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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把这部分活动也纳入到课程含义之中。
目前许多教师对课程的认识是比较狭隘的。
提到课程,好像就会想起教学计划、课程学科、进度、课程表。
这是在我国长期的中央集权的课程管理体制背景下产生的一种观念,是典型的“小”课程观。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课程改革,已经使得我国课程管理体制从“中央集权”型转变为中央、地方和学校的“三级分权”型。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外课程实践的发展和课程研究的理性认识成果,不断地丰富我们的认识。
这强烈地要求并促使我们走出“小”课程观,建立起崭新的大课程观。
应该认识到,课程集中体现了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
课程是实施培养目标的施工蓝图;
课程是组织教育活动的主要依据。
因此,只有对课程有一种全面的、广义的认识,才能使教育活动不断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全面的观点,把课程的本质看成既是一种“教育计划”,也是一种“预期教育结果”,还是一种学生获得的“教育经验”,等等。
进而,人们站到人和儿童的本性是“活动”的高度,把课程看成是“一段教育进程”。
课程不仅仅是存在于“观念状态”的可以分割开的“计划”“预期结果”或“经验”了,课程根本上是生成于“实践状态”的无法分解的、整体的“教育活动”。
既然是“教育活动”,就必然现实地而不是抽象地包含着和关涉着教育的各个方面、各个要素和各种成分。
课程实质上就是实践形态的教育,课程研究就是实践形态的教育研究,课程改革就是全面的实践形态的教育改革。
全面的课程观认为,课程的属性和类型是多方面的,包含了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显在课程与隐蔽课程,也就包含了课堂教学与课外教学、模仿教学与陶冶教学。
学校里实际上既有课程计划和课程表规定的“显在”课程,还有未进课程计划和课程表的“隐蔽”课程。
与此相应,学校里以课程为依据的教学,一方面有课堂教学与课外教学之分,另一方面还有模仿教学与陶冶教学之别。
因为学生获得经验或学习结果,从客观空间途径看,不仅有教室和实验室里的教师“输出”与学生“输入”的课堂“授受”途径,也有课堂外、学校外的教师引导、学生体验的“思行”途径;
而从主观学习形式看,不仅有通过在课堂内外与教师的直接接触的模仿形式,也有通过置身校园文化中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陶冶形式。
全面的课程观认为,教师活动实际上贯穿了整个课程研制过程。
在课程实施和评价阶段,教师无疑都是参加者。
即使在课程规划阶段,教师也是直接或间接的参加者。
每位教师的备课,实质就是在学校情景中班级层次上的课程规划。
“显然,在课程研制过程中,教师被赋予了课程研制者角色,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这样,课程研制者和教师也就成为课程规划、教学活动和评价活动的主体。
而同时,教师不是课程的唯一的实施者了,学习者也是课程的实施者(例如,在学校教育中学生同时兼学习者和实施者两种身份);
如果将课程的实施途径扩大到教学活动以外的一切活动及潜移默化的影响,那么学习者的自主活动不能不影响课程的实施效果,从而间接影响课程编制者及实施者(包括学校和教师)。
全面的课程认为,课程的决策层次构成,一般分为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
课程改革需要调整并建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之间的关系,使它们在新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里达到新的平衡。
二:
“校本课程”概念 “校本课程”概念根据我们的理解,包含两层含义:
一是使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校本化、个性化,即学校和教师通过选择、改编、整合、补充、拓展等方式,对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进行再加工、再创造,使之更符合学生、学校和社区的特点和需要;
