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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意识形态上的社会革命,中国现代化只有在“后现代”意义上,才能真正融入世界化的现代进程。
一、导言
二、中国封建社会的封建本质
三、两种所有制:
经营与管理
四、文化的国家与帝制官僚政府
五、辛亥革命:
意识形态与社会进程
六、从封建社会到世界化的现代文明
21世纪的到来,以对时代更新的敏感为特征,但对中国人来说,100年前的辛亥革命,却似乎仍然是一个没有清醒的梦境,中国这个最具东方意识形态的国家,仍然在当代世界化的大潮中,处于自我清醒的梦想与现实的挣扎之中。
近代以来,人们所一直认为的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实质上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是西方主导的经济与政治的冲突性关系,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却一直处于深层的形成之中。
在东方和西方,不仅文化意识的再觉醒,还有全球化的经济进程、迅速变化的生活方式和国际化的政治关注,都成为了最基本的现实。
西方中心或欧洲中心、东方主义或隐约的中国主义,西方化的东方人,东方主义的东方人,迷恋和受慧与东方的西方人,入侵和慧与东方的西方人,文明的冲突、历史的终结到新帝国主义,……,这些抽象的概念,并非单纯是界定中国与西方的概念,也转化为大众化的常识,从学者、政治家、企业家到农民,从生活现实到网络世界,这一切都可以用“世界化”,这个概念予以概括。
对中国人来说,过去深埋在历史记忆中的事实,现在变得越来越不可忽略。
重新理解上一世纪,从强国救亡、政策改良、政治改革到军事革命,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内战到抗日战争,从文化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到重新发现更上一个世纪,乃至十六世纪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中国逐渐摆脱了那种孤立的东方神秘,我们不再仅以现代人的视角去比较孔子和柏拉图,更可以发掘历史中隐伏的“现代”意识。
“现代”,不仅是一个历史概念,也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
“现代”,一直是西方文明意义上的,但这个概念的真正意义,就是世界化,即世界化的文化和文明,也即不同文明之间和自身的文化在世界化意义上的整合。
世界化,通过经济、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的全球化而实现,今天世界化意义的全球化,从经济到政治、从文明到意识形态正在悄然进行,但中国并没有本质的现代化。
从近代开始,追赶世界已经成为一种中国“现代”的意识形态,因为中国总是不自觉地处在无法挣脱的“中国封建”的阴影中,但追赶西方代表的现代文明,不过是在自己的过去中、去追赶过去的现代文明,而这样的文明已多次、以多种方式部份地实行过了,虽然中国已处在现代世界里,却缺乏世界化的现代意识。
实际上,近代中国是被动地世界化的,迷茫、失望和愤怒的中国人,曾经用改朝换代的革命方式,来推进社会的文明进程,而远没有理解一种连西方人也未完全领悟的现代化。
如果我们缺乏历史的谦虚,真正的历史进程就会被误解、歪曲和误导,要充分理解中国现代化,需要一种历史、社会和文化统一的理论。
文明并不等于文化,文化的整合是在文明的进步中进行的,无论拒绝或移植西方文明,只要放弃、扭曲自身的文化,就不会有真正的文化整合,也就不会有真正的世界化意义的中国现代化。
18世纪以来,当中国的门户在西方的扩张中被动地打开时,中国人开始明白,中国并不是中心之国,中国并不在世界之外,世界与“天下”似乎大不相同,因为西方似乎就是“世界”,于是中国在拒绝西方又追求世界化中不知所措。
中国历史似乎突然被动地融入世界时序之中,但实际上,世界对中国的影响和中国对世界的作用,早已潜伏在中国历史自身缓慢的进程之中,只是已经僵化了的中国封建意识形态完全无法了解,更不可能适应新的世界化局面;
而且,这种情况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而言,都是全新的问题。
文化的区别和文明程度的差异,使两方面都误解了世界化的意义。
对西方来说,文明就是扩张的文化;
对中国而言,文化是超越的文明。
所谓文明的冲突,实际上是一种世界化意义的文化整合,但两者之间,却缺乏一种在理论高度和层次深度上的对比。
当西方把它的文明象潮水一样推向东方,中国人的认识却长期停留在强烈的表面反差上,辛亥革命的导火索,似乎是在所有人的未意料之中发生的,革命桂冠的争执、索隐发微式的阐释和因果理论的推导,都显得十分苍白和勉强,人们并不真正知道中国封建社会如何和何时终结,因为我们迄今还未真正理解中国封建,人们也不真正知道中国的历史道路究竟在何方,要理解世界化的中国现实,就必须发掘现实中的“历史”,更重要的是,现代世界正在以更快的步伐前进,这本身就是世界化“现代”的重要特征。
在今天全球化的浪潮中,局部扩张性的经济已日趋共同化,市场机制在其中仍起着引导性的作用;
局部和离散的国际政治,正进入明显的全球性视野;
市场经济的重心,从传统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产业资本,转向智力、知识资源和金融资本。
全新的发展空间和环境正在出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环境,已经处在一个全新整合的时代,如果中国仍然追逐正在过去的“现代文明”,而无法理解世界化的现代意义,我们将再次失去历史机遇。
所谓“由于历史条件、社会条件的限制”等,再也不能成为托词,以社会试验为代价的理论“实践”,只能继续耽误我们的现在,因为我们已经错过和误解了历史机遇、糟蹋了传统价值,正是因为“现代”的意义已在悄然变化,中国的现代是世界化进程中的现代形成,是一种可以称之为“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
100年前的辛亥革命,一直是作为中国封建制度结束的标志,但中国“封建”,不只是王朝制度,封建与资本的对立,是西方的思想范式,而把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对立,却是中国封建的意识形态。
这两者不幸的混合,造成了意识形态上的社会革命,使中国社会长期处在文明与文化的混乱和动荡中。
对中国“封建”这一概念的本质性分析,有助于我们最终了解到中国传统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本质,揭示辛亥革命的真正性质,是一个最合适的课题。
在学术上,第一个对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性质和演化进行专门论说的,是唐代的柳宗元(773——819年),这种学术专业性,首先表现在他的“封建论”中自觉的学术态度和学术方法上:
“有初为近,……不初,无以有封建。
”他区别政治制度上的人为行为和社会必然性发展,知道论证的前提是论证者无法直接追问的:
“天地果无初乎?
