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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脑上输入英文和输入汉字不同:
英文只有26个字母,只要经过简单的学习,你在动笔时就不大可能忘记其中的一个字母怎么写。
同时,英文是表音文字,会读,基本就会写。
但汉字不同,我们现在输入汉字采取的主要是拼音输入法(因为它比五笔输入法更容易掌握,这可以作为拼音文字比汉字容易掌握的佐证),但会读远远不意味着会写。
因为汉语基本音节数量少,同音字多,而且汉字字形比较复杂,形近字多,这也增加了识记的难度。
关于汉语里同音字的统计,我查到了几组数据:
一个是吕叔湘先生《语文常谈》中提到的:
“现代汉语里同音字特别多。
普通话里有字的音节大约1200多个,一般字典、词典收字大约8000~10000个,平均一个音节负担七八个字。
当然不可能‘平均’,有许多音节只有一个字,有不少音节有十五六个字,《新华字典》(1962年版)里zhì
这个章节有38个字,外加9个异体字。
”
(1)新课标语文选修教材《语言文字运用》里的说法和吕先生比较接近:
“普通话中一共有1200多个音节(算上不同声调的区别)。
但是汉语里的字却要比这个数量多得多。
如果按1万个汉字计算,那么每个音节平均也要负载8.3个汉字。
这说明汉语中的同音现象是无法避免的,是一种正常的语言现象。
”
(2)另一个是在网上查到的,文章的作者称“以《新华字典》第10版所收汉字为调查对象,以EXCEL电子表格为统计工具,对字典中所收的汉字进行了一网打尽式的统计”。
统计的结果:
汉语共有基本音节(不含声调的音节)415个。
这415个基本音节共拥有8684个汉字(多音字重复统计),平均每个基本音节拥有汉字20.9个。
此外,汉语共有标准音节(带声调的音节)1319个。
这1319个标准音节共拥有8684个汉字(多音字重复统计),平均每个标准音节拥有6.58个汉字。
其中有50个以上汉字的标准音节共有4个,分别是yì
,72;
xī,67;
bì
,52;
yù
,51,占所有音节的1.25%;
只有1个汉字的标准音节共有248个,占所有音节的18.8%。
(3)两组数据,前者为估算,后者为精确统计,结果有一定差别,但所反映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就是汉语里的同音现象。
由于同音或者音近而写别字,是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常犯的错误。
比如一次课堂练习,我的一些学生就在崭露头jiǎo()、谈笑风shēng()、鸠占què
()巢等题目上“一chó
u()莫展”。
如果再碰上音近又形近的来凑热闹,比如“好高wù
()远”和“趋之若wù
()”,到底哪个是“骛”哪个是“鹜”,区分起来就更是头疼。
(这两个字不仅现代人头疼,古人也分不清楚,两个字在时代稍晚古书中有通用的现象,但从两个字的形符来看,说是通用,其实应该是误用。
)
写别字的原因,刨掉偶然因素之外,我认为主要有两条:
第一是没有意识到“汉字是音形义的统一体”,确切地说是忽略了不同字形区别意义的功能,对于很多同音字,我们是可以做到“据形辨义”“据义推形”的。
第二,学习语文时只满足于会读,懒得动笔,以至于常常提笔忘字。
甚至有些学生学语文就只是默看,感觉差不多眼熟了就行,读都懒得读,于是连很多字念什么都不明确,一下笔更是错得不着边际。
2009、2010两年,我都参加了北京市的高考阅卷,阅的都是主观题,在我看过的试卷中,一眼看不出错别字来的大约不足三成。
比如非常简单的“贡献”二字,有把“贡”写成“供”的,有把“献”写成“现”的,还有两个字一起错的。
再如“伏笔”的“伏”,有写“辅”的,有写“浮”的,有写“佛”的,有写“俘”的;
“铺垫”的“铺”,有写“扑”的,有写“辅”的,有写“捕”的,“垫”,有写“店”的,有写“甸”的,有写“堑”的,有写“塾”的。
至于“线所”“报达”“潜服”“借荐”“吊鱼”“竖敌”“高瞻远嘱”“一世同仁”“不则手段”“呈上启下”等,更是让人看得哭笑不得。
值得注意的是,同音字多,字形复杂又常常被作为汉字的“罪状”提出来,以至于有人认为拼音文字的优越性要远远高于汉字,甚至主张走汉字拼音化的道路。
这种说法的出现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根源的,最初坚持这一说法的人,到后来观点上也有一些变化。
以吕叔湘先生为例。
吕先生在1946年发表过《汉字与拼音字的比较》一文,以主客谈话的方式阐述了自己对于文字改革的意见,极力赞成拼音字,措辞也很激烈。
这可以认为是新文化运动中鲁迅、钱玄同等人激进思想的延续。
而在1983年这篇文章收入《吕叔湘语文论集》时,吕先生补记道:
“校对时重读这一篇,觉得如果现在来写这个题目,论点不会有大改变,但是措辞会两样些。
”(4)实际上吕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写成的《语文常谈》中,也谈到了同样的问题,语气已经不那么激烈了,比如涉及汉字的缺陷,只是说“汉字为汉语服务也并不那么尽善尽美”(5)之类,但在谈到汉字改革时仍然认为“简化汉字只是一种治标的办法”,“要真正解决问题还是得搞拼音文字”(6)。
而再看吕先生1987年1月6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汉字和拼音字的比较》,与30年前的文章讨论的是同样的问题,甚至连标题都基本相同,篇幅短小得多,观点也显得十分平和:
“汉字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
拼音字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其实无论是汉字还是拼音字,它的优点和缺点都分不开,有这么个优点,就不免有那么个缺点。
而且,汉字的优点恰好是拼音字的缺点,汉字的缺点也就是拼音字的优点。
”下文又分别罗列了汉字与拼音字的优点和缺点,最后在文章末尾总结道:
“我把汉字和拼音字的利弊得失做了一番比较。
算起总账来,究竟哪个合算?
