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学两界中的罗文干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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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耿直，风度初现，罗文干此举“大得称誉，其胆识固可服也”（马叙伦语）。

袁世凯死后，罗文干得以回京复职。

随后北京政府成立修订法律馆，罗文干出任副总裁。

　　1919年巴黎和会时，罗文干以考察司法的名义前往欧洲，重入四大律师公会之一的“内寺院”修完学业。

归国后，罗文干除继续担任修订法律馆的副总裁，还应好友蔡元培等人的盛邀，在北京大学和司法讲习所兼任法学教授。

　　随后，罗文干因具备丰富的法学知识，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司法部专门委员。

罗文干开始涉足外交舞台，一鸣惊人。

在尤为关键的山东问题交涉中，罗文干力主强硬，从法律的角度指出《二十一条》等中日间条约的不合法性，从而激励中国代表不作让步，最终使山东问题获得解决。

　　既有法学专业优势，又有外交才干，如果就这样在仕途道路上平稳地走下去，罗文干就是一位技术型的高官，波澜不惊。

但他被卷入震惊朝野的案件，让他的人生充满了变数和惊险。

　　【一波三折的“罗文干案”】

　　“干倒罗文阁已空，一声混蛋滚匆匆。

早知王宠难为惠，从此高恩竟不洪”。

1923年，这首打油诗流传在北京的茶楼酒肆、街头巷尾。

这是继刘禺生讽刺洪宪帝制的“洪宪纪事诗”之后，广为流传的政治打油诗。

这首打油诗，内嵌着三个人的名字：

罗文干、王宠惠和高恩洪，要想读懂这首打油诗，还得从1922年的“好人内阁”说起。

　　1922年5月，蔡元培、胡适、王宠惠等名流学者，纷纷在报刊上呼吁建立“好人政府”以改革政治。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大获全胜，曹锟、吴佩孚控制了北京。

一向以尊重舆情形象示人的吴佩孚，与当时的内阁发生矛盾，便改组新阁，王宠惠为总理，辅以财政总长罗文干、教育总长汤尔和、内务总长高恩洪及其他知名人士，被称为“好人内阁”。

这个短命的“好人内阁”只存在两个月零六天，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这一届内阁成员，是保定、洛阳为代表的直系实力派和以吴景濂为首的国会等几方矛盾暂时取得谅解后的产物。

直系军阀内部的矛盾以及政客之间的斗争，注定了“好人内阁”的短命。

曹锟为当总统，吴景濂为当内阁总理，联手打击内阁，以财政总长罗文干签订借款合同事件为由，寻找突破口。

　　1922年11月18日晚7点，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和副议长张伯烈，借口财政总长罗文干在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时有受贿之嫌疑，带着相关“证人”和证据，要求总统黎元洪签字将其逮捕。

