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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车轮滚动而行,减少了车与地面的磨擦,既省人力,又可多载重物,还可以长途运输。
车的问世,标志着古代交通工具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
二、商至秦的独辀车
《史记》记载,大禹治水时,“陆行乘车”。
相传夏代还设有“车正”之职,专司车旅交通、车辆制造。
当时有一个叫奚仲的人,就曾担任过夏朝的车正,在其封地薛(今山东滕县)为夏王制造车辆,并“建其斿旐,尊卑上下,各有等级”(《续汉书?
舆服志》)。
可以推测,车子在夏代已相当普遍。
虽然夏代车的实物至今尚未见到,难言其详,但从有实物可考的晚商的车制已较为完备这点来看,上述的推测是合乎事物由简到繁的发展顺序的。
到目前为止,我国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车形象和实物均属商代晚期,即公元前14世纪前后。
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中,“车”字作(《甲骨文编》卷十四)、(《商周金文录遗》二三○吊车觚),是车的象形字。
车的实物,在河南安阳殷墟先后发现了十八辆,(5)由于深埋地下,年深岁久,出土时车子的木质结构已全部腐朽。
考古工作者根据黄土中保留下来的朽木痕迹成功地对它们进行了剥剔和清理,经过复原,使距今三千多年的商车完整地再现在人们面前。
(图1)综合这十八辆车的资料可以看出,商代的车子都是独辀(辕),辐条多为18根,车厢平面为长方形,面积较小,一般为0.8×
1.3米,通常可立乘二或三人。
衡多为长一米左右的直木棒,衡的两侧各缚一人字形轭,用以架马。
从商代车马坑中大都埋一车两马来看,商代的车大多为两马驾辕,至商末周初始见四马驾车。
以上资料表明,至商代,我国古代造车技术已相当成熟,商代的车基本上具备了汉以前独辀车结构的大致轮廓。
在其后的一千多年中,独辀车虽然多有改进和发展,但从总体结构上讲,还没有突破商代独辀车的形制。
继商车之后,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车实物在考古中也多有发现,如在陕西长安张家坡、北京房山琉璃河、甘肃灵台白草坡、山东胶县西奄陆续发掘了西周的车;
在河南陕县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了春秋的车;
在河南洛阳中州路、辉县琉璃阁、河北平山中山国墓葬中也先后发现了战国的车。
这些都为人们了解周代的车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从形制上看,周代的车与商车基本相同,但在结构上却有所改进,如直辕变曲辀,直衡改曲衡,辐数增多,舆上安装车盖。
在车马的配件上也更加完备,增加了许多商车上所没有的零部件。
如车轐、铜銮、铜輨、铜。
为求坚固,在许多关键部位都采用了青铜构件,如变木辖为铜辖,轭上包铜饰,并有一套用铜、铅、金、银、骨、贝和兽皮条等材料制成的饰件和鞁具,制作精美,名目繁多。
驾车的马也由商车的二匹增加到三匹、四匹、甚至六匹。
车驾二马的叫“骈”,车驾三马的称“骖”,车驾四马的名“驷”。
《诗?
大雅?
烝民》:
“四牡騤騤,八鸾喈喈”,四牡,即四匹公马,其中驾辕的二马叫服马,两旁拉车的马叫骖马。
车驾六马为“六騑”。
周车以驾四马为常,因此,周人多以“驷”为单位计数马匹,又因先秦时经常车马连言,说到车即包括马,说到马也意味着有车,所以,“驷”也是计数车辆的单位。
《论语?
季氏》:
“齐景公有马千驷”,就是说齐景公有一千辆车和四千匹马。
四马加一车称为“一乘”,说到有多少乘,也就意味着有多少组与之相应的马。
“元戎十乘”(《诗?
小雅?
