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特征及其现代命运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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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阮籍的长啸还是贾岛的苦吟?
毫无疑问,无论是历史叙事还是吟咏情性,是官样文章还是个人遣怀,一言以蔽之,在现代汉语语境中,所谓中国传统文化,至少是作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古代知识阶层,即文人士大夫创造的文化,就是儒、释、道三大传统以及在它们涵盖之下的经、史、子、集。
那么人数占绝对优势的人民大众呢?
他们创造的文化呢?
正如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人民大众就像小数点之后的零是毫无意义的一样,在传统文化观念中,人民大众的文化创造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看现实的学术界常常呼唤的继承传统文化、弘扬民族文化,等等,实质上还是指“大传统”,即知识分子文化,或精英文化而言的。
尽管在千百年的历史过程中,人民大众创造了无比伟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是由于这些文明长期在话语层面的缺席,故而大都隐没于幽眇难测的历史深处或者作为历史遗迹默默地矗立在那里。
因此,我们所要反思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命运问题,也主要是针对传统的精英文化而言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的反思必须从主体,即文人士大夫入手。
一、从传统文人到现代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无论是指十九世纪俄国那些不满沙皇统治的贵族青年,还是指二十世纪西方国家那些社会的批判者,抑或是被认为奉行“工具理性”的现代科学技术的拥有者,都与中国古代的“文人”相去甚远。
就是中国“五四”前后那些穿着西服或长袍,高喊“打倒孔家店”或“整理国故”的大学教授也与传统文人有着根本性差异。
我们有时也将中国古代的“文人”称为“知识分子”,那纯粹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的,是很随意的用法。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意义的“文人”正向着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转化。
而这一转化过程也就是目前学界大家都在谈论的所谓中国的文化“现代性”的过程。
任何人,要想弄清楚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在当代究竟是怎样演变的,首先必须弄清楚中国传统的“文人”是怎样向着现代的知识分子演变的。
而要弄清楚“文人”这一“演变”的过程,首先必须知道他们原来是怎样的。
那么中国传统文人有哪些基本特征呢?
概而言之,大约有下列几点:
其一、处于主人和奴仆之间。
说主人,是从他们自己的主观意识或话语建构的角度来说的。
也许可以说,古往今来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知识阶层像中国传统文人那样有那么强烈的主人意识了。
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社会是家天下的君主政体:
君主一旦取得最高统治权就将这个国家视为自己的了——他们无不梦想“万事而为君”。
大多数君主都像一个家长那样来管理国家,也像家长一样对“国家”富有责任感。
但是也有很多败家子君主并不珍惜祖上创下的基业,缺乏起码的主人翁意识,骄奢淫逸、胡作非为。
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君主,否则也不会出现那样多的改朝换代了。
但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
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也就是士人阶层,却有着较之君主更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他们以天下为己任,认为自己有责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宋儒张载语)有义务“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杜甫诗)有权利“格君心之非”。
(孟子语)在面临国家存亡或朝代更迭之时,他们的忧患意识较之帝王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的正统观念较之君主更加强烈。
他们奉行“出为帝王师,处为万世师”的人生理想:
或作为循吏恪尽职守,为维护现实制度的合法性不遗余力;
或作为布衣之士著述立说,为人世间制定法则。
他们的主人意识是那样强烈,以至于认为离开了自己这样的社会良心世界就会变得混乱一片、漆黑一团,因此深信“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道理,并且拥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豪情壮志。
他们从内心里其实很轻视帝王们,认为如果没有自己这样的文人士大夫的教诲与匡正,他们就会成为愚昧懵懂的昏君或生杀予夺的暴君,所以就将他们对待文人士大夫的态度作为对其进行价值评判的基本依据之一。
他们在以老师的身份教导君主的时候又十分懂得技巧,譬如,他们“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塑造一系列上古时期的圣明君主形象来为现实的君主树立榜样;
他们对夏杰商纣之类口诛笔伐——将一切亡国之君一概塑造为荒淫无耻、残暴昏庸之辈,为现实的君主确立警戒。
他们还精心地创造出一个称为“道”的形而上范畴作为宇宙间一切价值的最高本原,用它来约束限制甚至引导君权的力量。
他们一旦说道“大道”或“天道”如何如何,“圣人之道”或“君臣之道”怎样怎样,那就是要向着君主言说了。
“圣人”有时是文人们歌颂君主的,但作为比较固定的含义是指孔子。
对于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来说孔子是一个象征符号,他象征着权力,不是物质性的权力,而是话语权力。
所以在文人士大夫眼中,孔子这个“素王”较之任何现实的君主都更有权威性,他是一面大旗,是支撑文人士大夫社会责任感的精神力量。
所以汉代治公羊学的经生们才会造出“以《春秋》当新王”——以为《春秋》(孟子和汉儒都以为是孔子所作)这样一部史书的意义足以抵的上一代圣明君主。
他们的逻辑是:
既然已经“礼崩乐坏”、“王纲解纽”——君主已然不能承担维护世间法则的重任,那么自己就必须当仁不让地承担起这一任务。
一部《春秋》于是就成为唯一的价值准则,惟有它可以使世间知道还有是非善恶。
所以孟子感叹道:
“《春秋》,天子事也!
