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党课党史讲稿：党史上的警示教育与从“走走党史”中再识长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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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党课党史讲稿：

党史上的警示教育与从“走走党史”中再识长征

【仅供参考】

2021年党课党史讲稿文：

党史上的警示教育

　　在我们党近一个世纪的成长史中，惩治违规违纪与开展警示教育相结合，警示教育与先进典型示范教育相得益彰，可谓党进行自我革命的“红色传家宝”。

重视警示教育，既能督促提醒全体党员干部在砥砺实干中保持正确的方向，也为提高拒腐防变免疫力打下有效的预防针。

　　警示教育如同革命岁月里的警示牌

　　从红色政权建立之初，我们党就非常注重通过组织会议、干部培训、公审大会等形式，以学习、检讨、批评与自我批评、揭批审判等方式进行警示教育，尤其善于运用鲜活的反面教材来宣示纪律。

　　20世纪30年代初，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中央苏区掀起了一场反腐、肃贪、倡廉的红色风暴。

时任基建工程处处长的左祥云贪污巨额工程款并盗窃机密企图叛逃;总务厅厅长赵宝成、总务厅管理处处长徐毅，竟私放在押收监的左祥云，且二人都存在生活腐化、挥霍公款等严重问题。

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在听取中央工农检察部的情况汇报后，及时将汇报作为警示教育材料，在《红色中华报》上发布。

同时，为了扩大警示教育的广度与深度，经毛泽东同志批准，在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对案件进行公开审判。

公审当天，礼堂内外挤满了旁听围观的干部群众，审判过程长达五小时，并以此为契机颁布了相关的反腐肃贪训令，取得很好的警示效果。

　　在党史上，警示教育不止观照现实，也有以史为鉴。

1944年3月19日，《新华日报》刊发了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

毛泽东同志读完此文连连称赞“好文章,好文章!

”随即指示在《解放日报》全文转载，要求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作为整风文件进行学习。

将明朝灭亡与李自成失败作为警示教育的案例，引发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对推动当时全党整风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警示教育可谓建设发展中的壮骨粉

　　新中国成立后，绝大多数党员干部都满怀激情投入到国家的建设中来，但也有部分经不起糖衣炮弹考验的党员干部丧失了理想信念，患上了“软骨病”，逐渐走向腐化堕落的道路。

有数据显示，仅新中国成立的两年内，单是北京一地，就有650多人因贪腐受到查处，涉案金额达旧币15亿元。

为了刹住贪腐享乐之风，20世纪50年代初期，党中央果断掀起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首场反腐风暴，以雷霆手段整风肃纪，并以大案典型作为警示教育范本。

　　1952年2月10日，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在保定举行，两万多人参加了这场大会。

盗窃救济粮、赈灾款、侵吞水利资金、骗取银行贷款……在犯下种种罪行后，刘青山还曾大大咧咧地说：

“老子们拼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

”案发后，也有人为刘青山、张子善求情，表示刘、张二人过去对革命有功。

毛泽东同志则反问道“是要他们俩，还是要中国?

”同时明确指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

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警示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在新中国反腐第一案的枪声中，人们听到了“打天下不是为了享受”“不要重蹈李自成覆辙”的警钟长鸣。

此案让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极大警示震撼，绷紧了纪律法规之弦，自觉抵御糖衣炮弹的侵蚀，以至于有人感叹“杀了两个人、管住几十年”。

　　改革开放，随着国门的打开、社会的变动，在利益的驱使下，贪腐之风一度抬头。

1993年，党中央作出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的判断，要求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

与此同时，围绕反腐的警示教育，也逐渐有了更为丰富多样的表达形式。

从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以报纸专栏、纪实文学、专题纪录片等形式揭露腐败案例的警示教育成为补充党员干部精神之钙的壮骨粉，时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为反腐倡廉营造了浓厚的舆论氛围。

　　警示教育无异于新时代征程上的排雷器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持续深入，警示教育工作也有着更为艰巨的使命与更加丰富的内涵。

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形势、多元思潮的冲击以及社会深刻转型期的各种诱惑与挑战，警示教育如同排雷器，能够帮助党员干部排除思想隐患，避免在追梦路上误入歧途、错踏雷区。

　　2014年10月，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警示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

”同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当时的南京军区机关视察时，明确要求“要以徐才厚、谷俊山案件为反面教材开展警示教育，使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切实引以为戒”。

　　进入新时代，随着资讯环境的改变与传播技术的革新，警示教育的形式内容也在与时俱进。

在碎片阅读与舆论多元化的时代，传播力更强、感染力更充分、内容更具现场感的视频成为了警示教育最生动的表达形式。

事实上，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以案明纪释法的专题报道已逐渐成为警示教育的表现常态，而在十九大后，诸如处分现场、宣读处分决定、腐败分子当庭认罪悔罪等极具冲击力的场景画面，特别是《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打铁还需自身硬》《巡视利剑》《红色通缉》等一系列专题片的推出，更是让警示教育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与此同时，在中央纪委的指导下，各地推出警示教育系列“套餐”、打出了触及灵魂的组合拳。

从公开曝光、集中教育到编印官员忏悔录、制作专题片、建设警示教育基地等，使警示教育常态化，让教育的内容真正入脑入心、触及灵魂。

而党课辅导、学习研讨、撰写心得等，则将包括警示教育在内的廉政教育进一步升华为驰而不息的党风廉政建设，顺应了民心所向与时代需求。

　　“上医治未病”，警示教育某种意义上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传家宝，其价值正在于惩戒于已然、防患于未然。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化，廉政教育写入监察法中，警示教育必将在反腐败斗争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21年党课党史讲稿范文：

