授,他基本上没有发表学术文章,九年如一日潜心钻研费马大定理,最终获得成功。
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华裔科学家丁肇中就曾说过“好奇心是科学研究的原动力。
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固然辛苦枯燥,但给与研究者的快乐也是别处体会不到的。
杨教授与同事进行研究,做来做去没有任何发现,直到有一天凌晨两点半,实验产生了重大突破,当时心情之激动是很难用言语描述的。
他希望复旦的研究生们能在学习钻研过程中,“至少要有一次激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研究二字”。
大学和导师的任务:
让每一个学生成才
杨教授表示他从教育工作获得的感受是“大学要有有形资产(大楼)、人力资源(大师)、文化内涵(大爱)”。
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校长GabrielRuget认为“学校的任务是发挥学生的天才”;
哈佛大学350年校庆之际,有人问,学校最值得夸耀的是什么?
校长回答说,不是哈佛出了6位总统,3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是让进入哈佛的每一颗金子都发光。
学校的学术气氛对于研究者来说非常重要,波尔研究所之所以成为“物理学的朝圣地”,正是“平等、自由讨论和相互紧密地合作的浓厚的学术气氛”吸引了一群30岁左右、热情洋溢的年轻人如伽莫夫、狄拉克和海森伯格,形成了具有“大胆涉险精神、深奥的研究内容与快活的乐天主义的混合物”的“哥本哈根精神”。
每当研究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杨教授就会和同事一起讨论,思想的碰撞总会激发出灵感的火花。
同平等、自由、宽容的哥本哈根精神一样,哈佛校长、经济学家LawrenceH.Summer也称,哈佛的文化就是思想胜于权威,即便是一个刚入学的新生也敢于挑战校长。
如果一个学校能做到这一点,离一流大学就不远了。
3000年的希腊生物学家、散文家Plutarch曾说过,“头脑不是一个要被填满的容器,而是一把需被点燃的火把。
”教师应该是广大学生的点火者,而不是灭火者。
全世界的导师制源于牛津大学,导师对学生引导,直到在学生的心里点燃火苗。
二十世纪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海森伯格的成功就离不开其导师安诺德?
索末菲的英明———年仅21岁海森伯格被带去与诺贝尔奖获得者波尔对话,有备而来的海森伯格向波尔提出几个击中要害的问题,被邀请会后散步讨论,进而获得去研究所学习工作的机会,从此走上了研究道路。
复旦的校训是“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李政道认为其中的“学”和“问”是精髓。
爱因斯坦也说过问的重要性。
正是问题“世界是由什么组成的”带来了自然科学。
氢弹之父EdwardTeller每天都问十个问题,其中八九个都是很荒谬的、很简单的,但伟大的创造往往就蕴于那一两个问题上,所以杨教授告诫各位年轻的同学不要怕问错问题。
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因为没有问题就没有创造。
机遇
牛顿和爱因斯坦固然是杰出的天才,也经过了艰苦卓绝的自身努力,才达到了科学研究的巅峰。
但不同否认,他们同时也是最幸运的人,因为人类只有一次机会去建立世界的体系,也只有一次机会改写物理学的进程。
杨教授希望各位复旦学子能在潜心学术的同时,善于把握机会,从各方面完善自己,因为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头脑的。
王焕丽根据录音整理
来源:
《校刊》714期
"
是复旦大学的校训。
李政道教授曾称赞说,复旦大学的校训好就好在每一句的第二个字,学与问。
学问就是学习问问题,没有问题哪来创造性思维。
怎么样才能使我们的学生有更多的问题问出来?
杨福家认为,关键在于教育者要明白,"
学生的头脑不是一个被填充的容器,而是一个待被点燃的火种"
。
这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面对的每个火种都不一样,不能用"
大锅饭"
的形式去教育,而是要发现每一个学生的潜能,与学生一起寻找自我,点燃他创造的潜能。
由校训谈复旦精神
关于“复旦精神”的讨论已历多时,收获甚丰。
如何能够切中这个主题,应该说是颇为不易的。
精神的东西,总要高度概括,总要举其大旨,但又不能空中阁楼,泛泛遗失其具体。
思之再三,或以为我们的校训乃能体现精神之“道”,又不离复旦之“人伦日用”者。
所谓复旦精神,必为某种传统的东西;
而传统的东西,又必包含过去的环节。
但仅属于过去的东西,不能构成为传统;
因为真正说来,传统乃是依然活着的过去,是活在当下并且总是筹划未来的过去。
那么,在“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这一校训中,究竟有什么可属此种由过去泛入今日的精神呢?
依我之陋见,或许有以下三端:
第一,求知识,求学问。
“博学”就是大其学,广其学,就是求知识。
这一点,无论如何总是最基本的要求。
但是,在我们的校训中所谓求知识同时也就是求学问,所以说要“切问”。
知识与学问有什么分别呢?
一般说来前者是既与的,被给定的;
而后者是探索性的,由问题引领着前来照面的。
李政道教授在
复旦的一次讲演中很精当地区分了所谓“学问”与“学答”,以为真正的学习不是按照既定的程式来学回答,来给出一律之答案,而是“学问”——学习不断探索性地提出问题。
约言之,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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