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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北方移民,文献中称为侨姓、侨人或北人(本文称之为侨人)。
吴人和侨人双方都并未把对方视为异族,而居住在中原的胡人和汉人也都把江东的吴人和侨人一起视为汉人。
但是在当时,吴人和侨人的确是两个在文化上有明显差异的群体,并在东晋南朝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处于不同的地位。
这种差异使他们产生了各自的认同感。
(一)吴人与吴文化
江东地区的原始住民主要是越人。
②他们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与中原华夏人的文化明显不同。
自西周以来,华夏人不断南下,在将中原文化带到江东的同时,也与越人逐渐融合,建立了吴、越两国。
吴、越两国王族祖先都来自中原,③因此王室使用中原华夏语;
普通民众则使用越语。
但吴、越两国在保留中原若干制度的同时,也在许多方面顺从土俗。
例如吴国建立者太伯、仲雍出于西周王室,《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载:
“南奔荆蛮,文身断发……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左传》哀公七年:
“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岂礼也哉?
有由然也”。
《荀子&
S231;
儒效篇》云:
“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
移入吴地的北人,也因而在许多方面被越化。
因此在华夏人眼中,吴文化以躁劲轻扬、尚武好勇、长于舟战著称,明显异于中原华夏文化。
④但是到了春秋后期,由于吸收了大量的华夏文化,吴国居民与周围地区的越人在文化上已有明显不同。
⑤在越国统治下的会稽一带的越人也步吴人后尘,在文化上逐渐脱离其它越人。
⑥正因为如此,吴、越两国统治者逐渐被中原所接受,两国也被视为华夏诸侯国。
吴王夫差不仅发起和主持了华夏诸侯国的黄池会盟,还差点当上盟主。
尔后,越王勾践也大会各国诸侯于徐州,周天王派人来“致胙”,表示承认。
但尽管如此,吴、越普通民众在习俗与语言上仍保持着与中原不同的特色,⑦而且往往也因此被视为夷狄,而不被视为华夏人。
《春秋谷梁传》哀公十三年:
“吴,夷狄之国也,祝发文身”。
范宁注:
“祝,断也;
文身,刻画其身以为文也”。
《吕氏春秋&
知化篇》载,春秋末年吴王夫差欲北伐齐国,伍子胥以为不可,说:
“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我得其地不能处,得其民不能使”。
以后,这个融合过程加快了,特别是汉武帝时将大批越人强制迁移到江淮等地,更使得吴地居民成分发生了颇大改变。
此时居民的主体吴人也被视为汉人。
⑧
两汉及三国江东的吴文化,虽然已经成为汉文化的一部分,但这种文化与中原汉文化仍有相当大的差别。
妹尾达彦认为汉代中原文化的核心,是浸透着华北农耕文化的儒教价值观。
⑨而汉代吴地文化的特点则是好勇斗狠,清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42“策权起事在吴”条,已注意秦末项梁、项羽,汉末孙策、孙权“起事之处,皆在吴”,在分析原因时指出:
“盖自阖闾、夫差以来,吴兵甚强,汉魏时尚有遗风,非如今日吴人之柔脆,不足为用武地也”。
但吴人在生产与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社会组织等方面仍颇有不同于中原之处,如《宋书》卷82《周朗传》载周朗言:
“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矣;
庶人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
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