二是学校设计开发新的课程,即学校在对本校学生的需求进行科学的评估,并充分考虑当地社区和学校课程资源的基础上,以学校和教师为主体,开发旨在发展学生个性特长的、多样的、可供学生选择的课程。
通过我校校本课程开发的实践探索,我们感到,校本课程就在我们身边。
一、从选修课和活动课逐步走向校本课程
多年来我校努力优化课程结构,为现代化人才提供富有特色的培育基和生长点,在探索中形成了“必修课、选修课、活动课”三大板块课程改革及若干重点学科课程改革模式,为校本课程的开发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999—2001年,我校每位教师根据自身特点,在初中各年级开设了九门、十几类选修课、活动课,内容涉及到学科、科技、艺术、体育、社会等各方面,类型包括教师指导型、竞赛型、兴趣型、特长型、提高型、讲座型和活动型。
开设选修课和活动课一班先由教师个人申报,经学校进行合理分析与评估确定后,充分利用学校现有场地,多媒体、多功能厅及地下各类教室上。
学校为学生创设自主发展、自主活动的时间和空间,每天下午第四节课为学生自主发展时间,实验室、图书馆、微机房、运动场等所有课程资源向学生开放。
这样,承担课程的老师人尽其才,学生各得其所,学校设施物尽其用。
为了积极探索和建设符合我校校情的、满足学生发展需求的、能展示教师创造才能的校本课程,使之具有基础性、开放性、科学性、实用性,首先要提高广大干部、教师对开发校本课程的意义、目的的认识。
要使大家认识到,如果说国家课程注重基础性和统一性,校本课程则关注独特性和差异性,在适应社会变化方面更加灵活,更加贴近学生的实际需要,从而能更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发展。
同时,校本课程的开发,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为教师提供了无限的表现与创造的空间。
要相信老师们不但能按教科书教课,而且能自己开出学生喜欢的课来。
这是一种压力,一种责任,一种渴望,一种成功。
事实上教师参与课程开发,可以缩小课程开发者与实施者之间的距离,使课程计划更符合学校、教师、学生的实际。
当然,教师参与课程开发的前提是教师能够比较好地理解和把握课程的本质。
事实上,课程不仅是学生学习内容及其进程的总和,更是对学生学习经验和个性品质的改造;
不仅是学生学习的“跑道”,更是学生“奔跑”的过程。
能开发学生不同潜能、满足学生不同需要的课程必然是多种多样的,语文、数学、英语等只是其中的一种形态。
课程应是开放的、动态的、民主的、科学的,而不应是封闭的、静态的、独裁的、经验的。
现代课程观要求教师由单一的“消极接受者”变为“接受者与决策者兼而有之”;
由被动的、不自觉的、隐性的课程开发者,变为主动的、自觉的、显性的课程开发者。
教师要实现这一转变,就必须补上课程理论这一课。
关于校本课程,教师要明确它是以学校为基础开发的课程,学校的所有成员(校长、教师、学生)以及学生家长和社区人士都可以参与校本课程的规划、设计、实施与评价;
它既包括对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进行再加工与再创造,也包括学校自行设计的新课程;
开发的目的是尽可能发挥每个学生的个性和特长,开发的理念是尊重学生个体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是学生本位而不是知识本位;
由于它强调学生、教师、学校、社区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因而它必然是开放的、民主的、动态的,且有多种形式;
它应重视学生自身独立的生命价值,而不应过多地强调人的工具性价值。
我们以新一轮课程改革为契机,集中进行校本课程的开发和研究,确立优化国家课程,推进地方课程,开发学校课程的新的学校课程观,努力实现课程的优化和整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在“发展性学力”的培养中展现前瞻性。
在已经对开发校本课程的意义、目的、方式有了认识基础上,将开设的校本课程主要是从学科与综合的角度开设地方与学校选修课,力求课程目标由“关注知识”向“关注学生”转化,并努力把教师“逼”上校本课程研究的最前沿。
充分考虑学生的需求,尊重和满足学生的个性差异,列出“校本课程菜单”,供学生圈点、选择。
为此,学校在学期初开展“学校应该设置哪些课程”?
