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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北魏建国之前100年左右,鲜卑拓跋部就已开始吸收汉人参与其部落联盟的上层事务,见于史书记载的最早和最有影响的是卫操。
卫操带来了不少宗族乡亲归附拓跋鲜卑,后又“说桓、穆二帝(295—315年在位)招纳晋人,于是晋人附者稍众”。
大批“晋人”进入拓跋部当在西晋“永嘉之乱”前后,到公元316年发生“六修之难”时,“存者多随刘琨任子遵南奔”。
前代国时期,参与拓跋鲜卑统治事务的汉人谋士可考者还有“家世货殖,赀累巨万”的西晋并州刺史刘琨从事雁门繁畤人莫含及其子莫显,以及代人燕凤和许谦等人。
随着拓跋部与外界交往的扩大,需要一些有文才、善应变的汉人为其从事文书、出使等工作。
莫含、许谦、燕凤三人进入拓跋部之途径各异,许谦属于主动归附,燕凤是被强行征入,莫含则是应拓跋猗卢之请由刘琨派遣而来。
在来到前代国君主拓跋什翼犍身边后,或“常参军国大谋”,或“参决国事”、“兼掌文记”并向王子传授经书。
他们是前代国第一批具有文官性质的僚属,对拓跋部最初的政治文化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北魏建国后,燕凤、许谦重新归附,同时“有文才”的昌黎沮阳人张衮被选为拓跋珪代王左长史。
诸人皆“有名于时,学博今古”。
其后随着北魏与后燕争夺华北平原控制权的战争的进行,以汉族士人为主体的大量后燕官吏或降或被俘,陆续进入北魏官僚集团,带来了汉族先进的文化学识。
396年九月,北魏军队占领并州,“初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已下悉用文人。
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纳。
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人得自尽,苟有微能,咸蒙叙用”。
在不到两年多时间里,有不少后燕官吏以不同方式进入北魏。
归降的后燕官吏,既有武官又有文官,还可能有少数部族成员,而为北魏王朝所重用的主要是有文化的汉族士人。
当时北魏军事人才较多,而且军权主要集中在拓跋氏为首的鲜卑军事贵族(或部落酋长)手中,因此不大可能重用降将,把军权交给他们。
利用熟悉中原制度和汉族传统文化的汉族士人参与国家制度的草创,为巩固统治出谋划策,即成为最迫切的现实问题。
制度的创立并不影响统治者的军事权力,对于其所画之策可听可不听,亦不会威胁到统治的稳定。
对北魏初年政权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的一些汉族士人,就在持续两年间的魏、燕战争中被吸收到北魏统治集团中来。
自后燕入魏为官的汉族士人,主要仍是出身于河北地区且其父祖曾仕宦于十六国政权的汉族士人。
西燕灭亡后,其秘书监李宏被后燕迁徙至京师中山城,拓跋珪率领北魏大军进攻后燕,李宏从中山逃出,“于井陉归顺”。
拓跋珪在接见他时对中山城的情况及其经历、学识等问题一一加以了解。
拓跋珪问李宏“卿何国人”?
