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的晋升之路有多难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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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陵生：

我当然知道，当事人李思涯是我指导的硕士硏究生，第二天就给我打了电话，告诉我在院里开会时打了甘阳一记耳光。

您对此事是什么反应？

我的第一反应是不该动手打人，第二是感到很遗憾，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有什么不能通过对话来沟通呢！

李思涯说了他为什么打甘阳吗？

还不是被逼急了，职称被压着一直不能升。

但一打人事情性质就严重了，最终两败俱伤。

是啊，打人肯定是不对的。

问题是当事情发展到非常理时，就无法用常理来衡量了。

忍受从来也是有限度的，最后都有忍不了的时候。

李思涯打甘阳，与其说是暴力行为，还不如说更是一个抗议的姿态。

要真是泄愤施暴，也不会选择在大庭广众之下，并让同事摄录下过程。

这么说来，甘阳先生报警似乎有点小题大做。

结果李思涯被拘留，中山大学非但不调查事件的前因后果，反而断然解聘，您看到中大公示解聘李思涯的说明了吧？

理由很充分啊！

我对中大的通告不认同。

尽管我熟知鲁迅那句名言：

“我向来是不惮于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

”却也不能料到甘阳先生和中大竟至如此。

1月23日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开会，港台学者提到此事都觉得不可思议。

这也很自然，学校利益至上。

大学爆出各种不良事件，很多不都是拼命捂着嘛。

这倒罢了，我看了最恶心的是网上一些博雅学院学生糗李思涯的文字，电影课不提李思涯怎么引导讨论，只说他上课就是放电影。

看来博雅学院的学生，都是不读原典来认识艺术的。

看这些文字，不只见素质差，更见出心术不正。

事到如今，尘埃落定。

在谴责打人行为，追究行为责任以外，更重要的是应该对事件爆发的原因加以反思。

据网上的消息说，李思涯声称打甘阳是出于评职称受到压抑？

是的，我也很感慨。

我做职称评审委员二十年，什么样的情况都见过。

职称老评不上的人，有在院长家门口打滚的，有坐在所长家里不走的，但还没见有人打过谁。

这可见李思涯受到的压抑，而且清楚压抑的来源。

是啊，所以说这并不是一件像网上描述的那种单纯暴力行为，而是向学术体制和学阀的抗议姿态。

评得上评不上职称，本来不是某个人能说了算的，那是职称评委会投票的结果。

李思涯打甘阳，意味着他清楚甘阳是压制他晋升的人。

但这也可能是他的主观推测呀！

李思涯就职以后，多次向我诉说，甘阳总是以种种理由不让学院的青年教师晋升。

2015年3月当着学院众教师之面承诺秋季会开展职位晋升工作，到了10月又说另有安排没有晋升计划。

即便是甘阳不让他晋升，肯定也是有理由的。

李思涯符合晋升条件么？

李思涯2009年在香港科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以留学生身份受聘于中山大学博雅学院，2010年定讲师。

按现在的规定，博士毕业两年就可申报副教授，博士后出站可直接申报副教授。

有的地方，师资博士后在站期间就参评副教授。

李思涯的成果已符合条件，博士后出站四年居然还是讲师，不知道哪个学校还有如此淹滞的例子！

这么下去，很可能就拖到聘任期满，然后被以不能晋升为理由解聘。

谁能忍受被这样对待？

晋升职称光论年资恐怕不行吧，还得看学术水平和成果，各个学校都有自己定的杠杠。

您说得不错，但无论在哪里，年资都是晋升职称的主要依据，首先要年资够了，科研成果又达到要求，才可以晋升。

在我毕业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职称积压得那么厉害，我入职五年晋升副研（三年前已承认资格），也算是很晚了。

现在职称名额如此宽松，博士后出站四年还晋升不了副教授，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还是那句话，究竟李思涯的学术水平和科研成果是否够标准呢？

