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备考重读大师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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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啼血”。

自由往往是一种感觉，没有自由意识的人虽然没有自由却拥有自由感，自由意识太强的人即使有少许自由也没有自由感。

这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和朋友聊天时说起的一段近乎绕口令的话，此时想来仍觉不无道理，也适用于陈寅恪的心态。

我觉得越是对自由空间需要强烈的人越会感到自由空间太小，“天地一牢笼”就是这个意思。

在《吾侪所学关天意》那篇书评里我曾提到，在吴宓心目中，陈寅恪不止是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还是一个“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的卧龙式人物。

吴宓的观察没错，读《陈寅恪诗集》时你会顿时发现一个与撰述学术论著的陈寅恪全然不同的陈寅恪，他所想所思，大大超越了学术的畛域。

从他今存第一首诗即青年时代所作《庚戌柏林重九作》“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的句子里，从他晚年盲目后所作《答王啸苏君》之三“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的句子里，我们都能感受到他心中时时萦绕的有另一种情结。

他总觉得他对于政局有着他人不及的睿智见解，诗集中两用“读史早知今日事”，三用“食蛤哪知天下事”，都隐隐地流露出卧龙式的自负——“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

这也难怪，中国士大夫大多有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从政心理，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其实和李白“仰面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一样，尽管一个含蓄一个狂放一个正儿八经一个志得意满，想干预政治这一点上却是半斤八两。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本来只是一种旧时代实现人生价值的实用手段，可长期积淀却铸成了一个现代学人逃也逃不脱的政治情结，这种情结在国势阽危的时代与爱国热情混融而越发强烈。

可能是真的，陈寅恪自己并不觉得他是一个寻章摘句的学人而应当是一个经邦纬国至少是一个“坐而论道”的奇才，只不过时代并没给他施展的机缘，所以他只能喟叹“埋名自古是奇才”去做他的书斋学问而无法重圆他祖辈的旧梦，于是他心底平添了三分压抑、两分悲凉。

其实仔细想来，这种抱负并没有什么实在的依据，世事险恶时局多难，知识阶层中人有什么本事去抚平这叠岩翻滚的恶浪？

我不相信陈寅恪这种受过现代训练的学者不明白政治与学术早已判然两途的事实，我也不相信陈寅恪这种理智的知识分子不明白“坑灰未冷天下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的故典，可他为什么还要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抱负和自寻烦恼的忧郁？

是一个历史学家“资治”的职业习惯使他难以忘怀现实，还是先祖未竟的政治思想使他时时想赢回家族的荣光？

我实在不知道。

不过，这可能不止是陈寅恪一个人。

中国士大夫“修齐治平”的思想理路、欲合“道统”与“政统”为一的伟大理想，以及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的情状，使得每一个文人学人都似乎难逃这种从政情结的缠绕。

不信请看现代中国历史，谁又能例外？

抗战之初那一句名言：

“华北之大，已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其实可以扩大言之：

中国之大，近百年几无一张纯粹的书桌。

但这实在是加在陈寅恪身上的第一重悲剧。

他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又是一个自视极高的学人，他不能不时时从书斋中伸出头来探望一下他身边的祖国，不能不时时为这万方多难的祖国发出一声叹息，于是他需要太多的自由空间来伸展他的思想和智慧。

一间书斋对别人也许绰绰有余但对他就十分局促，可是，时代给他的只是这一间书斋四壁书。

如果他是个鲁迅式的文人倒也罢了，他可以冲出书斋可以歌可以哭可以用文章为匕首为投枪，纵然没有荆轲的壮举，但也可以用易水萧萧的悲歌宣泄出胸中的郁闷，但他偏偏是一个学者，多年理性的训练使他习惯了理智的生活，于是他只有深深地埋下头去伏案于书斋之中，只是当他写诗的时候，才允许心底的忧郁稍稍渗透出来，而这忧郁和愤懑还被种种典故包裹着掩饰着，于是他的诗中那份悲凉又多了几分哽咽几分苦涩。

“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我想，这不自由是不是由于他需要的自由空间太大而惹出来的一种“局促感”呢？

