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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20年代起,人们在河南安阳小屯先后挖掘出来的十万多片甲骨,实际上是殷王朝的占卜纪录档案,现不少藏于北京图书馆,另有2万多篇流失国外。
殷王朝时人们非常迷信,凡天、地、鬼、神,俱为人们所膜拜。
不论大事小事,都需求神问鬼,如战争的胜负,疾病的轻重、农业的收成,打猎的收获、妇女的生育、气候的变化等都要问鬼神。
问鬼神的途径就是占卜,甲骨就是当时占卜的工具。
而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就是当时占卜的记录,即卜辞或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
刻划文字的工具主要是玉石或金属的锋利刃具。
殷商灭亡后,甲骨也被掩埋于地下。
除殷虚甲骨以外,在郑州二里岗、西安赵家坡、山西洪赵县也零星出土过甲骨文。
这说明在殷商时期,不仅殷王宫中大量使用甲骨纪录卜辞,在其他地方也在使用甲骨纪事。
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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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陕西凤翔县周原出土了周王朝的甲骨文之后,更证明了甲骨文使用的历史时期也比较长。
这批甲骨上的文字大的长半寸多,小的如芝麻。
每片甲骨上的文字多少不等,少的几个字,多的几十个字,除去重复,甲骨上共刻有4,500多字,目前可辨识的只有1500多字。
这些甲骨文一般都比较简略,只是一种书面纪录,严格地来说,还不能叫“书籍”。
但从殷虚127号坑发掘出来的一组龟甲“册三,册凡三”来看,有九片甲骨的一部位上各有一个小孔,原来这九片甲骨是装订成册的;
周原出土的甲骨片上据说也有这种用绳子串的小孔,所以不能不说这是我国最早的书,至少应该说这是萌芽时期的书,只是形式与后代的书籍有别罢了。
二、金石文——铸刻在金石上的书籍
1、金文
金文,亦称“铭文”,指铸造或镂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也就是平常所说的钟鼎文。
当时的金文,主要铸刻在供统治阶级享用的各种礼器(也叫“吉金”)上。
如乐器(钟、编钟)、食器(鼎、鬲、簠等)、器(尊、彝、壶、※、爵、觚等)、盥洗器(盘、匜[yi]等)。
兵器(戈、矛等)。
这些器物就是铜里加锡之后的一种合金——青铜(发青灰色)所铸造的,所以叫青铜器。
中国在夏末商初即已进入青铜时代,到了商代中期,青铜熔铸的技术已非常成熟,至商代晚期与周代,青铜器则已步入了鼎盛时期。
这种器物从商代开始一直沿用到西汉,大约1500—1600年。
初期上面只铸一个记号或徽号。
后来逐渐发展成为记载重大事件、铭记重要功迹,甚至公布法律条文的重器(如晋国、郑国的刑鼎),或者是统治者赏赐的宝器,成为贵族统治者的传家宝,视为权力的象征。
只有遇到重大庆典或隆重祭祀的时候,才能启用。
特别是一些大鼎或大的礼器(九鼎),被视为诸侯的命脉,是不轻易示人的国宝。
万万不能失掉,失掉就意味着丧失权力。
《左传·
宣公三年》载:
“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洛阳),观兵于周疆。
定王(姬瑜)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
”三代以九鼎为传国宝,楚子问鼎,有取而代之之意。
后来称图谋王位为问鼎。
把改朝换代叫“鼎革”(即成语“鼎新革故”或“革故鼎新”),其意思是破除旧的,建立新的。
如《周易·
杂卦》:
“革,去故也;
鼎,取新也。
”
据说在春秋战国时消灭一个诸侯国,一定“毁其宗庙,迁其重器。
”所以,那些在战争中失败的诸侯,往往把重器埋藏于地下,只要重器不被外迁,就意味着这个诸侯国不会灭亡。
同时,那些国君、诸侯、贵族死后,也往往把生前所据有的青铜重器作为殉葬品,表示其地位的显贵。
所以从西汉到如今,地下出土的青铜器已有几万件,其中光有铭文的达一万余件。
从器物的情况看,商朝青铜器上刻的文字较少,只有几个字;
周朝铭刻的文字逐渐多起来,毛公鼎上的铭文长达492个字。