“怎样开出学生喜欢的课来”的调查,人人参与课程建设,人人提交课程方案。
大家提出了开设“研究性学习指导”、“陶艺欣赏与制作”、“心理健康指南”、“劳动技术与操作”、“科技发展史”、“资源与环境”、“成才修养”、“网上学习”、“阅读指导”、“理化实验”、“历史评述”、“中外文化比较”、“时事评说”、“生物技术与生物行为”等许多课程的意见。
根据调查结果学校提出了校本课程的总体目标和课程框架,并成立了“校本课程开发研究委员会”,制定了《校本选修课程管理办法》,把教师的课程开发情况与考核挂钩,把学生的学习效果与学分联系。
经过一段工作实践,我校已初步形成与国家课程相整合的、对学校育人目标起支撑作用的、适应学校办学条件的、满足学生需求的校本课程结构,包括学科类、科学素养、人文素养、生活职业技能类、身心健康类等校本课程。
同时,大力加强学校课程资源的建设和开发,包括设施建设,学校投资200万元建成了校园网和闭路电视系统;
场地安排:
学校投资改造了地下室各教室,设立了陶吧、专用美术、劳技教室等;
图书到位,学校每年投资5万元图书款提供保证。
经费保障,人员培训等。
目前已经有《研究性学习》、《陶艺欣赏与制作》、《心理健康指南》、《劳动技术和指导》四门课程编写出了《课程纲要》。
二、几点体会
1、打破了校本课程的神秘感
不少教师把校本课程看得很神秘,其实,许多学校已开设的选修课、活动课就具有校本课程的性质,只是学校和教师对校本课程开发还处于无意识状态罢了。
也就是说,许多学校往往有校本课程之“实”,而无校本课程之“名”。
校本课程是开放的、多种多样的。
如研究型课程、自愿报名开设的体育课选修(乒乓球、篮球等)、象我校请外籍教师开设的口语课等其实都是校本课程。
可以说,学校里的课程都有校本课程的成分。
因此我们说,校本课程就在我们身边,它并不神秘,也不是高不可攀的。
2、消除开发校本课程影响升学率的担心
近年来,中考试题命题正在向能力化、素质化、个性化、综合化的方向发展,各学科考试更体现了这一点,而校本课程开发的目标和方向正是发挥学生的个性和特长,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因此,开发校本课程不仅不会影响中考升学率,反而会促进中考升学率的提高。
我们应树立正确的育人观,对待升学率,我们的策略是“不为中考,赢得中考”,满意的升学率应是素质教育的结果,而不是片面追求的目标。
3、教师在校本课程开发中得到了培养、锻炼和提高
教师参与课程的目的是使学校课程更加适合学生的需要,促进学生最大程度的发展,但就教师本身而言是确立教师即研究者的信念,在课程开发的实践过程中促进自身的专业发展。
所以教师参与课程开发不仅是编制出一系列的课程文本,更重要的是参与课程开发过程本身。
从校本课程开发角度而言,为了有效地推进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师必须具备课程意识,形成相应的课程观念。
这些观念包括;
①课程制度观。
三级课程政策的实施,打破了原有的大一统的课程体系,而建立了多元化的课程观。
国家只制订各学科的课程标准,对课程进行宏观控制。
教材则趋向多样化,学校可以选择任何经国家认定准予发行的教科书,这样就要求教师树立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课程制度观。
②课程价值观。
在教育实践中,我国的课程价值取向基本上有两种情况:
一是以对升学是否有用来衡量课程的价值;
二是过早专门化与职业化,以是否满足当前社会的需要来衡量课程的价值。
这些是课程设计时必须考虑的,但课程的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增进个人的幸福,也就是说要考虑课程是不是满足了学生的需求。
教育毕竟是一种造就人的事业,人是教育的出发点,所以课程的开发必须以人的发展为其逻辑起点。
③课程类型观。
建国以来基础教育的课程基本上是单一的国家课程,三级课程的试行,意味着课程的形态发生了质的变化,学校中将是国家、地方、校本三种课程并存。
教师和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开设和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
这样就为学校特色的形成,学生不同兴趣、个性和特长的发挥留下了空间。
④课程开发观。
三级课程政策把部分课时留给学校自己开发,这就要求教师在学校认可的前提下要自己确定开设什么课,这门课的教学目标是什么,具体的教学内容有哪些,如何呈现这些内容,教学效果如何评价等等。