六月》)即指战车十辆,马匹四十。
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独辀车发展的鼎盛时期,流行了上下近千年。
这一时期的车,在构造和装饰方面远比商代车坚固、豪华,可以说已达到完美阶段。
尽管已出土的周代的车多已腐朽,但如根据车上保存下来的铜车器和车饰,把一些年代接近、结构相当的车的部件和饰件综合装配在一起,就可以组装出一辆在形制和尺度上比较准确的周代车子。
虽然它并不是某个车马坑或墓葬里的完整车子,但它却再现了周车昔日的风貌。
(图2)
构成周车的主要部件有:
辀驾车用的车,为一根稍曲的圆木,长一般在2.8—3.2米之间。
《左传》隐公十一年:
“公孙阏与颍考叔争车,颍考叔挟辀以走。
”即指这种高而曲的车辀。
辀和辕是同义词,其区别是单根称辀,双根叫辕。
衡辀前端一根用以缚轭驾马的横木。
周代车衡为曲衡,长度达2.5米。
衡的正中部位装有“U”字形或桥形钮,缚衡的革带(即“”)穿过钮将衡系结于辀颈之上。
衡的两侧还装有四个“U”字形铜环,名,用以穿马缰绳。
轭驾马的人字形叉木。
外表全部或局部包铜饰,轭首系在衡左右两侧,轭脚軥架于服马颈上。
骖马的轭不缚在衡上,而是直接架在马颈上。
銮装于轭首或上的铜制车饰物。
其下部为方銎座,上部为扁球状的铜铃,铃上有放射状孔,内含弹丸。
车行时振动作响,声似鸾鸟齐鸣,所以也可以写作“鸾”。
一般车子只在轭首上装銮,共计四銮。
高级的车子则除四个轭首上装銮以外,车衡上的四个轭顶也各装一銮,共为八銮。
车厢又称“舆”,是乘人的部分。
周车的舆较之商车的舆要大,一般能容乘三人。
车厢平面皆为横置长方形,即左右宽广,进深较浅,车厢四周围立栏杆,名车軡。
构成车軡的横木叫轵,竖木名。
车厢后部的軡留有缺口,即登车处,叫。
车身上拴有一根革绳,供乘者上车时手拉,名绥。
贵族男子登车要踏乘石,妇女则踩几。
车厢左右的軡因可凭倚,故又称輢。
在立乘时,为了避免车颠人倾,在两边的輢上各安一横把手,名较,形如曲钩。
车厢前端置一扶手横木,叫轼。
这种横木,有的车三面皆有,形如半框。
行车途中对人表示敬意即可扶轼俯首,这种致敬动作也叫作“式”。
车厢底部的四周木框叫轸,轸间的木梁称桄,桄上铺垫木板,构成舆底,名阴板。
阴板上再铺一块席子,名车茵。
早期茵席为苇草编织,晚期则用锦类丝织物编织而成,豪华的车则以兽皮辅垫。
讲究些的车,舆上还立有车盖,形似雨伞,因此又称伞盖,用以遮阳避雨。
轴用以安轮的圆木杠。
《说文?
车部》:
“轴,持轮也。
”横置在舆下,固定方法是在舆两侧的轸与轴交接部位,各安一块方垫木,名轐或輹,因为其形状像伏着的兔子,所以又叫伏兔。
用革带缚结,以防舆、轴脱离。
轴外为车毂,毂外的车轴末端套有铜车軎(即)来固轴阻毂。
軎呈圆筒状,上有穿孔,用以纳辖。
辖俗称“销钉”,铜制,上端铸以兽首或人像,约三四寸长。
车轮贯在轴端上,为防其外脱,就要用辖插入軎孔里。
辖是古代车上关键的零部件之一,没有辖,车就不能行驶,故为保险起见,辖端还有健孔,以穿革带,缚牢防其脱落。
轮多用坚木制成,轮径多在1.4米上下。
由毂、辐、辋等部件组成。
毂是车轮中心有孔的圆木,中心孔名壶中,用以置轴。
为了美观,毂上刻画有各种纹饰,称篆。
由于毂是车轮上最吃力的部件,所以在其上加装金属饰件,用以固毂,套在毂两外端的铜帽名輨,嵌在毂壶中的金属管称辋。
车轮的外圆框,是用两条直木经火烤后揉为弧形拼接而成。
因此弯木称,两的接合处凿成齿状,以求坚固,所以辋又叫牙。
牙边还装有铜鍱(牙),其上有孔,以细皮条穿绑,遂使牙木互相接牢而成一圆轮。
毂与牙构成两个同心圆,其上均有榫眼,名凿,用以安辐。
辐是接连毂和牙的木条,近牙一端较细,称骹,接毂一端较粗,名股。
插入牙凿的辐榫叫蚤,装入毂凿的辐榫名菑。
每个轮的辐条数按文献记载是“三十辐,共一毂”(《老子》),但从考古资料看,周车轮辐数,早期(西周)在18至24根之间,晚期(战国)除少数车达到30根以外,大多数轮辐仍是26根。
毂、辋、辐是车轮的基本部件,而车的质量好坏就在车轮,所以对它们的质量要求很高。
