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炸弹国家为何提供敏感性核援助颜琳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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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马修·
克罗尼格,美国乔治敦大学助理教授。
(华盛顿特区邮编:
20057)
【译者】颜琳,外交学院2009级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北京邮编:
10037)
核扩散被广泛地认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政治家、决策者以及学者担忧,有核能力的国家(nuclear-capablestates)可能向其他国家或恐怖分子网络提供敏感性核援助,引发核武器扩散。
经验性记录(empiricalrecord)为该担忧提供了证明。
就我们所知,国家虽然未向恐怖分子提供敏感性核援助,但向其他国家多次转让敏感性核原料与核技术。
1959-1965年,法国向以色列提供了敏感性核援助,而仅在法国核援助结束的两年之后,以色列被认为研制了第一件核武器。
一国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的故事既不罕见,也非限定于遥远的过去。
最近,1978-2002年,巴基斯坦在巴基斯坦核科学家阿卜杜勒·
卡迪尔·
汗(A.Q.Khan)的帮助下,向伊朗、利比亚和北朝鲜扩散敏感性核技术与核原料。
自2002年该合作结束以来,利比亚同意放弃其核项目,但北朝鲜已经试验了第一件核装置,而伊朗正在核能力建设上取得了稳步的进步。
事实上,这是令人费解的,即国家将转让核原料与核技术来帮助其他国家获取世界上最具破坏性的核武器,而这些武器可能在未来威胁到核供应国的生存。
这就提出了一个有关核供应国动机的有趣问题。
国家为何向无核国家提供敏感性核援助,尤其是帮助他国获取核武器呢?
学者已经解释了国家为何追求核武器,常规军售的原因与后果,核扩散对战争与核危机行为可能性的影响,但还没有检验核扩散的核供应国一方。
笔者描述了一个简单的核扩散差异效应(differentialeffects)逻辑,该逻辑是以核威慑研究文献为基础。
笔者认为核武器扩散对相对强大的国家比对相对弱小的国家更具威胁。
从该基本观点出发,笔者推导出国家在何种条件下将越多或越少可能提供敏感性核援助的三个假设。
一,一国相对于一个潜在核接收国越强大,其将越不可能提供敏感性核援助。
二,国家更可能向与之有着共同敌人的国家提供敏感性核援助。
三,国家对超级大国压力的脆弱性越低,越可能提供敏感性核援助。
基于国际转让敏感性核原料与核技术的最新数据,笔者发现该数据支持了战略核扩散理论。
经济动机决定敏感性核援助的这一观点并没有获得数据支持。
笔者还发现一些经验性依据,即国际制度中的成员国身份塑造了核供应国的行为。
集中研究核扩散的核供应国一方,本文为核武器扩散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路径。
现有理论研究文献过多地关注核扩散的需求国,并彻底地检验了导致国家追求或放弃核武器项目的因素。
了解国家为何需要核武器是重要的,但是需求国路径仅仅描绘了核扩散图景的一部分。
当需求国企图发展核武器时,其他国家采取了旨在帮助或阻碍需求国的行动。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核武器扩散的方式和原因,了解核扩散核供应国一方是有必要的。
本文为敏感性核援助的原因提供了首个理论解释与经验验证。
一、解释核扩散与军备出口
大量核扩散文献已彻底地解释了国家为何追求或放弃核武器项目。
近年来,有学者通过对新数据库进行统计分析以推进我们对核扩散原因的理解。
然而,与本文的分析不同,上述研究并未探讨国家为何援助他国的核项目。
个案研究已记录了国家核武器项目的发展,包括敏感性核转让的案例,但该个案并未从一个跨国的或理论的视角得以分析。
