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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校到社会有着很大的反差,这对我来说,心里有许多的不甘心。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开始学习书法。
我为什么要选择学习书法呢?
我在学校唯一的一个特长就是书法,写字更能被人认同一点。
记得我上初二的时候,在学校的一次写字比赛里边获得过第三名,第一名是一个初三的女同学,她毛笔大字第一名,毛笔小字第二名,我是第三名。
当时大家对我的写字水平很认同,学校的板报都是我来出。
到单位以后,出板报这个事情还是由我来做,每当闲下来的时候,我就选择了写字。
在1981年,我自己写了整整一年,这一年“瞎练”,什么方法都没有。
通过朋友介绍,在成都找了个老师,从1982年才开始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书法。
我的启蒙老师是齐白石的再传弟子叫李良栋。
他的老师罗祥止是齐白石的学生,《齐白石自传》里有记载。
在跟李良栋老师学习的同时,1983年我同时又参加了三个函授学习,分别是河南书法函授中心、上海静安区的函授、北京齐白石艺术研究会的函授,我一方面跟李良栋老师学,一方面跟函授学。
一直到1987年,我又跟四川书协的副主席蒲宏湘老师学习楷书。
在河南书法函授院,我先后跟索宏源、张海老师学习。
到1992年,我开始跟陈振濂老师学,到1994年开始跟陈振濂老师在全国搞教学。
1996年,我开始在何应辉老师的工作室学习,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从1989年开始,李刚田老师也给我不少的指导,所以河南这方土地对我是来说是非常有感情的。
在1992年之前,我的主要精力全部都放在楷书上,其中先是学了四年的颜真卿《多宝塔》,就是在李良栋老师的指导下,当时我在函授中心交的作业也是《多宝塔》。
河南书法函授中心的第一次活动——临帖比赛我就是获奖作者。
三个函授学习我都是优秀学员。
河南函授院举办的所有比赛,毕业比赛包括研究生毕业比赛我都是获奖作者。
我学习唐楷,是从颜真卿到褚遂良。
在张海老师的指导下,我学习的是《大字阴符经》和汉碑,当时还在《青少年书法》上发表过一篇《谈大字<
阴符经>
》的文章,这是我在张海老师指导下写的一篇小论文,当时吉欣璋老师对我这篇文章非常的欣赏。
学习《大字阴符经》以后,我就开始转学魏碑《爨龙颜》、《龙门二十品》,并写一些隶书。
从转学魏碑以后,就不断在全国获奖,《青少年书法》杂志举办的全国首届青少年楷书大赛,我是一等奖获得者,在1992年之前,我以墓志、造像风格的作品在全国获了不少的奖,其中包括第五届全国书法作品展的“全国奖”、第二届中央电视台电视书法大赛一等奖、首届“赛克勒杯”全国书法大赛一等奖。
从1992年开始,我在行书上投入的精力比较大,在陈振濂老师那里学习回来,我又对《书法学》、《书法美学》、《书法教育学》,包括《近现代书法史》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可以这么说,从1992年开始,我是把以前所学到的东西全部推倒,开始从楷书、隶书、行书、篆书重新积累,篆隶书是我1996年到何应辉老师的工作室以后开始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在进入何老师工作室之前,我是按照陈振濂老师《高等书法教程》的训练程序全面的积累。
在首届流行书风展上,有我临的一件墓志,就是1995年之前临写的。
当时我用朱砂原大临习了将近100通。
1995年和张海老师在香港举办的师生展上也主要是魏碑书风的作品,那时我的魏碑在全国的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
1995年以后,我开始对“二王”进行了系统的学习。
现在,我也坚持一边学习、一边教学、一边创作。
1996年我到四川大学,开始从专科到本科,再到研究生课程班的学习。
至今,我还在川大老师的指导下学习传统国学,从《论语》、《老子》、《庄子》、《孙子兵法》到《佛教经典》,已经学习了6年。
1995年以来我先后获得四川省“巴蜀文艺奖”一等奖,并分别获得中国书协和四川省文联授予的“德艺双馨艺术家”称号,今年又获得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授予的“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称号。
您的魏碑曾经给书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在四川从魏碑入手的作者不是很多,当时您是怎么考虑的?