”与此相对照的,则是《宋书》卷46《王懿传》所云:
“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
可见吴人的宗族组织比较松散,中原宗族组织却很紧密。
因此东汉时梁鸿移居吴郡后,仍然把这里与中原对立起来。
⑩
西晋时,虽然吴人早已不再被中原汉人视为夷狄,(11)但他们与中原汉人在文化上的差异仍然很明显,存在颇大的隔阂。
特别是在上层社会中,中原士大夫十分鄙视吴人,称之为“貉子”;
吴人士大夫也看不起普通北人,称之为“伧”。
(12)
在两汉时期(特别是东汉后期)迁入江东的北人,有许多是举宗迁移而来的。
(13)他们很快就立住了脚,并积极推行一些适用于南方水田农业的中原农耕技术,促进了吴地农业的发展,并逐渐演化成势力强大的地方豪强。
(14)他们在生活习惯、语言上也逐渐“吴化”,后来更以“吴人”自居。
孙吴政权主要就是以他们作为基础的,(15)到东晋南朝时期,他们大多变成了吴姓士族。
(16)吴地普通民众则为吴姓庶族,其中大部分人是生活在士族荫庇下的农民,但也有一部分是地主,甚至是地方豪强。
但不论其经济地位如何,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十分卑下,被士族轻视。
(二)侨人与侨文化
西晋末年,规模空前的移民大潮开始从中原涌向江东。
《晋书&
王导传》称“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
《资治通鉴》卷87“怀帝永嘉五年”曰:
“时海内大乱,独江东差安,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
这次北人南迁,人数众多,延续时间长达百年,而江东地区则是最主要的移民接受者。
(17)这些移民被称为侨人,他们在江东地区的居住方式分为两种:
第一,在首都建康周围,移民尤为集中,其中设在镇江、常州一带的南徐州有侨口22万余,东晋政府也因此而设置了二十多个侨州郡县来管理他们;
(18)第二,位于吴、吴兴、义兴与会稽诸郡,虽然也接受了相当数量的移民,这些移民却分散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吴人中,政府也未设置侨州郡县。
(19)
东晋南朝时期的北人南迁除了规模大、时间长外,还有一个特点,即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南迁是由世家大族领导的。
(20)这些世家大族以曹魏和西晋的中原名门(如王、谢、袁、萧等高门名族)为首,南渡后形成了侨姓士族,掌握着政权,高居于社会的顶层。
此外还有大量的普通北人也迁入江东,形成了侨姓庶族。
侨姓庶族不像侨姓士族那样享有特权,其中大部分人地位卑下,只能当兵打仗,或者成为士族的佃客和私属。
侨人数量虽然不小,但就南朝全境而言,主要居民仍然是土著。
在江东,土著居民大部分是吴人,而吴人和侨人的主要差别在于文化与风俗习惯。
(21)
(三)侨、吴、士、庶文化之别
东晋南朝的社会分为士(士族、世族、门阀、高门)与庶(庶族、寒门、寒人、寒族)两大等级。
(22)士族享有特权,庶族则没有特权。
在这两大等级中,又分为侨姓和吴姓两大部分。
这样,社会中的四个基本群体是侨姓士族、吴姓士族、侨姓庶族和吴姓庶族。
这四大群体都有自己的文化特征,因此在东晋南朝的江东地区,存在着侨姓士族、侨姓庶族、吴姓士族和吴姓庶族四种文化。
一般而言,士族文化体现了精英文化。
余英时强调中国的精英文化(即“雅言”传统)不但起源很早,而且一脉相承,即使在政治分裂的时代,这种精英文化仍然维系着一种共同的文化意识。
而汉魏中原儒家精英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文化的统一。
(23)这种统一性也清楚地表现在东晋南朝的侨、吴士族文化中。
侨姓士族是汉魏中原精英文化的主要承继者,吴姓士族是吴地精英文化的负载者,而吴地的精英文化又源自两汉三国时代的中原精英文化。
二者可以说是同源而异派,因此存在着差异。
侨姓士族是汉魏中原精英文化的主要承继者,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以这些中原名门为主要基础的东晋政权,南渡时也把汉魏中原精英文化比较完整地搬迁到江东。
