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越做越大 格局越来越小 广州通海夷道的辉煌与败落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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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岸上翘首等待“哥德堡Ⅰ号”凯旋的人们只好眼巴巴地看着船沉到海里,幸好事故中未有任何人员伤亡。
1986年开始,经过近10年的潜水考古,古沉船终于又重新进入公众视野,人们从沉船上捞起了30吨茶叶、80匹丝绸和大量瓷器,而打捞上来的部分茶叶色味尚存,至今仍可放心饮用。
18世纪,中国输出欧洲各国和美国的商品中,茶叶占相当重要的地位。
有资料统计,在鸦片战争前,广州每年向英国输出商品的总值中,茶叶占90%。
19世纪以后,东印度公司每年从中国进口的茶叶更是占其总货值的90%以上。
清朝时期的“中国首富”伍氏家族能成为总商之首,就得益于其控制着福建茶山。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广州,是司马迁笔下“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的大都会;
是班固《汉书》里中原商贾纷至沓来,扬帆出海,“多取富焉”的贸易胜地;
是南北朝典籍里“海舶每岁数至”的繁荣大港;
它也是唐朝长达1.4万公里、直通波斯湾的奥巴拉港和巴士拉港的“通海夷道”的起点;
宋元时期,它仍是“物货浩瀚”、十万外商云集的最大贸易港;
到了明朝,它是“香珠犀角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辏辐,……过于秦淮数倍”的国际大都市;
而在清朝闭关时期,作为大清国“商都”的广州,十三行则是全国唯一的对外商贸文化窗口,与世界七大洲五大洋都发生过直接的贸易关系。
始于广州的这条海上通道在隋唐以前运送的主要大宗货物是丝绸,所以后人将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海道叫作“海上丝绸之路”;
到了宋元时期,瓷器的出口渐渐成为主要货物,因此,人们又把它叫作“海上陶瓷之路”,同时,由于输入的商品历来主要是香料,因此还把它称作“海上香料之路”;
而到了清朝,茶叶成了主要的出口商品,亦可称之为“海上茶叶之路”。
作为中国唯一从汉至清两千年不衰的对外通商口岸,广州成为古代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好见证地。
“茶叶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东西都可以牺牲”
17世纪末,荷兰有一部滑稽剧《小妇人》,剧中有句评论说:
“借此药草,小妇人们有机会时常碰面聊天。
在茶叶流行之前……她们是如此的胆小如鸡。
但现在她们完全改变了,彼此间相互邀请喝杯小茶,而这就需要聚集到一块儿。
当男人们愤愤地责问女人‘你去哪里啦?
’答复则是轻描淡写的‘去泡茶了’……”1701年阿姆斯特丹市民传阅了一本标题长达近90字的小册子——《使人颓废着迷的咖啡和茶叶世界,包括若干次在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乌特勒支及周边地区咖啡、茶叶社团里那些已婚和未婚者之间发生的美妙有趣之事,以及所有以爱喝此类饮料为借口而发生的放荡杂乱之事……》。
同样,在《失去的钻戒》一书里也描写了发生在同一时期的故事:
一位女士因为所藏漂亮茶器以及她所泡茶叶的绝佳品质而受到朋友们的赞扬,但这毫无疑问花费了她的所有积蓄。
于是她想出了能让这一生活方式继续下去的无奈之举,让仆人将其昂贵的结婚钻戒拿到当铺做抵押,而她却对丈夫撒谎说钻戒丢失了。
最终真相大白,她的丈夫原谅了她,但威胁说如果她继续泡茶的话,他就再也不管她的麻烦了。
虽然在唐代我国茶叶就传播至西亚阿拉伯地区,但传入欧洲却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的事了。
而上述故事中对茶叶痴迷的荷兰人正是最早将中国茶叶运往欧洲的。
大约在1606年,第一批茶叶运到荷兰。
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初,荷兰是欧洲国家中最大的茶叶贩运国和茶叶经销商,几乎垄断了长达80年之久的茶叶贸易。
