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叙事和文人写作的边界与相互影响民间文学论文文学论文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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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整个历史的发展进程看,民间创作的民间性,一直处在退行性演变的过程之中。
但是,对于民间含义,实际上可以有很多种解释。
从单纯的文学角度说,民间则意味着区别于文人创作的以口头创作、流传为主要形式的作品体系;
而从的角度理解,民间意味着与官方相对,它是一个区别于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及其表现形态的文化和观念体系。
对于后一点,以往我们是把它放大了:
民间文学是什么呢民间文学就是世代劳动人民集体创作的语言艺术。
它有自己的艺术传统、表现方法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它与反动统治阶级的文学尖锐对立,与作家创作、俗文学、通俗文艺也有差别。
它具有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等特点。
它是劳动人民进行的武器,也是劳动人民知识的宝库。
[1]
但这种对立也并非没有根据。
以小说为例。
小说可谓叙事文体之冠冕,但小说在中国有着从排斥到接受到变革的过程。
这个过程,与小说发展的由民间俚俗到文人高雅的转变相关。
从大的历史阶段说,成熟的文人小说虽到明代才出现,但其雏形却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人志怪小说,甚至更早。
而此前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所说的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
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也,虽然也不是指的严格意义的小说,但事实上已经影响了正统观念对于小说的看法。
至清代,小说仍屡遭查禁。
康熙查禁小说的圣谕云:
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
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
近见坊间多卖小说词,荒唐俚鄙,殊非正理;
不但惑愚民,即缙绅士子,未免游目而焉。
所关于风俗非细。
应即通行严禁。
(《大清圣祖仁》卷二五八)[2]
这样一种正统小说观,可以看出,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产生并长期流行于民间(坊间)的小说,其叙事上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词和荒唐俚鄙,与崇尚经学、承载正理的其他文体,是相悖甚至是对立的。
这起码说明一点,从正统(官方)的观念看,在官学正宗之外,是有着一个属于民间的叙事观念和话语体系的。
当然,在民间创作的作品体系当中,与官方相对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无疑会构成其内容的重要部分并且影响着整体表现形式的选择和发展。
因此,民间创作是一个整体的概念。
就民间创作与文人创作的区别而言,起码有以下几点。
比如说创作者与接受者身份的不同:
民间的创作者和接受者有可能是文化人,也可能不是,更多的是游离于社会文化圈之外的下层民众;
而文人创作的接受者主要是文化人,作者一般都属于社会文化的精英群体。
又比如说表现语言的不同:
一般认为,由于创作传达与解读接受是同步进行,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不能产生理解转换上的阻隔和时间上的延宕,因此民间创作的语言是透明感较高的未经加工的口语化、生活化的,其中部分只是经过小族群、小地域的通约,因而是不规范的甚至是粗俗的语言;
文人创作则较多地运用大族群、大地域通约的语言,不但讲究规范,还讲究典雅,由于创作和接受的不同步而不必过多关注语言意指的清晰程度,有时为了适应文体格式的需要和有意造成理解心理的阻隔,还刻意地使用偏离日常生活或陌生化的朦胧语言。
还有情节结构的不同:
民间创作更多是受情感逻辑(按人之常情本该如此)或生活逻辑(按人之常理本该如此)的引导,或者以纯主观想象(纯粹的异想天开)来构造情节的因果联系;
文人创作则不仅要考虑情感逻辑的生活基础,同时必须考虑情节结构与现实生活逻辑的内在联系,即使是所构想的故事情节在现实中完全不可能发生,也必须从理论上寻找其现实的合理依据。
此外还有时空转换和人物设置的不同:
民间叙事往往多使用自然视角和共名(无特定姓名),而文人创作则多使用交叉视角和专名(有特定的姓名);
这后一点,可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民间叙事(传统讲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不确定、大时间),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不确定、大空间),有一座很大很大的山(无特定、大地点),在山的半中腰(中地点),有一座庙(小地点),庙里有一个和尚(人物,无专名),和尚的脸上有一道疤痕(特定点)文人写作则可能是:
当神秀走进庙门(小场景,特定时间、人物、地点),看到和尚脸上的疤痕时,(特定点)着实吃了一惊(特定心理描写):
这不是慧能吗!
(特定人物)他怎么在这里这样的大山(大地点),这样的小庙(小地点)!