如《隋书》卷49《牛弘传》所云:
“衣冠轨物,图画记注,播迁之余,皆归江左”。
到江东之后,他们竭力保持自己的文化特征,因而这种文化特征也成了士族身份的主要标志之一。
(24)
吴地的精英文化在汉代尚未能进入主流,江东士人因之在全国也没有地位。
(25)到三国时,中原精英文化发生了颇大变化,而江东精英文化则依然故我。
王永平就吴地学术与中原学术进行了比较,认为清人唐晏《两汉三国学案&
凡例》中的一段话很有识见:
“三国之际,经学已成弩末。
况值马(融)、郑(玄)之后,多变今从古。
然此风于曹魏尤甚。
若蜀、吴地偏,今学尚未尽漓,故虞氏之《易》出于孟、杨,仲通之《书》本于欧、夏,余亦多出今文。
惟《诗》一派,蜀、吴多从毛、郑,而魏尚存鲁说,此又不可不知者也。
”王氏强调这段文字指出在汉魏之际经学“变今从古”的大趋势下,吴地“今学尚未尽漓”、“多出今文”的特点,这是很深刻的。
(26)周一良指出:
“三吴人士之政事文学俱有可观,而中原人犹以化外视之”。
(27)此外,吴姓士族也有自己的文化特征。
这种特征不仅体现在他们使用的原始吴语与中原汉语有很大差距上,(28)而且也体现在礼俗、书法等其它方面,因此与中原精英文化有所不同,在某种意义上自成一系。
(29)
在庶族方面,无论是侨、吴,都自有其文化特征。
侨姓庶族文化以尚武、好斗为重要特征,如《南史》卷22《王昙首传附王俭传》载,王敬则出身侨姓庶族,名位显达后仍然不失本色,甚至在宫廷宴乐中也“脱朝服,以绛纠髻,奋臂拍张,叫动左右。
上(齐高帝)不悦曰:
‘岂闻三公如此?
’答曰:
‘臣以拍张,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张’。
时以为名答”。
张自烈《正字通》卯集手部“拍”字:
“拍,张手搏捽,胡之戏也”,并举王敬则事为例。
侨姓来自北方,与胡人接触较多,故善胡戏。
而吴姓庶族文化则以“妖而浮”的吴歌等著称。
(30)较之侨、吴士族文化之间的差距,侨、吴庶族文化之间的差距可能大一些,但二者在许多方面也颇有一致之处。
由于这四大群体都自有其文化特征,因此东晋南朝的文化融合,就是这四种文化的融合。
二、东晋南朝侨、吴、士、庶文化的融合
东晋南朝江东侨姓士族、吴姓士族、侨姓庶族、吴姓庶族四种文化的融合,始于东晋建立,一直持续到陈朝灭亡。
这种融合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带有明显的等级性。
换言之,这种融合首先发生在同一等级之间,亦即侨、吴士族之间的文化融合,以及侨、吴庶族之间的文化融合,从而使得侨、吴文化的差异,逐渐演化为士、庶文化的差异。
尔后,这种体现等级差异的士、庶文化,又逐渐融合,最后形成一种体现江东社会整体特点的新文化——江东文化。
因此,这里我们先看侨、吴文化,然后再看士、庶文化的融合情况。
(一)侨、吴文化的融合
1.侨、吴士族文化的融合
北人大批南渡后,不可避免地与原住民吴人发生利益冲突。
这种冲突主要发生在士族之间。
经过一段时间后,侨、吴士族之间达成一定的妥协,王、谢等侨姓士族避开吴姓士族集中的吴郡、吴兴等地,开发会稽等地。
(31)但是政权仍然主要把持在侨姓士族手中。
侨、吴士族的冲突也表现在文化上,甚至影响到侨、吴士族之间的通婚。
晋室南渡之初,出身于侨姓头等高门的王导为笼络吴姓士族,曾向吴地名门陆玩求婚,却遭到拒绝,理由是不能“乱伦”。
(32)可见侨、吴之间隔阂之深。
甚至到了南齐时,吴姓士族对侨、吴之别仍然耿耿于怀。
《南齐书》卷52《文学丘灵鞠传》载,吴兴乌程文人丘灵鞠说:
“我应还东,掘顾荣冢。
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其中,顾荣忽引诸伧渡,妨我辈途辙,死有余辜”。
当然这主要是针对北人把持政权而言,但是从中亦可见文化冲突。
然而,随着侨、吴士族之间妥协的达成,两种文化的融合加速了。
(33)
在上层社会中,文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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