”战国以降,文人士大夫们常常借助圣人的力量来教导当权者,于是在今天看来极为迂腐可笑的“子曰”、“诗云”在他们那里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他们千百年间营造的文化语境中,即使君主在圣人面前也要毕恭毕敬,因为他们也很清楚,违背了圣人的意志也就等于公开以天下的文人士大夫为敌,而一旦在文人士大夫眼中失去了合法性,一个君主甚至一个王朝的气运也就行将完结了。
君主代表的是现实的权力,圣人代表的是话语的权力。
除了“道”和“圣人”之外,文人士大夫还经常抬出“天”或“天命”来作为压迫君主服从自己的意愿的有效方式。
“天”或“天命”是极不确定的东西,这是一种无所不能的神秘力量,世上一切对人来说不可知、不可为的事情均可归因于它。
自西汉中叶儒学在文人士大夫与君权的“共谋”下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开始,对“天”或“天命”的解释权落到了文人士大夫手中。
在这里话语权力的拥有者们采用了一种极为有效的策略:
他们将“天”或“天命”以君权合法性的最高证明的形式提供给君主们,一旦君主接受了这种观念,其隐含的话语权力就立即发挥效力了——文人士大夫们动不动就会抬出天意来恫虾君主,即使是建一座宫殿这样的事情,如果有人不同意,也常常会举出何处地震,何处陨石这样的自然现象来为口实,劝君主改变主意。
在正常情况下君主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守着自以为是自家的天下,对于文人士大夫“以神道设教”的言说虽然是半信半疑,但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心态的驱使下,也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文人士大夫这种策略也就屡试不爽。
宋代一位宰相就曾说过,唯一能令皇帝畏惧的就是天,如果他连天都不怕了,那还有什么事不敢为呢!
