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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石泉先生的治学道路的研究和分析本文简介:
今天大家在这里纪念石泉老师的百年诞辰,缅怀先生的道德文章、治学方法,目的是为了继承老一辈学者的优良传统、严谨学风,发扬老一辈学者的高尚品德和创新精神,将他们所开创的学术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在座的石门弟子中,不管是从资历、年龄,还是学术贡献和影响而言,让我首先发言,深感惶恐与愧疚。
既然议程做了这
关于石泉先生的治学道路的研究和分析本文内容:
今天大家在这里纪念石泉老师的百年诞辰,缅怀先生的道德文章、治学方法,目的是为了继承老一辈学者的优良传统、严谨学风,发扬老一辈学者的高尚品德和创新精神,将他们所开创的学术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在座的石门弟子中,不管是从资历、年龄,还是学术贡献和影响而言,让我首先发言,深感惶恐与愧疚。
既然议程做了这样的安排,想就老师的治学历程做一简略的回顾,谈几点粗浅的认识,恐难表达先生崇高道德文章的精髓所在。
错误之处,敬请师友批评指正。
一 回顾石先生的学术道路,与其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诸多曲折和磨难。
大致来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4~1960年。
1954年2月,石先生由北京高教部调来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因工作需要,曾先后讲授过宋辽金元史、隋唐五代史,并编写有《隋唐五代两宋讲授提纲》;
后又主讲过中国近代史.因石先生是研究生毕业,讲课效果也不错,校、系领导曾几次建议他任副教授,石先生觉得自己刚来武大不久,还是先当讲师为好,没想到这一做就是二十多年。
在备课、讲课间隙,石先生便沿着当年由徐中舒先生指导做本科毕业论文的思路,着手撰写《古郢都、江陵故址考》一文,并于1956年在校内外学术会上印发征求大家的意见。
1958年拔白旗运动,石先生的若干近代史观点受到严厉批判,因石师不愿作违心之论,从此不再讲授中国近代史,逐渐转入与政治相对较远、且一直饶有兴趣的历史地理研究,先后撰写了《绿林故址考》、《古竟陵城故址新探》等几篇学术论文。
第二阶段,1961~1976年。
1961年,学校实行定方向、定任务、定措施的三定方针,石先生经过认真思考,即赴京与侯仁之先生商量,决定今后全力从事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与教学。
通过不长时间的准备,便于当年秋季开设了中国历史地理专题课,还编写了部分讲义。
同时修订有关文稿,相继于《江汉学报》发表了《绿林故址考》、《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初考》等论文。
不久,因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接踵而来,石师与师母被先后安排到东升公社和武大襄阳、沙洋五七干校参加政治野营、劳动锻炼五六年,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全部中断。
第三阶段,1977~1998年。
粉碎四人帮之后,石先生的政治生命与学术景况得到根本改观,先后于1978、1980年晋升为副教授和教授,同时也迎来了其教学、科研的黄金时节。
石先生的主要学术成果如《古代荆楚地理新探》、《云梦泽研究》、《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等,都是在这一阶段发表、面世的。
我们这些及门弟子的入室、问学等大都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
1985年前后,石师先后担任民进武汉市委员会主任委员、武汉市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历史组)成员;
后又担任民进湖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常委,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及常委等职,各类学术、社会活动与日俱增,异常繁忙,经常是通宵达旦的工作、应对。
第四阶段,1999~2005年。
1998年11月,石师以八十岁高龄离休,仍担任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名誉所长。
此后几年,一直在鲁西奇教授的协助下,坚持他的学术研究,整理旧稿,指导学生。
2004年初,出版了《古代荆楚地理新探·
续集》;
同年9月,获评武汉大学首届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接着又集中精力编辑《石泉文集》,直到该年冬天彻底病倒,才停止了他的学术探索。
二 石先生的研究领域比较宽广,就其代表性成果而言,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楚郢都、秦汉至齐梁江陵城为核心的相关问题研究 核心内容是《楚郢都、秦汉至齐梁江陵城故址新探》,与此密切关联的研究如《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齐梁以前古沮(雎)、漳源流新探》、《古鄢、维、涑水及宜城、中庐、邔县故址新探》等;
其他数篇论文如《楚都丹阳地望新探》、《从春秋吴师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古代曾国-随国地望初探》、《古邓国、邓县考》等,也都是与这一主题相互呼应、相互佐证的。
后一并收入《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这一系列论文,主要探讨先秦至六朝时期以楚郢都及其后继城市江陵城为中心的古代荆楚地区历史地理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流行说法的新见解,即古代楚国以及此后七百多年间直至梁陈之际的荆楚地区重心所在,应位于汉水中游地带的宜城平原,而非如隋唐以来千余年间逐渐形成体系的传统解释所云,在长江沿岸和江汉平原的水乡洼地。
2.古云梦泽研究 按时代顺序,形成了四篇反映不同历史阶段云梦泽状况的论文,如《先秦至汉初云梦地望探源》、《汉魏六朝华容云梦泽(巴丘湖、先秦江南之梦)故址新探》、《唐至北宋时期着称的安州云梦泽》、《统一的大云梦泽说之形成与演变》。
后一并收入与蔡述明先生合着的《古云梦泽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一书。
研究表明,历史上从无跨江南北的大云梦泽存在,同一时期往往不止一个云梦泽异地存在,但只有一个最着称,而不同时期的云梦泽,又常不在同一地方。
