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对待《共产党宣言》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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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者外,对于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件简单的事,稍有不慎便会流入跳蚤行列,成为假马克思主义。
在“消灭私有制”的问题上,就存在着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的问题。
宣言》确有“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
消灭私有制”,但这只是半句话,而非整句。
在这半句话前还有“从这个意义上说”。
什么意义?
再看看前文就明白了:
共产主义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由于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
消灭私有制”。
这说明,简单地说共产党人的理论可以概括为“消灭私有制”,其实是不准确、不完整的。
因为共产党人不是要消灭“一般的所有制”,对“个体劳动者的所有制”是决不可以采取“消灭”的办法的。
至于就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而言,也是“有条件的”。
《宣言》提出的“消灭私有制”是纲领性目标,并不是立即就可实现的。
恩格斯1847年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明确指出,不能一下子废除私有制”,“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
后来他在1874年的《流亡者文献》、1877年的《反杜林论》等著作中,进一步阐述了消灭私有制是有条件的,是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前提的。
他说“只有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条件下,“阶级差别的消除”才能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倒退”。
这就是说,废除私有制决不是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决不是不顾客观条件随心所欲就可实现的。
20世纪苏联和中国曾受过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一味追求生产关系的“左”的教训,证明了恩格斯的这些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不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真谛,取《宣言》中的“半句话”唬人,至少是不够严肃的。
“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
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宣言》,就必须坚持发展的观点,而不能教条僵化。
《宣言》发表25年后,马、恩在德文版序言中指出:
“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
v史条件为转移”。
接着又指出,《宣言》所说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今天来写,“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
此外,“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
可见,尽管《宣言》是经典著作,但也要与时俱进、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即使是对其中“完全正确的一般原理”,实际运用时也需“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而不可教条僵化、照抄照搬。
众所周知,《宣言》曾庄严向世界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这就是“两个必然”。
但10年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的思想: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
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被学界公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缺一不可。
1895年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公开承认,在《宣言》发表的那个年代,“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
“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恩格斯这种坦诚的态度多么令人敬佩。
这表明与时俱进、不断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
历史经验:
正确的认识靠全面的实践来检验
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宣言》,就必须将其蕴含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靠“全面的实践”来检验和发展理论。
早在1918年列宁在全俄苏维埃五大上就宣布了“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国际共运已一个多世纪,十月革命已过去100年,中国也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从正反两方面都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这是很值得分析研究、认真总结的。
百多年来共产党人的经验教训究竟是什么?
邓小平曾指出,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并且说苏联搞了许多年也并没有搞清楚。
显然,这是国际共运中带有共性的经验教训。
在这个问题上,胡乔木同志1990年曾做过概括,提过一个说法。
他说共产党人100多年来,特别是近10多年时间内对“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认识已有很大进步。
他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或者说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决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现在也没有完成,只是已有很大进步”。
他所说的“进步”指的是:
斯大林、毛泽东、赫鲁晓夫等人当年都曾将“向共产主义过渡”作为“当前必须解决至少必须和可能立即准备解决的任务”来对待的;
而现在我们已认识到社会主义要经历很长的历史时期,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间“由短变长”了,达到共产主义目标的时间“由近变远”了,对社会主义标准的要求“由高变低”了(由不承认商品经济到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追求单一公有制到承认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对按劳分配的认识也“再三改变”(由批其是“资产阶级法权”转到承认其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再到同时承认“非按劳分配”仍有存在的需要)。
这其实是认识上真正的进步。
总之,正确的认识需要在实践中多次反复,不可能一步到位。
胡乔木的这一概括雄辩地证明世界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要经验教训,不是忘了消灭私有制”,而是“急于消灭私有制”,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
中国近40年来发展之所以这么快,恰恰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彻底扭转“左”的指导思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结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要求“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本质上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表现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这是借鉴列宁新经济政策思路的结果,也是以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为依据的。
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曾指出:
“‘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这种议论是不正确的。
”从资本主义走上接近共产主义的社会需要“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愈长”。
中国现阶段是要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
这其实也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所有制问题上的政策是马克思主义的,是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认识到社会主义的长期曲折性,决不应也不能动摇我们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信念。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是决不可动摇的。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长期曲折性,应当更加坚定信念,近40年来的发展成就让中国实现理想的信心空前增强了。
离开发展讲坚持,坚持不了
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宣言》,就必须将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离开发展讲坚持,是坚持不了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
”习近平在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强调“发展马克思主义”。
他提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且要“锲而不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的。
据延安时期的老同志讲,毛泽东说过:
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同马克思一样,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里所说的“超过马克思”,不是说在人品和学识上都强于他,而是说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能解决他没有遇过和解决过的问题。
毛泽东、邓小平都是这么做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
总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
力,就在于它是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理论。
因此,坚持与发展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三个有利于”并未过时
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宣言》,就必须坚持唯物史观,坚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统一,从经济政治多重角度综合整体考虑各种现实问题。
在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问题上,现在存在一种值得重视的倾向,即更看重所谓“经济决定性”,而不是党的领导等上层建筑方面的关键性因素。
这就需要重新领会恩格斯的这一思想: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
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
”恩格斯强调,经济状况是基础,但经济因素不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必须重视“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必须十分重视的问题。
这也就要求我们必须从经济政治多重角度综合整体考虑各种现实问题。
在如何看待和对待“三资”企业和私营经济上,就存在这样的立场和角度问题,需要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综合整体把握。
1992年邓小平在巡视南方时,面对“外资企业=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多了”的议论,就做到了既从经济又从政治上考虑问题。
他说“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
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因此他主张胆子再大一点,并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姓“资”姓“社”的争论很快平息,随后中国打开了繁荣昌盛的新局面。
实践证明邓小平的思想和对策是正确的。
现在面临新形势、新态势,老问题又以新形式出现了。
目前国有经济虽然在控制力、影响力方面占主导地位,但非公有制经济在数量、体量上已超过半边天,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极端议论。
如何对待看待非公制经济已成为关系全局的重要问题。
中央在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问题上的立场是坚定的,态度是明确的。
2016年春天,习近平在政协会议上重申“两个毫不动摇”和“三个没有改变”,强调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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