而从18世纪开始,随着海上霸权的确立,英国开始支配了世界的茶叶贸易。
英国东印度公司完全依靠茶叶得到迅速发展。
通过茶叶贸易,东印度公司以及后来的各大商行赚取了巨额利润,英国政府也从中获得巨额税收。
有人极而言之地说:
“茶叶收入几乎是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甚至成为东印度公司存在的理由。
”茶叶进口税成为英国财政收入很重要的一部分。
在东印度公司垄断的最后几年,茶叶带给英国国库的税收平均每年达到330万英镑,占国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
因此,茶叶被称为“绿色黄金”,茶叶贸易“开始了欧洲贸易史的新篇章”。
茶叶为西方贸易商带来了巨额利润,以至历史学家普里查德说:
“茶叶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东西都可以牺牲。
”
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仅造就了世界上最大的茶叶专卖制度,也是茶叶宣传最早的原动力。
他促成了英国的饮料革命,使英国人放弃咖啡而变为嗜好饮茶。
1650年,饮茶风气开始传到英国咖啡馆,而真正把喝茶习惯带到英国去的是查理二世的妻子凯瑟琳王后。
这位出身于葡萄牙的公主尤其爱好中国的工夫茶,认为饮茶不仅能提神,还能让自己保持苗条的身材,她的陪嫁就包括中国红茶和精美的中国茶具。
凯瑟琳对茶的情有独钟为自己博得了“饮茶皇后”的美誉。
王室的饮茶嗜好必然引起贵族们争相效仿,对茶文化的推广起到了表率作用,此后,饮茶之风席卷了整个英国。
西方饮茶习俗的形成导致他们对中国茶的依赖,也造成了中外之间巨大的贸易顺差,直到西方商人后来找到改写贸易逆差的撒手锏——鸦片,才改变了这一状况。
而长期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廷闭目塞听,即使开明如林则徐者,也认为对喜食嗜吃牛羊肉的洋人,如果没有从中国进口的大黄、茶叶以辅食的话,会因消化不良而死。
由此,清廷有官员如曾望颜便主张封关禁海便能解决中外贸易冲突,因为得不到茶叶、大黄,夷人之性命就完全由天朝掌控,让外商产生畏惧之心,他们就一定会放下身段来乞求通商。
且不论这种认识有多荒唐,此时的英国人为了摆脱对中国茶叶的依赖,开始在印度试种茶叶。
1839年2月12日,就在林则徐前往广东禁烟的路上,英国阿萨姆茶叶公司成立了,他们的标志就是1棵茶树和1头大象。
英国人罗伯特·
福琼为学习种茶技术,雇佣中国人为向导,并将自己头发剃掉,化装成中国人深入到中国官府禁止外国人进入的地区。
他在多个产茶区,运用各种手段获取茶树种子和栽培技术,将茶树种子经上海转运印度。
1851年2月,他通过海运运走2000株茶树小苗,1.7万粒茶树发芽种子,同时带了8名中国制茶专家到印度的加尔各答,直接催生了目前印度及斯里兰卡兴旺发达的红茶产业。
福琼的活动导致了中国制茶行业的衰退,使中国最重要出口产品的贸易额大幅度下降。
对于“海上茶叶之路”此时最耀眼的明珠广州来说,这无疑是个坏消息。
起于广州的全球最长航线
广州的对外贸易起源很早,据《淮南子》记载,秦始皇经略南越时,此地已是犀角、象齿等物的集散中心。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进军岭南,设置南海郡,首先修筑番禺城,即今天的广州,广州从此便一直是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据班固《汉书·
地理志》记载,西汉时,我国船队携带黄金和“杂缯(即各种丝绸)”,从岭南出海,来到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在今斯里兰卡),由黄门官员(宦官)、翻译和应募人士负责采购“明珠、璧流离(一种宝石)、奇石、异物”。
这是目前可见的有关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文字记载。
汉初时赵佗曾在广州建立南越国。
随着广州南越王宫殿遗址文物的不断出土,也证明了上述记载。
1983年在广州象岗发现的西汉南越文帝的墓葬品中,可以看到产自非洲的大象牙、红海沿岸的乳香、波斯(今伊朗)风格的圆形银盒、创始于两河流域的金花泡饰,以及燃烧东南亚龙脑香的熏炉。
这些实物作为西汉初期广州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成果,显示出其作为国际贸易市场的特色。
两晋南北朝期间,广州已直接和阿拉伯地区贸易。