NO.2

蔡元培：

昨夜启明之星辰

舒禾

如果你将石子投入平静的水面，涟漪就会从此中心向远处扩展开去，在五朝京都的千年古城北京……维新的浪潮已经消退成为历史。

在这平静的古都里，只剩下一些贝壳，作为命运兴衰的见证者。

但在北大聚集着含有珍珠的活贝，它们注定要在一代人的短暂期间为文化思想作出重大贡献。

把叛逆知识分子的石子投入死水的，便是一九一六年成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先生。

（蒋梦麟《西潮》）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

蔡元培由欧洲返国，出任北大校长。

由此迄至五四运动发生，一段文化史事，多与蔡氏有关，以至史家也无法低估蔡元培于中国现代史进程的影响，并非偶然，数十年来无数关于“五四”的“寓言式”的纪念、阐释，都以各自的方式不断提到他。

蔡元培重入古城，似乎准备在这里辟出一处现代意义的“学园”。

将对教育和科学目标的向往带入北大，以开明而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改造了北大，使北大成为思想文化变动的中心。

变动，还是以教育观念、体制的改进为枢机，狭而言之，使人抛弃那种追逐升官发财的陋俗；

广而言之，解开了种种旧意识对人的束缚——面向世界，反观自己。

也许蔡元培治校图新的苦心，只在力图使这所大学像个样子，以便为长期的社会改革和文化建设打下基础，而结果却纲举目张，迅速为“五四”一代新的社会活动和文化精神开辟了道路。

“有蔡孑民先生的主持北京大学，然后有五四运动以来风气的转变。

”进而论之，“孑民先生主持北大，所以能为中国学术界开一新纪元，就其休休有容的性质，能使各方面的学者同流并进，而给予来学者以极大的自由，使与各种高深的学术都有接触，以引起其好尚之心。

”（吕思勉《蔡孑民论》）这一番评论，不用拔高法，也不空泛而论，宛然樽酒摆谈其时“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情形。

蔡先生这八个字，货不二价，以至于人们说到北大一时之盛的师资，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到辜鸿铭、刘师培、黄侃，从“五马三沈”到周氏兄弟，都会赞一声“雅量”。

这八个字说来容易做来难。

其实，蔡元培所坚持所维护的，还不仅仅是学者个人的学术自由，在与林琴南的论辩中他指出：

“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以故，尚不达到自然淘汰之命运，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理直气壮，还意味：

启蒙也好、学术也好，意义不单在新知识的传授，它还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文化态度。

这种改变也许在于让人明白：

如果对（可能）不正确的学说，总觉得不经争鸣讨论尽可排斥，那么对（可能）正确的学说也就未必能容纳了。

这是和而不同、有容乃大的蔡先生。

谈到真理，他说：

“一种思想之产生，一种科学学说之成立，断非偶然之奇迹。

吾人如能基于纯正研究学术之立场，则无论为附和或为反对，但于此种思想学说都应切实研究，惟研究乃能附和，亦惟研究乃能反对，盖真理惟研究乃能愈益接近也。

”

关于五四之际“白话”与“文言”之争：

“我敢断定白话派一定优胜，但文言是否绝对的被排斥，尚是一个问题。

照我的观察，将来应用文一定全用白话，但美术文（指有艺术性的美文——引者注）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

”我想，这意见就比较通融，甚至练达，正如革故鼎新原不一定要抛弃传统的精华。

五四运动起来了，蔡元培与青年们的心是相通的，然而他始终认为救国与读书不能互相替代，也不能对立起来。

救国运动唤醒了国民，莘莘学子的责任，还有待于“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

他说：

“一时之唤醒，技止此矣，无可复加，若令为永久之觉醒，则非有以扩充其知识，高尚其志趣，纯洁其品性，必难幸致。

心怀坦诚，不失良知，这是蔡先生。

也是不忘致理智和热忱于青年、不忘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蔡先生。

不弃不执，也就是既不悲观自弃又不急功近利。

这作为一种艰难的选择，使近代以来的读书人一面投入时代生活的潮流，一面努力想守住学术和思想的领域。

平心而论，这不容易。

蔡元培说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他守住了“不弃不执”的理想，然而他的抱负，挫折总是多于实现，大到济世明道，小到自己的学术志向。

