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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才的辨识――知人用人,辨识有方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为治以知人为先。
任用人才要以识别人才为基础条件,这是用人的根本,如何正确的识别人才是统治者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为此,古代政治家思想家总结了大量识人辨人的方法,为统治者识别良才提供了借鉴。
(一)听言观行,知人良法
天有天道,人有人道。
人总是可知的,都是有规律可循的,根据某人的实际行为表现,听其言而观其行,透过表象看本质,总可以正确认识人才。
中国传统文化中总结出一系列识人之法,强调听其言而观其行的原则。
如孔子的听观法:
“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
”,庄子的“九征法”,都强调从一个人言行来判断他的德行,以此来彰显其内心的性格特点,将言行作为判断人才的最基本标准。
清朝末年的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曾国藩不仅善于使用人才,而且善于识别人才,拥有一套独特的识人方法,曾国藩运用其独特的识人方法,对人的言行举止进行观察,发现了刘铭传这位大将之才。
同时,曾国藩吐尽毕生心血,总结自身识人、用人的心得,编写了一本关于识人、相人的经典名著――《冰鉴》。
对后世识人鉴人具有极强的启迪性与实用性。
(二)广其听民,野无遗贤
“人君之所士也,不能参听民氓,断之聪明,反徒信乱臣之说,独用污吏之言,此所谓与仇选使,令囚择吏也”。
百姓是人才的伯乐,君主选用人才,要广泛听取和检验广大民众的意见,不能偏听偏信,专断不明。
这样才能使人才得到更好的挖掘,不至于埋没人才。
孟子在《孟子?
梁惠王下》中也谈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
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
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
见贤焉,然后用之。
”由之可见,百姓的评价与肯定,是鉴别良才的重要标准。
2人才的选拔――德才标准,制度保证
(一)选贤任能,德才兼备
“选贤任能,德才兼备”。
体现了我国传统的“尚贤”思想,“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
贤者举而上之,以为官长。
任人皆以贤能作为主要标准,也因此打破了世卿世禄制对官僚体制的束缚。
墨子不仅要求天子要任用贤才,更直接希望太子应该由“贤于天下”者出任,具有一定的民主色彩。
对于人才的标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虽然不同时期不同时代各有主张,但在德才兼备已经成为大家的普遍共识。
如孔子在《论语?
述而》中要求“志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荀子在《荀子?
王霸》中主张“论德使能而官施之者,圣王之道也,儒之所谨守也。
”,《礼记?
礼运》中也提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由此可见,德才兼备已成为判断人才必不可少的标准。
(二)但问功能,不拘资格
坚持德才兼备,任人唯贤,那么又应该如何做到任人唯贤?
对此,古代思想家、政治家们主张不论私仇,不限年资,不拘贵贱,不拘常格,一视同仁。
如《墨子?
尚贤》中“不便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
”,《荀子?
王制》中“贤不能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
”都主张不分家庭贫穷、身份贵贱、关系亲疏远近,只要是贤能人才就举用他,不用按照级别次序而课破格提拔;
而对于无德无才的人则要立即罢免他们。
以免造成廉耻不分,好坏混淆。
(三)选贤举能,制度保证
1、察举征辟制
所谓察举就是地方或九卿考察贤才并举荐给中央。
这一制度很早就已经存在,但是在西汉成为定制,察举主要的科目是“孝”、“廉”,“孝,谓善事父母者;
廉,谓清洁有廉隅者”。
在东汉与察举同行的还有征辟制,它是指不经郡国荐举的程序,直接任用的用人制度。
察举征辟制相对于“世禄世卿制”具有很大的进步性与优越性,它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官僚体制扩张的需要,为统治阶级吸引了大量的优秀人才,而且还打开了社会底层的士子入仕的通道,符合人民群众的呼声。
2、九品中正制
东汉末年战火连天,百姓流离失所,传统的察举征辟制已经很难实行,九品中正制就应运而生。
其大致内容如下:
在各州、郡、县置中正官,负责品评本地的士人,品评侧重于“家世”、“行状”,然后确定品级,品级共分九等;
然后逐级上报,最后由吏部按品级斟酌授职。
晋至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成为选官用人的主要制度。
但同时察举制依然存在。
九品中正制虽然顺应了动乱时代的特点,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但由于其一出身门第作为品评的主要依据,而品评的结果又是授职的主要参考,所以存在着很大的弊端:
导致门阀控制政权;
压制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
3、科举制
隋文帝统一全国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改革吏治,首创了科举制,设“秀才、明经”两科。
即使是寒门子弟只要通过考试就能入仕做官,符合了广大寒门才的呼声,打击了世族门阀的势力,扩大了统治基础,满足了朝廷对人才的需求。
后来隋炀帝加设“进士”科,后来唐朝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制度,使科举制在唐朝进入鼎盛时期。
隋朝科举选官,有效的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者紧密的结合起来,逐步促成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
3人才的任用――善任有为,量才使能 量才使用是一种领导艺术,是按照人的德、才具体情况,给予其适当的职务,充分发挥其智慧和能力。