相传古人制毂用杂榆木,制辋用枋,制辐用檀木。
周车除了毂牙和辐、辀和轴等部件的组合是采用榫卯结构以外,大多数零部件的组合还是利用兽皮革带缚扎。
这些革带也有自己的名称,如缚衡辀的革带名;
缚轴、轐舆的革带称;
缚轭、衡的革带叫等等。
缚扎之后,其上涂胶,胶干后再髹以黑漆,这样就可使各零部件之间的结合更加坚固牢靠。
由上述情况可知,我国古代独辀车的形制至周代,已日臻成熟和完善。
制造一辆车,已不是一二个人所能胜任的事了,而是需要多工种的合作,经过大小几十道工序才能完成。
因此制车业已成为当时集大成的综合性手工业生产部门,制车水平也是当时生产水平和工艺水平的集中反映。
《考工记》称,造车的工匠为“车人”,车人又有分工,制造车轮和车盖的叫“轮人”,而轮人之间也有分工,先制成毂、辐、牙的所谓“三材”,然后“三材既具,巧者和之”,即一些制轮工匠先各自按分工制成“三材”,最后由技术最高的工匠将它们组装成车轮。
另外,“舆人”负责制车厢;
“辀人”专管制曲辀;
“鞄人”则为“攻皮之工”,制做各种缚扎车部件的革带和马的鞁具。
其它如“攻金之工”,负责铸造各式铜饰件,“设色之工”负责绘画纹饰、髹涂油漆。
可见一车之成,是经过木工、金工、皮革工和漆工等精细分工、集体劳动的结果。
所谓“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正是对当时制车业的真实写照。
周代马车性能之优越、结构之合理、做工之精巧、装饰之华丽,在同一时期的世界范围内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
在周代,马车已不仅是王公显贵出行游猎时的代步工具,而且也是战争中的主要“攻守之具”(《六韬?
虎韬?
军用第三十一》)。
为了掠夺他国的人畜和土地,各诸侯国之间经常发生争战。
当时各国军队的主力是战车兵,军事编制是以战车为主,攻防的主要手段也是战车。
所以,拥有战车数量的多寡,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强弱的标志,当时有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君”之说。
为了增强军事力量,也是为了赢得战争,各国都把先进的制车技术运用到制造战车上,于是各类战车应运而生,一度成为时代“骄子”。
战车,按用途不同,可分为几个类型,如戎路,又称旄车,以车尾立有旄牛尾为饰的旌旗作标志,是一种主帅乘坐的指挥车。
轻车,也称驰车,用以冲锋陷阵。
阙车,补阙之车,即用于补充和警戒的后备车。
苹车,苹同屏,车厢围有苇草皮革,以为屏蔽,作战时可以避飞矢流石。
广车,一种防御列阵之车,行军时用来筑成临时军营。
这些战车统称“五戎”,观其用途只有三类,第一为指挥车,第二为驰驱攻击的攻车。
攻车是三代时战车的主要车种。
第三是用于设障、运输的守车。
这些战车的形制同上,只是为挥戈舞剑之便,将车盖去掉。
另外有的还在车轴两端的铜軎上装有矛刺,以便在冲锋陷阵时刮刺敌方的步兵。
战车皆立乘,乘员是三名身着盔甲的车兵。
一名甲士,为车长,称“甲首”,因其位在车厢左侧,所以又名“车左”,职责是持弓主射,同时指挥本战车和随车步行的“徒兵”,或驱车冲杀或屯车自守。
另一名甲士,位在车右,因此名“戎右”,其任务是披甲执锐,直接与敌方厮杀格斗。
如车遇险阻或出故障,他必须下去推车和排除故障。
另一位是驾车的驭手,称“御”,位居车中,作战时只管驭马驾车。
马车装备的武器有远射的弓矢,格斗的戈戟,自卫的短剑和护体的甲胃与盾牌。
主将所乘的旄车,还要设置“金”(即钲)鼓和旌旗。
主将或鸣金或击鼓,以指挥所有战车的进或退。
旌旗标明主将所处的位置,它的树立和倾倒成了全军胜败存亡的象征。
每辆战车还配备十几名步兵(后来有的增到七十二人),称“徒兵”,分列在车两边,随车而动,配合作战。
作战时,每五辆战车编成一个基层战斗单位。
车战时,战车先呈一线,横列排开,“五车为列,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队间六十步(《六韬?
