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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们提到对交通使用者征税收费的范围包括很多方面,但是汽车燃料税至少占使用者所交费用的60%。
参考资料:
《州和地方财政学》(美)费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简要分析:
提供公共交通服务是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责,为其支出筹资的公共收入手段是选择收税还是收费常常是政府必须认真考虑的,以上案例反映了美国各级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实际做法。
思考题:
收税与收费在为公共交通开支筹资上的效应有什么不同?
案例二:
或税或费——在供水服务的资金供给上的国际比较
是否利用使用者的交费作为那些既具有私人物品性质但又由公共部门提供的物品的资金来源,在许多国家都是一个古典问题,而不仅仅是在美国。
例如,应该怎样为供水服务提供资金的问题,近十年来在澳大利亚越来越受到特别的关注。
在1992年,联邦工业委员会建议州和地方供水当局都要转向完全的使用者费制度。
在此制度下,消费者将为每公升水付费。
该委员会把这种立场建立在关心有效率使用资源的基础之上,并且争辩道,如果消费者把水看作“免费”的,他们更可能浪费它。
该委员会指出,使用者费资金供应方式将减少水消费和相应的废水排放量,并且由于推迟了对供水和排水网络的投资而产生资金供应的节约。
以往,供水服务一直主要通过财产税来提供资金。
大多数消费者支付一种独立的水财产税(地方水税),随后允许消费水在达到一个年限额内之前都不再有另外的使用费。
水使用费运用于超过限额的部分。
但是,因为限额通常相当高,在大多数情况下,家庭用水付费取决于房子或财产的价值,而与水的实际使用量无关。
因此,毫不奇怪,生活在高价值房子里的消费者支持转向水使用费,因为他们坚信他们的水财产税是大于以使用为基础的直接水使用费的。
资金供应的某些变化已经发生。
墨尔本供水公司已经参加了使用费,现在已经占收入的31%,墨尔本的官员坚信,这给了消费者节约的机会,尤其是因为他们估计水消费的40%用于花园,20%用于卫生间时更是如此。
阿德莱德的一位地方官员指出,使用费的讨论已经使人们懂得资源的价值,如果人们浪费水,他们将为此付费。
但是,在澳大利亚,大量的水多为农业使用。
一些农业企业起来反对水使用费,着眼点有两个。
一是一些农产品的消费者价格可能会提高,二是由此产生的更高的生产成本可能伤害农业生产者出口他们产品的能力,而出口是澳大利亚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
例如,作为对该工业委员会建议的反应,甜菜工业的一位官员争辩道,如果昆士兰(州)政府采纳该建议,那么许多甜菜种植者将退出经营。
那么,没有水费,不仅可以鼓励、而且可以按户对过量消费进行补贴(因为每户都有一个不另收费的消费限额),也可以用来对特殊产业的补贴。
该案例与案例
(一)所涉及的问题是基本相同的,但引出了水使用收费对于生活性水消费和生产性水消费的不同效应。
对此政府应该怎么做呢?
你能为澳大利亚政府设计一个解决方案吗?
案例三:
纳税人或负税人?
一个电视机厂为配合税法宣传,同时也为扩大电视机的销售量,提高市场占有率,策划出这样一个营销方案:
在产品宣传单的醒目位置上标有“亲爱的顾客,当您购买我厂的产品后,您将很荣幸地成为了我国的纳税人。
”
纳税人是税法规定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
负税人是实际承担税收负担的单位和个人。
在这个案例中,当顾客购买电视机后,电视机厂将就这笔销售额缴纳流转税,而税款已加在销售额中通过商品交易转嫁给顾客承担。
此时电视机厂才是纳税人,顾客则是负税人。
鉴此,宣传单应该改为“亲爱的顾客,当您购买我厂的产品后,您将很荣幸地承担了我厂的税负,我厂将提供优质的售后服务予以真诚回馈。
”这也可见税法宣传任重而道远。
纳税人和负税人区别和联系何在?
试以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实例加以说明。
案例四:
明朝时期的盐的专卖
一段发人深省的史实盐的专卖也许最能表现出明朝政府在商业管理方面的无能。
专卖制度最主要的弊病在于将管理简单农耕社会的方法和原则施用于宏大的商业性经营管理。
然而无能并不能完全归因于无知,好几位明朝的政治家指出了专卖制度的不足,但这被完全忽略了,因为盐的管理仅仅是一成不变的财政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有限的能力和缺乏适应性使得任何彻底的改革在实践中成为不可能。
明朝政府在处理盐商事务时,从来没有宣布过任何一项普遍性政策,盐务机构也没有公布过任何指导性方针。
具体适用的方法,是以当时的需要和情况为基础,由各个官员单独制定,这些普遍性做法逐渐成为定例。
虽然官员要同商人进行各种交易,但是他们从来不认为政府同商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
在他们看来,国家高高在上,凌驾于契约关系之上,每个国民都有为其服务的义务。
商人们被希望产生利税,而且希望是自愿地参与政府活动。
然而,当无利可图,没有自愿者经销食盐时,官员认为征召商人去完成这项任务是完全公平合理的事情,就像他们要求普通百姓服役一样。
在某些情况下,商人们事实上被期望在同政府进行交易时要承担一定损失。
他们可能认为这些损失在某种程度上是特许经商的费用。
价格、解运办法、截止日期、未完成任务的处罚等,全部由政府单方面决定。
虽然地方管理者和检察官员常常提出建议,但所有重大事情都要由北京的皇帝批准。
有时,这些建议在提交之前,也向盐商征求意见,但他们从来没有机会同官方讨价还价。
商人们希望以投标的方式购买政府指定价格的官盐,但这种建议得不到赞同。
在1518年和1526年,一些盐商想出了能被朝廷接受的出价,并进行了两次努力。
虽然看起来他们是同京师联系紧密、有影响力的富商,他们的建议能够赢得皇帝的欢心,但却激怒了官僚。
户部实际上两次都持反对意见,并要求将这样的商人逮捕、严惩。
政府未兑现诺言时,也没有义务对盐商进行赔偿,向遭受巨大损失的盐商分发少量抚恤金是极为少见的情况。
当交易对商人有利时,盐政官员随后会以此为借口向他们的利润征税。
当商人们受到不公正待遇时,科道官员有义务进行保护,但他们更多是出于仁爱政府不应该残暴地对待其臣民的信念,很少是出于对个人公平的关心。