知人善任体现领导者应有的修养与品质,善用人者能成事,能成事者善用人,能知人后就要善用。
作为领导者应该区别人才,灵活用之,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如何用人、怎样发挥人的才能有着比较深刻的见解。
(二)不拘一格,用长避短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对于领导者而言应该“用贤去邪,用长避短”。
“任人之长,不强其短;
任人之工,不强其拙。
此任人之大略也”。
“明君之举其下也,尽知其短长,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
贤人之臣其主也,尽其短长与身力之所不至,若量能而授官。
用长避短首先要了解下属的优势长处,熟悉其缺点不足;
然后就可以因能授官,使人得其位;
然后就要合理配置组织内部的人才分配,这样既可以使人才相互取长补短,相得益彰,还可以规避、克制某些缺点。
(二)量才授官,录德定位
“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也。
”,德行浅薄而居于高位,才能不足而谋划大事,力量弱小却担负重任,将会惹出不少事端,导致众官不合,政事杂乱。
因此,一个明智的领导者应该量才授官,录德定位,克服“大材小用”与“小材大用”的现象,使人才各得其职,各得其所。
“君子量才而授任,量任而授爵,则君无虚授,臣无虚任。
故无负山之累,折足之忧也。
治理国家的关键是用人,用人的关键是任官。
唐太宗李世民用人,房玄龄善于处理政事,不知疲倦、鞠躬尽瘁,所以太宗让他做了中书令,负责全国政事;
魏征总是关心诤谏之事,常常直言不讳,太宗就让他做了谏议大夫,专司谏议;
李靖文武双全,太宗任命他做检校中书令。
他们三人各得其位,相得益彰。
在他们的辅助下,开创了贞观盛世。
(三)用人不疑,虚怀纳谏
曹操主张“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虽然他本人生性多疑,但他对自己任用的人才却很有信心。
“用人之术,任之比专,信之比笃,然后可以尽其才,而可共成事”。
然而在中国传统社会,执政者给予下属以充分的权力未必换来下属的死心塌地。
将能而君不御,从理论上说是很容易的,但实际上做起来很难实行。
春秋战国时期很多人才都因为担心君主的猜忌而逃亡他国,造成“晋才楚用”,甚至法家认为“人主之患在于信人”。
这也说明给予下属适当的信任对组织很重要,而且贤明的君主都会选择相信臣下。
唐太宗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主动倡导谏诤,不因人废言、不计较言辞态度,奖励直言、保护诤臣,重视谏官,知过能改,在太宗的鼓励倡导下,君臣之间开诚布公,谏臣盈庭,讽谏蔚然成风。
领导者虚怀纳谏是需要一定的自知之明以及度量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足,况且其精力也是有限的,事必躬亲不可能尽善尽美,必须集思广益;
而如果没有容人的雅量,也很难得到正直的谏言。
(四)赏罚并用,灵活用人
国君赏罚不分,无法令人信服,不能调动人才的积极性,国家就会陷于混乱,所以古人把赏罚看作为管理人才的关键。
“治国有二柄:
一曰赏,二曰罚。
赏者政之大德,罚者政之大威也。
怎样使用好这治国二柄,首先,赏罚必须起到劝诫的作用,赏要能够为人信服,激发人们的积极性;
罚要给人以警惕,“杀一儆百”。
其次,赏罚必须公平,不能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最后,赏罚力度必须得当,不能滥赏滥罚,也不能起不到激励作用。
赏罚是一种很好的激励手段,但一定要用好,不然很容易起到相反的效果,往往会适得其反!
除了赏罚并用,赏罚有度外,领导者还要审时度势、灵活用人。
人才的品性不同,才识不同,而社会环境也不同,必须把社会条件和人才综合考虑,灵活使用人才。
在战乱年代,本就人才凋零,如果此时仍然秉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恐怕会错失很多人才。
曹操生当乱世深知其中道理,所以对人才从不苛求,他提出“举贤勿拘品行”,广开才路,建立了最为庞大有效的智囊团队,助他成就霸业。
而在和平时期,取士还是一个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不断优化官僚队伍,还要保证人才的新老更替使不匮乏。
4人才的考核――立政之道,?
死粑?
先
在用人之后一定要对所任用的官员加以考核,以及时进行“赏善罚恶”。
这样才能保持官员的廉洁清正,最大的发挥官僚队伍的治国理政作用。
(一)行政体系,监察考核
为维护统治秩序,对人才团体即所谓的官僚机构进行监督考核,我国古代官僚机构内部制定了一系列的官员绩效考核制度,这是一项极具特色的人事管理制度,如周朝以“三宅三俊”作为考核官吏绩效的标准,秦朝与汉朝的“上计”,将考核内容更加完善、细化,唐宋的“善最”考课,考核制度作为常设的政治制度,不断发展与完善,考核制度对官吏的政绩、道德品质、治世才能进行评价,使能者晋升,得到重用,正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国传统的官吏考核制度对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以贤察贤,询之众人
除了正常的吏部定期对官员进行考核外,还有一些综合的考评方法。
以贤察贤就是指让已经被考评为“贤人”的人去考察其他人,或者用他们的标准去考察其他人。
询之众人就是指让大家一起评价某人的方式,广泛发动群众参与考评。
这两种方法不仅可以用来考核,也可以用来发掘新的人才。
诸葛亮就是通过以贤察贤的方式被刘备请出山的,如果没有徐庶向刘备推荐诸葛亮,也不会有后来的“三顾茅庐”和“隆中对”。
访到人才后,不知如何任用也可以用“询之众人”的方法,“明主之选将帅也,访于众、询于人。
若十人爱之,必为十人之将,百人悦之,必为百人之将;
万人伏之,必为万人之将。
”
参考文献
[1]刘建军:
《领导学原理――科学与艺术》,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版。
[2]霍小娟:
《用人之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版。
[3]郝勇:
《中国古代用人故事大观》,海潮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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