所以在解释天意这件事情上文人士大夫与君主之间也是心照不宣的事:
君主给文人士大夫一定的言说权,但他们在运用这种权利约束君主的同时还必须用它来为君权确立合法性服务。
一旦文人士大夫的话语权威胁到君权的稳定,君主或君权的实际执有者就会毫不客气地动用现实的物质性权力来狠狠打击他们,东汉之末、晚明清初都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形。
君主和整个君权系统在实际上是天下的主人,文人士大夫在自己的想象中是天下的主人,二者一旦发生冲突,吃亏的当然是后者。
所以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基本精神与演变趋向,可以说就是士人阶层与君权“共谋”的结果。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又有比世界上任何一个知识阶层更强烈的奴仆意识或者说是自虐意识。
首先,他们只想做辅佐别人、匡正别人的谋士、谏臣、至多是教导别人的老师,而从来不敢想当君主。
似乎他们生来就是给别人服务的。
通俗小说中常说的“学成文武艺,售于帝王家”是他们的信条。
只要有“识货者”,他们就肯将自己的聪明才智丝毫不剩地交给他。
张良出身韩国贵族,满腹经纶,不去自己揭竿而起,自立山头,却服务于泼皮无赖般的刘邦;
诸葛亮世家子弟,天下奇才,交游广泛,不去自立门户,却专等买草鞋出身的刘备来做自己的主人。
凡有文人士大夫出身而妄图做主人的,必定遭到同类的唾骂,西汉之末的王莽被后世文人骂了千百年,实际上王莽骨子里才是个士人价值观的真正实践者。
后汉的刘秀虽然出身太学,本也属于文人士大夫阶层,但后来却成为地方豪强,否则也不会有称帝为王的雄图大志。
民间所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云云,实有深刻道理。
其次,文人士大夫们不仅做奴才,而且还运用自己的才智与特长编出一套做奴才的大道理来。
例如,诸葛亮不仅为刘备做奴才,而且还为他的儿子做奴才,后代文人就用一个“忠”字为他命名,说什么“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襟。
”似乎只有像诸葛亮这样做才符合做人的标准,倘若他取刘禅而代之,必然得到千古的骂名。
方孝孺为建文帝尽忠而遭灭族,这是好的;
倘若他臣服了朱棣,那就叫做“失节”。
实际上他服从了朱棣,继续为国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是更好吗?
可惜人们不这样想。
不管朱棣如何雄才大略,不让乃父,在人们的心目中都是一位篡位之人。
对方孝孺的赞扬就是对朱棣的否定。
明清小说里常常赞扬“忠仆”,在文人士大夫的价值观里,正是要人们都做这样的“忠仆”。
“士为知己者死”、“忠臣不事二主”是他们信奉的信条。
文人从骨子里就将自己摆在从属的位置上,这是他们与君权合作的前提条件。
经过长期的考验之后,直到宋代立国,君主们这才真正了解了文人士大夫的这一甘愿做奴仆的本性,不再像防贼一样防着他们了,有宋一代的帝王们可以说是将文人士大夫真正当作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
宋、明(成祖之后)、清(康熙之后)三代真正形成了王室与文人合作的君主官僚政治,或曰文官政治。
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文人士大夫的主人意识才多少获得了成为现实的可能性。
譬如在北宋庆历至元祐至熙宁年间,谁是主人,谁是奴仆是很难分清的。
其二、在仕与处之间。
出仕作官是中国古代文人与生俱来的梦想。
孔子不是说“学而优则仕”吗?
不是说“学也,禄在其中矣。
”吗?
不是说“沽之哉!
沽之哉!
我待贾者也”吗?
孟子不是也说:
“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
后世的历代士人基本上都是将作官当作人生第一要务的。
至于别的事情,那只是作官不成之后不得已的选择。
看历代那些赫赫有名的文人,有哪一个不是将作官放在人生选择的首位?
大辞赋家司马相如为什么写《封禅书》?
大儒扬雄为什么写《剧秦美新》?
大诗人杜甫为什么上《三大礼赋》?
都是为了作官。
韩愈那样傲视古今,以道统自任,被后人赞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东坡语),但是为了仕途的畅通写了多少阿谀逢迎甚至谀墓的文字?
西晋倡言玄谈,平日口不言世务的大名士王衍为经营家族势力费过多少心思?
当然,文人士大夫的以作官为第一要务并非完全是出于谋私利的目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有所作为,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
因为他们有“治国平天下”的宏图大志,有强烈的主人意识,所以惟有作官才能实现其“仁民爱物”、“博施济众”的圣贤理想和“大同”“小康”的社会理想。
但是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他们建立了那样一个“官本位”的价值坐标系,自己也就受制于它。
一旦能够挣脱这种束缚,士人们就在精神上真正获得了自由。
但是,另一方面文人士大夫又常常标榜“处”的价值。
孔子大讲“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危邦不入,乱邦不居”、“邦有道,不废;
邦无道,免于刑戮”、“邦有道,则智;
无道,则愚”的道理。
意思很清楚,就是:
在社会安定、有秩序、君主礼贤下士,没有被杀头的危险的条件下,就出来作官;
相反,社会动荡、君主昏聩、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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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 文人 精神 特征 及其 现代 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