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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稳定了汉人的情绪。
清代皇帝均乐于接受外来文化,康熙、雍正、乾隆更到极致,京城杂居有满、汉、回、蒙、藏等主要民族。
皇帝即有祭祀满族祖先的萨满文化,同时也尊孔、信佛教、藏传佛教,兼有道教、容留善待基督教传教士。
京城名寺古刹多是那个时期修建的。
寺庙的兴盛必定会以它为中心形成文化、商业圈,这就是老北京人津津乐道的庙会。
清时比较有名的庙会有隆福寺、白云观、妙峰山、宣武门外城隍庙、崇文门外关帝庙。
有庙会就有百姓文化,花会充分显示汉人民间喜乐,拜神、购物、观看喜庆热闹的踩高跷、旱船、舞狮、秧歌、杂耍。
逛累了有茶摊和各类小吃。
庙会是北京人精神和物质的寄托,庙会是百姓的宗教活动、娱乐活动、商业活动、民俗活动的集中展示场所。
族人、王爷、汉人、各色民众都会赶庙会。
姑娘、媳妇都趁机走禁锢他们的出四合院,感受社会。
各民族杂居京城,语言并没有因为谁是统治者而改变,相反汉语成了绝对官方文字,清晚期满人甚至不会满语。
语言的交融使京话有许多满族语的影子,例如:
这活干的挺捧。
“挺”表示“很、非常”的意思。
“挺”字就是从满流变而来的,汉语“挺”字是动词,“挺枪拍马杀入阵中”。
北京话又称京片子的发音讲究,“字正腔圆,嘎崩利落脆”,就像炒崩豆。
不管男女老少说出话不能拖泥带水,要一气喝成,那气势就要拿的住人。
老舍先生《正红旗下》说二哥福海“至于北京话呀,他说的是那么漂亮…..”。
要说“京片”都是那么好听吗?
我看不尽然。
笔者有幸听到过末代皇帝溥仪在东京审判法庭作证的录音,皇上的口音怎么像东北口音与河北口音的结合体,仔细考证,不禁释然。
满族人来自东北,皇宫内院的太监大多来自河北,太监与皇上朝夕相处,甚至是皇上语言的启蒙老师,不串味才怪。
市井仿坊间也有变化,外城汉人要比内城旗人轻一些,尤其清代中晚期,宣南地区住着不少南方来的官吏,南方人说京话过于勉强,嘎崩脆就更别提了。
北京是宽容的,不管你来自何方,说着什么样的方言,都会溶于京味文化当中去,以至,多来后最回味的就是北京话的爽脆的余音。
饮食的多元化在京味文化中最为突出,自古至今京城百姓就是吃百味菜,先说小吃,灌肠、炒肝、萨其马是满族食品,驴打滚、密三刀、烤羊肉是回族食品,茶汤、面茶是蒙、藏食品,豆汁、麻豆腐、卤煮火烧是汉人食品。
饭庄也各有派别,沙锅居是满族风味,东来顺是回民馆子,鸿宾楼、东兴楼是山东味。
淮阳居是南味酒楼。
要吃北京地道的饭菜只有上口子找喽。
“口子”是老北京婚丧嫁娶到家操办宴会的厨行称呼,近年京城郊区又见兴起。
二、京味文化的特点
提起京味文化的特点让人们首先想到“北京大爷”,他是豪放、仗义、敢做敢为的代名词,同时他又是浮夸、吹牛、一事无成的代表。
有清一朝旗人不事劳作,吃的是铁杆的庄稼,所有的精神全放在了吃喝玩乐上面了,挣开眼要奔茶馆,逛庙会,聚堂会,提笼架鸟,造就浮夸的性格。
皇宫内院的太监,宫禁之内受尽凌辱,而一旦出来头要扬上去,脖要伸出来。
汉人家境富裕子弟耳曛目染,加之老北京的爷们仗着太子脚下的臣民,骄横之态尽现。
以前有一故事说旗人:
旗人去汉人家赶堂会,临吃饭从腰里拽出一小布口袋老米,张口对主人说道“给我蒸上,别的米吃不惯”。
意思是说“我是吃皇粮的”(老米是专供八旗的俸粮)要的是这“派”。
另一故事:
有太监去参加堂会,本家照例拿菜单子让点,太监皱眉摇头,全不合口味。
本家说了,您赏脸点个什么,于是太监故意乱点个菜单上没有的,本家赶紧操办。
菜不是为吃,是要有大爷“派”。
老北京旗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是什么?