犬韬?
均兵第五十五》),使各车之间保持适当的间隔距离,既防敌车冲阵,也使各车互不妨碍。
先秦时期,曾发生过大小无数次的车战,对这些戈戟如林、车马交错的车战场面,文献中多有记载,其中以屈原在《楚辞?
国殇》中的描绘最为形象和悲壮。
马拉战车速度快,南征北战,进退神速,从而增强了军队的机动性;
长短齐备的青铜兵器和完善的防护装备,发挥了当时武器的最大威力;
战车上置鼓建旗,可充任指挥中枢,方便了各车之间的通讯联络。
所以说战车是当时军事装备技术的集中体现者。
战国时期,七国争雄,战争已由过去的“中原逐鹿”扩大到北方山地和江南水网地区,适于平原作战的战车已难以施展其冲锋迅速,攻击力大的特长。
“毁车以为行”(《左传》昭公元年)的事时有发生,因此战车的地位开始下降,随着步兵地位的提高和骑兵的出现,战争开始由车战向以步、骑拼杀为主的形式转变,于是战车逐渐失去了“天之骄子”的宠位。
汉代以降,曾盛极三代的战车和车战终于被淘汰了。
先秦时期,马车分两种类型,即立乘与坐乘,但至今考古所发现的先秦的车实物除舆有大小之分外,形制大同小异,均属于立乘的“高车”,即战车,而坐乘的安车尚未有实物发现。
1980年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西侧的车马坑中发现了两乘彩绘铜车,八匹铜马,两个御车铜俑。
(6)其中一辆(简报上称二号铜车马)的辔绳末端清楚地标有“安车第一”四个字,说明该车当是安车模型。
这一非常发现,在先秦时代的坐乘车实物出土之前,无疑成为人们研究先秦坐乘车制的最直接的实物资料。
二号铜车马处处仿照真车马制造,其大小尺寸,均是真车真马真人的二分之一。
车的形制仍是先秦时独辀车的形制,但车舆呈凸字形,分前后两室,前室为御官俑驾御处,俑为跽坐姿态,双手执辔御车,后室则是车主人乘坐处,全车通长3.28米,高1.04米,总重量达1800公斤之多,车马整体是用青铜铸造,共有3400多个零部件,车马上竹、木、丝、革等质料的部位,也全部用金属逼真地仿制出来。
车马通体施以彩绘,为变体龙凤纹、云气纹、菱形纹等图案,线条流畅,极富立体感,犹如镶嵌一般,将车装点得富丽堂皇,华贵典雅。
制造这辆车马采用了铸、銲、铆、镶嵌、錾刻、冲凿、错磨等工艺,充分体现了秦代的冶金铸造技术的高度水平,也反映了秦代制车业的高超技术。
该车可以说是古代独辀车制造技术的最辉煌的成果和集大成的代表器物。
由此车可以看出,立乘车与坐乘车的最大区别在车舆形制不同。
立乘车,车舆浅小,呈横长方形,置于车轴之上,四周围以栏杆,后留缺口而无车门,上不封顶,只立车盖。
而坐乘车的车舆宽广,呈纵长方形,如二号铜车马,舆纵长1.24米,横宽0.78米。
四周屏蔽,上封顶,后设车门。
考察该车的形制和装饰,可以窥见先秦乘坐的安车之一斑。
独辀车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始创、完善、极盛几个发展阶段之后,在秦、西汉初期便逐渐衰落下来,随着双辕车的崛起,独辀车终于为岁月所湮灭。
三、汉代的车
西汉是双辕车逐渐兴盛的时代。
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之后,独辀车逐渐演变为双辕车。
但这一演变究竟始于何时?
