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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基础上,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主张,形成“生活教育”的思想体系。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
在陶行知看来,教育和生活是同一过程,教育含于生活之中,教育必须和生活结合才能发生作用,他主张把教育与生活完全熔于一炉。
“生活即教育”的核心内容是“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
陶行知所说的“教育”是指终生教育,它以“生活”为前提,不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的教育就不是真正的教育。
他坚决反对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
“社会即学校”来源于杜威的“学校即社会”。
陶行知认为,在“学校即社会”的主张下,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不如反过来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地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多起来。
“教学做合一”用陶行知的话说,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教育现象之说明,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方面,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
在陶行知看来,“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它的含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
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
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
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
教育智慧
抗日战争期间,陶行知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把“生活教育”理论运用在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中。
育才学校择优选拔有特殊才能的优秀儿童,并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条件聘请大批专家学者担任教师。
校内不仅教学生文化课,还努力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
陶行知又派学生戴爱莲等人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学习《兄妹开荒》等秧歌剧,在校内组织演出。
他还倡导学习“南泥湾精神”,带领师生开荒30亩,建立了育才农场。
这种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引人瞩目的创举,使陶行知独特的教育理论和实践誉满中外。
陶行知有这样一则教育学生的故事。
有一个男生用泥块砸自己班上的男生,被校长陶行知发现制止后,命令他放学时到校长室去。
放学后,陶行知来到校长室,男生早已等着挨训了。
可是陶行知却笑着掏出一颗糖果送给他,说:
“这是奖给你的,因为你按时来到这里,而我却迟到了。
”男生惊疑地接过糖果。
随后陶行知高兴地又掏出第二颗糖果放到他的手里,说:
“这是奖励你的,因为我不让你打人时,你立即住手了,这说明你很尊重我,我应该奖你。
”男生更惊疑了。
这时陶行知又掏出第三颗糖果塞到男生手里,说:
“我调查过了,你用泥块砸那些男生,是因为他们欺负女生。
你砸他们说明你很正直善良,且有跟坏人作斗争的勇气,应该奖励你啊!
”男生感动极了,他流着眼泪后悔地喊道:
“陶校长,我错了,我砸的不是坏人,而是同学……”陶行知满意地笑了,他随即掏出第四颗糖果递过来,说:
“为你正确地认识自己的错误,我再奖给你一颗糖果,我没有更多的糖果了,我们的谈话也可以结束了。
”
观点
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才能打动心灵的深处。
因为道德是做人的根本。
根本一坏,纵然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
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学生的职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教育工作中的百分之一的废品,就会使国家遭受严重的损失。
要学生做的事,教职员躬亲共做;
要学生学的知识,教职员躬亲共学;
要学生守的规则,教职员躬亲共守。
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
把自己的私德健全起来,建筑起“人格长城”来。
由私德的健全,而扩大公德的效用,来为集体谋利益……
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
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
人像树木一样,要使他们尽量长上去,不能勉强都长得一样高,应当是:
立脚点上求平等,于出头处谋自由。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编辑点评
今天的教师如果还不敢放手发动学生去“学”,还在孜孜不倦地“以教为中心”,不妨回到陶行知那儿找寻力量,“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
蔡元培
提出“五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和“尚自然”、“展个性”的儿童教育主张,以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
主张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实施美育,设想通过胎教院、育婴院、幼稚园三级机构实施学前儿童美育。
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
以“沟通文理,废科设系”为原则设置学科;
采取“选科制”的教学制度和教授治校的行政管理方式。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
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
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
蔡元培在教师聘任上采取的是“学诣”第一的原则,对于具有真才实学,教学热心,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的学者,不管他的国籍、资格、年龄、思想倾向,都应加以聘任。
北京大学根据这一原则对教师队伍进行充实和整顿,一方面延请学有所成、富有声誉的专家学者来北京大学任教,一方面辞掉了一些不称职的中外教师。
梁漱溟投考北大落选,但对佛学有独到见解,引起学术界注意,为蔡元培所赏识,被聘为北京大学的印度哲学教席。
蔡元培在师生中提倡道德修养。
上任伊始,他即告诫学生要砥砺德行、敬爱师长。
针对北大缺乏高尚的娱乐和自发的组织,学生不得不于学校以外寻求不正当消遣的情况,他倡导成立了各种体育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演剧会等,培养学生的正当兴趣。
对于教师,蔡元培历来以学识为重,认为个人的品行应由自己负责,学校不宜多加干涉。
但是对于那些即使富有学术声誉,但私生活糜烂,甚至诱引学生与之堕落的教师,坚决解聘。
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我们教书,是要引起学生的读书兴趣,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地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员不讲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
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师已经习惯于对学生的掌控与钳制,热衷于替代、包办学生的一切,这甚至已经成为教师的“集体无意识”。
蔡元培所提出的“尚自然”、“展个性”的儿童教育主张,或许可以纠正我们原有的教育理念,让我们可以真正做到“相信学生、解放学生、利用学生、发展学生”。
陈鹤琴
提出“活教育”理论,目的在于“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
其中,“做现代中国人”包含5方面的条件:
第一,要有健全的身体;
第二,要有建设的能力;
第三,要有创造的能力;
第四,要能够合作;
第五,要乐于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
重视科学实验,主张中国儿童教育的发展要适合国情,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呼吁建立儿童教育师资培训体系。
提出五指教学法,主张幼儿教育如同手指与手掌,应当涵盖健康、科学、社会、艺术、语文5种其本项目,手指与手掌骨肉相连不能单独而存,要注意教材的连贯性及整体性。
此外,家庭教育理论是陈鹤琴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他指出孩子的“知识之丰富、思想之发展与否,良好习惯之养成与否,家庭教育实应负完全的责任”。
“要重视幼儿家庭教育的科学实验,对幼儿的家庭教育应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和推广,普及儿童心理学和学前教育学的知识,使广大家长都能对自己的子女有个正确的培养目标和教育方法”。
主张家庭教育要民主化,父母要平等对待小孩,尊重小孩的人格。
一天,陈鹤琴询问一个小女孩:
“小朋友,你见过小松鼠吗?