现在出土的著名的铭器有周康王(前781-前771)时的大盂鼎、毛公鼎、散氏盘,虢季子的盘等。
初期青铜器上的铭文接近甲骨文字,后来逐渐演变为多种形体,在文字学上称做“籀zhou文”、“古文”、“大篆”。
就青铜器铭文的内容而言,可分为以下几类:
颂扬祖先美德圣事的铭文;
记载祭祀大典活动的铭文;
征伐记功的铭文;
封赏功臣、贵族及亲属的铭文;
关于法律条文、誓约、协定等文件的铭文;
对臣民训告的铭文等。
铭文内容关系到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记录着许多重大事件,是一种珍贵的历史文献。
凡在青铜器上铸刻的铭文,一般都是特别重要的或有重大纪念意义的文字。
铸刻的目的就是为了长期保存。
但由于铸刻技术要求高,费工时,故又有石刻文字出现。
2、石刻文
石刻,即刻在石头上的文字,称为石刻文字,或称“石头书”。
石刻铭纪的文献资料,起源也很早。
《墨子·
鲁问》:
“镂于金石”。
南宋(1127-1279)郑樵《道志·
金石略》:
“三代而上,惟勤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
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自秦迄今,惟用石刻。
”故石刻文字起始于何时,确切年代无法考证。
古代帝王有到泰山祭祀天地的习惯,这种祭祀活动叫做“封禅”。
封禅后,还时常在大石头上刻一些记叙功德的文字。
据《管子》记载,春秋时期(前770—前476)的管仲在泰山上见到70多种封禅石刻,可认识的只有12种。
可见中国很早就有了石刻文字。
3、石鼓文
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唐朝初年,在陕西凤翔发现了10个石鼓,每个石鼓都刻有文字,书体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大篆,即籀文,内容是记载秦文公(前765-716)初期的20多年间重大活动的诗句,人们称它为“石鼓文”。
其中有唐代诗人杜甫、韦应物、韩愈等均有咏诗可证。
这是在十个人工锻磨的鼓形的石头上,各刻四言诗一首,歌颂秦国君游猎的情况,故又称为“猎碣”。
书体为大篆(籀文)。
唐人认为是周文王或宣王时代所刻;
宋人始提出秦始皇之前。
近代学者提出为秦文公、穆公、献公等诸说,精确年代不易断定。
石鼓文原有近700字,因不断遭到自然和人为的损坏,字迹早已模糊不清,经专家考证,现已征得665字的形、音、义。
这些现存最早的石鼓文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
春秋时期,刻石风气相当流行。
战国初期,《黑子》中说:
“钻于金石”,“金”指青铜器,“石”即指石鼓一类的石刻,可见在石头上刻字与在青铜器上刻字一样流行。
东汉时期,刻石之风非常盛行,刻石的方法也有发展。
直接把文字刻在山岩上称为“摩崖”;
刻在长方形的石头上称做“碑”;
刻在头是圆形的长方形石头上称做“碣”。
1965年在山西省侯马市出土600余件(一作3000多件)用墨朱书写在玉、石片上的盟书,定名为“侯马盟书”。
这些盟书多与赵鞅(赵简子)有关。
如其中有发誓团结宗族,在赢得战争胜利后,便解放奴隶为自由民,反对纳室——侵占奴隶主的奴隶和田地。
这些盟书记载的内容大多是订立盟约的誓词,是从奴隶制向新兴地主阶级过度时的珍贵史料。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统一六国之后,于28、29、30年(即前219-前217)曾多次出游,巡行天下名山大川,并刻石颂秦德,计有山东的峄山石刻,秦山石刻,琅琊台石刻,碣石石刻,浙江的会稽石刻,河南的之罘石刻,东观石刻等。
经过近两千年岁月的侵蚀,大都剥落泯灭,惟有琅邪台石刻尚存七行八十四个字流传下来。
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汉朝把儒家经典分刻在大块石版上,作为统一的标准读本。
东汉熹平三年(174年)汉灵帝刘宏命令蔡邕开始把儒家经典《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五经,《公羊》、《论语》二传,刻成石碑,立于洛阳大学门外,供学子读校,世称“熹平石经”或者“汉石经”。