据阿拉伯历史学家马斯欧迪撰写的《编年史》记载:
这时广州海船经常进入波斯湾,到达幼发拉底河畔的希拉城附近(离巴比伦废都约3公里)进行贸易。
考古工作者于1960年在广东英德县含洸石墩岭、1973年在曲江县南华寺附近的南朝墓葬中,均发现波斯(今伊朗)萨珊王朝(226-651年)的银币,也许这时已有波斯人或阿拉伯人来广州贸易或居住。
唐代著名地理学家贾耽曾在《新唐书·
地理志》里,描述过当时全长达1.4万公里,称之为“广州通海夷道”的全球最长航线:
商船从广州起航,向南至珠江口的屯门港,然后折向西南方,过海南岛东北角附近的七洲洋,经越南东南部海面,越过马来半岛湄公河口,再通过新加坡海峡到苏门答腊岛,向东南驶往爪哇,西出马六甲海峡,横越印度洋抵达斯里兰卡和印度半岛的南端,再从印度西海洋至波斯湾的奥巴拉港和巴士拉港。
如果换乘小船,沿着幼发拉底河航行一段时间,就可以到达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即今天的巴格达。
唐代中国是东亚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
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主持修筑了梅关古道上的大庾岭驿道。
有了这条通路,外洋对华贸易比由陆道经西域而至长安更为方便,广州遂成为中国的南大门。
据阿拉伯人苏莱曼《东游记》记载:
唐代时,中国海船特别巨大,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船能够航行无阻,阿拉伯东来的货物,都要装在中国船上才能运出。
中国史上首个对外贸易服务机构
为了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从唐代开始在广州设置了市舶使专门管理对外贸易事宜。
市舶使也叫“结好使”“押蕃舶使”“监舶使”等,于唐高宗显庆六年(661年)首创并派驻广州。
市舶使总管海陆邦交外贸,具体工作包括征收船税,称“舶脚”;
登船检查货物,称“阅货”;
代表政府收购珍宝异物,称“收市”;
接收船商贡给中央或地方政府的礼品,称“进奉”;
收取货税,称“抽解”。
中外船商办完手续后,就可以按常规缴税贸易了。
后来,唐朝政府还制定了一种款待外商的宴请制度。
按照规定,市舶使办理完舶脚、阅货、收市、进奉和抽解之后,就要设阅货宴,招待外商老板一人和随从两人;
外商返航时,通常还要在珠江河畔的海阳旧馆,也称“海山楼”举行饯别宴会。
这样一来,就需要一个机构协助市舶使工作。
714年,唐玄宗就在广州设置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供对外贸易服务的机构“广州市舶使院”。
之后,随着对外贸易的增加,806年,唐宪宗因原设的市舶使位卑权轻,不足胜任,便命令岭南节度使兼领此职。
再后来,皇帝发现这个地方的利润大得很,市舶使征收的舶税非常可观,于是,皇帝就不让岭南节度使兼领此职了,而是专门派宠幸的心腹宦官兼领此职。
市舶使这一官职的设置是我国早期海上贸易管理的起步,但专门设置一个对外贸易管理的官方机构,则是始于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这就是设在广州的市舶司。
后来,元朝的海上对外贸易基本沿用宋制,只是将市舶司改成了市舶提举司。
宋朝市舶司的主官不叫市舶使,叫提举,一般由转运使兼任。
北宋时对外贸易的税收约占国家总收入的2%-3%,南宋则更多。
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
“南渡后经费困乏,一切倚办海舶,岁入固不少。
”所以,这套制度很快推广到了沿海的重要港口。
999年在杭州、宁波设司,1078年在泉州和青岛设司,1113年在上海设司,后又在嘉兴、江阴、温州设司。
市舶之利大,其官员自然亦是肥缺。
市舶使以及市舶司的官员鲜有不发财者,当时有“广州刺史,一经城门过,即得三四十万”的说法。
史料记载:
“舶司远朝廷而多奇货,吏鲜自洁。
”根据初步考察,宋代曾担任过市舶使的共有473人,其中以清廉著于史册的只有18位,其贪腐者众多。
比如燕瑛,在政和七年(1117年)时以广东转运副使兼任市舶使。
他在岭南七年期间,囊括香药、犀珠等宝物,人称“香燕大尹”。
燕瑛用贪污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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