如此就必须改变自己的单一的教授者、课程的消费者的角色,而要把自己定位为既是教授者同时在一程度上又是课程的开发者。
与此同时,教师的课程知识得到积累,课程开发能力得到提高,即将约束在单个学科中的教师的专业特性扩大到学校教育的主体;
将与课程有关的决策重点从原先的“上意下达”的方式转变为教师之间的“讨论”方式;
教师既是教学的实践者同时又是课程的开发者和研究者,因而大大增强了行动研究的意识和能力。
三、几点思考
1、课程观念亟需更新
由于绝大多数教师原来所学的教育学是没有课程论的教育学,加上“校本课程”这一概念在我国正式使用的时间并不长,因此,教师对校本课程的认识难免存在一些偏差。
另外,学校、教师和学生过分依赖和迷信统编的教科书。
这种传统的思想上的习惯势力与校本课程的现实需求之间存在的强大的反差和深刻矛盾,将对校本课程的开发带来观念、制度层面上的阻力。
如何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将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2、教师的知识和技能准备有待进一步加强
校本课程开发中系统的规划、理论指导和实践性研究十分缺乏,因此,校本课程的开发中如何不断强化学校和教师的课程意识,提高学校教师、领导的课程开发技术,使之有课程改革的正确意识,有课程改革的愿望和动力,有开发校本课程所必要的知识、技术和能力,这是校本课程开发的重要条件。
3、缺乏课程专家的指导,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课程开发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这是课程开发走向科学、规范、完善、发展的瓶颈
4、需要强有力的校内、校外的大力支持。
即良好的校内沟通,给教师足够的自由时间和空间,良好的计划组织,可用的教育资源方面的信息,外部参照系,课程理论与技术指导等方面。
为教师尽快进行校本课程开发做好条件上的支持和准备
总之,校本课程的开发是教育迎接新世纪挑战的一种回应,是贯彻落实中央《决定》,实施素质教育对学校提出的必然要求,是学校充分发展办学优势和特色,积极参与国家创新工程,贯彻落实国家的教育方针,促使学生和谐发展继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培养和造就“创造新世纪的人”的一项基本建设。
目标指向明确、内容多样、课程设置灵活的校本课程能使学生在掌握国家课程规定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同时,引导学生在众多的课程的选择中得到个性发展的及时补偿,在选择中发现潜在能力的火花,在选择中培养学生的信息采集和加工的能力,学会学习,使学生在课程的自主选择和个性化知识的掌握过程中形成更多更广泛的能力,更好地认识学习的价值,塑造健全的人格,学会生存。
这些,正是校本课程开发的意义所在。
三:
观点课程概念的文化阐释 课程概念是课程研究的逻辑起点,但传统课程概念大多是以认识论为哲学基础,其不足在实践中日渐凸显.需要我们以新的视角对课程概念进行重新建构。
课程与文化紧密相关,以文化为视角来阐释课程概念可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静态上的课程是具有教育性的先进文化的方案;
动态上的课程是课程研制主体传承、创造先进文化的过程。
“课程”一词作为课程论学科的核心术语,其概念不仅是课程研究的逻辑起点,更是课程实践的指向航标。
但是,研究者们对课程一词的界定却远没有达成共识,反而在见仁见智的阐释中使其处于歧义丛生的境地。
笔者从审视传统课程概念出发,分析传统课程概念的哲学基础,确定造成课程概念杂乱界定的深层原因,进而借助课程发展史和课程文化等领域相关研究的成果。
从文化的视角重新阐释课程的概念。
一、传统课程概念的审视
我国课程学者施良方教授曾对课程概念进行过细致的分析和梳理,把近百种的课程概念归结为六种类型,即:
课程即教学科目、课程即有计划的教学活动、课程即预期的学习结果、课程即学习经验、课程即社会文化的再生产、课程即社会改造。
后来,又有研究者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归纳和总结,将后现代主义学者的课程概念囊括其中。
纵观这些结论,不难看出.几乎所有的课程概念都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哲学基础的,每种概念大都是在认识论的指导下产生的,每种概念都隐含着某些认识论的思想。
