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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膛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
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
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
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袁崇焕死于“磔”刑,一种将肢体分裂的残酷刑罚。
明思宗朱由检(年号崇祯)之所以对袁崇焕施以如此酷刑,理由列了一大堆,但核心罪名只有一个:
通敌。
敌即后金,明帝国晚期最危险的敌人。
在朱由检看来,正是袁崇焕的阴谋,导致后金军队长驱直入,直抵北京城下,差点把自己提前变成亡国之君。
袁崇焕果真通敌卖国么?
几百年来,此一问题争议不断,围绕着对袁崇焕的评价,形成截然相反的两个集团。
一方认为他死得冤枉,另一方则说其万死不赦。
直至今日,各色人等依然为此争吵不已,甚至不惜大骂出口。
纷纷扰攘之下,要想解开其中疑惑,须从山海关外的一座小城宁远说起。
(宁远之晨)进京与出关袁崇焕能和宁远联系在一起,多少要拜莫测命运的安排。
因为他原本在福建邵武(今福建省邵武市)任知县,芝麻大的官,而且离京师万里之遥,似乎根本没有机会和辽东抗后金前线的宁远发生关系。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622年,即明熹宗朱由校(年号天启)登基的第二年,袁崇焕到北京接受朝廷的政绩考核。
他的成绩不错,而且大概还对当时紧张万分的辽东战局提出了不少建议,因此受到御史侯恂的青睐,遂奏请皇帝破格擢升袁崇焕为兵部职方主事。
侯恂即明代著名才子侯方域之父,东林党人。
1622年前后,明朝发生了两件影响深远的大事。
第一件事:
宦官魏忠贤得势。
1620年10月底,朱由校即位仅仅一个月,就把魏忠贤从一个无足轻重的职位提拔至司礼监秉笔太监。
司礼监系明太祖朱元璋时所设,其职权原本不过是掌管宫廷礼仪,但经过多年的发展,至17世纪初,它的权力已经得到巨大提升,堪比宰相。
魏忠贤这一番凌空跳跃,使他在此后近八年的岁月中权势熏天,深刻影响了明朝的政治形势。
袁崇焕当然也无可避免地要受到这一影响的冲击。
第二件事:
明朝军队在辽东遭遇到了后金军队的第三次重创。
第一次重创是在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后金以少胜多,斩杀明军将卒四万多人,并攻陷了开原和铁岭,明朝举国震惊;
第二次是在1621年,后金军队在是年5月先后攻陷了明朝的战略城市沈阳和辽阳,将辽河以东的土地从明军手中尽数夺走;
第三次则是在1622年春天,辽东巡抚王化贞不顾辽东经略熊廷弼的竭力劝阻,贸然出击迎战后金,结果惨败于广宁(今辽宁北镇)。
广宁失陷,王化贞仓惶南奔,熊廷弼手无兵权,只好以剩下的军队护送关外难民撤入山海关。
作为天启朝(1621~1627年)最优秀的军事统帅,熊廷弼早在1619年就被任命为明朝在东北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官——辽东经略。
他是在“萨尔浒之战”后临危受命的,上任之后,他立即整顿军纪、修城筑堡、安定民心,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熊廷弼采取的基本战略方针是以守为主,绝不轻易出兵,避免与擅长野战的后金军队发生大规模战斗。
应该说,在明军当时的情况下,这是最明智的策略,所以将近一年时间,后金军队都不敢轻易进犯。
(祖氏牌坊)但是一向直率的熊廷弼也因为这一战略方针遭到朝中反对者的诋毁,他们向皇帝进言,说熊廷弼胆小怯懦,不敢进兵。
熊廷弼无奈,只好自动请辞,取代他的是一个名叫袁应泰的文官。
袁应泰是个不错的官员,但在军事经验上却严重缺乏,这导致他在1621年的5月接连丢掉了沈阳和辽阳,最后自缢身亡。
沈阳和辽阳的沦陷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事件,北京宣布戒严,朝廷几乎陷入崩溃的状态。
7月,熊廷弼在呼唤和反对的激烈声浪中再次被任命为辽东经略,赶赴山海关上任。
这一次,他打算继续执行自己以守为主的战略方针,但他惊讶地发现,自己身为地方最高军事长官,手中却只有区区数千兵力,而辽东巡抚王化贞却手握重兵六万,跃跃欲试,扬言主动出击,一举荡平后金。
熊廷弼坚决反对王化贞的策略,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因为朝廷被失败的耻辱淹没已久,他们迫切想要得到前方胜利的消息。
结果却正如前面所说,王化贞的六万大军在1622年的春天被后金一击而溃,明朝的防线再次向南退缩。
熊廷弼成为第三次溃败的牺牲品,他被捕入狱,并在三年后的1625年被杀,“传首九边”。
而王化贞虽然也被关进了监狱,却神奇地一直活到了1632年,原因是许多高官接受了他的贿赂,纷纷为他说话,其中应该有魏忠贤。
熊廷弼和魏忠贤,作为天启朝两股势力的代表,将在此后的岁月中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袁崇焕的命运。
但在1622年之初,袁崇焕无从预料这一切。
那时,他三十八岁,正值人生壮年,恰巧又被破格提升,春风得意,踌躇满志,满怀着对皇帝的感恩之情,时刻准备着为国家献出生命。
就在广宁失陷的消息传来不久,袁崇焕忽然神秘地消失了,这让他的同事和家人惊讶不已。
数日之后,当他风尘仆仆回到京城,大家才知道原来他单人匹马赶赴山海关,去察看关内外形势去了。
这次单独行动,遭到袁崇焕日后的同僚王在晋的奚落:
“其去不奉旨,不辞朝,鲁莽如此,可用当关否?