这可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我也不作结论。
我本来就没有这个打算。
”(7)我在课后也向苏先生提出过关于汉字拼音化的问题,苏先生的回答很含蓄: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是大不可能的,但以后的事情不好说。
”我基本认同吕叔湘先生20世纪80年代末的意见:
“语言文字本身没有优劣之分,任何优缺点都是相对的,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字可以尽善尽美,至于同音字多、字形复杂,这是汉字固有的特点,如果非说是缺点的话,那也是与汉语的超越时空和区分同音语素的优点相伴生的。
在这个问题上,很难说到底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因为无法量化,也没有哪个部门敢打保票,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国民生产总值就一定能上涨多少多少。
我们现在所要做的,首先应该是加强学习,正确、规范地使用汉字。
”
二、汉字发展变化的总趋势是由繁到简
苏先生的文章里又谈到了“汉字发展中的新旧交替”,其总趋势是由繁到简。
这一点非常重要。
而且这一点可以有力地驳斥近年来甚嚣尘上的主张“恢复繁体字”的论调。
持此论调者认为繁体字更能反映汉字表意的特点,如果照这么说,最能反映汉字表意特点的当然是甲骨文和金文,那我们为什么不恢复到甲骨文和金文去而仅仅止步于繁体字呢?
文字是语言的载体,它的功能是记录和传播语言,在其功能不受影响的前提下,书写简易应该是其最重要的需求。
从汉字的发展历程来看,从甲骨文、金文到小篆,再到隶书、楷书,象形程度不断降低,而书写则基本上是越来越简易的。
裘锡圭先生在总结汉字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变化时说:
“古文字所使用的字符,本来大都很像图形。
古人为了书写的方便,把它们逐渐变成用比较平直的线条构成的、象形程度较低的符号……隶书写起来,要比古文字方便得多。
由古文字变为隶书,应该看作汉字形体上最重要的一次简化。
从表面上看,楷书对隶书的改变似乎不大。
但是楷书的笔画书写起来比隶书更加方便,所以由隶变楷也是一次重要的简化。
”(8)裘老在这一段话中多次使用了“简化”“方便”这样的词,非常明确地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
为书写方便而进行的简化是汉字发展的大势所趋,古往今来皆如此。
裘老是古文字学界的泰斗,通过对汉字发展变化规律的总结,明确指出“汉字形体上的变化主要是简化”(9),同时也肯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字改革工作。
(10)而《文字学概要》整本书的书稿,除了因为解释字形的需要所必须使用繁体字的地方之外,都用简化字抄写而成,也可以看作是裘老支持文字改革的身体力行。
由此看来,提倡“恢复繁体字”的人,不是有文化,而是书读的少却愣充有文化罢了。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简化字,其实绝大多数是古已有之。
我在阅读古籍时就常常看见一些原以为是当代才出现的简化字形,开始觉得很奇怪,后来看多了才释然。
有些学者为了探究现行简化字的来龙去脉,以1986年新版《简化字总表》为准,从《总表》的第一表、第二表中选取388个字头(含简化偏旁)进行了现行简化字的溯源研究。
这项研究所得出的数据如下:
现行简化字始见于先秦的共49字,占所选388个字头的12.63%;
始见于秦汉的共62字,占15.98%;
始见于魏晋南北朝的共24字,占6.18%;
始见于隋唐的共31字,占7.99%;
始见于宋(金)的共29字,占7.47%;
始见于元朝的共72字,占18.56%;
始见于明清的共74字,占19.07%;
始见于民国的共46字,占11.86%;
始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截至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公布)的1个字,占0.26%。
研究结果令人信服地证实:
现行简化字绝大多数来源于历代的“俗字”和“手头字”,即历代简体字;
有一些来自草书和行书;
还有一些竟还是“古本字”,比它们的繁体的历史或“资格”还要老得多。
(11)由此也可以看出,删繁就简是历朝历代对于文字的一致追求。
关于汉字变化发展的趋势,还要附带说到另外两个问题。
第一,汉字总体来说是按照由繁到简的趋势发展,但在这一过程中也会偶有繁化的现象。
裘老指出:
“字形繁化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纯粹是外形上的繁化,一类是文字结构上的变化造成的繁化。
”(12)当然,后一类主要是加旁字,有人认为加旁字的出现是顺应汉字发展的“区别律”(13),但裘老认为“我们应该把这种加旁字的出现解释为文字的分化或汉字字数的增加,而不应该解释为字形的繁化”(14)。
我认为裘老的观点更有道理。
裘老又把纯粹外形上的繁化分为两种:
一种是为了明确字形以避免混淆,如古文字中的“肉”和“月”、“上”和“二”、“玉”和“王”的书写形式太过接近,容易混淆,因此要繁化加以区别;
一种是书写习惯上的变化,但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都被淘汰。
这里还应该补充一种,就是周有光先生所说的“主要是由于美化作用,在看来太朴素的符号上面加一些装饰线条,例如印章文字之类”(15)。
6年前我修沈培老师的“文字学”课程时,沈老师就举过一个金文中“用”的例子,“用”字的上方加了一个鸟形,但除了装饰之外并无意义。
我们当时戏称之为“有个鸟用”或“有鸟无用”。
第二,汉字是否应该继续简化?
苏先生的文章指出:
“我们说‘汉字进入了简化字时代’,并不意味着今后要大量简化汉字。
汉字的形体应保持稳定,正在使用中的简化字也要保持稳定。
今后,对汉字的简化应持谨慎态度。
至于要不要继续简化汉字?
如果要简,什么时候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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