众所周知,哲学范畴的认识论是基于认知活动的发生学所形成的相关理论,是探讨人类认识的本质和结构,认识的前提和基础,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知识的评判标准等问题的哲学学说,也称知识论。
因此,虽然有些课程概念将课程界定为静态的学科或经验.如课程即教学科目、课程即学习经验等,有些课程概念认为课程是动态的活动或生产,如课程即有计划的教学活动、课程即社会文化的再生产等;
但无论是哪一种课程概念,都没有逃脱知识论的泥沼。
以静态的学科或经验为核心的课程概念认为课程是“存储”知识的容器,而以动态的活动或生产为核心的课程概念把课程当作“运输”知识的工具,它们都强调对知识的选择、掌握、传承和评定,强调知识在课程中的基础性地位。
以认识论为基础的课程概念对课程研究和课程实践的展开确实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其不足也在实践的考验中日渐凸显。
首先,以认识论为基础的课程概念过度关注知识,把课程作为知识的“容器”或“工具”,这就使人们更多关注课程的外在形式,而忽视了其应有的内在品质,最终使课程沦为缺乏生命力的客体实在物。
其次,认识论本身对诸如认识的本质和结构、认识的前提和基础、认识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以及知识的评判标准等问题就存在着诸多分歧,这些分歧自然会反映到以认识论为哲学基础的课程概念之中,自然而然会使课程概念呈现出五花八门的特征。
当然,也会更进一步地影响到课程研究的深入开展乃至课程体系的建构与完善。
再次,以认识论为基础的课程概念强调知识的工具价值,认为人“学习的唯一目的就是掌握知识,以臻达到对客观世界的本然理解”,这就使人本身也成为了知识的工具,成为一个为了知识的存在.个体的主体性和自在性被抹杀,其精神生命的提升也化为幻影。
二、文化视角的课程概念从前文的分析来看,课程概念陷入歧义丛生的境地与其赖以存在相互冲突的认识论基础不无关系。
更确切地讲.认识论本身的局限给课程概念的界定带来了许多困惑;
认识论本身喋喋不休的争论导致课程概念的界定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泥潭。
这启示着我们可以尝试暂时悬置认识论基础。
转而从一种新的视角——文化的视角——去试验性地阐释课程概念。
透过课程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课程自诞生之日起,就已被打上文化的烙印,与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它既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课程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事物产生后,它就部分地替代了文化的功用,尤其是在教育实践领域,发挥了文化“化人”的作用,为文化由“粗放型化人”转向“集约型化人”创造了条件;
其次,文化是课程永不枯竭的源泉,人们使课程成为社会文化合理的缩影,使课程成为按照某种标准选择部分适合统治阶级需要的社会文化而组成的整体。
以理性的眼光反观当前势头正紧的课程文化研究,亦可看到课程与文化的天然联系。
一方面,文化造就了课程,使课程成为一种文化;
另一方面,课程形成着文化,使文化在课程中得以创生。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结合前人相关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完全可以以文化为视角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阐释课程的概念。
首先,从静态上看,课程是具有教育性的先进文化的方案。
方案是指为了实现某种目标而制订的具体计划,是针对某一特定问题而确立的规划。
把课程理解为方案,既意味着课程已经包含了预设的目标和预设的“跑道”,又意味着课程可以在课程实践中不断的生成;
把课程界定为方案,既表明课程不仅要关注起点,还要关注终点;
把课程诠释为方案,既促使人们注重了课程宏观的框架,又促使人们注重了其微观的细节。
用方案来规约课程的形式,使课程具备了意念中的雏形,成为预设之中的框架。