因为7部儒家经书20多万字都是用隶书文体刻写,故又称“一字石经”。
(今仅存残片,全是隶书)。
汉石经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前来观看摹写的人络绎不绝,历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今古文经学之争也得到了解决。
此后,历代统治者纷纷效仿,刻石经以确定经文字体和文体。
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18世纪,较重要的有七次,其中写本书时期的4次最为有名。
除“汉石经”外,还有“正始石经”,即魏明帝(曹睿)正始年间(241—249),用籀(古文)、小篆、隶三种字体刻了〈尚书〉〈春秋〉,是为著名的“三体石经”(今西安碑林存残片)。
“开成石经”,即唐文宗(李昂)大和七年(833至开成837)在长安大学用楷书刻十三经中除《孟子》之外的十二种经书(《孟子》是宋代列为十三经的),世称“开成石经”(今存西安碑林)。
“广政石经“,即后蜀广政元年(938)开始刻写的经书。
此外,五代时还刻有《西蜀石经》,清朝在北京刻有十三经,立于国子监(大学)门口,今仍存于首都图书馆六跨院内。
以上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石刻经书。
这些大量铸刻在金石或书写在玉片上的文献,虽说和后来的书籍有形式上的不同,但从大量记载的文献资料来说,也应算作早期的、比较原始的书。
真正正规的书,应该是写在简策上的书。
三、简策——书写在简策上的书籍。
随着社会发展,文化的扩展和提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书面著作。
青铜器、石材,加工不易,造价高,不适应文化发展的需求。
大量私人著作出现,金石也满足不了这个需要。
客观要求一种新的、资源丰富、易于加工、造价低廉的书写材料。
聪明的古人于是就采用满山遍野生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竹木作为书写材料。
因此,古代文字之刻于甲骨、金石、印于陶泥者,皆不能称之为“书”。
书籍的起源,当追溯至竹简和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
竹简和木牍是中国最早的书写材料。
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简牍制度有其极为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不仅中国文字的直行书写和自右至左的排列顺序渊源于此,即在纸张和印刷术发明以后,中国书籍的单位、术语,以及版面上的所谓“行格”的形式,也是根源于简牍制度而来。
何为“简”?
《礼记·
中庸》载:
“文武之道,布在方策。
”《墨子·
※※》:
“书于简策。
”郑玄《仪礼》注、蔡邕《独断》:
“策,简也。
”策的本义是马鞭子,在这里是“册”的通假字。
由于约定俗成的关系,简策,就代替了简册。
古文册经常写作册简。
在一根竹片上写了文字就叫简,把一根根简用绳编排起来叫“册”,也叫“篇”。
“册”字象征著一捆简牍,编以书绳二道;
最早见于殷代甲骨卜辞。
和册字相关的“典”字,象征“册”在几上,亦见于两周金文。
这两个字,常指史官记录帝王诰命的文件。
两汉承袭此制,以简牍册封,传达王命,沿用直至公元后五世纪。
谓之“牍”?
即对加工后用来书写文字的木板叫“牍”,也叫“方”,后来把较宽的木片,用来绘制图的也叫方。
《仪礼·
聘礼》:
“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
”名,就是字。
从这条记载来看,简策和木牍的用途不完全相同。
就是说比较长的文章,或重要的著作一般要写在简策上。
通讯或短文一般写在木牍上。
古人把信件叫“尺牍”就是从这里来的。
木牍是对简策起辅助作用的。
当然在不同的地方还有个材料来源问题。
在北方竹子比较少,用木简就多,甘肃居延汉简、敦煌汗简,大部分是木质的。
简牍起源于何时,目前还没有定论。
甲骨文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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