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29军军长李仲英的跌宕人生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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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谢子长在宁夏平罗挂名建军时，李仲英与贺晋年、路文昌、郝兴明等一起参军，追随谢子长投身革命，在学兵队中与高岗、张秀山等成为战友，与高鹏飞、杨林等一起入党。

兵运失败后返乡。

1934年在谢子长召唤下参加陕北红军，成长为陕北红军中的一员战将，参加了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战斗。

红15军团成立时，陕北红军编为81师，辖241和243两个团，李仲英任243团长。

劳山战役中，李仲英率部围攻甘泉，诱使延安敌人来援，在劳山地区被我全歼。

战后，“左”倾路线开始对陕甘红军进行错误肃反，逮捕了刘志丹、高岗等大批领导人。

李仲英与81师师长贺晋年、241团政委李赤然三人紧密团结，严阵以待，随时准备与“左”倾主义者兵戈相向，迫使他们始终未敢对81师挥舞屠刀，从而保存了陕北红军的元气。

之后，在攻打富县套通塬土围子时，他带头冲锋负伤。

后带伤参加了榆林桥、直罗镇战役。

1936年红军东征时，在兑九峪战斗中，红军总部遭敌人偷袭，毛主席、彭老总陷入重围。

李仲英机断专行，果断从战场上撤下主力，向偷袭之敌展开反击，激战两小时，打退了敌人，保护了总部的安全，因此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高度信任与重用。

回师陕北后，李仲英入红大一期二科学习，未等毕业即被调出，从事对东北军和哥老会的统战工作，秘密进出延安城，搜集了许多情报，为党中央开展白区工作、制订统战政策提供了依据，受到周恩来的表扬。

周恩来根据他的汇报，给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起草了一封指示信。

这封信现被收入《周恩来书信选集》中。

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处理善后。

代表团从延安乘机前往西安时，李仲英把延安城内敌人的动态及时通知代表团，成为我方做出正确决策的依据。

在接收延安城的过程中，李仲英与雷经天是最早进入延安城的我方人员，在第一时间就向城外我军通报了敌军撤走、延安已成空城的消息，为党中央进驻延安做出了特殊重要的贡献。

1937年春，李仲英被任命为红29军军长，与红27军军长贺晋年、红30军军长阎红彦并驾齐驱，成为刘志丹牺牲后西北红军中三位最高军事领导人。

他率领红29军在三边地区进行剿匪，为陕甘宁边区的巩固提供了有力地保障。

剿匪任务完成后，又进入抗大二期学习。

抗战爆发后，李仲英最先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命为八路军120师359旅参谋长，成为西北红军唯一的旅级干部。

当时，阎红彦、贺晋年在八路军最初的编制内只是营长，一个多月后才调整为团政委和团长。

抗战初期，李仲英的公开身份是八路军留守兵团绥德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边区保安司令部第1团团长，党内任中共绥德特委军事部长。

他与其他同志一起，领导绥德军民赶跑了摩擦专员何绍南，结束了绥德地区的国民党政权，巩固了陕甘宁边区，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赞。

建国以后，他把绥德反摩擦斗争写成了一篇生动的回忆录《赶走何绍南》，被收进《星火燎原》第五集中，这在陕北老干部中极其罕见。

这篇回忆录的史料价值得到党史学界的高度认可，被广泛引用。

现在有关肖劲光、王震等人的传记中，在写到陕甘宁边区反摩擦斗争时，引用的史料大多来自这里，但对作者李仲英却只字不提，因为没有人知道他后来的情况。

这篇回忆录也是李仲英唯一公开出版的传世之作。

正因为它的存在，李仲英这个名字才没有完全被历史的风沙所湮没，西北党史的殿堂里才留下他依稀模糊的身影。

绥德特委成立之初，只有组织、宣传、军事三个部。

军事部从1937年11月成立到1942年1月取消，部长始终是李仲英。

与他同时的特委领导成员，书记郭洪涛，组织部长马明方，宣传部长刘澜涛，后来都成为大名鼎鼎的全国性人物。

李仲英在政治上的进步则就此打住，直到去世仍是地厅级。

延安整风和七大前后，李仲英和阎红彦、吴岱峰等一起，参加了反对高岗篡改西北党史的斗争，因此长期受到打击和压制，被迫离开陕北，到晋绥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李仲英先后任晋绥军区二分区副司令员、雁北军分区司令员等职，转战在晋绥陕北一带。