吾不得而知之也。
生人果有初乎?
吾不得而知之也”。
这里的“初”,是社会人类学原理上的前提,如摩尔根(LewisHenryMorgan1818~1881)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所论的情况,而“有初为近”,就是可考的政治制度的历史了。
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特点,来自荀子的“假物以为用”的人类社会学观点:
“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
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
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
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
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
故虎豹为猛矣,然君子剥而用之。
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夫是之谓大神”。
“假物为用”的“中国”,是一个人类中心的社会理念,甚至可以说,隐含的人类中心观点,与现代人认为最隐密的“人择原理”(AnthropicPrinciple)具有某种相同性。
“中国得而用之”所指的“中国”,已经包含有人类社会这样一种最底层意义,因此,荀子的观点不同人类或人类精神先于世界,这样的神性绝对性。
这里隐含着中国文化中的一个核心原则——人性自主,这与西方主流文化中人是被创造的理念完全不同,“假物为用”意味着人与自然环境的区别和一致,“假物为用”的“中国”是历史的文化进程,这与中国文化中的人文基本理念是一致的。
在这个基础上,柳宗元提出:
“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假物必争”这种推演,是否在理论上具有一致性,至少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特征有关系,本文暂不作论,但柳宗元所说“非圣人意也”,却是有深见的,因为与“圣人意”相对的“势”,是他主要的论点、论据,由此才能间接证明,郡县制也是“势”。
这种“势”是什么,从柳宗元的推演中,我们只能大概知道,“势”指当时的形势、情势,即社会或政治的现实,本文理解为现代学术理论中最具理论色彩的两个概念:
“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以期通过从对中国封建这一概念的研究,达到对这两个概念的真正理解。
我们应注意,在荀子“假物为用”的理论中,引用了诗经(周颂•天作):
“诗曰: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
彼作矣,文王康之。
’此之谓也。
”(荀子•王制篇),这就明确了一个主题,人类对“天作”自然土地的使用是一种王化之功,而且诗曰:
“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孙保之”,就是中国文化作为“文化”整合最基本的表现,不仅把自然土地的性质人文化了、社会化了,而且政治化了。
“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成为最基本的社会意识形态。
“王”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天下归之之谓王。
”(荀子•王霸),社会与自然和谐的统一,才是“王”“天下”,所以,“王”与“天下”互释。
从现代观念上看,“天下”就是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整合的高级文化概念,人与自然环境的同一性由王化实现,就是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一致的,与征服自然不同,也与中国古代政治斗争中占有土地和人民的“霸”相对立,“以力假人者霸”(孟子),所以,“王”与“霸”这两者,不仅是政治斗争策略的不同,也包含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对立的区别。
在中文语境中,“文化”是“人化”或学术上的人类化,中国古代学者虽然没有明确的“社会”概念,但有明确的人与环境的双向关系意识。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不仅重视人自身的内在性,同样重视人与物之间的相互化成关系:
“以观人文,化成天下”,就是从人性观点看世界。
从荀子观点看,(人)“假物为用”而为社会(“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人类学的基本观点,对于今天的人类生存与环境的关系而言,更具重要意义。
相比较之下,在西方,“文化”一词,源于“耕耘”(Culture),重视的是人与土地的操作关系,这种认识以后由洛克(JohnLocke1632-1704)成功地解释为,经过个人的劳动产生的占有权:
“洛克认为,世俗社会的形成的前提,是上帝把他所创造的地上之物(神权地)赋予了人,这就是洛克理论中的自然状态,即圣经表达的上帝对所有人的立约,所有财产共有也就无所谓有财产,但人类用自已的劳动形成了世俗生活的私人财产占有性(权利),……洛克的这种劳动权利论完全不同于劳动价值论,他实际上得到了具体劳动的个人性与财产私人占有性一致的重要思想,就是说,劳动是人类自己的世俗社会形成的动因……洛克的贡献,就是强调了世俗的权利唯一的是财产所有权,……他的契约就基本上建立在财产权利的意义上,……洛克把契约精神真正地引入到国家与政府的本质性之中,对政府权力的服从,就是对私人财产关系的合法性服从,政府的合法性也就是基于这一点,洛克强调议会主权,也就是强调议会的承诺性:
保护私有财产最有效、最适合的政府形式,是由民选的议会、掌握最高权力的宪政政府。
……洛克给了我们一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分别,财产权利的世俗社会与契约政府相区别,只要财产关系所决定的社会性质不发生改变,政府的危机就不是社会革命,……”(周剑铭:
中国思想与法哲学——社会制度文化论)这实际就是西方私有制起源的文化人类学观点,这种观念导致西方主流的契约政府的产生。
与西方的国家和政府的起源不同,文化观念的国家和帝制官僚体系的政府的整合,成为中国封建的本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土地和耕耘作为人的社会性的实现,而被赋予了文化意义的,耕种的土地和人民比疆域(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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