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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该发生在德国的离婚和再婚均属无效。
[提示与讨论]
1这是有关法律规避的著名案例。
法国学者在讨论这一案例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规避的案例时将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归纳为三个方面:
(1)“对冲突规则的有意利用”;
(2)“规避法律的意图”;
(3)“被现避的法律”.即事实上规避了本应适用的禁止性规定。
这三个方面分别涉及到行为、动机和站果。
在鲍案中,法国关于离婚能力的冲突规则是“离婚能力依当事人的属人法”:
对鲍妃来说,适用该规则的本来结果是适用法国法决定其离婚的能力,因为鲍妃的属人法是其国籍国法——法国法。
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鲍纪通过移居德国归化为德国公民而改变了其属人法,从而利用间一冲突规则达到了避开本应适用的法律的目的。
由此可见、法律规避行为是人为地制造影响冲突规则的接触点(或称联结因素)的行为。
2.有的学者认为.英美法院一般不承认国际私法中有所谓法律规避问题。
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早在192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在西曼案中充分沦证了这一问题。
该法案争议发生于借贷双方之间。
该合同与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州均具有重要的接触。
依纽约州法,该借贷合同的规定构成高利货,因而是违法的;
依宾州法、该合同是合法有效的。
联邦最高法院创立的有关冲突规则是,贷款利率如果符合履约地法或者符合缔约地法,就是合法的。
该案中的履约地(还款地)在宾州,缔约地或者在纽约州或者在宾州。
因此,该合同是有效的。
适用这些冲突规则的限制条件是,当事人必须善意行事、而不能规避法律。
该法院指出,在这类案件中,当事人规避法律的手段是,通过在认定合同合法的州缔约规避法律或者通过规定在这样的州履约而规避法律;
可是如果当事人选择的缔约地或履约地与交易有着”自然的和至关重要的联系”,则这种选择不能构成法律规避。
该案引自:
王军主编:
《国际私法案例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反致问题:
福果案
福果于1801年11月23日出生十巴伐利亚的帕绍(Passau),是一个私生子。
1806年.他随母亲迁到法国的斯持拉斯堡。
在那里.其母嫁给了一个法国公民,此后便一直住在那里。
福果曾经在法国军队中服役,并于1827年在巴黎结婚。
此后,他在法国的波城(Pau)定居,并一直居住在那里。
在波城,福果享有所有的由法国公民享有的民事的和政治的权利。
福果太大于1869年4月去世。
她在去世之前获得了一大笔遗产,从而大大地增加了福果夫妇的共有财产。
福果太太在去世时通过订立遗嘱,把她自己的财产与她和福果共有的财产中她自己的份额留给了一个名叫达西奥的先生。
1869年7月6日,福果去世;
死前既没有留下遗嘱,也没有自己的后嗣。
根据法国有关血统和遗产分配的内国法规则,任何人均无权继承福果的财产,其中包括在福果夫妇的共有财产中为福果拥有的份额。
然而,来自福果母亲家族的福果的旁系亲属迪克尔夫妇对该遗产提出了权利要求。
他们主张,福果是一个巴伐利亚人,对其财产中的动产的分配应当适用他出生地国家的法律,而依巴伐利亚的法律.非婚生子的旁系亲属有权继承无直系亲属的死者的遗产。
这与法国法不同。
依法国法,这种继承权是不存在的。
[审理]
1871年10月16日,有关福果财产继承的一审判决由波城法院发布。
根据这一判决,福果的遗产被移交给了代表法国国家的财产管理署(AdministrationDesDomaines)。