1948年9月，任西北野战军8纵14旅副旅长兼参谋长。

1949年2月全军整编时，任一野8军23师副师长，参加领导了解放大同的战斗。

大同解放后，华北大地战火熄灭。

习惯了战争环境的李仲英过不了无仗可打的日子，又回到依然硝烟弥漫的西北战场。

1949年7月26日，西北局做出决定，任命李仲英为甘肃临夏军分区司令员，后兼任分区党委书记。

他领导了临夏地区的平叛斗争，但在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中犯了错误，被调离原职，转业地方，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管教处处长。

李仲英身经百战，残酷的战争环境，严重地摧残了他的身体，浑身上下有15个弹孔，左乳凹陷下去拳头大的一个坑，肺功能受到严重损坏，平时呼吸如抽风箱。

延安时期，由于医疗条件落后，伤病无法根除，疼痛难忍。

经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同意，允许他适量吸食鸦片止痛。

由于伤势严重，他吸食鸦片的习惯始终未能戒掉。

1951年底，在“三反”运动中，李仲英被查出有吸毒行为，且曾借给不法商人两亿（合现在的两万）多元的劳改经费，被用于投机倒把，因而被打成西北最大的“老虎”。

他拒不承认错误，被撤职查办。

1952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西北公安部管教处处长李仲英等贪污腐化不肯坦白已被撤职”的消息。

1954年整党中，李仲英又被旧事重提，西北局以“摆老资格、抽大烟”等罪名，开除党籍，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

之后，他先后在省农牧厅、水利厅、林业厅副厅长的职位上赋闲，1961年2月黯然离世，年仅51岁，骨灰安葬于西安烈士陵园。

李仲英的结局，使我们对我党当年严明的纪律有了极为深刻地理解和感受，也让我们明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夺取全国政权，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为胜利者所写的”事实，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让我们只能无奈的印证。

我曾多次到西安烈士陵园，肃立在苍松翠柏覆盖着的李仲英墓碑前，感慨万千。

李仲英，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人，1910年5月生于瓦窑堡城郊张家沟村一张姓人家。

因家贫无力抚养，被城里开骡马店的李家用两把挂面抱养。

李仲英的养父人称李二刀客，是瓦窑堡一带哥老会龙头大爷之一。

清末民初，瓦窑堡是西北地区哥老会四大重镇之一，李二刀客也就成为西北地区哥老会的重要人物。

因此，李仲英在哥老会中的辈分很高。

李仲英很小就在本地一家店里当学徒，学拧麻绳。

瓦窑堡是西北地区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方之一，早在1924年冬，正在绥德第四师范读书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赵通儒寒假回到家乡瓦窑堡，就在大街上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当地撒下了共产主义的第一粒种子。

以后，谢子长又在这里开展革命活动，使瓦窑堡成为陕北革命中心之一。

赵通儒是李仲英的姨表兄，谢子长又是西北革命的领袖。

在他们的影响下，李仲英于1930年参加了革命。

劳山战役围甘泉

1930年春节，瓦窑堡的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在赵通儒策动下，组织了一个近二百人的秧歌队，从正月初十日一直闹到二十日。

按惯例，秧歌一般只闹元宵前后三天，但这支秧歌队正月初十还在排练阶段，就被老百姓请去了。

演出期间，全城万人空巷，附近一二十里乡村的农民，甚至安塞、保安、延川各县的农民也赶来看热闹。

这次活动，实质上是对瓦窑堡党的力量的一次检阅和演习，团结了群众，争取了民心，锻炼了干部。

作为秧歌队的一员，李仲英和绝大多数成员，如董学源、刘昌汉、李赤然、井助国、赵仰概、王士俊、郭立本等，后来都成为西北革命的中坚力量。

不久，谢子长受陕北特委委派，到宁夏平罗挂名建军，开展兵运工作。

特委派了一批党团员前去参加，其中安定县先后去了李仲英、贺晋年、路文昌、杨林、郝兴明（史法直）、封营书、封海棠、赵仰轨、薛应昌等一大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