他可能在精神上保持了独立，却难以在具体的生活中逃避不理想状态的限制。

他的屡而去国、归国，似乎正表明他与现实的痛苦关系：

有所离而又无法离、无法大有所为而又要有所为。

他还不断地辞职又常常辞不掉，像是进进退退的角色，不得不承担起一种矛盾的双重命运：

一方面是参与型的“行动人物”，另一方面又是超越型的“观念人物”；

一方面是思想和知识的固有理路，另一方面是现实社会问题的紧迫要求；

一方面是现代价值观念的吸引，另一方面又是非理想状态的“牺牲”；

两难的冲突，造成难以摆脱的心理焦虑和岁月蹉跎。

“寒冰火焰更番过，地狱原来在我身。

”这是自我写照的蔡先生。

NO.3

王国维的忧郁

黄学祥

苏珊·

桑塔格在为本雅明的《单向街》所作的长序中称本雅明是个总带着“一种深刻的忧郁”的人，而这种气质贯穿了他的一生以及所有的作品之中。

她极细腻地分析了这种气质：

敏感、孤僻、隐藏的激情、爱沉思、身体孱弱、行为古板等等，并与本雅明的生平对证，文字透出一种让人感伤的宿命色彩，而这时我眼前出现的影象，却是我国一代宿学的王国维。

两人的确有一定的可比性，两人都生在国运飘摇，战火连绵的时代。

本雅明身为犹太人，在纳粹横行时，仍苦留在他认为是文化阵地的欧洲，他在回绝美国友人的邀请信时，说他宁愿成为欧洲最后一个知识分子。

大战发生后，本雅明自杀在逃亡的路上。

而王国维，沿着这气质一路行来，其悲剧的结局，似乎也是注定了的。

忧郁沉潜的气质决定了王国维选择研究的方向。

1898年，王国维再次乡试落第后到上海谋生，利用工余学习新学。

“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

”王氏忧郁的禀性与叔本华的悲观哲学一拍即合，比之苏东坡初读《庄子》那种若有夙契之感。

但是最后收获却是“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理智上虽接受了西方思想，感情上却与中国旧文化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人生方向反而更加枋徨。

接下来填词成功使他在文学中找到了乐趣，遂转向文学研究；

不过他很快意识到：

自己欲为哲学家，则苦于感情多而知力寡；

欲为诗人，则又苦于感情寡而理性多，所以愈加苦闷，在文学、哲学之间徘徊不定，不能决定专攻方向。

1909年，转向戏曲研究。

然而，辛亥革命的爆发打破了他怡情弄性的生活。

跟随罗振玉流亡日本京都之后，处在漂泊异乡、家国无望的时期，内心之苦闷显而易见。

罗振玉此时起到了精神导师的作用，他坚定地告诉王国维：

“士生今日，万事无可为，欲拯此横流，舍返经信古未由也，期与子共勉之。

”王国维如闻雷击，觉得自己从多年的蒙昧中苏醒。

以前觉得济世无门，才灰心于文学戏曲研究。

现在罗振玉指出道路，让王国维看到了他一直苦苦追索的人生价值所在，为了道统（儒家传道系统），他毅然抛弃哲学、文学、戏曲，坚定地转向经史考证。

性格忧郁的人喜好译解神秘的事物。

王国维沉入甲骨残片的破译中后，著《殷周制度论》，认为“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家一姓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

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流露出帐望周孔的感伤。

他努力在断瓦残片之中辨认着中国文化的昔日身影。

在上海时，曾与学生庄敬严肃地演习古礼，亲自设计搭盖“芦殿”，叹之为“极美之事”。

“五四”以后，王国维面对文化无法挽救的陨落，蓄起了辫子。

王国维早在留日时即已剪发，是时博仪也早去了辫子，辜鸿铭虽也有此举，但毕竟是显名士风态，而一向刻板的王国维则是面对一种文化无法挽救的陨落，摆出了一个世人皆废我独持的悲壮姿势，这与他最后走向死亡的路已不远了。

忧郁的人行事刻板，他们是自剖的大师，毫不宽容、毫不留情地进行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