”她说:
“看见过的。
”“小松鼠有多大呢?
”女孩双手比画了一下,两寸多的样子。
陈鹤琴追问:
“你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
”女孩说:
“在书上。
陈鹤琴发现这样的幼儿园根本就不适合儿童,于是他在家里办起了幼儿园,这就是著名的“鼓楼幼稚园”,第一批孩子只有12个人。
陈鹤琴让孩子们接触大自然,尽量满足他们的天性,他认为“游戏是儿童最重要的工作”,亲自购置和制作玩具,开创性地把木偶戏引入儿童教育。
鼓楼幼稚园从一开始就立意冲破旧式幼教制度的束缚,是现代中国幼儿园教育模式的试验田。
陈鹤琴一生的志向,就是让全国儿童都能身心健康,都能享受教育。
儿童健康是幼儿园课程第一重要的。
应带领幼儿多到户外活动,让儿童在接触自然中学到各种经验。
在户外劳动时,陈鹤琴自封为“老狮子”,并亲切地称其他教师为“大狮子”,儿童是“小狮子”,打破了师幼界限。
通过共同劳动,“老狮子”、“大狮子”与“小狮子”之间结下深厚的友谊。
陈鹤琴认为,溺爱与专制式的严厉管教法只能摧残儿童的创造力,束缚儿童的思想。
为此,他常常带着孩子在草地上跌打滚爬,操拳练武,或者领着孩子摸鱼虾、螺蛳,捡卵石,让孩子在自然的怀抱中,自由生长。
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
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
一切为了儿童,为了儿童的一切。
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
凡是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
发现小孩、了解小孩、解放小孩、信仰小孩、变成小孩。
我爱儿童,儿童也爱我。
不知从何时开始,溺爱与专制成了我们对待儿童的两大“法宝”,无论是家长还是教师,都在乐此不疲地实践着。
但这样真的符合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吗?
在陈鹤琴的眼里,让儿童在自然的怀抱中,自由生长,才是对儿童最大的尊重,才是真正满足儿童的发展要求。
晏阳初
主张通过办平民学校对民众首先是农民,先教识字,再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造就“新民”,并主张在农村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从而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
“五四”运动之后,晏阳初回到中国。
与朱其慧、陶行知等人创建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任总干事。
先在长沙、烟台等地进行城市平民识字教育实验。
1926年之后,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
选取河北定县作为“社会改造实验室”,进行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实验。
试图通过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医治中国社会的“愚、穷、弱、私”四大病症,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与本土化,以及为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行探索。
他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回到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中间去。
并身体力行,将“科学与民主”的口号,转化为文化启蒙、科学启蒙、民主启蒙与个体意识启蒙的具体实践。
在他的倡导下,一大批中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学有所成的留学归来的博士、硕士,纷纷舍弃了城市中待遇优厚的职位与相对舒适的生活环境,携妻将雏,来到乡间,开始了乡村建设的实验,掀起了现代史上著名的“博士下乡”运动。
“定县实验”前后达10年之久,创造了乡村平民学校、生计巡回训练实验学校等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教育教学形式。
他们还编制了不同程度不同对象使用的字表、词表、简化汉字,以及各种类型与不同程度的平民千字课本(城市平民、农民、士兵与初级、高级等)、历史图说、国族精神讲话等一系列平民教材。
从教育入手,对农业生产、农村卫生、保健、社区组织、县政改革进行了一揽子实验。
总结出教育、科技与农业生产结合,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互补以及农村教育基础化、经济化、普遍化等一系列经验。
知识分子到乡村去,为农民办教育,要“化农民”,自己首先必须“农民化”。
要虚心向农民学习,“给农民作学徒”。
要与农民共同生活和劳动,只有在同他们广泛深入的接触中,才能真正了解他们的需要,更好地为他们服务。
我是一个传教士,传的是平民教育,出发点是仁和爱。
教育并不是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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