”王在晋之所以如此批评袁崇焕,不仅因为袁崇焕的行为不合体统,更因为他一还朝就口出狂言:
“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
”这一句话,将袁崇焕性格中张扬和自负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但必须承认,一个刚从偏僻外省调来的位卑言轻的小官,要想在公卿满街走的京师受到关注,张扬的确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他随即再获提拔,被擢升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
从此以后,袁崇焕的命运开始与抗击后金的战事紧密联系在一起。
出发前往山海关之前,袁崇焕曾经拜谒过熊廷弼,那时熊廷弼尚未入狱,处于罢职听勘的状态。
熊廷弼问袁崇焕:
“操何策以往?
”袁崇焕答曰:
“主守而后战。
”熊廷弼感到十分欣慰。
这次会面,二人相谈甚欢,袁崇焕倍感鼓舞,在一首题为《边中送别》的诗中,他抒发了自己的满腔豪情:
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
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
策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
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
如果他能穿越时空,看到三年后熊廷弼的凄惨下场,以及自己八年后几乎完全相同的结局,是否还会留下“何用安危问去留”的豪言?
1622年的春天,山海关外,袁崇焕的脚步逐渐接近了一片蛮荒的宁远。
(晨光里遛狗的老人)宁远何以必守?
熊廷弼被革职以后,辽东经略换成了王在晋。
尽管很多年以后,王在晋在自己所写的《三朝辽事实录》中对袁崇焕多有恶评,但在1622年,他却对这个雄心勃勃的下属十分看重,不久就提请擢升袁崇焕为宁前兵备佥事。
出乎王在晋意料的是,袁崇焕似乎并不买他的帐,在一些问题上常常与自己作对。
其中双方矛盾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主守何处。
王在晋认为明军在关外已不能有所作为,因此力主据守山海关。
而且为了增加山海关的可靠性,他又奏请在关外八里之处加筑一座重城。
按照王在晋的计划,这项浩大的工程需要花费白银一百万两。
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而整个天启朝的大多时候,明帝国的经济状况都不如人意。
从外部环境来说,美洲大陆白银出口急速下降,已经严重阻滞了明朝的经济发展;
而国内更是一团糟,各地频发的战乱以及官僚机构日益严重的腐败,早已把经济和社会拖入了混乱的泥沼。
在这种情况下,王在晋的筑城计划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广泛质疑。
但袁崇焕之所以反对这个计划,另有其他考虑。
当时,宁远之北有十三山(今辽宁锦县东)难民约十余万被后金围困,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袁崇焕认为,“将五千人驻宁远,以壮十三山势,别遣骁将救之。
宁远去山(即山海关)二百里,便则进据锦州,否则退守宁远,奈何委十万人置度外?