这一系列的成果,较大改变了人们对荆楚地区历史地理格局的认识,对于探讨本地区的开发层次、重心所在以及开发规律等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
同时,提出了江汉平原具有典型泛滥平原特征的看法,对流行说法认为江汉平原为典型的陆上三角洲,是古云梦泽经长江、汉水泥沙的长期沉积,湖泊三角洲不断扩展而最后形成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对于探索长江中游荆江河段河床形态的发育过程,及其与两岸江汉洞庭平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
3.汉魏六朝荆楚地理新探 对当时这一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夏口城、赤壁之战战场,以及湘、资、沅、澧四水等地名加以考辨,重新定位,形成了《古夏口城地望考辨》、《赤壁之战地理新探》、《古夏水源流新证》、《古湘、资、沅、澧源流新探》、《六朝时期宜都、建平郡地望新探---附吴蜀夷陵之战地理辨析》、《梁陈之际长江中游地区地理面貌的巨变》以及《古巫、巴、黔中故址新探》等系列论文。
后结集为《古代荆楚地理新探·
续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 这些新解的核心观点之一,即认为在梁陈之际,长江中游地区的政治地理形势发生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在这次巨变中,以江陵为中心的许多自先秦汉晋以来一直着称的古城邑、山川湖泽地名,由汉水中游地区迁移到今长江中游两岸,并为后世所沿用。
唐初编修《括地志》时,对这次巨变的情况已不甚了解,故在说明古地名的地望时,往往以后世同名之地作解释,因而形成了后人观念中关于古代荆楚地理认识的诸多混淆。
引起这场混乱的主要契机,是由于梁陈之际荆楚中心地带连遭战争的巨大破坏,并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以致地理区划上也相应发生了大变动,原在汉江中游两岸的一系列重要地名南移到长江中游两岸,从而使长江中游地区的政治地理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地带发生了转移。
4.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 这是石师当年在陈寅恪先生指导下完成的硕士论文,原名《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之中国政局》,主要探索晚清甲午战争失败的政治因素,日本明治维新晚于洋务新政数年,而甲午一战,成败判然。
求自强之新政失败主因在于:
(1)传统的守旧观念势盛,掌握清议而科举正途出身的士大夫,不明世界大势,又惯发空论不务实,致使新政饱受牵制;
(2)掌握中央决策的满族统治者对新兴的湘军、淮军既赖其御外侮,又处处猜防,并大力扶植敢与之对抗的清流势力;
(3)满族亲贵之间亦有矛盾,而汉人士大夫又分清流、浊流与之相结,最后发展为爱国有维新倾向的帝党,与政治经验丰富但极为守旧的后党,而掌大权的慈禧太后又热衷于权力与个人享受,遂使朝廷不可能统一领导晚清的自强运动。
该文完成于1948年夏天,是陈寅恪先生所指导的唯一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学位论文。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石师保存的底稿于文革期间丢失,值得庆幸的是后来在北大图书馆当年接收燕大图书馆的资料中发现了此文,稍做整理、加工,更名为《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出版(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出版社,1997年). 5.宋元以来荆楚地理研究之设想 一是长江中游地区的垸田兴起、经济开发与地理变化。
石先生在该领域做了许多基础工作,并在《中国历史地理专题》讲义(1981年刻印本,后经几位弟子整理,2013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三讲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开发和唐宋以后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中有较系统的阐述,提出了一系列见解和思路。
考虑到自身的精力和时间不济,石师先后指导张国雄、杨果、梅莉等几位同门从事这方面的探索,拓展新的学术空间。
二是武汉市一带历史地理研究。
石先生曾提出过一些基本思路和设想,以期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和重视,见《石泉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23~530页。
后来又指导袁为鹏博士从事该领域的工作。
关于这几个方面的问题,石先生在《新探·
续集》的自序中亦曾做过比较具体的说明(第28~29页). 上述五个领域的前三个方面,时代上前后承接,内容上互相关联,其实是一个相互支撑的整体,主要是围绕楚郢都、秦汉至齐梁时期的江陵城这一核心问题展开。
这一整套体系,不仅关系到古代荆楚地区一系列山川城邑地望的考辨和重新定位,同时也反映了该地区经济开发、社会变迁和重心转移等诸多重要问题,石师曾在不同的地方做过说明,如《新探·
续集》自序(第16~18页). 三 对于石先生的治学方法和特色,师门内外的学人曾做过一些总结,我讷于言辞难以尽之,只能谈几点肤浅的认识:
1.深厚的史学功底和宽广的学术视野 这些因素,部分来源于先生早年的学术训练,部分来源于其自身天赋,但更主要的是其勤奋努力的结果,是石先生一身视学术为生命,契而不舍,不断积累、磨练出来的。
石先生早在上中学时,就对史地有浓厚的兴趣,读过不少这方面的书籍和文章。
在大学和研究生期间,先后修读过洪煨莲先生的历史方法与实习、郑德坤先生的高级史学方法,以及陈寅恪、徐中舒等先生的相关课程,特别是从陈、徐诸先生的课中受益良多,眼界、思路进一步打开,学到了具体选用史料说明问题的识见和方法,尤其是陈寅恪先生那种高瞻远瞩的学术眼光,敏锐深邃的洞察力,和严谨深厚的功底,善于从常见史料中发现人们意想不到而细想又理所当然的新问题、新见解的能力,对石泉先生后来的教学、研究工作大有启迪和助益。
在武大工作的五十余年中,不管是前期的身处逆境、步履维艰,还是后来的条件改善、多重工作叠加、异常繁忙的情况下,石师从不懈怠,稍有空隙就深入到自己的学术探索中,即或是在出差的旅途和住院的病房,也是一包一袋的书籍和材料随身携带,见缝插针地工作和研究,几无例外。
曾有几位与石师有较多往来的师长对我讲,石先生的大脑就像一个书库,知识渊博,令人敬佩。
我们也经常在同门及学生中坦言,我们大都较早当上了教授、博导,不管是成果,还是带的学生可能比先生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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