常规军事的研究已检验军事转让对地区稳定的影响,以及特定供应国中常规军备出口的原因。
例如,布兰顿研究了民主、人权与美国军售之间的关联,富尔曼检验了美国对军民两用物品(dual-usecommodities)的出口可能被用于合法的民用设施(civilianapplications)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唐纳森夫妇解释了2001年俄中军事合作协定。
但是,上述文献没有从整个供应国范畴系统地分析常规军事援助的原因,或检验敏感性核援助这一具体问题。
核扩散后果的文献已探讨了核武器是如何影响危机行为,讨论了核扩散对国际体系稳定的影响。
核威慑理论家认为,出于对核报复的恐惧国家将不愿使用军事力量来打击拥有核装备的国家。
美国对外政策的研究一致同意,当对手拥有核武器时,美国将更有可能在与对手(adversaries)的对抗中让步。
基于核威慑理论家的视角,“核扩散乐观主义者”认为核武器扩散实质上导致了更多的国际稳定,因为核武器制止了军事侵犯。
“核扩散悲观主义者”认为核扩散降低了国际稳定,因为更多的国家拥有更多的核武器增加了预防性战争、危机不稳定性以及突发性核爆炸的可能性。
然而,学者们没有解释国家为何提供敏感性核援助,或明确地提出一个国家为何对其他国家核扩散行为有着不同的反应。
还有人已提出有些国家为何比其他国家更激烈地反对核扩散的解释。
派拉特和科斯特认为,已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应比无核国家更可能采取一种反对核武器扩散的强硬姿态,因为他们在限制核俱乐部规模以最大化其核武器拥有的相对优势方面存在利益关切。
另一些学者以及许多记者与政策分析人员,把有关核扩散议题的国家行为归因于经济动机。
按照经济逻辑推理,国家将不可能采取阻止核扩散的措施,尤其当这样做与其经济利益相悖时。
在特定环境下,国家甚至可能出口敏感性核原料与核技术以寻求经济利益。
然而,与上述文献的分析不同,这些学者求助的是核武器的拥有或经济激励,而不是常规军事力量,作为解开扩散偏好的关键。
二战略核扩散理论
基于核威慑文献,笔者提炼出核扩散对不同水平常规军事力量的国家有着差异效应的意义。
从该视角出发,笔者发展出一种新的战略核扩散理论及其三个假设,用来分析敏感性核援助这一具体问题。
核威慑理论认为,核武器制止了国家使用大规模常规军事力量去追求其国家利益。
如果这是正确的,我们预计核武器扩散对选择使用常规军事力量的国家最为不利。
当该特定国家获得了核武器时,相对于某一特定国家拥有投放常规军事力量能力的国家会丧失更多。
笔者将某一特定国家相对于另一特定国家投放军事力量的能力界定为一国在另一国领土上进行全面的、常规的、地面战争的能力。
同样,笔者将相对强大的国家界定为相对于另一国拥有更强投放军事力量能力的国家。
相对弱小的国家是缺乏军事力量投放能力的国家。
简而言之,当一个新的国家获得核武器时,战略成本会不成比例地由相对于该国曾享有投放常规军事力量能力的国家来承担。
能够更好地运用其常规军事力量打击某一特定国家的国家应激烈地反对对该国的核扩散,因为核扩散将遏制其常规军事力量。
例如,美国通常反对对其他国家的核扩散,因为这限制了其军事行动自由。
另一方面,当核武器扩散至某一特定国家时,不能使用常规军事力量打击该国的国家并不会招致如此多的战略成本,且将不可能竭力地反对对该国的核扩散。
巴基斯坦前驻美大使、前陆军参谋长(formerchiefofthearmystaff)杰汗吉尔·
卡拉麦特(JehangirKaramat)认为:
“北朝鲜的核能力并不会直接威胁到我们。
”将该逻辑运用至敏感性核援助问题,我们推导出假设1:
一国相对于潜在核接收国越强大,其越不可能向后者提供敏感性核援助。
但是,相对实力与敏感性核援助之间的反向关系也是可能的。
相对强大的国家,由于其能更好地防御或制止一场核攻击,且更少地受到核扩散的威胁,因此,更有可能提供敏感性核援助。
但是,这个对立的假设基于该前提条件,即有核能力的核供应国相信核接收国将可能使用核武器,并不仅是制止外国入侵,而是发动一场核攻击。