李宏并未正面回答,而是说自己“本赵郡平棘人”。
这样的回答一则可以证明他本人并非后燕的臣民,对北魏并无敌意,再则反映了中原士人择主而事、国随时变的心态,并不死守一国而不知去取。
当然,中原地区王朝更替频繁,也使得李宏不能准确地回答自己是何国人,而不变的则是他的故乡。
从与李宏的对话中可以看出,拓跋珪首先关心的是中山城的真实情况。
从其问话可知,在进攻后燕之前他对有关情况已经做了比较充分的了解,并非盲目躁动。
拓跋珪对李宏本人相关情况的问询,不仅包括其仕宦经历、学识才干,而且还包括其祖、父任职。
很显然,在进军中原的过程中,拓跋珪急需熟读经史、明究兵法和阴阳风角以及拥有实际军事经验的汉族士人的协助,而他们的家族影响和父祖几代在十六国政权中担任要职的背景也是极为重要的。
换言之,当时在华北地区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军事人才是北魏政权非常渴求的。
任用汉人进入官僚集团,出谋划策,制定典章制度,无疑是出于加强和巩固北魏统治的需要。
汉族士人最初主要是通过向拓跋君主讲解经史以及出谋划策等方式来参预北魏国政。
北魏建立之初,代王左长史张衮“常参大谋,决策帷幄”,右司马许谦“与张衮等参赞初基”。
如独孤刘显被灭,就是实施由张衮提出的与后燕联合共同夹击计划的结果。
后来当北魏大军进攻中山欲灭后燕时,给事黄门侍郎张衮就向道武帝进言,以秦汉之际郦食其说田广及战国末鲁仲连飞书使聊城守将自杀之史事为例,劝说道武帝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应该运用说降手段。
从战争进程来看,北魏方面确实也是采取劝诱和攻打并举的手段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北魏道武帝非常重视通过归降的后燕汉族官吏来了解古今历史和制度。
史载“太祖幸邺,历问故事于玄伯(崔宏),应对若流,太祖善之”。
“太祖常引问古今旧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则。
玄伯陈古人制作之体,及明君贤臣,往代废兴之由,甚合上意。
”通过崔宏的讲解,道武帝采纳《汉书·
娄敬传》所载“娄敬说汉祖欲以鲁元公主妻匈奴”故事,制定出“诸公主皆厘降于宾附之国(部落)”的制度,在北魏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得到遵守,孝文帝所定“勋臣八姓”中的穆(丘穆陵)、陆(步六孤)等氏即是得以娶拓跋公主为妻的“宾附之国”的典型。
封懿曾在后燕政权任中书令,负责诏令的起草和保管事宜,归附北魏后,“太祖数引见,问以慕容旧事”。
北魏道武帝对后燕政治的了解,主要出自归附的后燕官吏如崔宏、封懿等汉族士人的解说。
对古今历史和制度的了解,是道武帝进行政治决策的重要依据。
公孙表按照道武帝提出的原则,“上《韩非书》二十卷”,迎合了道武帝加强君主专制体制的政治意图。
崔逞归降北魏后,中山城仍据守不下,时“六军乏粮,民多匿谷”,兵粮问题困扰着围城已久的北魏大军。
道武帝“问群臣以取粟方略”,崔逞提出了“取椹可以助粮”的建议。
“太祖虽衔其侮慢,然兵既须食,乃听以椹当租。
”时当三四月间,正是华北平原上桑椹成熟的季节。
北魏道武帝对于崔逞的建议尽管十分不满,但毕竟可以救困于一时,最终还是予以采纳。
道武帝认为刚刚投诚的崔逞的话不可靠,是有意让北魏大军解甲松懈,为后燕反击提供时机,故加以怒斥。
这又反映出,当时拓跋统治者对于受其统治的汉族士人既不放心又不能厚待的一面。
汉族士人迫于拓跋鲜卑强大的军事压力而归降,但其内心却是十分忧惧不安的,崔逞不久被杀即是证明。
宋隐在北魏平定中山后以尚书吏部郎“辅卫王仪镇中山”。
他对协助拓跋政权控制河北腹地是不情愿的,采取了消极逃避的态度来对待,表明当时中原大族对拓跋政权的认同程度还颇为有限,他们非常担心在拓跋政权仕宦有可能会招致不测,从而给家族带来难以预测的可怕后果。
择主而事以便最大限度地维护家族和个人利益,是当时汉族士人在面临新政权时的真实心理,当然能否如愿在很大程度上则要受时局左右,而不可能完全按个人意愿做出自由抉择。
在北魏攻占华北平原的前后,有一些汉族官吏不仅没有归降,而是选择逃亡甚至进行抵抗,如高阳内史崔宏即逃亡海滨,中山太守仇儒先逃亡后抵抗。
当地一些有影响的大族,也有逃亡或者进行反抗活动的,如魏郡人申纂即携家南逃,范阳人卢溥的反抗还颇具声势。
崔逞得罪道武帝而被杀,充分表明当时拓跋统治者对汉族士人的信任度颇为有限。
吏部尚书崔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仆统事,深为太祖所任”,“势倾朝廷”,即便如此,也会受到“太祖尝使人密察”的对待。
崔宏之所以“俭约自居,不营产业,家徒四壁;
出无车乘,朝晡步上;
母年七十,供养无重膳”,除了其为人有德,更主要还是因为他对北魏拓跋统治者怀有相当的戒心,故谨慎行事以求自保。
毫无疑问,当时汉族与拓跋鲜卑之间的民族矛盾仍占主导地位,是北魏社会的主要矛盾。
北魏统治者开始接触并重视儒家经学,与汉族士人的建议有关。
道武帝向李宏征求意见,问“天下何书最善,可以益人神智?