黎元洪看完相关文件，犹豫不决，他当然知道签字意味着什么――这既不符合法定程序，又会引起轩然大波。

按照法律，就算内阁成员有违法之举，逮捕令也需要经过内阁同意才能生效，而黎元洪仅凭一面之辞直接下令逮捕阁员，不但越出了总统职权范围，更是对责任内阁制度的严重破坏。

　　看到黎元洪犹豫不决，吴景濂在一旁威胁道：

“如果罗文干逃走，那么责任就全在总统身上了，请总统不要再犹豫了。

”黎元洪性格柔弱，因为“临时约法”的制约，处于国会和内阁之间，常常被逼着签字。

面对逼迫，一咬牙，索性签了字。

　　是夜11点左右，罗文干、黄体濂在自己的住处被军警逮捕，当夜被送入京师地方检察厅，收入看守所羁押。

罗文干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被捕；

京师地方检察厅的工作人员，做梦也想不到会羁押前任总检察厅厅长、现任财政总长。

　　内阁总理王宠惠半夜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得知罗文干被捕的消息。

次日凌晨3点，他到京师地方检察厅探视，要求保释罗出狱。

罗文干的倔脾气来了――说抓就抓，说放就放，民国还有法律吗？

他坚持要求案件交由法庭处理，还自己清白，并提出两点要求：

其一，让黎元洪下令承认逮捕为非法；

其二，拘捕吴景濂、张伯烈，以诬告罪处理。

　　罗文干被移送京师地方检察厅后，出现了很多戏剧性场面。

京师地方检察厅检察长熊元襄看见老上司来了，不敢怠慢，礼遇有加。

请罗住在检察长办公室里，亲自陪罗谈天解闷。

问话也是用属员参谒上司的礼貌为之，不敢多说一句话。

根据当时法院规定，在押犯人仅可在星期三接见访客，而且还要事先批准，接见时有法警从旁监视，谈话不得涉及案情。

可是罗文干到案后，总理、总长、达官贵人等前来探视，络绎不绝；

而在谈论案情时，放言无忌。

　　罗文干被拘押，吴佩孚通电表示反对，亦引起学界的抗议。

11月22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在会见记者时就说：

“余认此举为国会及总统双方之自杀，于钧任（罗文干的字）人格一无所累。

”

　　面对王宠惠怒气冲冲的指责，以及舆论的压力，黎元洪坐不住了，表示要立刻将罗文干接出来以示诚意。

11月22日，黎命汪大燮、孙宝琦等向京师地方检察厅出具了一张保单，派自己的专车――北京红牌第一号迎接罗文干出狱，并把罗接到总统府来。

于是，罗文干从“犯罪嫌疑人”一跃成为总统的“府上宾”。

黎元洪走下台阶迎接，向罗文干赔不是，紧紧拉着他的手，诚恳地说：

“我委屈你了！

”并说：

“非我委屈君，则君之人格名望，何能倍增囊昔？

岂非一大可喜之事。

现在此案既已明白，君可回家，明日起即请到财政部办事，万勿介意。

”言下之意为：

要不是我签字抓你，你能火吗？

你的名望能有今天这么大吗？

坏事反而成了可喜可贺的好事！

但罗文干毕竟是法律专家，法律专家的思维怎能和政客一样？

他依然打算通过法律程序追究违法人员的责任。

　　可人算不如天算，局势出乎罗文干意料，他出来后屁股还没有坐热乎，“剧情”便突然反转了。

　　11月23日，曹锟通电全国，认为罗文干受贿渎职，丧权辱国，建议组织特别法庭，进行彻底的追究。

原来曹锟得知《奥款展期合同》中吴佩孚得了军费50万，自己却没有一分进账，他马上派人到交通部查账，查出半年来交通部转账拨款清单，一共有509.9万元拨充洛阳军费，至于拨交保定的仅有242.4万元。

曹锟这一强硬之举，让吴佩孚顿时明白了谁是老大。

“好人内阁”的后台吴佩孚“疲软”示好曹锟，直接导致“好人内阁”的垮台。

内阁总理王宠惠、外交总长顾维钧、内务总长孙丹林、司法总长徐谦、教育总长汤尔和辞职。

“津保派”借罗案立阁的目的算是达到了。

　　在熊元襄的主持下，“罗文干案”继续向前推进，依法审理，再次传票吴景濂、张伯烈到庭。

这对吴景濂、张伯烈无疑是一种打击。

吴景濂恼羞成怒，以国会的名义威胁京师地检，扬言要撤了熊元襄等人的职。

京师地方审检厅不为所动，顶住压力，独立审查案件。

京师地方检察厅认为“犯罪嫌疑不足，行为不构成犯罪”，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

1923年1月11日，将罗、黄二人交保释放。

　　这样的结果，国会岂能善罢甘休。

1923年1月17日，众议院通过重新查办罗文干的决议，并要求查办京师地方审检厅的法官。

几位无耻政客粉墨登台，开始了一连串的表演。

新上任的教育总长彭允彝是亲津保派阁员，为迎合国会，在阁议中也提出再办罗文干。

时任司法总长的程克遂以司法部命令的形式，命令法庭拘罗再议。

罗文干、黄体濂等人再次被捕入狱。

为了把罗文干案办成“铁案”，程克将京师地方审检厅大换血，安插上自己的亲信。

　　罗文干第三次身陷囹圄，引发学潮和全国性的抗议。

首先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受够了“举凡政治所有最卑污之罪恶、最无耻之行为”，认为教育总长彭允彝的提案无耻，不愿与之共事，通电发表辞职宣言和离职启事。