我不清楚中山大学——主要是甘阳先生，持什么标准来衡量学者。

号称研究西洋哲学的甘阳先生可能不太了解研究古典诗学的学者需要阅读多大数量的古籍文献，像他那样没有博士学位、没做过正式教职、不用经过学术评审就被中山大学抬举为教授兼院长，大概也很难体会当今年轻学者发表论文的艰难。

以我的标准来看，李思涯的学术水准和研究成果，在哪个大学都足够晋升副教授了。

吴谚说“瘌痢的儿子自家好”，老师对自己的学生难免有所偏爱。

你能比较客观地评价一下李思涯的学术水平和成果价值吗？

您刚才已否定了我做出客观评价的可能，但没关系，我可以先说一下硬指标的东西。

据我检索期刊网，李思涯论文共收录十四篇，其中《文学评论》一篇，《文学评论丛刊》一篇，《文学遗产》一篇，《中国文化》三篇，《中山大学学报》一篇，《北方论丛》两篇，《苏州大学学报》一篇，《中国文化研究》一篇，《江苏大学学报》一篇，《中国诗学》一篇，《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一篇，除了《江苏大学学报》，其余都是CSSCI收录的期刊和辑刊。

《文学评论》和《文学遗产》是公认的权威期刊，刘梦溪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也是圈内公认的高端刊物。

另外，我知道李思涯还有三篇论文发在《淡江中文学报》《逢甲人文社会学报》和《人文中国学报》上，这都是港台知名的学术期刊。

一般大学评副教授，只要一篇权威期刊、三篇核心期刊，甚至不要权威期刊，五篇核心期刊就可以，李思涯这些论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肯定是够条件的，在普通高校说不定评教授也够了吧？

更何况他还有一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的专著《胡应麟文学思想研究》和一部与陈建华教授合著的《红颜祸水》呢。

后者是复旦大学出版社印行，已被译成韩文。

那这些成果的质量如何呢？

评职称、评奖本来只应看成果的质量，而不应论刊物的等级，定出硬性的要求。

硬性规定论文的刊物等级，本身就是评委会缺乏判断力的标志。

没有能力判断成果的价值，只好将判断标准与刊物等级挂钩。

现在刊物等级给你答案了，你又不信任，再来追问成果的质量，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但为了弄清问题所在，我还是想听听您对李思涯学术水准和成果质量的评价。

先说说李思涯从我读硕士的经过吧。

他本来投考北大的现代文学专业，面试时老师问他，艾略特《荒原》对中国诗人有什么影响，他读过北大某教授讲这个问题的著作，知道是什么看法，但自己没专门研读过，就如实回答没读过。

最终他没被录取，卷子调剂到我们所。

笔试和面试都不错，我尤其欣赏他对待学问不自欺欺人的态度，这是学者最可贵的品质。

读硕士三年，他给我的印象是性格爽朗、品行正直，有很好的悟性和感受力，最突出的是有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

后来经过激烈竞争，他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录取，师从陈国球教授治中国文学批评，三年半完成博士论文《胡应麟文学思想研究》——这是很不容易的，在港台读博士，通常都需要更多的年头才能完成，五六年、七八年都是常事。

他的课程作业量大、面广而有深度，也显示出科大的学术训练是严格而有效的。

他的博士论文原创度高吗？

对胡应麟研究有什么贡献？

胡应麟是明代学识最渊博的几个文人之一，向来为学界关注，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不少，但都只涉及某个方面。

李思涯则对胡氏在文章学、诗学、戏曲、小说论述中表达的文学观念做了有机性的整体研究。

书中提出的明代士人以学术和文章为界限的意识分化，是很有价值的观点，不仅为胡应麟文学思想的诠释提供了鲜明的时代背景，也为文学史研究确立起一个长时段的认识框架。

这部论文奠定了他的学术基础，同时也拓展了知识面。

后来撰写的《王维七律的历史论述》《论明代复古派对杜甫的态度》和《〈牡丹亭〉中〈关雎〉的意义》《〈牡丹亭〉内外的腐儒世界》等论文，都显出较强的跨文体研究的学术能力——这在当今学者中是很难得的。

