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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璮是金朝末年,趁蒙古人入侵金国时造反,割据在山东的地方势力,红袄军首领李全的养子。
李全生长在金人的统治地区,也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他的红袄军很有点占山为王的土匪性质,所以很难说这样一个粗人会对汉族文化或对宋朝有什么很深的感情。
李全不过是金朝末年在中原地区趁乱起兵的众多豪强地主中的一员而已,因此他的处世之道就十分功利,反复无常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从李全的履历上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他先是在山东反金,蒙古人大军压境的时候他投靠了蒙古人。
李全对蒙古人的臣服并不可靠,只是在乱世中要取得生存发展的机会,就需要一个强大的后盾而已。
当忽必烈正与阿里不哥相持不下时,中统三年(1262)二月,山东爆发了军阀(当时称为世侯)李璮的武装叛乱。
蒙古人入侵中原时,把投靠他们且拥有重兵的豪强地主们封为世侯,所以李全的职位是世袭的。
但李全没有亲生儿子,养子李璮便承袭父职,成为统治益都行省的一股军阀势力。
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加封他为江淮大都督,使他的身份更为显赫了。
李璮虽然和李全没有血缘关系,可他却和李全一样野心勃勃,具有叛逆“血统”。
忽必烈北征阿里不哥时,拨给了李璮大批的军用物资,要求他出兵助战。
然而李璮却借口防御南宋,拒不出兵。
在李璮的心里有一个愚蠢的念头,认为忽必烈无力两线作战,他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准备叛乱,跟忽必烈很多位高权重的汉族幕僚都取得了联系。
当时他的岳父王文统,任中书平章政事,事后证明他是知道李璮要发动叛变的。
但这些汉族幕僚的态度十分暧昧,既没有说明要参加,也没有出面阻止的实际举动。
这更使得李璮错误地认为只要自己一起兵,就会一呼百应。
为了使自己起兵后取得更多人的支持,他还派人与南宋进行了联系,承诺献出自己在苏北沿海的三座城池,以表诚意。
不过还没有等到南宋政府的答复,李璮就已经起兵了。
1262年2 月22日,李璮在自己的封地山东益都,正式发动叛乱。
忽必烈此时正在蒙古南部的草原指挥军队攻打阿里不哥。
叛乱一开始,忽必烈请重臣姚枢分析目前的形势。
姚枢对忽必烈说:
“假如李璮趁我军现在与阿里不哥交战的机会,率部沿海岸直捣中都,封锁居庸关,将我军阻拦在关外,使我军前后受敌,补给中断,以致人心惶惶,这是他的上策;
而如果他先联合南宋,坚守山东,再出兵不断骚扰我方边境,使我军疲于奔命,这是中策;
要是他出兵济南,想等待山东各地汉族世侯响应支援的话,那必然无人追随,最后作茧自缚而已,这是下策。
”忽必烈听后忧郁地问:
“那李璮会选择哪一种方法呢?
”姚枢回答:
“下策。
”
为什么姚枢可以肯定地回答李璮会出“下策”呢?
其实姚枢所说的上、中、下三策,是从忽必烈利益得失的角度说的。
要是从李璮的角度进行分析的话,就很容易理解李璮为什么要“作茧自缚”了。
出上策确实会给忽必烈以致命的打击,但同时李璮也会远离自己的根据地,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最终的结果很有可能是忽必烈先被阿里不哥击败;
而不久以后,李璮或者也被阿里不哥消灭,或者被其他世侯从后面包抄。
总之无论是哪一种结果李璮都只在为他人做嫁衣而已。
中策对李璮来说是最保险的,就算失败了也可以退到南宋境内,可惜他的性子太急,还没有等到南宋的答复就起兵了,这一条也就根本不可能实行了。
尽管后来南宋派出了由夏贵率领的军队北上,但双方没有达成默契,效果也就不大。
很快南宋的军队被击溃,只留下李璮独自去面对元军了。
这样看来,出兵山东就成为李璮的必然选择。
所以说李璮只能算是个枭雄,而不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家。
李璮叛乱后很快就占领了济南。
他在济南坐等北方汉族武装出兵支援,但很快就失望了。
没多久,北方汉族武装就来了,但却是奉忽必烈的命令,来平定叛乱的。
同年五月,史天泽等率蒙军将济南团团围住,李璮成了瓮中之鳖。
很快城中弹尽粮绝,最后士兵竟靠吃死人肉维持。
济南叛军纷纷从城墙上爬下逃命。
七月城破,李璮想投大明湖自尽,水浅没死成,被俘后,被史天泽斩杀。
李璮之乱后,忽必烈发现了李璮与王文统的往来信件,于是处死了王文统。
尽管这次叛乱只持续了五个月,却影响了元代近百年的统治,直接结果就是元朝民族歧视政策的形成。
元朝的民族歧视,也可以说是民族分化政策,其实并非开始于元朝。
金人统治时期,统治者就规定了女真、渤海、契丹、汉人四种人的顺序。
到了元朝,蒙古人则把这种政策进一步完善扩大。
元朝根据不同的民族和被征服的先后,把全国各族人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
而元朝这一制度正式形成的时间,就在忽必烈统治后期。
点评
不断征服的蒙古人在忽必烈统治时期停鞭勒马,止住了扩张的铁蹄。
为什么不再继续他们征服世界的梦想了呢?