文献中不见记载。
从考古资料看,至少可以上溯到战国晚期。
在河南淮阳马鞍冢战国晚期墓葬的1号车马坑、(7)甘肃秦安秦墓中,(8)均发现有驾一马的双辕车。
另在湖南长沙楚墓出土的漆卮上也绘有驾一马的车。
(9)陕西凤翔秦墓中还出土了陶制的双辕牛车模型。
(10)这些均可视为是双辕车的滥觞,从而开两汉车制大变革之先河。
西汉武帝以前,独辀车尚与双辕车并存,及至西汉中晚期,双辕车开始逐渐普及,东汉以后便基本上取代了独辀车。
这一变化过程,从考古发现的西汉晚期与东汉时期的画像石、画像砖和汉墓壁画上有大量双辕车形象这一点上,可得到证实。
双辕车的结构,除辕变为两根外,其它各部位与独辀车基本相同。
双辕开始仍为上扬曲身的形式,为防止车辕折断,往往在车辕中部到轭軥之间加缚两根木杆,以加固车辕,后来逐渐演变为平直的形式。
双辕车的出现,改变了独辀车至少系驾二马方能行走的局限,使单马拉车成为可能,从而使我国古代车由驷马高车进入了单马轻车的发展新阶段。
汉车总的说来可以分为三大类:
小车(马车)、大车(牛车)和手推车。
“小车,驾马,轻小之车也”(《释名?
释车》),源自先秦时的驷马车,只是将单辀变为双辕,其结构也较简单。
在汉代,军队的编制除步兵外,骑兵就是最主要的军事力量了。
武帝时,三次出兵北疆,抗击匈奴,每次仅精骑就达十万之众。
大量的马匹被征以为军用,而作为日常乘行的拉车用马则受到严格控制。
基于这一社会原因,再欲用驷马拉车便很困难了。
所以人们不得不借助改造车的形制来寻求解决的办法。
双辕驾一马的小马车,或许就是为适应这种需要而出现的,并很快得以普及发展。
在汉代,双辕马车因乘坐者的地位高低和用途不同,又细分为若干种类。
结合出土的汉车实物、模型以及形象图,与文献记载对照,现能确认的有:
斧车、轺车、施轓车、轩车、軿车、辎车、车、栈车等。
斧车一马拖乘的兵车,因其舆中间竖立一柄大钺斧,故名。
甘肃武威雷台汉墓曾出土一辆铜斧车模型,车舆正中插立一柄铜钺斧。
(11)斧车因自重减轻,也称轻车。
从汉画像砖中的斧车形象看,可乘坐二人。
据《续汉书?
舆服志》记载,县令以上的官吏,出行时都加导斧车。
可知斧车只是一种由兵车演化来的仪仗车。
官吏出行时,用以壮威仪、明身份。
轺车也是一种轻便快速的小马车。
(图3)《释名?
释车》说:
“轺,遥也,遥远也,四向远望之车。
”其形制渊源于战车。
汉初时轺车还是立乘,后来改为坐乘,一车可乘坐二人,御者居右,官吏居左,因车四面空敞,就是坐在车内也可以随意极目远眺。
轺车一般系驾一马,但也有驾二马的。
因轺车结构简单,快马轻车,因此为一般小吏出外办理公事或邮驿传递公文时乘坐的马车。
施轓车是由轺车发展来的一种马车,所谓“施轓”,即在车舆两侧(即輢)加置长条形板状物,“板”的上沿向外翻折。
这种呈板状物的“轓”,用竹席或皮革制成,附加在舆两侧以遮挡车轮卷起的尘泥,因此“轓”又有“屏泥”、“车耳”之称。
施轓车是中、高级官吏出行时坐乘的轻快主车。
为体现等级差别,当时规定六百石至一千石的官吏,只准“朱左轓”,即将左边车轓髹以红色。
二千石的官吏方允许“朱其两轓”。
车前多驾二马。
轩车是汉代供三公和列侯乘坐的轻便马车。
车舆两侧用漆或加皮饰的席子作障蔽。
据山东沂南出土画像石中的轩车形象,可知轩车的形制与双辕轺车近似,只是舆两侧的障蔽高大,人坐在车中,只能望见前后的景物,而两旁却因遮挡,不能外窥。
軿车一种带帷幔的篷车。
双辕单马,方形车舆,四面施以帷幔,成“四面屏蔽”状。
车盖硕大,且四边稍稍上卷,呈盔帽形顶。
车门改在前面,舆内仅容一人,御者坐在车舆前的轼板上。
軿车是妇女乘坐的车。
辎车也是一种双曲辕驾单马的带篷车,其形制和軿车基本相同,略有不同的是车门设在车舆后面,车辕较长,直伸到车舆后边,以供乘者上下时蹬踏之用。
它是一种适于长途旅行乘坐的车,既可载行李,夜间又可卧息车中。
一般辎车和軿车可并称“辎軿”。
辎、軿车在汉代都是极为舒适而又装饰华丽的高级马车,专供贵族妇女乘坐。
车是普通的载重货车,也可坐人。