后来，这批党团员与其他县来的高岗、张秀山、李树林等都被安排在学兵队中，以后成长为西北红军的骨干。

李仲英在学兵队中与杨林、高鹏飞、曹盛荣等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学兵队结束后分到部队中，曾任排长，兵运失败后返回陕北，在家乡组织红色互济会，进行革命活动。

1934年，陕北土地革命蓬勃发展，成立了许多红军游击队，但懂军事的干部严重不足。

西北革命领袖谢子长对李仲英非常了解，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军事人才。

1934年8月，谢子长在清涧河口战斗中不幸负伤。

养伤期间，他亲自给贺吉祥下令，要他到瓦窑堡去找李仲英，出城参加游击队。

李仲英一听老谢的召唤，二话没说，立马参加了红军。

9月18日，在谢子长领导下，陕北第一支正规红军红1团成立，下辖两个连，李仲英被任命为二连排长，逐步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指挥员。

谢子长牺牲后，李仲英在刘志丹领导下，参加了陕北红军的历次重要战斗，成为陕北红军中的一员重要战将。

1935年9月18日，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在永坪与西北红军会师后，成立红15军团，下辖75、78、81师三个师。

陕北红军被整编为红81师，辖241和243两个团，刘明山任241团团长，李赤然任政委；

李仲英任243团团长，王国昌任政委。

红15军团成立后，决定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包围并佯攻甘泉县城，吸引延安敌军来援，拦路伏击，歼灭敌人。

9月24日，李仲英接受了率243团包围甘泉县城的命令。

28日，李仲英率部包围了甘泉县城，并发动了猛烈攻击。

甘泉守敌东北军110师一个营，急忙向延安求救。

10月1日，延安守敌东北军110师师长何立中率师直和两个团，从延安南下增援甘泉，在劳山地区被红15军团主力全歼。

反对肃反保红军

劳山战役胜利后，左倾主义者在党内开始了错误肃反，先是逮捕了刘志丹同志。

接着，一连串坏消息接踵而至。

李仲英参加革命后，父亲因为是红军家属，和阎红彦的父亲等许多革命家属都被国民党关进了监狱。

劳山战役后，赵通儒领导军民通过长期围困解放了瓦窑堡，释放了狱中的革命群众。

瓦窑堡成为西北革命的首府，西北工委、陕甘晋省委等机关都进了瓦窑堡，省委就设在李仲英家里。

李家全家老小沉浸在革命胜利的喜悦之中，正准备扬眉吐气过日子的时候，肃反的阴影降临了。

他家被定为富农成份，老父亲刚从监狱中出来没几天，又被关进了监狱，只不过关押者由国民党换成了共产党。

李仲英的母亲也被吊在房上烧打，要她交出金银财宝。

结果打了一顿，要去了三十元大洋，二十两大烟土，两对镯子，才把她放下来，当天晚上就死了。

李仲英后来才知道，不仅自己的母亲死在左倾主义者手里，还有许多革命群众也是死在自己人手中的。

红42师政委张秀山同志的父亲，神府苏区红军领导人王兆相同志的父亲，都是被革命队伍杀掉的。

李仲英的老战友、赤源县苏维埃主席杨林同志的父亲也是死在自己人手中的。

杀杨林父亲的时候，杨林还写来一封信，说：

“你们要杀就杀吧！

但我要求最好不要拿刀杀，拿枪打！

”但最后还是用刀杀了。

瓦窑堡城里有一个农民叫张务本，是李仲英的好朋友。

李仲英参加红军后，把他也找出来参加了革命。

组织上第一次给他的任务是要他开辟十几个村庄，他按时完成了；

第二次又要他开辟村庄，没有按时完成，结果就被杀了。

之后，瓦窑堡城里的农民再没有人出来参加革命。

左倾主义者不仅在后方进行错误肃反，在前方部队中也开始行动。

早在永坪会师中，中央代表朱理治就给西北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写信说，26、27军的轻重机枪，你们不会保管，也不会使用，交给25军，要他们给你们擦一擦，给你训练训练，连枪带人一齐交过去。

就这样，27军的五六十挺机关枪，全交给了25军。

成立15军团时，27军编为81师，下辖241、243两个团，其中241团是主力团，共编了五个营。

把第四营和少共营两个营，以及一个特务队机炮连，整个交给了25军。

这样一来，25军的人员、装备与战斗力大大增强，而26、27军的人员、装备与战斗力则大大降低。

劳山战役胜利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