从我开始学书的时候,对楷书投入的精力就比较大,加之我在外面参加学习,对外边的关注也比较多。
八十年代中期,大家对魏碑的关注学习也是一种思潮。
1987年我在河南观摩全国第三届书法展,展览中的几件魏碑作品对我震动较大,一件是江苏戚庆隆的楷书中堂,一件是广东李小如的小楷,还有一件是河南李强带碑味的行书作品非常动人。
那时我在魏碑的学习上是坚定不移的,坚持了走学习魏碑这条路。
当时成都有个老师叫陈有恒,他手里有套《龙门二十品》的原拓本,他将原拓本借给我学了几年。
我那个时候写的就是这个原拓本,印象极深刻。
您有了这个魏碑的底子以后,再去涉足行草书。
刚才翻了您的作品集,行草书在里边的比重也不小,您认为您的作品是不是属于碑帖结合?
应该是这样。
我对碑和帖是这样看的:
人们在对它们进行关照研究的时候,是把它们分开来看,但是我是把它们看做一体的,将它们看做事物的两个方面。
阳刚的东西透露的多一些,它的表现就是碑的东西多一些;
如果流畅、婉转的东西多一些,它的表现就是帖的东西。
我不把它们作为相互的掺合,而是把它作为一体的两个侧面来看。
比如说,书法的线条就像是阴阳两极,流畅、婉转的东西我就认为是阴性美的一种典型,它里边也暗含阳刚,但是它是以柔美为主的;
大篆的线型、汉碑的雄强,它们是典型的阳刚的线质。
在我们运用的过程中,这两种线质的相互交融、变化,生命的存在就是在这种互相变化中被记录,对大自然的这种鲜活生命的记录都是它的这种变化。
就像音色一样,有最阳刚的音符,也有也有婉转的。
在这种流动变化之中,阴柔通过阳刚去升华,阳刚需要阴柔而更加深刻。
所以我们在运用的时候,单纯的走帖学或者单纯的走碑学,都是自己给自己无意之间竖了一道墙,让自己进入了一个死胡同。
谷国伟:
您将事物的两个方面比喻为阴阳两极,非常的贴切。
您刚才也谈到了您走的是碑帖结合。
碑学的厚重,帖学的清逸、灵动,要想在碑帖之间找到一个很好的契合点相当不易,那么在这个契合点上,您是如何找寻的?
为什么当时我的楷书能被大家认同,现在回想起来,有两点:
一是在面貌上我没有单一的以哪种碑或者哪种帖的面貌去创作,我是对多种字帖的学习之后,通过我的理解和归纳之后以我所感受的一种技术运用的规律,去写我自己心里的那种楷书,我的楷书面貌不像哪一家,所以更能够得到评委的认可。
第二就是我的楷书具有“书写性”,别人一看,就可以看出很强的书写感,没有做作的感觉。
在楷书里边写出那种自然、生动、鲜活,可能这也是打动评委的地方。
说当时有多高的水平、有多高的境界,也未必。
我曾经和别人开玩笑说,对1995年之前的作品我就不敢回头看。
也就是说您把这种“书写性”作为了贯穿“碑帖结合”的契合点?
是的!
当时我在解读墓志的时候,我的立足点是用智永千字文的笔法去写,现在去看那些作品还是可以感受到的。
新时期以来,学碑者众,但大多数作者只是在表面上下功夫,体味不够深刻,许多以狂怪代古朴,或者笼罩在孙伯翔等当代一些名家的书风之下,终难达到深入的大乘之境,您认为学习魏碑的关键在哪些方面?