(图4)其形制与驾牛的大车基本一致,但挽车的牲畜却是马。
它和牛车同属一类,官吏车马出行时,从其后作为行李车,所以在马车中,这种车是比较简陋的。
车的模型或形象图,在考古资料中常有发现。
1975年在贵州兴义东汉墓中出土了一辆铜车模型。
(12)其形制更接近牛车。
这种车大量为当时地主、商人所用。
栈车栈,又写作轏,是以竹木条编舆的篷车。
木部》载:
“栈,棚也,竹木之车曰栈。
”这种车的形制是车舆较长,其上为卷篷(蔑席),前后无挡,双直辕,驾一马,既载人又拉货,为民间运货载人之车。
汉代马车的种类复杂、名目繁多,除上述几种车外,见于记载的还有皇帝乘坐的玉辂、皇太子与诸侯王乘坐的王青盖车、皇帝亲耕时乘坐的耕车、仪仗中载乐队用的“鼓吹车”、“金钲车”、乐舞百戏中的“戏车”、行猎用的“猎车”、丧葬用的“辒辌车”、载猛兽或犯人的“槛车”等等。
尽管类型众多、名称各异,但如果就乘者的姿势而言,还可以把所有的车分为站乘的高车、坐乘的安车两大类。
西汉初,乘车时还讲究扶轼俯首之礼,保持端正的姿容,因此多立乘高车。
至西汉中期后,统治者讲究舒适、享受,坐乘安车才渐成风习。
东汉以后,就无车不坐乘了。
由于当时“贵者乘车,贱者徒行”,所以出门乘车与否标志着人的身份的尊卑。
而乘何种车,有多少导从车及骑吏,又是乘车者官位大小的象征。
汉代的车舆制度始创于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以后继位的皇帝又都陆续增补修定,于是形成了一套完整而又复杂的乘车制度。
如上所述,不同等级的官吏都有相应的乘车。
这些车虽名称不同,但实际上形制基本相似,有差别的只是构件的质地(金、银、铜等)、车马饰的图案(龙、凤、虎、豹等)、车盖的大小和用料(布、缯等)、车篷的形状、用料以及驾车的马数量的不同而已。
另外,除大小贵族和官吏本人乘坐的主车外,还规定了导从车和骑吏的数量。
如三百石以上的官吏,前有三辆导车,后有两辆从车。
三公以下至二千石,骑吏四人;
千石以下至三百石二人;
骑吏皆骑马、带剑持棨戟为前列开道。
总之,乘坚策肥,前呼后拥,是贵族官吏们表现其地位和权势的绝好机会。
所以,车马出行成了统治者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已发掘的汉代画像石墓内多有反映车骑出行的石刻画,史书中也不乏类似的记载。
汉代交通发达,除乘人的马车以外,载货运输的牛车数量也大量增加。
牛车自古就有,因牛能负重但速度慢,所以牛车多用以载物。
因其车厢宽大,又称大车、方厢车。
牛车最初是商贾们用来载货贩运的运输车。
古代中国历来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因此自古重农轻商,商人虽富,但在政治上却无任何地位,被划归为“庶民”、“小人”之列。
在崇尚马车、以马车明尊卑的时代,乘牛车被视为是件“卑贱”的事。
所以,大小奴隶主贵族死后,随葬品只用马车,而绝对不用牛车。
至今考古发掘中尚未发现有随葬的牛车坑,大概正是这个缘故吧。
这种重马车、轻牛车之风至秦汉犹存。
因此,汉初“将相或乘牛车”(《汉书?
食货志》)一事,被史学家认为是一种反常现象而载入史册。
汉代车舆制度曾明确规定:
“贾人不得乘马车”(《续汉书?
舆服志》),所以牛车在汉代就成为商人们运货载人的主要交通工具了。
不少富商大贾拥有成百上千辆的牛车。
汉代牛车的模型多有出土。
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铜牛车模型,形制为双辕,双辕前端缚一半环状槅(即牛轭),槅驾一牛。
轮较小,低于车厢,辐十支。
长方形车厢,后有栏板,略高于边栏,上有横杆,车厢前空无栏,上坐一“驾车奴”,手执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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