是不愿,还是不能呢?
答案是后者。
在忽必烈称汗前后,蒙古人的军队先后在西方的埃及与东方的日本被击败了。
造成失败的原因并非来自外部的压力,而是缘于内部的力量不足。
这种不足,具体表现为帝国的分裂与帝国自身体制的不够完善。
对于帝国的分裂,这里就不再多说。
忽必烈的大汗身份虽然被各大汗国认可,但他却没有实际的领导权。
实际上各大汗国的各种行为已经不是忽必烈所能控制的了。
因此蒙古也就不可能再云集在一面旗帜下,集中力量去征服任何地方了。
而当蒙古人本身落后的政治体制遇到比他们先进的政治体制时,就显得脆弱无比。
这一点在忽必烈远征日本的战役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蒙古人在这次战役中,组织得极为混乱。
来自不同地区的将领们矛盾不断,不能协调作战,最终导致失败。
尤其是在第二次东征过程中,作为进攻主力的南军迟迟不到战场,这种贻误战机的举动和蒙古人对他们的不信任,与他们自身的反抗意识是分不开的。
总之,当忽必烈坐在一个拥有高度文明的地区进行统治时,他不能将这里的人们团结起来。
尽管,这时的蒙古帝国依旧拥有强大的潜在力量,但蒙古人却无法发挥出来。
因此,蒙古帝国,这台巨大的战争机器停止运行,也就是必然的了。
武宗海山成宗和忽必烈一样,他所册立的太子也先他而去。
1305年6月,成宗在病中册立德寿为皇太子。
只半年,德寿竟先成宗死去。
跟着,仅一年多,成宗也去世了。
成宗去世前,并没有来得及再立皇太子。
这就使忽必烈处心积虑初步解决的汗位问题重新显露了出来,一场觊觎汗位的激烈角逐不可避免。
成宗后期,卜鲁罕干政,与许多回回大臣深相结纳,打算临朝称制。
他与手握重兵,欲以世祖嫡孙的身份争夺皇位的阿难答联手,为共同对付出镇漠北的海山和他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而结为联盟。
当时人称这一冲突为“回邪诪张,势挟中闱”。
争夺大汗位的另一方&
海山兄弟,长年统兵漠北,战功卓著,又是真金嫡孙,因此颇得漠北诸王将领的拥护。
而海山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因喜好汉学,所以也得到了元朝大多士人的青睐。
这样一来海山兄弟在这场争夺中就明显处于优势。
按蒙古旧俗,大汗死后,应由皇后摄政,主持选立新汗的忽里台。
但为防止得到多数拥护的海山得势,卜鲁罕企图控制朝议以达到他的个人野心。
而这种野心被右丞相哈剌哈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遏制住了。
成宗死后,哈剌哈孙立即秘密遣人通知漠北的海山。
然后哈剌哈孙收回了京城百司的所有符印,封在府库内,自己称病在家。
卜鲁罕的内旨一天下达数次,但都被他装聋作哑搪塞过去,不下发任何公文。
这样一来,就使卜鲁罕筹划临朝称制的计划,与皇后集团想以左丞相阿忽台取而代之,控制中书省的目的破产了。
海山接到成宗去世的消息后,本准备立即回朝。
这时他获悉答己与爱育黎拔力八达已经回到大都,于是依仗手中握有重兵,对帝位志在必得,便决定先在和林观望动向。
爱育黎拔力八达到达中都后,得到了朝廷官僚中枢的支持和配合。
他先派李孟装扮成医生与称病的哈剌哈孙取得了联系。
不久,哈剌哈孙诈称海山遣使至京,要阿难答、卜鲁罕、阿忽台等入朝议事,最后将他们一网打尽,全部拘捕。
1307年5月,海山会答己、爱育黎拔力八达于上都,在忽里台大会上就任新汗,是为武宗。
武宗继位后,朝廷中枢用人,差不多都在西北从征的蒙古、色目将领中挑选。
拥立他登基的哈剌哈孙也被调往和林任职,将乞台普济升为中书右丞相,被封为“安吉王”。