离职启事说：

“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已呈请总统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

”蒋梦麟、胡适等各教员亦以“干涉司法有污教育尊严，教育界不能不自重人格”为由提出辞职。

北大学生两千七百余人集会并请愿，声讨彭允彝“摧残教育，干涉司法”，请求国会否决彭案、政府罢免彭职。

　　法律界的声讨之声更是席卷各地。

各地司法机关的司法人员为了维护司法独立，敢和司法部抗衡，并能够以《临时约法》为武器，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而斗争。

值得一提的是，前国会议员刘崇佑律师，为罗文干辩护。

　　顾维钧再次被任命为外交部长时，强硬表态，发声为援：

罗案不澄清，绝不上任。

而抗议请愿的学潮被警察镇压之后，舆情更加汹涌澎湃。

　　1923年6月29日，法庭作出判决，以其“或行为不能成立犯罪，或犯罪嫌疑不能证明”，判令罗文干无罪。

事实上，罗文干并没有立即获得自由。

1924年的2月，地方检察厅向高等审判厅撤销上诉，罗文干被无罪释放。

　　“好人内阁”昙花一现，与罗文干案紧密联系在一起。

“君子如水，小人如油”，君子清洁、淡泊、有操守；

小人油滑、炽热、重利益。

试想，几滴清水落到火爆的油锅中，群小沸腾，迸溅不相容。

“罗文干案”爆发，就如同滴到热油锅中的几滴清水。

罗文干一案，折射出北洋政府的乱象，罗文干只是直系军阀内部矛盾和政客斗争的一枚棋子。

处于漩涡中心的这枚棋子，以牺牲了一年多的自由为代价；

曾任北京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的罗文干，三次被捕，尝铁窗风味，亦是一面镜子，照见无耻政客践踏法律的行径，也照见独立法官捍卫法律尊严的壮举。

　　罗文干后来写了《狱中人语》一书，对国会议员作深恶痛绝之评语：

“国会到今日人人真是讨厌到不耐烦了，我不敢刻薄到叫他们议员大爷做猪，但我敢说议员大爷真已无代表人民资格了，出席讲钱，制宪讲钱，真正的人民当时选他们出来的时候，是希望他们如此吗？

”有“罗文干案”在前，后来的曹锟贿选当上总统，也就不稀奇了。

正如梁启超哀叹，“司法破产”到了这一步，国会已名存实亡。

　　【助张学良一臂之力】

　　1928年是民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蒋介石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蒸蒸日上，而北京的以张作霖为代表的北洋政府则日薄西山。

1928年2月25日，已成强弩之末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垂死挣扎，改组政府，任命罗文干出任外交总长。

此后五六年的时间，罗文干的政治生涯与少帅张学良紧紧联系在一起。

　　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矛头直指北京。

张作霖感受到北伐军的锋芒，同时也感受到日本的威逼。

在罗文干的劝谏下，张作霖决定撤兵罢战，返回东北。

6月2日，张作霖发表了“出关通电”，宣告“退出京师”。

6月3日，张作霖退出北京，让罗文干以外交总长身份留京维持秩序。

4日，张作霖的专车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设置的炸弹炸得只剩下一个底盘。

张作霖被救至沈阳，不治身亡。

奉天当局对张作霖之死秘不发丧，电告张学良速回沈阳。

罗文干协助张学良秘密返回东北，由此结束首次外交总长任期。

　　张氏父子对罗文干有知遇之恩，随后，罗文干应东北大学聘请，到文法学院任教授。

1931年被东北大学聘为大学委员会委员。

罗文干本想在大学专心教书做学问，在张学良的再三劝说下，仍免不了从政并身兼多职。

罗文干于1928年底开始担任张学良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高等顾问。

随着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罗文干顺理成章出任国民政府的官员。

1931年12月转任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1932年1月兼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

