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研究生英语综合教程课文翻译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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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翻译者也要像音乐家一样先理解别人的作品,然后用自己的独特的方式去表演。

音乐家是用肢体语言和嗓音去表现别人的音调,译者则通过另一种语言来诠释别人的思想和意象。

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倒不是音乐家制造的是旋律,译者制造的是文字,而是音乐作品的创作就是为了转换成肢体语言和美妙的旋律,而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为了翻译成另一种文字而创作的。

因此,虽然译者的艺术几乎看不见,却遭受了更多的怀疑。

译者的责任也大得多,因为每一个音乐家都知道他的表演只是他本人及其他音乐家众多的表演之一,甚至是万分之一,然而译者却明白他的表演可能是唯一的一个,至少是他这一代中唯一的一个,他不会再有机会去对它作出修改或采用一种不同的方法进行重译。

然而当译者承担起这一责任，努力把文学作品转换成它们从未呈现的形式时，除非他犯错误，没有人看到他表演的艰辛。

事实上，他主要是因为隐形才受到赞扬。

当我们听一个专辑时，我们可以想像出音乐家的吹唱或弹奏，但当我们想到从事翻译的译者时大脑却是一片空白，我们觉得译者只不过和作家所做的差不多，并没什么特别的。

捷克作家卡雷尔·

恰佩克曾写到他对自己写作的看法:

”即使我坐在走廊上写文章,也不会有一个小孩过来观察我的手指,看作家是怎么写作的。

我并不是说写作是一个糟糕的或无用的职业，但它不是一个最好的、也不是最有吸引力的职业，所用的材料也很特殊—你甚至看不见它。

”但我们对作家的期待也仅此而已。

我们期望创造者所创造的东西让我们激动，而不是他创造的方式。

除非他像爵士音乐家一样，也是一位表演者。

对于表演艺术家，我们的确期待他的表演激动人心，因为创造已经完成。

表演艺术家的职责不在创造，而在诠释。

但是译者的诠释不仅采取了原作的形式—墨迹—而且也不偏离原作的内容，这和文学批评家的诠释方式相反。

唯一改变的是我们现在可以读懂用油墨印出的内容了。

否则，外国作家的作品对我们来说就像没有任何意义。

这很像让不懂乐谱的人看乐谱一样。

但是音乐家的表演和乐谱没有相似之处，二者差异之大怎么说都不为过。

翻译是如此相近，翻译的结果是一种重写，两部作品，一个以另一部为基础，一个是原作，一个是表演，难以区分。

由于译者奇特的处境，他不怎么受人尊敬。

大家总认为，他应该服从于作者，忠实于作者，不能犯错；

在翻译时，他要一件一件来，论功行赏时，也要甘作末席。

在世人的眼中，他根本不是什么艺术家、创造者或是表演者，充其量不过是个工匠。

他通常被看作是一个可怜的、无足轻重的角色。

他的译作，书评里鲜有提及，几乎从未有人给予批评。

他的技艺在大学内外鲜有教授，他的译作也难能获得学术界的承认，他的思想于生平，出版商也不肖出版。

所以译者翻译并非为追名逐利，或为了别人的赞许，而是出于爱，出于让他人享其所爱，爱其所为。

我们常以为，文学作品的译者好坏在于他的语言能力，这就好比说音乐家都很懂乐谱。

他们当然如此，但是会看谱并不代表你会是一位好的音乐家，它只不过是成功的诸多要求之一罢了。

事实上，一些伟大的爵士乐手从来没有学过看谱，而有些伟大的译作，反倒是出自不懂原文的诗人之手。

想要演奏出好音乐，除了通晓一样乐器，还必须能察觉音调的细微差别，了解音符的组成跟其所代表的意义。

同样的，一个译者也必须能像评论家一样去阅读，像作家一样去写作。

十七世纪的约翰·

德莱登说的好：

“我们之所以没有什么好作品可读，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具备完美译者条件的人太少，而且对这样重要的学问，也给予太少的赞美于鼓励。