从“走走党史”中再识长征

　　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历时两年多，行程共计6.5万多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奇迹。

多年来，长征一直受到国内外的关注，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热点和文学创作的丰富素材，关于长征的亲历回忆、口述日记、学术专著、文学作品不断涌现。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长征无疑成为了一种世界级学问。

作为党史研究工作者，我从2003年初开始“走走党史”，断断续续地用了10年时间对红军长征的主要路线和发生的重要事件作了实地考察，在宏观上构建起了一幅比较完整的红军长征的生动图谱。

这里，我根据亲历亲知的实际考察，谈谈对长征的认识。

　　怎样认识红军长征的基本概念

　　关于红军长征，首先必须明确一个基本概念，即“红军主体的长征”。

它是指到达陕北的4支部队的长征，即红一（中央红军）、二（最初称红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再加红二十五军的长征。

红军主体长征开始的时间，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算起;结束以三大主力红军（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11月并入红一方面军）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和今属宁夏的将台堡会师为标志。

这个“3+1”的红军长征，历时两个寒暑，纵横14个省（四川省分出重庆市，按现在地域说为15个省市），进行了600多次重要战役战斗，渡过了近百条江河，越过了约40座高山险峰，经过了1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

其历时之久，规模之大，行程之远，沿途自然环境之恶劣，敌我兵力较量之悬殊，在人类战争史上前所未有。

　　红军长征全过程应包括长征序曲、红军主体的长征和长征尾声，即将“3+1”的长征向前和往后延伸。

向前延伸：

1934年7月红七军团（在方志敏的部队加入后合编为红十军团，他任军政委员会主席，领导该军团）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闽浙皖赣地区，这支先遣队就是为了调动和牵制敌军，为中央红军长征作战略准备。

随后，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前往湘西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为中央主力红军长征探路。

这两支先于主力红军的长征，是长征的序曲。

往后延伸：

就是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的远征。

因为红军西渡黄河这一重大决策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后作出的，其主要任务是进行宁夏战役。

组建为西路军的两万多名将士都是参加过红军主体长征的，既包括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九军和原属中央红军的第五军，还有红四方面军总部。

这样，西路军远征河西就是红军长征的继续，是红军主体长征主脉延伸的一段支脉，即红军长征的尾声。

　　如果把红军主体的长征看作长征大剧的“主戏”，那么这场包括序曲、主戏、尾声在内的红军长征，就是一部完整的震天撼地、威武雄壮的历史大剧。

　　怎样认识遵义会议与其前后一些会议的关系

　　在“走走党史”的实地考察中，我更加深刻地领悟到长征的基本内涵：

红军长征既突破了反动派军队的围堵，又克服了党内错误指导思想遭致的困难，还战胜了自然界的种种艰难险阻，最终实现了落脚西北的战略大转移，由此实现了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

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以遵义会议为标志，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为长征的胜利提供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根本保证。

　　在长征途中，我们党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其中最为重要和著名的是遵义会议，它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具有伟大转折的历史地位。

但实现这个历史转折有个过程。

就遵义会议前而言，最早的通道会议实现了战术“转兵”，在中央高层第一次否定李德主张，为遵义会议改组中央奠定了初始基础。

黎平会议改变原来去湘西建立根据地的决策，实现了战略“转兵”，并通过决议指出在适当时候开会讨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问题。

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

猴场会议驳斥了博古、李德，重申黎平会议决议，并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限，从而增加了遵义会议改组中央领导的可能性。

遵义会议前的这几次会议，为实现伟大转折作了重要准备。

　　遵义会议实现党的历史伟大转折是势所必至。

博古报告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与会者绝大多数不满。

张闻天代表他本人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批评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

毛泽东作长篇发言，尖锐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

周恩来讲话承担了领导责任。

会议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决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成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在长征危急关头，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统治。

　　遵义会议后的几次会议巩固和发展了遵义会议成果。

一是“鸡鸣三省”会议。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并没有撤换博古;对毛泽东也没有作具体分工。

这次会议顺利实现了“博洛交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党的一把手，还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二是扎西会议。

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决定电告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中央分局和红二、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令其传达贯彻。

这就将遵义会议决议昭告到全军。

三是苟坝会议。

经过毛泽东力争，不打固守打鼓新场之敌，否定了之前通过的决议，避免了红军可能遭致的重大损失。

根据毛泽东提议成立的新“三人团”，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

毛泽东虽然在军内不是一把手，但“团长”周恩来非常尊重他的意见，实际上他是“总设计师”。

　　当然，遵义会议是系列会议的标志和旗帜。

因为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从根本上拨路线之乱，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解决这个问题;此前的会议都没有解决组织领导问题，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改组中央，此后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

　　怎样认识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的贡献和作用

　　红军长征胜利是以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为标志的。

对于红四方面军进行的长征和作出的贡献，过去的党史书讲得很少。

我在2004年7月对红四方面军开辟的川陕根据地及其随后的长征作了考察之后深深感到：

张国焘的错误对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无疑有很大影响，但不能因此就淡化红四方面军长征的贡献。

　　根据我的考察和研究，我认为红四方面军的贡献和作用至少体现在：

其一，对中央红军北进川西发挥了重要策应作用。

红四方面军在1932年底开辟的川陕苏区，将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由东南引向西北，并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

中央红军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