罗这一次出任外交部长，处于政治夹缝之中，在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与调节中，在中华民国与日本的斡旋和谈判中，都可见到罗文干的身影。

在日本步步入侵、战云笼罩的阴影下，罗文干为了国家利益而积极奔走。

　　1931年是多事之秋，内忧外患纷来。

日本对东三省觊觎已久，不断制造事端。

国内，军阀派系之间，国民党之间，政争不断。

两广（广东、广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以武力为依托，于1931年5月28日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史称“宁粤对立”。

“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全国舆论强烈要求国民党结束分裂对峙的状态，宁粤双方迫于舆论压力，表示愿意和平解决争端。

双方都争取张学良的支持，以达到己方的政治目的。

　　“宁粤和谈”开始后，张学良即派罗文干南下广州，了解情况，并敦促双方和平解决争端。

10月6日，又派罗文干和刘哲乘坐他的专机前往南京、上海参与和议。

笔者尚未发现有关史料，罗文干在这次和谈之中起到多大的作用，但可以确定的是，1931年，张学良信赖、倚重罗文干，罗则为张出谋划策，南北奔走。

　　“九一八”事变，由于张学良错误的判断，奉行不抵抗政策，结果东三省沦陷。

而国民政府则寄希望于国联的调停。

1932年6月18日，汪精卫、宋子文、罗文干、顾维钧、王树翰、曾仲鸣等，自南京飞抵北平，准备会晤自东北调查回北平的国联调查团。

19日，张学良在北平顺承王府宴请汪精卫、宋子文，“协议对日交涉方针”。

罗文干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外交工作。

　　1933年2月，日军又开始进攻热河。

国民政府和张学良决定誓死抵抗。

战事初始，张学良以及他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宋子文前往热河视察。

3月22日，端纳给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罗文干发急电，要求中央支援。

罗文干把端纳的信函呈送国民政府。

然而，南京并没有派兵增援张学良，因为蒋介石正在江西对红军进行围剿，热河再次失守。

出事后，蒋介石、汪精卫以及全国各派势力连同老百姓，一直要求张学良下台以谢国人，端纳又对张学良献计：

赶紧下野，出国避风。

其实，张学良对这个建议，并不感到意外。

　　1933年3月10日，蒋介石、张学良在保定蒋氏专列会晤。

蒋介石对张学良说：

当前的局势好比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舟内只能坐下一人，我们谁离开这个小船好呢？

张学良说：

我离开。

　　与蒋道别后，张学良回到自己的专列，伏枕大哭，在一旁的端纳劝说，还有机会，“做个大丈夫，要勇敢，要坚强”。

最终，张学良选择了辞职，罗文干仍然在外交部长的任上，背负着来自国内国外的巨大压力。

　　只有在太平盛世的梦想下，才能获得精神的安慰。

1932年11月1日，创刊近三十年、久负盛名的《东方杂志》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发出约四百多封征稿信，胡愈之在信中说：

“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

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

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于1933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梦！