”时至今日，情形依然鲜有改变。

然而，普希金把译者称为“人类精神的信使”，歌德认为文学翻译是“世界交往中最重要、最神圣的事业之一”。

博尔赫斯也曾写道：

“也许……译者的工作比作家的工作更精细更文明：

译者显然出现在作家之后。

翻译是文明的一个更高级的阶段。

”当然，这些话并不是他们的原话，而是译成英文后的说法。

另一方面，译者被称为剽窃者、文化的掠夺者、殖民主义的共谋者，卖国者，叛徒。

他们背叛了自己的人民，背叛了自己的语言，出卖了原著，也出卖了自己，而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一个字七分钱，如果他们幸运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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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尊贵崇高还是背信弃义,至少大家认为译者是谦逊的,特别是对于艺术家而言。

谁能比译者更遵从他人的观点,人物,风格,意象,甚至幽默感译者将某种东西带入了很多时代和文化的核心艺术中,其最重要的方面即奉献与服务。

然而,还有什么比说你能写出像你所钟爱的伟大著作一样的作品更自豪的，譬如，能写出等同于英文《李尔王》的法文（日文或恩固尼文）剧本？

译者既谦逊有自负，真是够奇特的了。

翻译的隐性表演很难描绘，所以译者想出各种各样的比喻来描述它。

译者“像一位试图重现油画家作品的雕刻家”，安妮·

达西耶在她1699年《伊利亚特》法译本的前言中这样写到。

彼德·

丹尼尔·

赫图斯，17世纪法国的一位主教及教育家在谈到译诗时写到：

“最重要的原则是要保留韵律和句法，这样观众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位诗人，他犹如一棵树，树叶已被冬日的严寒打落，然而树枝，树根和树干仍旧清晰可见。

”几个世纪以来，译者一直把翻译比喻成把葡萄酒从一个瓶子倒入另一个瓶子，一位美国的法语翻译家罗斯玛丽·

沃尔德罗普把这一形象推进了一步，她说：

“翻译更像把灵魂从身体挤压出来，把它引诱到一个不同的躯体中”。

更近的、更科学的讲法来自美国西班牙语翻译家玛格丽特·

佩登，她用冰块概念创造出一个复杂的隐喻：

“我喜欢把原作想象成一块冰。

翻译过程中这块并溶化了。

待到变成了液态时，每个分子都变换了位置，没有一个分子与其他分子再保留着原来的关系。

它们开始了在第二种语言里形成作品的过程。

分子有逃逸的，新的分子涌了进来填补空缺，但是这种成形和修补的轨迹实际上是隐性的。

在第二语言里确立起来的译品是一块新的冰，它与原来冰块不同，然而外表看上去却是一样的。

”格来格里·

拉巴萨，一位美国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翻译家也谈到翻译的隐喻：

“所有的语言都是隐喻，翻译，不是语言间的纵向隐喻，而是语言间的横向隐喻。

”

下面是《圣经》的钦定本翻译家们对翻译的描述：

翻译就是打开窗户，让光线进入；

翻译就是撬开外壳，让我们品尝果仁；

翻译就是撩开幕布，让我们能窥见最圣洁的地方；

翻译就是移去井盖，让我们获得水源。

翻译让我们能接触到世界的文学。

它使得我们了解其它时代和地方的人们的思想。

它是对他者的庆祝，是一场没有彩球和喧嚣、真正的文化交流盛事。

它不仅丰富了我们个人的知识和艺术辨别力，也丰富了我们的文化、文学、语言和思想。

要把一种拉丁美洲的音乐介绍到北美所需要的一切无非是一群拉丁美洲的音乐家或者就是一本专辑。

但是要把一位拉丁美洲作家介绍到美国，介绍给那些不懂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的人，还需要另一位艺术家即译者。

如果没有加布里埃尔·

加西亚·

马尔克斯早期作品的翻译，当代的美国文学将会非常不同。

阳光、食物、水和宗教，这些是钦定本《圣经》翻译家认为翻译让我们接触到的生活的必需品，最起码对清教徒是这样。

设想一下如果我们不能阅读《圣经》或古典名著或塞万提斯、伏尔泰、康德、托尔斯泰、弗罗伊德，如果我们所阅读的作家自己也只是读过几个历史上或他们时代伟大的作家或思想家，我们将是什么样子？