对于学习魏碑,我确实是花费了很多的心思,请教了很多人。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还没有太多的参照品,即使现在来看,碑的这个领域,仍然是这个问题。
在碑学这个领域能够站得住脚的,我们仔细看一看,少之又少,说明在碑学创作上还是非常薄弱的。
技法上、对碑的理解还相对的趋于简单化。
最近几年,我们在陈振濂老师的带领下策划“魏碑艺术化运动”,今年“五一”还在杭州举办了一个讲习班,就在做魏碑这一课题。
魏碑这个领域比较特殊,书法从魏晋一千多年以来,基本上都是“二王”帖学体系传承下来的。
碑学在清代兴起以后,我们看看碑学史,看看那些大家的东西,他们还是站在帖的立场去写碑的,他们“透过刀锋看笔锋”,对原书写状态的深入探究是很多写碑书家的最终追求。
我们用帖学笔法去表现碑刻和拓的过程中所赋予的这种新的技术内容、审美元素,它就会有隔阂。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相对于帖学、独立于帖学之外的这种碑学的笔法体系,“魏碑艺术化运动”就是致力于这个事情的建设。
那么您认为“碑帖结合”审美趣味应该从哪些方面去追求,其标准又是什么?
它的标准仍然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审美标准,包括对其他事物的认同也是这样,这是中国人骨子里边所固有的。
我始终觉得我们这代人的审美是秦汉审美形态的一种回归。
自碑学兴起以后,我们认同的清代以来的书法家,真正有大成就的都是在篆隶上有突破的。
当代书坛我们头上的一辈书家,能够站得住脚的,也是在汉碑上有突出成就的。
比如说张海主席、何应辉、王镛先生都是这样。
我们所指的古法就是秦汉精神,秦汉的这种浑朴、古拙,我在中国美院上课的时候提到,《张猛龙碑》、《张黑女墓志》等,加上一些摩崖、造像,远远不止一千多种碑,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同一种外在的形态,那么为什么我们看到它们就知道是碑呢?
就是这种元素,这种元素是什么?
就是众多秦汉碑刻所反映的这种雄浑、质朴、古拙的精神。
有了这种元素,一看就知道是碑的元素。
您刚刚深入的谈到了秦汉精神,这种精神所折射出的浑朴、古拙精神,在当前的大环境下,您对当前碑学创作如何看待?
我觉得,书法在当代的发展,还是要张扬这种博大的秦汉精神,以秦汉精神为现代书法的精神内核。
您认为对当代“巴蜀书风”影响最大的书家有哪些?
“巴蜀书风”的特点是什么?
1998年四川省和重庆一起在北京举行了“巴蜀风”的展览,外界对“巴蜀书风”的评论是才气、灵气、文气,以这“三气”来定位。
近代对四川书法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就是谢无量和刘孟伉。
还有在全国都有很大影响的颜楷,早期的赵熙、包弼臣。
关注近代书法,它们都在我们的视野之中。
他们是清末以来,对“巴蜀书风”影响相对较大的几位书家。
现在这一代,大家都比较清楚,何应辉先生、刘云泉先生、张景岳先生等,对“巴蜀书风”的影响也比较大。
“巴蜀书风”的特点是雄厚和奇崛。
“巴蜀文化”是一支很重要的地域文化,它受到了中原文化、楚文化等文化的影响,是一种南北融汇的文化。
它有一种细腻的东西,也有一种气势恢弘的精神在里边,“巴蜀书风”就是这种文化精神的传承。
您刚才谈到了谢无量、刘孟伉、颜楷,包括早期的赵熙、包弼臣等对“巴蜀书风”影响比较大的书家,您对这些书家的创作风格如何评价?
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碑帖融汇、奇崛生动。
这几年一直在搞“流行书风展”,我们通过展览发现许多所谓的“流行”,在审美追求上有很多地方是借鉴“巴蜀书风”,在表现力、审美追求、变形等方面非常的相似,可以说“巴蜀书风”对“流行书风”有很大的影响,您作为“巴蜀书风”的书家,是否有这样的感觉?
我感觉不是这样。
我对“流行书风”的理解,“流行书风”是当代人对传统的诠释角度在一定的时段内被大家所广泛认同。
我把它看做是一种比较抽象的审美认同。
我们这代人的书法创作,在后人看来会把我们和清代看做一个时期,并不会把我们看的很远。
我们和清人也就近百年的间隔,几十年、一百年在历史上算什么?
我们现在看唐代,虽然是一千多年,但就是唐代看汉代的距离。
我们现在称汉唐,经常是把它们作为一个时段来看,那么后人看我们,肯定不会把我们和清人的审美思潮分开的。
从我们谈话开始,就没有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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