但是,课程要成为具有生命力的实体,仅具备外在的“雏形”和预设的框架还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在外在的“雏形”形成之时,实现其内在品质的提升,达到“内外兼修”,它必须在预设的框架建立之时,完成框架的充实与完善,实现“表里交融”,这样的实体才是名副其实的课程。
那么,依靠什么提升课程的内在品质,凭借什么填充课程的框架,这是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的问题。
从前文所述课程与文化的关系来看,文化,也只有文化才能提升课程雏形的内在品质,也只有文化才可以担当课程方案的合理的“填充物”,也只有文化才能使课程在逐步完善中成长为具有生命力的实体。
但是,社会现存的文化浩如烟海且良莠不齐、门类繁多,如果将所有这些文化都纳入课程方案,那课程将会成为庞然大物,也必然会超出学生的学习能力;
同时,如果把那些具有负面作用的文化不加剔除的也纳入课程方案,那课程的内在品质将不再高尚而是低俗,这必然会影响课程的本原教育功能的实现。
因此,如何从社会现存文化中选择合理而恰切的文化组成课程内容,是我们不得不认真回答的问题。
从文化学的角度看,研究者们根据文化促进人全面发展的程度,把文化划分为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先进文化是文化中具有开放性、革命性的特征,指向人类解放,对人的自由、全面、和谐发展予以深切关怀的那部分文化。
先进文化有三个紧密相联的特征:
一是先进文化同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应;
二是先进文化反映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趋势,有利于社会的全面进步;
三是先进文化有利于人自身的解放和发展,能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和谐的发展,这也是先进文化最为重要的特征。
而落后文化则是指文化中具有封闭性、孤立性的特征,不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和谐发展的那部分文化。
文化学对文化划分方法大大地缩小了我们选择的范围。
但是,面对社会现存的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人们究竟作何选择呢?
众所周知,课程的职责在于育人,课程所育之人是面向未来、引领未来的,这就要求作为课程内容的文化理所当然地能承担起这个重任,虽然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都可以成为课程内容的来源,以它们之中任何一种文化作为内容的课程也能育人,但是二者所育之人的质量却有着天壤之别,这一点自不必多言。
人的质量直接决定了他能否面向未来、引领未来,决定了他以何种方式面向未来、引领未来。
因此,欲提高人的质量,改善人面向未来、引领未来的方式,就必须选择先进文化作为课程的内容。
亦言之,课程必须以先进文化为其内容,才能提升其内在品质,才能使其成长为具备生命力的实体,才能确保课程实现其本原功能。
把先进文化作为课程的内容已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不是所有的先进文化都可以成为课程内容呢?
依人类目前的学习能力来看,我们似乎仍无法掌握所有的先进文化。
因此,在先进文化成为课程内容之路上还有一道检验标准,也就是先进文化的准入标准——教育性,它包括三项指标,即:
具有教育意义,符合教育目的、培养目标和课程目标,适应受教育者身心发展需求。
进而言之.只有那些具有教育意义,符合教育目的、培养目标和课程目标,适应受教育者身心发展需求的先进文化才能成为课程内容。
其次,从动态上看,课程是课程研制主体传承和创造先进文化的过程。
动态意义上的课程是一种动作,是一种活动。
其中的课程研制主体泛指与课程发生关系的所有的人和组织,参与或影响课程研制活动的人和组织。
依据课程研制主体与课程关系的亲密程度和对课程研制活动的影响程度,可以把课程研制主体分为直接主体和间接主体。
所谓直接主体,顾名思义,就是指与课程关系较为亲密、直接参与课程研制整个过程的所有的人和组织,包括课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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