该前提条件与许多核武器文献的关系紧张,后者认为核武器在制止外国入侵上是有效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强制和作战工具。
这仍是一个在理论范畴不能完全解决,在经验分析中将进一步评估的问题。
既然核扩散使相对强大的国家必须承担成本,其他国家可能在特定条件下真正地欢迎核武器扩散。
核武器扩散可能对国家是有利的,当它对其他敌对国家(rivalstates)强加战略成本时。
运用敏感性核援助问题,我们应预计核供应国能够通过敏感性核援助以向其敌对国家强加战略成本。
例如,1959年至1965年,法国向以色列——埃及的核心敌对国——提供敏感性核援助,以遏制埃及在中东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
敏感性核援助能够对一个敌对国家强加战略成本,该逻辑导出假设2:
国家更有可能向与其共有一个共同敌人的国家提供敏感性核援助。
因核扩散而处于最不利地位的国家倾向于防止核扩散。
核扩散的差异效应招致了超级大国的干预。
当核扩散在国际体系内任何地方发生,超级大国——拥有全球军事力量投放能力的国家——的战略地位遭受了损害。
因此,超级大国特别地反对核扩散,并试图建立一个霸权下的核不扩散秩序以防止核武器扩散。
超级大国主导建立了核不扩散机制的多边制度,包括《核武器不扩散条约》(NPT)、核供应国集团(theNuclearSuppliersGroup,NSG)。
此外,在核扩散个案中,通常是超级大国处于最重要的位置,使用一揽子的胡萝卜与大棒政策来扭转核武器扩散的趋势。
超级大国运用其权力与影响力来劝阻其他国家出口敏感性核技术。
超级大国在引入核克制方面的成功取决于潜在核供应国对超级大国压力的脆弱性。
依赖于超级大国提供其自身安全的国家更有可能判断,危害与超级大国庇护者(superpowerpatron)关系的潜在成本超过提供敏感性核援助的潜在收益。
例如,阿根廷与美国之间有一个正式的防御协定,其迫于美国的压力,于1985年取消了一项对利比亚拟出售的钚回收技术(aproposedsaleofplutoniumreprocessingtechnology)。
另一方面,更少依赖于超级大国庇护者的国家更有可能提供敏感性核援助,尽管超级大国反对。
该逻辑推导出假设3:
依赖于超级大国庇护者的国家更不可能提供敏感性核援助。
对战略核扩散三个假设最强大的挑战是:
经济激励驱动国家提供敏感性核援助。
因此,笔者对一系列广泛的经济因素进行了控制。
学者认为,北朝鲜的经济落后与低经济增长率可能促使平壤转让敏感性核援助以挣取急需的硬通货。
其他学者认为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糟糕的经济条件可能刺激莫斯科向德黑兰出口民用核设施。
该逻辑证明了两个假设。
一,越不发达的国家越有可能提供敏感性核援助。
因此,在潜在的核供应国中,更低水平的经济发展可能伴随着更高的出口敏感性核技术与核原料的倾向。
二,遭受低经济增长率的国家更有可能采取极端措施,例如出口敏感性核技术与核原料,以改善其经济状况。
还有其他潜在的对敏感性核援助类型的经济解释。
学者认为,对国际经济体系开放的国家更不可能寻求发展核武器,因为他们不愿进行争议性的外交政策而使国际贸易与投资承担风险。
相应地,对国际经济开放的国家更不可能提供敏感性核援助,以避免危害其国际经济关系。
与之相反,杰布科与韦伯认为出于对国际贸易的依赖,法国比其他国家更可能出口民用核技术。
因此,我们可能预计,对国际经济越开放的国家越可能提供敏感性核援助。
布兰顿已发现,美国更可能向与其有着紧密贸易关系的国家出口常规军事武器。
相似地,依赖于特定贸易伙伴的国家更可能向贸易伙伴提供敏感性核援助,以避免损害重要的贸易关系。
三、敏感性核援助数据
为验证战略性核援助理论,笔者建立了一个原始的敏感性核援助的数据库。
该数据库包括了1951-2000年国际体系中所有有能力的核供应国与潜在的核接收国双重的年度信息。
有能力的核供应国是向他国可靠地转让敏感性核原料与核技术的国家。
国家被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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