一是:
祭祀,二是:
行礼。
清代满人、汉人信仰众多,满人的“撒满”,汉人的儒、释、道,藏族的藏佛教还有回回教。
旗人几乎五天一小祭,十天一大祭。
京城皇家有祭天的天坛,祭地的地坛,祭四时的先农坛,随皇上祭祀完毕,回家还要祭家庙,祖宗牌位,煮肉祭“萨满”。
祭“萨满”就要煮肉,肉熟后要广邀亲朋好友分而食尽,吃的越多主人越高兴,这种仪式也增进了满人的宗族关系。
汉人祭祀讲究也不少,过年要祭灶;
要接神,祭财神,祭祖,名目繁多。
老北京礼多,多到什么程度,早上起来到父母房问安,上茶馆向所有人问安,路上走着也随时向熟人问安。
旗人问安要甩袖垂肩,左腿前弓,右脚后拖。
称呼上绝对往上叫,如;
遇着家里行三的,叫三爷,行四,叫四爷。
稍亲热叫:
张三哥、李四哥。
以至于外省人嘲笑道:
高的叫高三哥,矮的叫矮三哥,不高不矮叫横三哥。
讲礼先要讲面,北京人没什么不能没面,面子是天大的事,出门探亲访友必定穿上最后的衣裳,再手紧也要带三斤果子,遮个羞脸,就怕让人瞧低了。
逢红白喜事必搭棚大办,亲朋好友呼啸而至,非如此不算有面子。
老北京话好听,好听在“字正腔圆,嘎崩利落”,语言丰富,许多词向句只有北京人才能明白他做意思,“撂挑子”、“奔西了”、“姥姥”、“颠了”。
北京话不是普通话,“儿”话音是京话特征,专家学者、相声、小品不断描述加重“儿”话音,其是北京人是在不经意间带出“儿”话,该重的时候重,该轻的时候几乎不见。
北京话里俚语俏皮幽默,歇后语就更是丰富多彩,到底有多少歇后语谁也说清,京城老少聊天、吵架都能脱口而出。
罗锅子上山——前(钱)紧
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
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老太太摸电门——抖起来了
瞎子磨刀——豁出去了
纸糊的驴——大嗓门
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
屎壳螂掉进泔水桶——足吃足喝
狗鼻子插大葱——装象
老太太的缠脚布——又臭又长
当然,歇后语也存在着许多不健康的东西,比如:
澡堂子的伙计——什么样的家伙没见过,打磨厂的大夫——懂得冒,看到小媳妇从街南面过,街边闲汉就有人说:
东西的河——南北桥(瞧),提醒其他人看小媳妇,北京人的油滑无赖之态尽现。
京味文人文化的发祥与延伸首推宣南地区,有清以来,清人占据北京,汉人被迫迁出城区,同时在朝为官的汉人和以江浙为主的刀笔吏纷纷选择居住在宣南,他东起前门,西至会城门,众多文化精英造就宣南思想、宣南是北京文化的重要地区,孔尚任、朱彝尊、查士行、顾炎武、王士祯都与宣南结下不解之缘。
宣南有众多的各省会馆、官吏的大宅门、京剧名角宅邸、延绵百年的老字号。
造就个许多别样的习俗。
吾民吾土承载着宣南文化中心厚重,代表着二百余年汉文化的交溶和发展。
三、会馆文化
会馆如同现在各地的驻京办事外,联络同乡,聊解思乡之苦,给同乡提供就业指南,暂时性的居住,举子进京大考提供食宿,拜老师。
许多名噪一时的人物都佳过会馆,也与会馆结下不解渊缘。
据专家统计,解放前北京有会馆380多家,宣武区占70%之巨,较有名气的有广东、广西、河南、湖南、湖北、各省、县均有会馆。
会馆象一股春风给沉闷的京城带活力,各地乃至西方先进的思想在此汇集,清未“公车上书”轰动朝野,帝后之争最后以六君子血染菜市口刑场而告终。
谭嗣同住湖南浏阳会馆,就义前在狱中墙上写道: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康广人住南海会馆,杨深秀住山西闻喜会馆,扬锐、刘光第住四川会馆,林旭住福建会馆。
北京最早的一份报纸《中外纪闻》就是康有为、梁启超在南海会馆创办的,两天印一册,十多页。
报纸介绍国内外见闻形势,宣传维新。
据考证《中外纪闻》传递就是靠会馆运转,报纸印好后,分发给来往的客商和举子,由他们带到各省。
*的先驱李大刽、陈独秀曾住过安徽泾县会馆,并主笔“每周评论”。
甚至鲁迅初到京城也选择宣南绍兴会馆居住,并写出了著名的《阿Q正转》。
四、官吏文化
明未清初,宣南地区就坐落着多所巨宅,学者孙承泽的故宅现址在琉璃厂古玩商铺,依稀还有花园的影子,还有梁家花园、怡园、寄园。
明嘉靖任兵部员外郎的杨继盛故居在达智桥胡同,杨曾两泛上疏弹核严嵩父子,被罗罪入狱,后严嵩父子处极刑,杨继盛复出。