认为盐商由于政府的任意妄为而心灰意冷,这是一种误解。
政府法规的不确定性创造了无数暴富的机会。
腐败的官吏易受贿赂,诚实的竞争实际上成为一种例外。
明朝的食盐专卖收入不多,却仍然给百姓造成了很大的痛苦。
当发生危机时,盐价上涨,粮价下跌,每个消费者食盐的花费相当于其稻米支出的一半。
在一些地区,生活必需品已经完全消失了。
食盐短缺的直接原因是巡抚试图控制食盐价格,然而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专卖行为本身的性质。
早期中央政府的管理比较有效,制度的结构性弱点虽然逐步恶化,但仍未完全显露出来。
但是所有盐的专卖制度的不健全因素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了,这主要包括缺乏对灶丁的资助,管理部门分散、低效,分配设施不足,要求商人承担强迫性义务,等等。
最根本的是政府为这项工作提供资金的不足,也缺乏相应的服务。
总之,食盐专卖使少数奸商和贪官获得好处,而成千上万的人却备尝艰辛,国家从中所得收入也为数不多,甚至实际收入要比官方统计更少。
国家赤字财政主要负担大都落在普通民众身上。
政府在食盐专卖交易中占用大量资金的事实,鼓励了其他领域的高利息率,这又更加造成资金匮乏。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黄仁宇,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对某种产品实行专卖是政府出于财政目的所进行的垄断性经营,上述案例揭示了这种做法的弊端。
政府专卖的财政意义何在?
会产生哪些成本?
案例五:
英国的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
1980年,英国的GNP中,国有企业所占份额为11%,而现在约为2%。
在过去20年里,英国转让了五十多家大型国有企业以及更多的小企业。
英国实施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主要有三个目标:
(1)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
(2)改善国有企业为客户提供的服务;
(3)扩大资产所有权在英国人口中的分布。
虽然改革的目标并不是从出售这些企业中获得最大化的财政收益,但仍然取得了很好的财政效果,创造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财政收入。
1980年,国有企业曾在一周内花掉了9000万美元的政府财政预算。
然而到了1990年代中期,实施了民营化之后,这些企业一周内上交的利税就有9000万美元。
英国的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中,根据企业的状况和经营环境,采取了不同政策。
这包括:
(1)业务出售;
(2)管理层和员工收购;
(3)股票上市;
(4)授予特许权。
股票上市是最常用的方法。
上市安排大多同时向国内的机构和零售投资者、国际的投资者发售股票。
这三种投资者的竞争可以提高国有股的价格。
上市为企业创造了一个很好的管理框架,而且绝大多数外部投资者和外部分析者要求企业以一种清晰、透明的方式经营,并且强烈关注企业的业绩,这对改进企业运营来说是非常强有力的驱动力。
上市也给予了企业合适的渠道,使之能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持续融资,而这恰恰是政府难以做到的。
特许经营的方式在改革的第三阶段开始日益流行,这种方法适用于那些需要政府支持的行业,例如铁路运营公司及某些新建的监狱、医院和大学。
按照这种方案,有意向的民营企业被邀请来陈述他们所需的国家补贴金额,数量最少者中标。
英国的国有企业监管机制是独立于政治程序的,各个部门的监管权责都通过法律确定下来,从而保持与政治家的距离。
然而历史的经验显示,仅靠监管是远远不够的。
引入竞争体制往往比强化监管更有助于激励管理者提高效率和改善客户服务。
同时人们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国有部门都是自然垄断的领域。
例如在电力行业,电厂之间也可以开展竞争。
真正的垄断元素只有一个,即把电力从电厂传输给使用者的电缆。
亏损的国有企业通过削减成本和开拓市场而不是提高价格,转变成了盈利企业。
例如在劳动生产力的增加方面,英国电信在民营化的最初十年提高了135%,天然气行业在八年里提高了20%,电力生产企业在三年里提高了75%,而电力供应商在同期也增加了19%。
就客户服务而言,民营化以来相对于一般价格水平,天然气和电力的价格下降了30%,零售电话业务的价格下降了40%,同时伴随着供应中断的减少,顾客选择机会和获得补偿金额的增加,服务质量也明显提高。
在原来的体制下,国有企业经营者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的环境,比如
(1)不明确的经营目标;
(2)来自政府的干预;
(3)促使人竭力避免风险的激励机制。
民营化的成功正得益于克服了上述的弊病。
《英国国企的救赎》,史蒂夫·
罗宾逊;
载《财经》杂志2002年6期
上述案例清楚地描述了英国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的目标、做法、成效以及财政效果,这无疑是一个成功的改革。
为什么对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要选择不同的政策?
为什么说竞争比监管更重要?
案例六:
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进程
1998年8月,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以行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全部国有资产的管理职能。
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对国有资产实行国家统一所有、政府分级监管、企业自主经营的体制。
这意味着在政企分开之外,首次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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