武宗感悟到,成宗后期以来,元代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正逐步恶化,所以他开始调整成宗时期的国策。
对于武宗的施政,可以用“惟和惟新”四字概括。
武宗执政的各项措施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他的才能似乎有些不足。
他的“惟和惟新”的政策,其实是想用大量赏赐笼络群臣,发行新钞,实行重利经济,以满足政治上的需要。
这种政策一施行就出现了问题。
武宗主政不久,就开始对诸王大加赏赐,结果赏赐的朝臣还不到一半,两京府储就已用光了。
以后,请赏者仍络绎不绝,财赋不支,武宗只好用滥封爵位的办法作为补偿。
忽必烈时非嫡系子孙从不封一字王。
武宗时,晋封一字王位的人多达十五六人,甚至驸马也给封了一字王。
这一时期朝廷中官吏的数量增多,官职提高,朝纲混乱,名位不清。
有记载说,“天子即位,加恩近臣,佩相印者以百数”。
这一时期,什么道士、僧人、唱戏的名角,只要武宗高兴,都被授予左丞、平章、参政一类的官职。
一时间国公、司徒、丞相满朝都是。
当时人评价说:
“自有国以来,名器之轻,无甚今日。
”选法的混乱必然会促成吏治的紊乱。
朝廷制诏变更无常,地方官吏往往擅自离职,去经营自己的买卖。
朝中正在讨论未决的事情,也经常泄漏到民间,甚至到了诏书的稿子还没写完,“奸民已复群然诵之”的地步。
武宗通过各种途径开辟财源,增加国入。
这一点与传统儒家中的注重节流的观点正好相悖。
儒臣们一直通过各种方式批评和阻挠武宗错误的理财措施,但都毫无效果。
1309年8月,因元钞贬值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武宗下诏立尚书省整顿财务,铸尚书省印,进行财政改革。
可由于尚书省乱发“大银钞”,反而造成了更严重的通货膨胀。
后来改发“至大通宝”,重新进行货币改革,才稳定住局势。
1311年1月,武宗因沉溺酒色,在位还不到四年就死去了,时年三十一岁。
武宗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以武宗册立的储君身份入朝主政,罢尚书省。
武宗的“惟新”政治在推行不到一年半后及时地废止了。
但武宗所遗留下的诸多问题,却给元朝日后的发展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成宗的“守成”1273年,忽必烈依汉制册立真金为皇太子。
但遗憾的是这位皇太子却没能活过他的父亲。
1285年,在一次意外事故中真金皇太子去世了。
在这以后,忽必烈这位苍老的国君再也没有册立太子。
一直到1293年,当他意识到自己的时日可能不多的时候,才把已故皇太子真金的旧印交到这位太子最小的儿子铁穆耳的手上。
但这种举动并不是一个合乎继承法的仪式,仅仅是一个象征着要将帝位授予此人的举动而已。
忽必烈这种不正规的册立方法,无论是在蒙古人,还是在汉人的眼里都是无效的。
按照蒙古人的旧俗,大汗去世后,则将由皇后临朝摄政,再择期举行忽里台大会,由宗室勋旧“协谋推戴”新汗登位。
在这样的过程中,皇后本人的意志就变得十分重要,甚至可以影响到新君的人选。
当年贵由的登基就得到了其母乃马真后的全力支持,以至于撤消了窝阔台生前的已定人选。
察必皇后逝世后,南必被立为皇后。
忽必烈晚年,由于身体的衰老,她在朝中的权势日益增大,大臣们经常看不见大汗,各种事情多由南必皇后转奏。
而南必有一个儿子,名叫铁蔑赤。
因此她是不会轻易同意铁穆耳继承汗位的。
不过忽必烈逝世之前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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