用电影镜头比较,民间叙事的自然视角就有点类似从远景镜头、中景镜头到近景镜头、特写镜头的转换;
而文人写作除了心理上的渲染外,时空的顺序是完全打乱并重新组合的。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民间叙事和文人写作还有诸多表现,上述的区别更多的也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和大致的划分。
由于文人与民间的复杂联系,有时会变得很模糊,在具体的作品中,尤其是在民间口传作品被转化成书面文本后,我们很难判断某一作品更具有民间性,而某一作品更具有文人特点。
文明的进步和文人群体的不断扩大以及大通约语体的文本转换,都是造成这种模糊甚至消弭了两者的区别的重要原因。
通常,对于许多作家和读者来说,对民间作品的理解,一部分是来自于口传作品文本,一部分是来自于经过文人记录整理的书面文本。
人们是以这两类文本作为文人作品的参照系来作出以上种种区别的判断的。
对于口传作品来说,民间文学理论一直认为它有较稳定的传承性,同时又认为它有较大的变异性。
民间文学有着这两个特点是无疑的。
不然我们无法解释一些民间作品为何有如此大的生命力世代流传,而类似的故事在不同地域又有着如此不同的版本。
但传承与变异却又是矛盾的。
如果跟另仅仅相似而不是相同,我们又凭什么认为它们是的不同版本而不是两个故事呢类型说似乎可以解答这个问题。
但类型说仍然面临同样的质疑:
它们首先是不同的,因为有相似,才被视为同类型,不然就是同一。
变异同时意味着同一地域不同时期的变异和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变异。
这是一个流动的过程。
但遗憾的是,不管是哪种情形,我们都很难看到这样一个流动的过程,更多的只是看到某一时期在某一个地域流传的某一个版本,而这个版本甚至已经是经过文人筛选、综合,甚至或多或少改编过的版本。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民间作品,大多都不是本来面目的民间作品。
当然不排除部分文人以严肃而尊重民间意识的态度进行搜集记录,但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民间作品的本原性和原生状态始终难以保存。
首先,真正的民间作品几乎是口传作品,而口传的同一作品只要经过另一个讲述者转述,都会发生变异,地域越广,时间越久远,变异越大,文人记述的不过是其中极少数甚至个别转述者的作品;
其次,口传作品的民间语言有着较大的地域性、族群性差异,但文人记述使用的基本是大通约语言,这种大通约究竟对民间语言所传达的信息造成了多大的损耗和带来什么样的变异,读者是无法判断的;
此外就是文人记述的文本与民间口传之间的相互影响。
在很多作品流传的过程中,民间口传与文人文本究竟孰先孰后其实是一个难以扯清的问题。
但这个问题实际上又关系到民间文学的本原性与原生性的理解,一个民间艺人的口头创作和把从书本上学来的东西进行转述毕竟不是一回事。
而恰恰流传广泛的故事就存在这样的现象。
以中国四大民间传奇之一的《孟姜女》为例。
顾颉刚在上个世纪20年代对这一故事的搜集研究可谓完备,但无论顾自己所搜求的,还是其他学者提供的,大多数都属于文人记述的材料。
其《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一册)孟姜女故事历史的系统中所辑录的由先秦至近代的材料均属历代文人记述自不用说,即便是地域系统中涉及作者近时的材料,以及第三册(通讯)中各地学者同好提供的材料,也大部分是文人记述的文本,在今天看来最具有民间色彩的也就是一些民间词曲唱本和戏剧。
而这些唱本和戏剧,即使不是活动于民间的文人创作,也是文人记录的文本。
[3]
由此看来,从古至今如此多的文人记述的孟姜女故事,不管其源自民间与否,对当时或其后的民间创作,无疑也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这既是孟姜女故事变异的原因,同时也是人们把可能本来不是孟姜女故事归结于其中使得这一故事的本来面目变得扑朔迷离的原因。
人们甚至可以追问:
究竟《孟姜女》还算不算民间故事或者孟姜女的故事中有多少民间成分
因此,随着文明的发展,追寻民间作品的本原性和原生状态,或者,用帕里的话说,寻找未曾被污染的传统版本,①[4]就显得越来越困难。
二、口传与书写:
逐渐消弭的界限
这种趋势在当代会愈加明显。
当代社会的变迁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消融了文人创作与民间创作的界线。
农村的城镇化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而城镇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原来属于城市人特有的生活内容已进入了广大乡村的普通家庭,生活方式的趋同性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以乡村田园生活为主体内容的民间文学题材正在日益消失,起码是退缩到边远的山区。
教育的普及和信息化具有城镇化同样的文化力量,它们的触角甚至比城镇化伸得更远,对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改变同样深刻。
这些改变无疑对民间文学的生产根基构成了冲击。
当然,城市仍有它自己的民间。
宋明以来的市井文学几乎成了民间文学的主流。
市井的民间文学仍然具有其不同于文人创作的某些特质,尽管宋明以来的话本等民间文学作品已十分接近文人创作。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今社会的发展也会产生属于这个时代的民间文学,新的市井生活也可以成为民间文学的创作内容。
但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是叙事话语的改变。
社会的城市中心化强化了强势语言的传播及其对乡村的覆盖,城里的人不会说乡村里的话,但乡村里的人却学着城里人的腔调了。
小区域、小通约语言将成为历史的记忆,其原生态的口头创作不复存在。
其次是创作者身份的改变。
以往的文人写作者往往首先是作为民间文学的听者身份出现,对讲述者所讲述的故事进行搜集、记录和整理或者再创作,从干宝到蒲松龄一直下来无不如此。
而讲述者则不一定自己写作。
同样,乡村的歌手、讲古者和城市的说书人也不一定写作。
而从后者的口头创作到前者的书面记录,往往会有一个流传过程,这才有了民间口传文学的传统。
但当今社会的文化发展使这个过程迅速改变。
尤其在城市,个人化写作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时尚,一些故事的发生还没有进入口传过程,便已经成为书面文本。
这无形中改变了民间文学创作的集体性格局。
我们可以设想另一种情形,即同一个生活(故事)可以同时以口头的版本流传。
但这种情形只是在传播媒体较单一甚至匮乏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例如虽然唐代以后有了雕版印刷术,书面文本得到较广的流传,但各种口传的历史演义仍与书写历史并行不悖。
或者说,当文化的传播仅仅是口头和书写两种途径实现时,由于书写文本的相对滞后,口头文本可因其占得先机拥有大量的民间受众而得以广泛流行。
而当今的现实是,各种传媒的网络几乎覆盖了城乡的每一个角落,其传播的速度远远超出口头流传。
传媒的高度发达,不仅仅是了口头传播的许多功能,更主要的是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由于口传所导致的变异。
当今流传的由各类写手搜集或创作的网络作品和短信文本,其版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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