此后,迪克尔夫妇提起上诉,要求推翻原判。
迪克尔夫妇在上诉时主张,初审判决将法国法适用于一个在法国无住所的外国人拥有的动产,这违反了《法国民法典》第13条的规定。
当时,《法国民法典》的这一条款规定:
“一个外国人如获得国王的授权而在法国建立了其住所,则他享有所有的民事权利,只要他继续在法国居住。
”
波城上诉法院判决,民法典第13条所指的住所,不仅可以通过政府授权而获得,而且可以通过法律的效力而获得。
例如,在本案中,一个未成年人跟随其父母来到法国,他的父母在法国有合法住所,该末成年人在成年之后继续在法国居住,他就获得了法国的住所。
该法院还强调,福果始终把自己视为法国人,并一直享有法国人的民事权利。
根据这一判决,迪克尔夫妇应当同其他法国公民一样受法国法约束,因而不能享有该继承权。
1875年.这一案件上诉至法国最高法院(Courdecassation),由民事庭(Chambrecivil)审核。
该庭“打碎了”(quash)上诉审的判决,然后将该案移送至波尔多(Bordeaux)上诉法院审理。
1878年,在波尔多上诉法院判迪克尔夫妇胜诉之后,房地产管理署又向最高法院上诉,案件由申请庭(Chambredesrequetes)审核。
该庭又一次“打碎了”波尔多上诉法院的判决,然后将案件移送至图卢兹(Toulouse)上诉法院审理。
图卢兹上诉法院判迪克尔夫妇败诉。
1882年,迪克尔夫妇再次向最高法院上诉。
诉被最高法院申请庭驳回。
1.1875年最高法院民事庭的判决意见。
本案涉及对民法典第13条应适当地予以考虑的问题。
福果因出生而成为一个巴伐利亚人。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驳回该声称是福果的继承人的当单人的请求,该受到质疑的判决所依赖的仅仅是这样一种主张:
福果虽然从未获得授权在法国建立其住所,却因该判决提到的各种情况而拥有在法国的事实上的居所。
可是,所发现的这些事实并不足以赋予福果一种具有司法后果的合法住所。
同时,正如国有财产署所主张的,具有此种性质的这些事实也不足以使福果的财产从属于由法国法确立的规则。
由于该受到质疑的判决违反了民法典第13条,判决应另行作出。
基于这些理由.本法院打碎原判。
2.1878年最高法院申请庭的判决意见。
(1)背景情况。
在该案于1875年移送到波尔多上诉法院之后,该法院于1878年6月24日判决;
该巴伐利亚的私生子的财产,就其中的动产而言,在他末留遗嘱而死在法国的情况下,应给予死者的母亲一方的在巴伐利亚的旁系亲属.法国国家无权拥有这些财产。
该判决的理由是,该遗产应当依法国法管理。
因为一方面,依1816年5月26日巴伐利亚宪法,该死者已经丧失了巴伐利亚国籍;
另一方面,依巴伐利亚法律,涉及继承问题,合法住所应指死者的惯常居所地。
房地产管理署在上诉时主张,这一判决违反了民法典第3、9、13、108和768条。
其中依第768条规定.当一个人死亡时,如果其尚存的亲属对其遗产元继承权,且他无尚存的配偶,“其财产归国家所有”。
(2)判决意见。
本案沙及到上诉的唯一理由,即对民法典第768条应给予适当考虑的问题。
福果是一个私生子,由巴伐利亚的双亲在巴伐利亚所生。
他在法国确立了其居所.且从无返回巴伐利亚的动机。
他于1869年未留遗嘱而死于波城,留下的遗产包括对他人的权利主张和证券。
这些遗产均在法国。
迪克尔夫妇为巴伐利亚公民、福果母亲的旁系亲属。
他们宅张,依巴伐利亚法律,他们有继承权。
他们要求国有财产管理署把财产归还他们。
该机构根据波城法院于1871午10月16日作出的初审判决,依民法典第768条,占有了前述权利主张和证券。
依巴伐利亚法律,动产(不论是有形动产还是无形动产)受其所在地法支配,同时,涉及继承问题,还受死者在事实上的住所地或惯常居所地的法律的支配。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即使是该受到质疑的判决也承认,福果保留了他的巴伐利亚国籍.在他去世的时候,放弃了他在法国拥有的动产。
他定居在法国,其财产:
必须受法国法支配。