能做跨文体研究有什么特别的，当今这样的学者很少吗？

做古代文史研究，最难得的就是打通，文史哲打通，诗文、词曲、小说打通。

跨文体研究，可借助于交叉研究的优势，带来新的视角和参照系，发现专门文体研究者不易察觉的问题，得到新颖的结论。

在近代以来四代学者中，第一代学问尔雅，博通多能，常能跨文体做研究，如冯振先生诸子学和唐诗学兼长，朱东润先生兼擅史传和诗歌研究，俞平伯、吴世昌先生既精于词学又是《红楼梦》专家，冯沅君先生诗歌、戏曲、小说并通，先师程千帆先生兼治文学理论和唐宋诗，并旁及校雠学；

林庚、刘大杰、周祖譔等先生甚至独著文学通史。

在学术现代化初期，成果积累少，研究深度浅，兼通诸文体还比较容易。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学术积累日渐深厚，对学者的文体学修养和学术史知识要求更高，跨文体研究就变得很困难了。

我曾说过，过去的学者多能旁通（跨文体），现在的学者只能直通（某文体的跨时代研究），就是指这一现实。

我本人也只研究诗学，不涉猎其他文体。

姑且承认你的说法有理，但这也不能说明李思涯的研究水平一定就高啊！

这没办法，只能靠同行专家评议。

但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他的论文都出于自己开掘、独立思考所得，绝没有人云亦云，追风趋时，或炒冷饭的平庸之作。

从早期的《“以物”如何“观物”》《不见：

〈汉书·

李夫人传〉的另一种读法》《大众窥视、规则建构与模写真实——从“八卦新闻”的角度看〈莺莺传〉》，到近年的《中国诗学言说方式现代转型原因初探》《“兴象”与盛唐诗风格的构建》（待刊）、《〈牡丹亭〉中岭南才子柳梦梅的意义》（待刊），内行不难从题目就看出作者的学术眼光。

事实上，他的明代文学思想和《牡丹亭》研究都对先行论著和学界定论提出一定的挑战，未必能得到一致的好评，但这正是有创见的论著必然的境遇。

能被全盘认同的论著，一定重复了许多学界共识。

照你这么说来，李思涯应该是很优秀的青年学者啦，那为什么他在学界不显得很突出，在单位得不到承认，或者说得不到甘阳先生认可呢？

这就是国内学界很让人遗憾的现实了。

现在学术期刊和出版社，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

青年学者发表成果，尤其在高端刊物极为困难，因而难有突出表现。

更何况青年教师（网称青椒）处于高校的底层，薪酬低、课时重、待遇差，承受着教学、科研、住房、职称的多重压力，要在短时间内做出优异成果更为困难。

现在大学不是尽可能地减轻他们的压力，给他们提供较为宽松的科研、生活环境和学术发展空间，而是竭力将来自主管部门的种种评估——诸如项目、课题、评奖、出国访学等指标的压力，都转嫁到他们头上，设为评职称的硬性指标，差一项都不能晋升。

莫非李思涯也有一些硬性指标没达到？

他还算运气，硬性指标都达到了。

我另一个学生，毕业多年，专著也有了，论文也够了，就是申请不上课题，评不了副教授。

李思涯却有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中国诗学言说方式的现代转型”和中山大学青年教师培育基金“中晚明的文道分离与博学思潮”两个课题，还参与了已故青年学者张晖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南明诗史”。

顺便提到，李思涯是张晖在香港科大求学时的师弟。

哦，那李思涯的发展明显不如张晖好啊！

这个问题就复杂了。

他俩本有相似的学术背景，在我看来也有不相上下的发展潜能，资质和能力则各有特点，各有所长。

但最终学术成就和影响明显有了落差，这除了与个人努力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