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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红军第二次到金川
1935年9月中旬,张国焘在阿坝格尔登寺召开“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不顾朱德、刘伯承等的反对,决定率部南下。
10月初,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集聚于卓克基、松岗、脚木脚、党坝一带。
10月7日,张国焘在脚木脚以“中革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绥崇丹懋战役计划》,提出:
“我军主力采取秘密迅雷的手段,分由观音铁桥及党坝沿大金川两岸夹河并进,配合夺取绥靖、崇化,庚即分取丹巴、懋功,以作南下出天全、芦山、邛崃、大邑的策源地。
”部队分编为左右纵队和左侧支队,右纵队由九军二十五师、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和五军共八个团组成,王树声任司令员,詹才芳任政委,任务为经观音桥、周山,攻占绥靖、丹巴;
左纵队由四军、三十军、九军二十七师、三十二军共十六个团,由总部指挥,任务为由党坝沿大金川河东岸与右纵队相呼应。
左侧支队由九军二十七师七十九团和三十三军共四个团,罗南辉任司令员,张广才任政委,控制梦笔山、鹧鸪山及马塘,主力驻卓克基、马尔康,以备策应。
10月8日,右纵队九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在观音桥麦斯卡强渡时受余松琳一部及千余地方武装的堵击,未能成功。
9日夜,七十四团选择观音桥上游半公里处乘木筏偷渡,因对岸是悬崖峭壁,敌疏于防守,又经麦斯卡强渡,重兵东调,敌沉于庆贺。
红军偷渡一举成功,敌溃逃深山。
此时,红军总部作了调整部署,令左纵队之四军西渡大金川,沿西岸袭取绥靖、丹巴;
三十军由大金川河东岸进占崇化,转攻懋功;
七十二师向两河口、达维推进。
党坝对岸有余松琳两个营、绥靖游击司令杜铁樵反动武装数百人及部分寨兵计二千人防守。
红四军隐蔽于党坝茂密的山林之中,造小船七只,木筏若干,于10月9日晚,在距党坝1.5公里的大金川河上游将扎有草人、挂有马灯的木筏推入河中,咬住敌人主要火力,红四军大部乘隙在麻壤乘船偷渡,夺取西岸阵地。
敌见上当,红军来势凶猛,落荒而逃。
红四军大获全胜后,继续向南推进,于12日夜间进占绥靖县城,在此稍事整休后,红五军、妇女独立团、后方机关、红军医院等驻留绥靖,开展地方工作。
其余部队经巴底、巴旺,向丹巴方向猛进。
在红四军西渡大金川的同时,红三十军沿大金川河东岸向南进攻,10月10日,采用迂回战术,在得胜梯附近歼敌300余名,11日在噶尔丹斯经过四次进攻,击溃敌一个团,占领噶尔丹斯。
12日夜,在梅花山全歼守敌一个连,13日在黄草坪遭受敌张行团及地方反动武装的阻击,激战一天一夜,迂回部队到达后,红三十军加强火力攻击,众敌力不能支,大部向南逃跑。
这次战斗歼敌二百余,俘获敌百余,缴获枪支近五百。
10月14日,红三十军占领仅有十余名老弱病残者在家的空旷县城崇化县。
红四军于10月16日进占丹巴,红三十军于10月20日晚占领懋功。
至此,从10月8日至22日,历时15天的绥崇丹懋战役结束,达到预期目的。
三、建立格勒得沙革命党
1935年10月,卓木碉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大金省委,领导创建金川赤区并开展各项工作。
红四方面军占领绥靖后,省委机关迁住金川县城老街,邵式萍任省委书记,何柱成任副书记。
同年12月,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数民族“觉悟最先进,斗争最坚决”的革命政党——格勒得沙革命党,制定了党章(1936年1月1日发布)。
相继建立了丹巴、懋功、抚边、绥靖、崇化、绰斯甲、党坝、卓克基、金汤和阿坝九个县级党组织以及县以下的区支党部、乡分支部和村党小组,党的最高机构为格勒得沙革命党全国代表大会。
整个金川赤区发展党员500余名,其中金川县境内的绥靖、崇化、绰斯甲发展党员300余名。