1819年7月14日的法律,允许外国人在法国继承财产,但该法律并没有为他们的利益而创造种特殊的和额外的能力,而是仅仅允许他们以与法国人可采取的同样的方式,在法国法决定的限度之内和条件之下继承财产。
《法国民法典》第766条不允许私生子的父亲或母亲的旁系亲属继承其遗产。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迪克尔夫妇并不拥有该请求权,也没有能力对构成本诉讼标的的证券提出要求,该受到质疑的判决错误地适用了巴伐利亚的法律.从而违反了民法典第768条。
本案判决应另行作出。
现打碎原判决‘
3.1882年最高法院申请庭的判决意见。
在本案于1878年移送到图卢兹上诉法院之后,该法院接受了最高法院在1878年6月24日的判决中提出的理论,并于1880年5月22日作出判决。
此后,迪尔克夫妇又一次向最高法院上诉,主张该判决结果违反了法律的一系列规定,特别是民法典第13、767和768条的规定。
。
由该受到质疑的判决所确认的事实是:
福果是一个私生子。
他生于巴伐利亚,在波城未留遗嘱而死亡。
在那里,他生活过许多年。
他死后,法国国家接管了其财产;
该财产中包括位于法国的排他的动产产权。
福果从未归化为法国国民,他始终保持着巴伐利亚国籍。
他也从未从法国政府获得过在法国确立其住所的授权。
因此,他的财产必须受巴伐利亚的法律管理。
可是,根据巴伐利亚的法律,涉及人法问题,住所地法和惯常居历地法必须得到适用;
涉及物权法问题,财产所在地法必须得到适用,不论财产是动产还是不动产。
因此,在本案中,我们不必决定依巴伐利亚法律,该无遗嘱继承涉及到人法还是物权法,应得到适用的只有法国法。
由此可见,该受到质疑的判决适当地驳回了由福果的母亲的旁系亲属对法国国家提起的诉讼。
注:
(1)在解决法律适用问题上,确定某一法律关系的准据法都是与一个或几个相应的连接因素如住所、国籍、契约缔结地、婚姻举行地等相联系的。
因而,一个法律关系中的连结因素改变了,应适用的准据法也会相应地改变。
因此,某些连结因素是可以通过当事人的行为来改变的。
故法律规避,就是当事人通过改变连结因素,来选择对已有利的法律适用,避开对己不利的法律适用,从而可以使原本不合法的法律关系变成合法的法律关系。
据此,法律规避强调当事人的主观故意,即以逃避某种法律为目的,通过故意制造一个连结因素的手段来实现;
强调规避行为必须是既遂的,即达到了有利于自己的法律适用的目的。
(2)关于法律规避的效力。
一般凡承认法律规避的国家,都认为规避内国法的行为是无效的。
而规避外国法的行为是否有效,各国的做法不一。
如同是法国,其最高法院在1922年佛莱之妻离婚一案中,对当事人规避外国法就认为是有效的。
佛莱及其妻均为意大利籍人,由于当时意大利法律只准别居,不准离婚,而此时法国法律准许离婚,佛莱之妻为了规避意大利不准离婚的限制规定,归化为法国籍人,并在法国法院诉请离婚。
法国最高法院依法国法的规定,判决准予离婚。
在这个案件中,法国法院并没有因为佛莱之妻规避了意大利的法律,而认定其行为无效。
另外,在某些领域普遍存在的一种法律规避现象,如在国际海上运输中普遍存在的挂“方便旗”的现象,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是认可的,并不否认其效力。
(3)我国《民法通则》中未就法律规避问题作出规定。
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94条规定:
“当事人规避我国强制性或者禁止性法律规范的行为,不发生适用外国法律的效力。
”由此可见,不是凡是规避我国法律的行为都无效,只是规避我国法律中强制性或者禁止性规范的行为,才被认定为无效。
但对于规避外国法的行为的效力问题,该意见未作出规定,其目的可能在于具体情况具体处理。
1.这是一个有关反致的著名案例。
国际私法界的学者普追认为,从格尔果案开始,反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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