清代他的故居松筠庵改为祭祀他的祠堂,文人常在此吟诗作赋。
清代至民国,住过宣南的官吏不胜枚举,纪晓兰任编修时所居住的阅微草堂至今仍在,改为“晋阳饭庄”。
著名诗人兼戏剧家李渔在靠近下栅栏的地方建了个小花园,取名“芥子园”并在此完成《芥子园画谱》,至今流传不衰。
曾国潘道光二十年进京,居住于宣南,大部分活动也在宣南。
大文人龚自珍在京任职时主要以宣南为活动中心,中国近代叱咤风云的人物梁启超,梁思成之父在北京一直住在宣南。
五、市井文华
宣南最东边就是京城赫赫有名的大栅栏和天桥。
旧北京形容繁华的顺口溜叫,“东单、西单、鼓楼前,这个前指的是前门外的大栅栏和天桥。
清晚期以后大栅栏聚集着亿兆商场、天福号、天成斋鞋店、丰泽园餐馆、翠华楼等一大批新老字号,里面的珠宝市更是全国闻名,达官贵人选购珠宝必到珠宝街。
再往里走八大胡同到了,以百顺胡同、胭脂胡同、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纱帽胡同、陕西巷、皮条胡、韩家潭组成的八条胡同,是京城最大的妓院地区,每日里灯红酒绿,嫖客如云。
士大夫、商贾以游八大胡同为美谈,各色妓女争相斗艳,真可谓: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岸尤唱后庭花。
赛金花和小凤仙算是娼妓中楚翘之辈。
赛金花在庚子之变时周旋于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左右,将商家土豆卖给红毛子,换来大米和银元。
小凤仙结识蔡锷将军,迷惑袁士凯,让其误以蔡锷沉溺烟花柳巷,无心反袁,最终小凤仙协助蔡锷出京回籍,投入到共合的道路上来。
往南一溜达就到天桥,北京人百姓最热衷逛天桥,不在于买什么,也不在于看什,一个逛字涵盖所有情愫。
有许许多多民间艺人,有名的八大怪,撂地摊说书的艺人,变戏法,绝对是真本事,让人叫绝。
天桥有不胜枚举的各色小吃,还有穷人能买的起的日用百货,如果你身上只有几枚大子也能在天桥逛上一整天。
有钱人也愿来天桥,饭庄酒肆,捧不尽的角。
评剧艺术家新凤霞在《我叫新凤霞》回忆录中写道:
“天桥虽然穷人多,可是个养艺人的地方。
是劳动人民开心娱乐的地方,小饭铺、小茶馆可多了,地摊卖货,好的生意作完了也要玩玩,去小酒铺喝上一蛊,也是开心!
一位拉黄包车的劳动壮汉,拿着小锡酒壶,吃一粒花生米喝一口酒,也挺香呵!
虽然穷,也可以穷开心”。
短短数语写尽了京城底层百姓的悲苦,百姓的隐忍、豁达。
此时的文化是中国的缩影,几千年礼仪文明和先进思想对撞期,沉闷的封建文化和新思潮共存期。
北京人就象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里描写的祁家人,要么追求大雅,雅到不问世事,要么大俗,俗到全无心肝的地步。
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在北京中心燃烧起来,“破四旧,树新风”,全体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到了仇视的地步。
京味文化再度遭重创,绵延千年的礼仪被视为四旧,儒、释、道视为毒瘤,全盘否定。
从那年代过来的人回忆:
谁家要有大瓷掸瓶,悄悄把包子包上砸碎,都不敢让邻居们听见,天黑后把瓷片装包里,顺马路走,隔一段扔一片,都不敢扔到垃圾桶……。
北京居民从精神到物质彻底颠覆。
最后一次也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就最近20年,北京全面与国际大都市接轨,新兴的CDB、金融街、报业街。
旧城传统的空间轮廓线迅速消失,以前遍布京城的四合院如今成为珍惜物。
据统计京城胡同还剩400余条,解放初年近万条,随着胡同的消失,北京彻底屈服于人们物欲的膨胀。
站在朝阳区大街上,路边矗立着一栋挨一拣的写字楼、高挡公寓,如果不是迎面而来的游商小贩,恍若他乡,老北京的影子一丝也不复存在。
如果物质的丢失只是他的表象,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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