同时还建立了在格勒得沙革命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青年革命党、喇嘛教改进会、番民联合会、童子团、少先队和格勒得沙姊妹团,这些组织在争取群众、保卫苏维埃政权、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补充红军武装力量、筹集粮食医药、护理安置红军伤病员方面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四、建立苏维埃政权
1935年5月31日,“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在茂县成立,张国焘自任主席。
后来,在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的两河口会议上,毛主席、党中央严厉谴责了张国焘的错误行为。
1935年11月18日,“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在绥靖恢复成立,主席邵式萍,副主席熊国炳、刘伯承、马显文(回族)、兰卡(藏族)。
“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下辖格勒得沙共和国(金川流域,1935年11月建立)和波巴依得瓦(康北地区,1936年5月建立,习称“波巴政府”)两个共和国,联邦政府设有财政经济部、内务部、军事部、土地部、粮食部、劳动部、裁判部、教育部、少数民族部、保卫局及条例起草委员会和回民委员会。
格勒得沙共和国确定以嘉绒语为国语,制定了《格勒得沙共和国国歌》,将1935年确定为格勒得沙共和国元年,选举产生中央政府领导人,主席克基、副主席杨海山、孟兴发(均为嘉绒藏族)。
下辖财政、内务、粮食、妇女、少共各部和革命法庭、革命军团总部。
格勒得沙共和国未建立前称苏维埃政府,格勒得沙共和国成立后,虽然撤销了“苏维埃”的称谓。
但群众中仍然习惯称县区乡政府为“苏维埃”政府。
格勒得沙共和国辖地一度包括大小金川十八土司领地,东至松、茂、汶,西达雅砻江,南到康定、金汤、宝兴,北接阿坝、毛尔盖。
后来因受战局影响,红军未能完全控制,仍以绥靖、崇化、丹巴、绰斯甲、党坝、卓克基、懋功、抚边为主要根据地。
五、建立地方军事组织
1935年10月,红四方面军在金川组建中共大金省委和政权机构的同时,组建大金省军区,11月改称金川省军区,1936年3月又改称绥靖军区,均属省军区级,曾一度由红五军代行省军区职权。
先后由朱良才、董振堂、倪志亮、李维海、李彩云任省军区司令员,邵式萍、黄超任政委。
省军区辖金川独立师一师(即金川独立师)和二师(即丹巴独立师)、格勒得沙革命军、绥靖回民独立连、番民独立骑兵连、金汤独立营。
另有番民人民自卫军第一路军和格勒得沙青年队也隶属省军区指挥。
其中金川独立师辖2个团,最多时兵力逾千人,在师长李彩云(1937年6月12日被害于祁连山),政委何志余的指挥下,屡建奇功。
格勒得沙革命军总司令部配备有一直属警备营,革命军总兵力超过二千,总司令是卡格尔·
江根(藏族)。
革命军战士适应高寒地带作战,经常给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以沉重打击。
回民独立连由回民青年组成,兵力最多时达百人,在照壁山与地方民团战斗中,受到国民党军队、地方武装和土司寨兵的联合包抄,连长马善全临危不惧,沉着指挥,在伤亡过半的情况下,成功突围。
1936年7月,格勒得沙革命军所属部队整编为番民自卫军。
红军北上时,金川省军区所属军队全部编入右纵。
六、红军在金川地区开展的各项工作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司头人进行了大量的欺骗宣传,说红军要“共产共妻”,“见人杀人,见东西抢东西”,并威胁群众,不准给红军粮食,不准给红军带路。
因此,当红四方面军到达金川时,绝大多数群众已经埋藏好粮食,举家逃往深山。
红军组成宣传队,尊重民族习俗,严明纪律,不怕山高路远,向躲藏的群众喊话,红军是穷苦大众的队伍。
红军战士将散失的牛羊关进圈舍,精心喂养,管理好庄稼地,保护好群众的财产,用藏、回、汉文字书写标语。
胆子较大的群众首批出山,与红军见面时万分感动,又经他们进山宣传,到1935年10月底,群众基本上回归了家园。
基层政权建立后,在1935年底至1936年初,首先在绥靖和崇化两县开展土地革命,依据《土地条例》没收地主土地和财产,由苏维埃政府的土地委员会进行分配,在分得的土地上插上牌子,写明户主的姓名、亩数和四至界线。