”在袁崇焕看来,驻守宁远,至少有三个好处:
救援十三山难民,伺机进占锦州,当然最重要的是避免山海关直接面对后金的冲击。
宁远,即今辽宁省兴城市,辽宁南部一个著名的海滨旅游胜地。
兴城依山傍海,是连接东北与华北地区的交通要塞。
后金大军要想从沈阳直扑北京,兴城乃必经之途。
当然,他们也可以绕道西行,横穿辽宁西北,进入内蒙境内,再从内蒙折向西南,进逼北京,只不过这是一条过于遥远而曲折的道路。
因此,袁崇焕力主守宁远,可谓颇具战略眼光。
但眼光归眼光,在处事的方法上,袁崇焕并非没有问题。
他见自己反对无效,遂直接将意见报告给了当朝首辅叶向高。
此事一经传出,袁崇焕与王在晋的矛盾遂致不可收拾。
此后,大学士孙承宗自请出边考察,否决了王在晋的计划,并奏请皇帝,免去王在晋辽东经略的职务。
孙承宗综合各方意见,加之亲历考察,决定采纳袁崇焕等人的建议,力守宁远。
(兴城中心的鼓楼)今日到兴城旅行的人,一定会登上宁远古城,俯瞰城中风景。
从规模而言,这座城并不大,即便绕城一周,需时也不过四五十分钟,但它却是国内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几座古城之一,四面城墙、瓮城以及城中心的鼓楼都基本完好;
城墙上,经年风雨侵蚀后留下的痕迹和偶尔随风摇摆的荒草提示游人,在茫茫渤海之滨,古城已经度过久远的岁月。
但袁崇焕初抵此地,所见到的宁远却是一番凄凉景象。
据兴城县志记载,“兴城”之名虽然早在辽代就已出现,但“宁远”的命名却已迟至1428年(明宣德三年),当时总兵巫凯和都御史包怀德上书请求在此地设“卫”,皇帝赐名曰“宁远”。
这个宁远卫城呈正方形,有四门,周长七里八步,不过一个方寸之地。
17世纪20年代初,由于地震等自然灾害以及后金军队的不断南侵,宁远卫城坍塌荒败,实际上已徒有虚名。
1623年秋天,当孙承宗获得皇帝的赞许,以辽东经略的身份开始积极经营宁远防线时,袁崇焕随即得到了重用。
孙承宗很喜欢袁崇焕,一则是袁崇焕在安抚军民、整饬边备方面功绩显著,再则是袁崇焕表现出了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心,当时大多数朝廷官员都视关外为死地,费尽心机逃避出关,袁崇焕却抱着必死之心,强烈要求到宁远服役。
修筑宁远的计划提上了日程。
起初,孙承宗将筑城的任务交给了祖大寿。
祖大寿是宁远本地人,系明晚期一员名将。
但他不相信朝廷真的会坚守宁远,所以执行不力,不过对付而已。
及至袁崇焕抵宁远,宁远才仅仅修筑了不到十分之一,而且疏薄不合规范。
袁崇焕立即制定了新的筑城规制:
“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
”在袁崇焕严格的要求和监督之下,越明年,宁远筑成,遂成关外重镇。
应该说,无论孙承宗还是袁崇焕,在此时都算是幸运的,因为后金在击破王化贞之后,将近四年的时光,一直没有大规模南下。
宁远的威慑自然是其中一个原因,而更大的原因是后金食物短缺、后方时有内乱,以及明将毛文龙从东边朝鲜边境偶尔发起的袭扰。
孙承宗和他的部下充分利用这几年难得的好时光,广召辽人返回故土,垦荒屯田,在废墟上重建家园;
同时鼓励工商,充实民力,储积军备,硬生生将宁远打造成了关外蛮荒的一方乐土。
当宁远巩固之后,明军的防线再次向北推进二百余里,至1625年夏天,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全部收回到明军管辖之内,各城也渐次修复完善。
至此,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基本形成。
正当一切蒸蒸日上之时,变故再次发生。
1625秋天,由于魏忠贤的诋毁,孙承宗去职。
这是一个酝酿已久的阴谋——魏忠贤在1624年2月被任命为东厂提督之后,即开始疯狂打击他在朝中的敌人,其核心目标即是“东林党人”。
1625年,大批正直朝臣被残酷迫害至死,坚定的东林党支持者孙承宗自然也在打击之列,他没有丢掉性命已算幸运之至。
大恐怖之下,东北前线顿时陷入混乱。
1625年底,受魏忠贤支持的兵部尚书高第成为辽东经略,此人一上任,即搬出与此前王在晋一样的观点,认为关外必不可守,下令尽撤锦州、右屯诸城守具,将士全部退回关内。
这个愚蠢的决策令袁崇焕目瞪口呆,他数次力争不要退兵,不料反倒惹恼了高第,他下令将宁远驻军一并撤回。
袁崇焕慨然曰:
“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
”大撤退无可挽回地实施了。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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