”李宏的回答是:
“唯有经书。
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补王者神智。
”并就如何征集经书进行询问,在得到李宏建议后,“太祖于是班制天下,经籍稍集”。
李宏所说“经书”并非纯粹的儒家经典,当是泛指各类文化典籍,其中史书和阴阳术数类书籍应占很大比重。
这也与李宏“善占相之术”的个人特长是一致的。
北魏初年为统治者所用的汉族士人大多是杂学之士,纯粹的儒家经学之士则比较少见。
不论如何,在汉族士人的影响下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开始接触并重视儒家经学,这在当时的制度创立上也有所表现。
在迁都平城的第二年,道武帝就下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设立国子太学。
两年后“命乐师入学习舞,释菜于先圣、先师”。
又“集博士儒生,比众经文字,义类相从,凡四万余字,号曰《众文经》”。
史称“太祖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书为先。
”(《魏书·
儒林传序》)五经博士由精通经传的汉族士人担任,其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向统治者传授经学。
新兴(今山西忻州市)人梁越“少而好学,博综经传,无所不通”,“国初为《礼经》博士。
太祖以其谨厚,举动可则,拜上大夫,命授诸皇子经书”。
太学和五经博士的设立,表明汉族士人的政治主张为北魏拓跋统治者所采纳,并且体现到文化传播中去,为拓跋鲜卑及汉族官僚子弟提供了受教育的场所。
此后传授经学成为王朝制度,汉族士人以正常而有效的渠道影响着北魏统治者。
太学(后改为中书学)在后来继续发展,并为北魏王朝培养了不少统治人才。
汉族士人在政治作用上最突出的表现,在于当时的政权建设亦即典章制度的制定方面。
395年十一月北魏取得参合陂之战的胜利,拓跋珪“于俘虏之中擢其才识者贾彝、贾闺(润)、晁崇等与参谋议,宪章故实”。
次年(皇始元年)七月,“左司马许谦上书劝进尊号,帝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跸”。
九月占领并州,“初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已下悉用文人”。
这里可注意者有四:
一是,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北魏前后两次对后燕的战争大获全胜,俘虏了不少后燕的文职官吏,他们为北魏带来了后燕的政治制度,396年“初建台省,置百官”显然与前一年贾彝等人的“宪章故实”有关。
而此前在北魏的汉人如燕凤、许谦虽也曾被前秦迁徙长安,但毕竟未在中原朝廷任职,并不了解中原制度,很难提出具体方案。
二是,北魏占领后燕并州后,并州的官府文书也为其据有,为北魏政治制度尤其是地方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参考资料。
三是,当地大量的汉族士人归附拓跋鲜卑,需要一定的职务来笼络他们,北魏统治者不可能给他们授予军职,以之担任文秘之职是比较理想的途径。
四是,将来占据华北平原地区以后,必须改变统治方式,用武力征服或部落统治农耕地区都是行不通的,只能按照中原已有的管理方式进行统治。
统治事务的增多,也促使北魏政权要建立相应的文官制度。
随着统治区域的广泛扩展和统治阶层成员的急剧增加,原有的部落体制已经无法适应形势的需要,对于大量归降的汉族士人而言,部落体制也是无法接纳的。
皇始元年九月的创制在北魏政治制度演进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首先是从无到有确立起中央以曹省(尚书省)为核心、地方以刺史太守为核心的各级官僚制度,同时也确立了五等爵制度。
这次制度创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北魏以后的所有制度变革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调整的。
此外,平定并州进入华北平原后,拓跋政权不仅初步建立起一套模仿中原制度的文官制度,武官制度也逐渐确立起来,此后各种名号的将军开始陆续出现。
在396、397年南征后燕统治中心中山等地的过程中,又有大量的后燕官吏投降和归附北魏,其中不少人出身于河北士族,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熟谙经史及中原制度。
拓跋珪除了向他们了解汉族传统文化外,还询问“慕容旧事”,自然也包括后燕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方式。
攻占后燕首都中山以后,“获其所传皇帝玺绶、图书、府库、珍宝,簿列数万”。
后燕朝廷的文书图籍被北魏所占有,为北魏政治制度的创立提供了客观条件。
占领河北并安排好中山、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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