实施土地革命后,地方反动武装经常下山骚扰,给1936年春耕生产造成很大的困难,各级苏维埃政府提出了“武装保卫春耕”、“不荒废一寸土地”的口号,红军战士及机关工作人员,全体行动,投入春耕。
春节期间,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匪首,震慑了敌人。
为解决红军军需给养,开设了国家药店、国家商店、红军医院,办起了炸弹炸药厂、军械军备修理厂、服装制鞋厂、土盐厂、小型发电厂(水轮发电,供发电报用)、制币厂等。
金川是藏、回、汉民族杂居区,大金省委把民族问题作为首要问题,主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信教自由,保护寺庙,尊重民族风俗。
注重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提倡红军战士学习藏语、跳锅庄,提倡红军干部与少数民族通婚。
革命军总司令江根、格勒得沙中央政府副主席孟兴发均是藏族人民的优秀儿女;
西北联邦政府副主席马显文、回民独立连连长马善全是回民优秀干部。
中共大金省委书记邵式萍带头与金川藏族姑娘、妇女部长杨秀英结婚;
宣传部长李中权等五位领导同志与三郎木初等五位藏族姑娘举行了集体婚礼。
七、金川各族人民对红军的支援
红军驻留金川时期,金川总人口为6万(其中绥靖2.1万、崇化1.9万、绰斯甲地区2万),红军部队、机关工作人员、伤病员约1.5万人(其中由总后卫生部后方办事处统一安排的伤病员达2000人),需要金川供给的前线部队约2.5万人,金川赤区承担着十万人的粮食供给。
国民党军队的封锁,使金川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往来,反动地方武装、土司头人和国民党军队又将大批粮食运进深山老林或埋入了地窖。
红军每天只能吃两顿,一稀一干。
后来连每天两顿稀的都无法保障,时常断炊,只好以榆树皮、苦马菜、灰灰茶、尖霍麻等为生,猫狗雀鸟几乎灭绝。
再后来,连野菜也很难找到了。
咯尔高狗妹因挖出了地主地窖里的粮食,被反动派砍死在空白沟。
安宁组织武装力量在柏松塘击溃敌人,缴获了部分粮食。
夜间安宁区委遭反动联军报复性突然袭击,七名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牺牲。
回民独立连马善全部,在护送河东照壁山运粮队伍时遭反动土司率寨兵的重重包围,几十名英勇善战的勇士献出了生命。
武工队队长罗青长,少先队指挥部熊作方为营救被困妇女独立连战士,率队赶到喇嘛庙时,30余名妇女全部被敌枪杀,年仅16岁的高丽生手里还握着一颗手榴弹,怒目圆睁。
仅绥靖和崇化两县为红军筹粮达100万斤。
在阿科里长海子,经过与土匪一天一夜的战斗,终于把土匪歼灭,一次缴获牦牛上千头。
据老红军罗德勋回忆说“那次除留给伤病员和苏维埃政府部分外,我们部队每人分了13斤,把血水煮干后,切成片,再切成颗粒,用牛油炒好后备用。
部队命令不能吃,要互相监督,不到关键时刻不能动。
北上时,真起了作用,用水一泡就可以吃。
”金川地区为红军提供各类牲畜5万多头。
1936年红军北上前,金川妇女教红军指战员捻毛线、织毛衣、做皮衣、做牛肉干和熬茶,为红军北上作好衣食准备。
金川地区参加红军的达2100人,卡撒乡游尚达一次组织30余名青年参加了红军,徐向前总指挥将一玉镯赠送给他,以示奖励,后担任崇化县苏维埃政府秘书。
北上后,在甘肃高台战役中,光荣牺牲,玉镯现被珍藏于北京军事博物馆。
杨东生、天宝等一批藏族青少年,在参加红军到达陕北后,逐步成长为优秀的民族干部,埃德加·
斯诺把他们称之为“藏族革命的先驱者”。
杨东生1982年逝世时,《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电讯称“他的逝世是民族工作和西藏工作的重大损失”,肯定他的一生是“为我国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不息的一生”。
金川各族人民为了支援红军北上抗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
毛主席在延安和全国解放以后,在多次讲话中,高度评价了藏区各族人民的这一丰功伟绩,赞喻是“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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