”1933年新年伊始，《东方杂志》就刊登“新年梦想”征文，罗文干撰文，表达自己的梦想：

“内争的勇敢毅力，专用来对外，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钱。

”梦想着“永远做太平盛世的国民”。

　　由于《塘沽协定》的签订，罗文干在现实与梦想之间，找不到出路。

1933年12月，辞去外长兼职。

　　【从几个细节看罗文干】

　　在晚清民国的外交家中，有不少人具有法学背景。

比如，伍廷芳（中国近代第一位法学博士，李鸿章的法律顾问）、王宠惠（曾任海牙常设国际法庭正法官）、顾维钧（专攻国际法和外交）。

在具有法学背景的外交家中，罗文干非常具有“中国特色”――这里指的是他的着装。

在英国考取大律师资格的罗文干从不穿西装，除了正式的外交场合之外，他绝不说英语。

当然，朋友都知道他通晓英文、德文等多门外语。

头戴瓜皮帽，缚带绑腿，拖着布鞋，身上则是遍布油渍的大绸袍，这就是罗文干的标准画像。

如果会见重要的外宾，他会把一套崭新的蓝袍黑褂穿上，等接待仪式结束，又换回长袍。

如果罗文干从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下班，走在繁华的新街口，没有人会想到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外交部长，不认识他的人，还以为是一位土豪，或者是刚进城的乡绅。

　　罗文干的穿着打扮，与另一位民国外交部长陈友仁相映成趣。

陈友仁从小受英国教育，在海外当过律师，但一生不穿中装，不讲国语，活脱脱一个长着中国脸的外国人。

　　虽然穿着沾满油渍的大绸袍，当的官儿又都是要职，但罗文干非常廉洁。

上世纪30年代，罗文干担任外交部长，按照规定，外交部长每个月有三万元的特别办公费，勿需报销，可直接支取，这笔费用一直被当作部长的福利。

但到了罗文干这一任，对这批特别办公费分文未动。

他卸任时，将数年节余的特别经费90余万元如数交还国库，为历任部长未有之举。

　　因为从事的是法律、财政和外交工作，罗文干外表给人的印象是：

认真严肃，不苟言笑。

其实不然。

在马叙伦的记忆中，“钧任平日喜语，语不避人，然率直直出肺腑”。

他偶尔幽默，令人莞尔。

上世纪30年代初，罗文干出任民国政府司法行政部长，并兼任外交部长。

他两腿修长，上楼梯常常一步两级。

别人问他为何如此，答道：

“我身兼两职，假如不是一步两级，那是不合法的。

”即使在外交场合，他有时也很风趣。

抗战初期，政府推动欧美外交，他和陈公博访问意大利，会见意大利外长齐亚诺。

罗在宴会上拿出一张名片，写道：

“齐亚诺先生，我介绍陈公博这个淘气小孩给你。

　　从罗文干一生的履历来看，他从民国初始，一直从政。

但在上世纪30年代外交部长任上，面对中国在对日战场上节节败退，先后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和《塘沽停战协定》，不堪受辱，先后辞去了外交部长和司法行政部长职务。

几经周折，1938年，转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谁能料到，执教西南联大，竟成为罗文干生命中最后的时光。

　　在昆明，面对日寇的飞机轰炸，罗文干和西南联大的教授一起，弦歌不辍，培育栋梁。

他开设有《中国法制史》《罗马法》等多门课程。

因为他的传奇经历，吸引了众多学生听课。

虽然在校园教书，但在抗战年代，并不能置身于象牙塔，而对政治、军事置若罔闻。

由于罗文干在政学两界均有信望，他成了国民政府公布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39年9月，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大会通过的《请政府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和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成立为标志，抗日战争时期第一次宪政运动拉开了帷幕。

宪政期成会会员中，西南联大教授有五人，占全数的1/5，他们是周炳琳、傅斯年、钱端升、罗文干和罗隆基。

此次运动罗文干出力甚多，参与撰写《五五宪草之修正》一文，发表时署名“罗隆基等”。

参与和推动战时的宪政运动――这已是罗文干参政的“绝唱”了。

　　1941年秋天，罗文干自昆明返回广东。

他离开昆明时，没有料到这是最后的告别。

马叙伦在回忆罗文干的文章开篇写道：

“1941年10月18日，报载罗钧任殁于广东乐昌县。

”罗文干患恶性疟疾，如果在昆明，还可以找法国医生救治，但在抗战时期的广东乐昌县，缺医少药，以致英年早逝。

　　战乱之中，好友飘零东西，别有参商之阔。

马叙伦手执报纸，泫然泪下，笔书：

“失一良友，而不得临抚起棺，怆如何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