我们将依然愚昧无知，缺少知识，渴求艺术。

我写本书的目的是让人们接触给我们引路的人和他们用以引路的这门艺术。

而且这样做的同时还要不失幽默和激情。

我将谈到要成为一个好的译者所需要的条件，译者与他们翻译的文学作品、译者与作家、译者与和他们一起工作为他们服务的编辑之间的关系。

我也会谈到译者所作的工作以及他们所做的大大小小的决定。

我还会谈到译者的公共形象，以及译者、出版商、评论家、教授、作家甚至读者对于改变这一形象能做些什么。

换言之，我将改变人们对翻译及译者的看法。

但我的主要目的是让读者明白翻译究竟是什么，以便他们能欣赏这一隐性的艺术。

这种爱与快乐的劳动本身也应该被人喜爱和欣赏。

事实上，这本书如果能让读者尝试亲自动手去翻译，这是我最乐意看到的，因为我所说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告诉人们翻译是多么困难或是多么有趣。

人们通常对翻译有很多误解，更别说还有很多真正的障碍和一点懒惰阻止人们去欣赏文学翻译。

我将尽力去消除其中的一些障碍，告诉人们误解形成的原因及方式。

我也会告诉人们近来文学翻译的下降反映了我们的智力文化看待文学特别是诗歌方面的重要变化。

我主要是根据译者们所写的以及在很多采访中告诉我的来写作这本书的。

但是我也会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

既然没有人给译者一个供他们表演的舞台，我的目标就是给他们一群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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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媒体法

欧普拉·

温弗里案大连张东黔选译

在得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联邦法院门前,一群人焦急地等待着陪审团的裁决。

这时,大门开处,欧普拉·

温弗里走了出来,她显得十分自信和兴奋,用力举起拳头,向人们示意“我们赢了！

”这位全国顶级的脱口秀主持人刚刚赢得了一场重要的官司。

那是1998年2月的一个早晨,温弗里对欢呼的拥戴者们说：

“言论自由还在,但它很脆弱！

”她发誓决不再对言论自由掉以轻心,也不会就此保持沉默。

她说：

“在这片土地上,我的父老乡亲们为了争取到平等的发言权而奋斗,甚至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没人可以堵住我的嘴。

1996年4月16日播出了一期“欧普拉·

温弗里脱口秀”,节目涉及到了疯牛病的话题,因为此事,她成了被告,案子历时将近6个星期。

原因是,节目播出后不久,引起了牛肉价格的直线下落,一群养牛户指控说,是温弗里使他们蒙受了经济损失,将她告上法庭。

温弗里告诉法庭,她的节目旨在以讨论的形式向观众传播信息,启迪智慧,让他们在愉悦中提升修养。

要做一期关于食品安全的特别节目,疯牛病似乎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话题。

疯牛病最早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英国被发现,这种病传播于牛群之中,病灶位于动物的中枢神经,潜伏期很长,通常具有致命性。

来自流行病学方面的证据表明,这种疾病很有可能是通过人们把带病的畜肉送到油脂熔炼厂,制成蛋白质添加剂,再用于牲畜饲料等途径,进人食物链的。

1988年英国政府取缔了这种取自动物本身的饲料添加剂。

起初,人们认为人类是不会感染这种疾病的。

但是,在英国,当有一种同类疾病的变体在10个人身上开始发作时,英国政府便将这一现象通报给了世界卫生组织,而该组织迅速召集了一个国际专家小组,研究形势,制定下一步的对策。

这件事情的发生,离1996年温弗里作节目的时候,仅仅过去两星期。

如此说来,这个热门话题在温弗里的节目播出之前就已经被各种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了。

那么,为什么单单温弗里的节目成了诉讼对象呢？

其原因,首先在于节目的内容本身。

本案的另一名被告,原先是个牧场主,后来成了素食主义者,碰巧也是温弗里的嘉宾之一。

他在发表见解时说,如果美国爆发了疯牛病,那么“就会使艾滋病像普通感冒一样不足挂齿了”。

当他谈起用动物肉加工饲料的做法时（这种做法在节目播出一年后被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禁止）,温弗里曾插话说：

“我是不会再吃一口汉堡包了。

”观众报以热烈掌声。

后来温弗里回忆起这段情景,她说当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